【記者丁盈瑄綜合報導】「我會站在最前線處理野生動物的案件。」辛巴威大學（University of Zimbabwe, UZ）學生穆永加．庫瓦雷加（Munyonga Kuvarega），堅定地表明他對野生動物保育的決心。五年前，一群來自辛巴威大學的學生與當地多位處理動物保育案件的律師攜手投身於「為野生動物發聲」（Speak Out For Animals, SOFA）非營利組織，擔起保護非洲野生動物的使命。「動物不會說話，但我們可以！」這是SOFA創辦人兼講師埃弗．維姆拜．奇諾達（Ever Vimbai Chinoda）在創立組織時提出的信念。2015年的一起美國獵人非法槍擊「辛巴威獅子塞西爾」（Cecil the Lion）事件，啟發了奇諾達創立SOFA，期望以法律成為野生動物的代言者，捍衛野生動物的權益。SOFA辛巴威大學分會主席，也是農業學系動物科學組學生的貝弗利．庫扎伊什．庫佩塔（Beverly Kudzaishe Kupeta）提及，SOFA讓他擺脫對女性從事動物保育工作的歧視，「參加SOFA讓身為女性的我可以為野生動物而戰，更讓家人看見和支持我對動物的熱愛。」「非洲野生動物正面臨盜獵、黑市動物貿易，還有乾旱⋯⋯」奇諾達指出，隨著非洲人口增加，南部乾旱使牧草供應減少，迫使牧民進入野生動物區域，加劇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人類可以建造屬於自己的住處，但動物無法。庫瓦雷加期盼地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幫野生動物成立一個安心的家。」他希望用法律的力量，為野生動物設立國家公園、保護區、庇護所等。SOFA辛巴威大學分會與國際動物福利基金會（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IFAW）合作，於2021年推出野生動物法律課程（Wildlife Law Module），並推動商法學院於2024年設立野生動物法律的碩士課程。「雖然法院可以逮捕狩獵者保護野生動物，但我們需要大眾不僅是旁觀，要一起邁出實際的一步。」庫瓦雷加表示，他們提倡透過培育更多動物法律專業人才，建立有效保護野生動物的法律體系。 SOFA辛巴威大學分會與國際動物福利基金會合作，在校園提倡動物保護議題，增加學生對於動物保護法律的認識。 圖／截自國際動物福利基金會網站SOFA不僅在校園中發揮影響力，更深入當地社區。在辛巴威，部分村落一直有著狩獵養活家人的習俗，但隨著村落有學生加入SOFA，他們逐漸認識到狩獵動物的殘酷，紛紛放下過去的行為。「我們成功讓150名檢察官、法官，了解訂立野生動物法律的必要性。」奇諾達透露，他們希望法律界會因SOFA影響的司法人員而產生變革，讓野生動物受到法律保護。「我們接下來會致力修訂《辛巴威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法》（Zimbabwe Parks And Wildlife Act）。」奇諾達認真地說。他補充，未來他會編纂一本野生動物法律案例書，供法官作為判例來使用，同時當作課程教材。庫瓦雷加立志，無論遇到什麼挑戰，他會繼續幫助動物們「說話」，讓SOFA的使命延續下去。 埃弗認為，參與野生動物法律課程的學生來自不同科系，這能夠將SOFA辛巴威大學分會打造成更多元化的團體。　圖／埃弗提供

【專題記者顏婕儒、李昀璇、陳楷霖、許如鎧綜合報導】位處南投縣信義鄉的丹大林道，由曾經盛極一時的振昌木業開發，全長約68公里，自濁水溪直通當地布農族聖地「七彩湖」，號稱台灣最長林道。時過境遷，這條道路隨著林業的衰退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近年來政策的調整與意外事件的發生，讓潛藏於這片山林之中的矛盾逐漸發酵，也讓這條林道再次浮上檯面⋯⋯你知道這條林道發生了什麼事嗎？趕緊進入充滿故事的丹大林道來場大探險吧！（點擊下方圖片進行遊戲）

山巒層疊，濁水溪一如往昔穿流其間，一旁的丹大林區在這數十載間卻已添上幾筆故事。 圖／陳楷霖攝【專題記者顏婕儒、李昀璇、陳楷霖、許如鎧綜合報導】2月17日，一名機車騎士墜谷身亡，這是丹大林道全面開放二輪機車通行後最嚴重的事故。位處南投縣信義鄉的丹大林道，由曾經盛極一時的振昌木業開發，全長約68公里，自濁水溪直通當地布農族聖地「七彩湖」，號稱台灣最長林道。時過境遷，木業的鼎盛光景湮沒於時代洪流，殘存的丹大林道成為布農族人尋根謁祖的通道。而後又歷經風災的摧殘，如今林道入口「孫海橋」徒留橋墩，一旁距離河面不過咫尺的臨時鋼便橋，則成為進入丹大林道的唯一通道。隨著山林觀念的解放，人們踏入過往封禁的山林。然而，丹大林道卻在這樣的開放氛圍下陷入進退維艱的泥濘。1月24日，因沒有管理法源的支持，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宣布二輪車進出丹大林道無從管制。消息傳出，大量越野車騎士立即湧入林道挑戰險峻山路，七彩湖畔也出現紮營現象，種種行為對這片土地造成超出其負荷的破壞。當地部落族人於是聚集丹大工作站齊聲抗議，指控政府未與部落充分溝通即逕行決策。不久之後，騎士墜谷的意外不斷傳出，最終更發生死亡事件，丹大林道因此再度封閉。從木業林道至越野跑道，丹大林道似乎總躲不過多舛的命運。比起修路封閉的權宜之計，訂定長期的規範才能真正弭平發生於此的諸多不幸。然而懸掛孫海橋旁的抗議布條，隱隱映照著丹大議題的種種瓶頸，潛藏於崎嶇的林道之下，似乎又是另一段荊棘重重的坎坷路。法律的羽翼，究竟何時才能庇蔭這片千瘡百孔的布農領域？陰錯陽差釀弊端　丹大林道的是與非 僅容一至二人可以步行通過的臨時鋼便橋，只有在濁水溪枯水期才能搭建通過，是現今進入丹大林道的唯一通道。 圖／陳楷霖攝民國108年10月21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參與「向山致敬」記者會，宣布國家山林解禁政策，推動山林開放，林務局也因應政策盤點全台81處林道（註一），赫然發現原屬振昌木業的丹大林道並未被編列其中。追溯其緣由，自93年7月間敏督利颱風造成孫海橋流失後，林務局便宣布將丹大林道改為步道，因此不再屬林務局管轄。「丹大林道」因名稱關係，過往遊客都謹遵《林道管制執行要點》規範，除公務需求外，多年來僅准許當地布農族人騎乘機車進入，以滿足祭祀需求，其餘人士則透過步行方式進入此領域。然而，若要從入口「合流坪」開始步行，一路到達知名景點七彩湖或百岳之一的「六順山」，單程5、60公里的路途來回約需四、五日，這對許多山友而言並非易事。於是當地部分族人便利用這條「山路」對原民機車的特許權，組成機車協作團隊（以下簡稱機車協作），推出收費新台幣上萬元的「機車接駁往返服務」。這樣長期遊走於灰色地帶的商業行為引發部分山友不滿，同時造成外界騎士們的反彈，認為族人佔地為王，藉特許權牟奪暴利，長年以來爭議不斷。為解決丹大林道「無法可管」的現況，2020年南投林管處推出《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草案》，希望藉由管制七彩湖，進而控管其通道「丹大林道」，並達成總量管制的目的。然而，此計畫立意雖然良好，歷經兩年的討論卻未有共識，這項「彷彿若有光」的提案，又為何至今仍無法開花結果？註一：此處林道係指林務局管轄之全台81條林道，以《林道管制執行要點》為管理辦法。層層規矩保山林　原民權益誰來護？目前國內用以保護自然環境的資源治理機關包含《文化資產法》之自然保留區、《森林法》自然保護區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動物保護區等等。在過往，管理單位更傾向強制且封閉的經營方式，因此多以限制嚴謹、摒除外力介入的自然保留區為主要手段。而近來林務政策改變，政府傾向和當地居民共同管理並以觀光為主要目的對外開放部分土地，因此本次丹大林道個案，公部門選擇以設立較為彈性、具經營空間之動物保護區為目標，希望顛覆過往由上而下的管理風格，讓族人也能提出經營建議並共同參與，建立「由下而上」的參與式保護區。透過設立保護區，公部門得以將傳統領域劃分為核心、緩衝、永續利用利用三個區域，並分區制定嚴格程度不一之規定。在丹大林道議題中，若依照南投林管處規劃設立「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可將入口處劃為永續利用區、在對外開放同時適度管制入內車輛，進而保護內部生態；並於環境負載力較低的區域設立核心區，特殊情況下才供人進入。 根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第六條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及22條，公部門若要在傳統領域設置保護區等資源治理機關，必須與當地部落建立共管制度，且族人得以分享相關利益。南投縣信義鄉公所農業觀光課課長全皓翔也說明，設立保護區能為部落帶來就業機會，「像是林道的維護、做步道、舊部落石板屋的修建等等......設立保護區後工作機會比原本更多。」即使保護區的設立看似有利無害，卻仍存在疑慮。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盧道杰認為，設立保護區並和部落共同管理為近年演變出的作法，因此較少先例可供參考。此外，當地居民對內部分區範圍也抱持疑問，「他們（指草案）用的野生保護區劃太大了，馬路的左右邊全都劃，我們的舊遺跡也劃，劃的時候也沒跟我們講。」族人幸尚慈說道。 另一方面，雖然保護區的設立可提供族人工作機會，但數量是否足夠、族人是否願意接受工作內容也仍待商榷。政府參與管理後，將對原存在當地的工作型態造成影響，首當其衝的便是機車協作。在法律上，不具接駁執照的機車協作屬「非法接客」，政府介入經營後勢必不允許其存在，即便這部分有機會透過修法以「白牌合法化」等方式解決，但兼職機車協作的幸尚慈卻在表達贊成的同時透露出對公部門的負面觀感，「為甚麼不要去推這東西（指白牌合法化）？而一直是用那種汙衊、打壓說我們是違法的？林務局也沒有跟我們談這些啊！」這句話反映的不只是幸尚慈個人看法，更是群體之間隨著時代衍生出的斷層。 保護區的設立雖立意良善，但由於涉及當地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生計等多重層面，因此容易引發部分民眾不滿。　圖／李昀璇攝族人與林務局間存歷史包袱　多層次溝通成關鍵「部落族人總覺得我們都是一直被壓迫然後被限制，所以他們對這個部分還沒有加以了解的時候，先決上就是會有那種拒絕的心。」曾任南投縣信義鄉鄉長以及立法委員的全文盛提及。基於過往的經驗，原住民族與林務局兩者之間存在著鴻溝，且「野生動物保護區」一詞的使用，就更容易造成「只保護動物、不保護當地文化遺跡」的負面觀感。南投縣信義鄉公所民政課課長王國慶表示，其實近年來因為林務政策的改變，族人與林務局的關係相較過往和緩許多，但因為「是否開放二輪進入丹大林道」的問題，又將兩者拉回對立面。全皓翔更指出，「林務局說他們在去年十二月就有跟地方做協調說一月要做開放，但是我根本沒看到，是看他們的新聞稿才有寫。」現今因台電整修道路封閉，日後依舊會再次開放，對此全皓翔也強調，林務局在與族人的溝通上需要更積極與全面。林務局曾對設立保護區一事召開公聽會，各部落也曾舉辦部落會議討論相關事宜，不過曾任達瑪巒部落（註二）會議主席的松光輝表示，時常只有與自身相關的族人才會參與。王國慶也推估，目前贊成保護區的族人其實較多，但因為影響到部分人生計，反對聲勢才比較浩大。「比較極端他們表達就會比較激烈，也會比較明顯，會比較聽得到，那比較願意能夠配合的人反而就不敢講話。」他補充說明。達瑪巒部落也曾組成七人小組，協助草擬管理辦法，然而松光輝解釋，過去布農族是以「姓氏」為社群單位，直至日治時期為了方便管理，才形成部落的概念。因此，若以部落為單位劃設傳統領域，彼此之間將難以取得共識。再加上與七彩湖相關區域其實不只有南投和花蓮的12個部落，還有因距離較遠而未能被列入其中的南投明德、豐丘等部落，也都在當地有祖籍地。對此，王國慶建議，「還是要有一個公開的平台，可能四個部落，甚至是全鄉只要有祖籍地在那邊的一個平台去處理（丹大議題）。」對於雙方不信任的現狀，全文盛說：「政府在看問題的時候不能從表象去思考。」他建議政府應考量原民本身的文化，並且不一定要以保護區的名稱管制，族人接受度就會提高。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官大偉也強調，「對於歷史的揭發才是真正能夠重新去和解的關鍵。」在溝通時不能只使用國語，不同語言或是文化可能在翻譯上有所誤差，必須要進行多層次的溝通。他更認為透過讓族人參與資源管理系統，是一次解決雙方矛盾的機會。註二：丹大地區布農族所在部落包括，南投人和、地利、雙龍、潭南部落，以及花蓮摩里莎卡、魯巴斯、馬里巴西、馬太鞍、大加汗、固努安、大馬園、東光部落。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表示，機車協作等勞務服務屬雙方合意之民事契約，林管處無權干涉。　圖／陳楷霖攝通往丹大林道的下一步？　專家、立委籲建利益共享機制部落共管制度的建立有賴族人間的積極溝通，官大偉指出，若要營造健全的內部對話空間，需提供全體族人共同參與的誘因，因此制定合理的分配原則，讓每個人都享有利益便成為首要之務。位處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族部落——司馬庫斯，即施行著一套完善的觀光利益共享機制。民國84年，擁有珍貴神木群的司馬庫斯，隨著聯外道路開通，吸引大批旅客湧入。雖然部落的觀光收益急遽提升，族人間的情感卻因內部的惡性競爭而疏離，同時， 政府宣告欲在當地設立國家公園，也引發族人的激烈反彈。為因應內外衝擊的局面，部落內部展開一系列的積極協商，六年後，司馬庫斯成功建立共營制度，一路施行至今，成為國內部落共營的最佳典範。回首二十年前的司馬庫斯，對比如今的丹大林道，兩地除了傳統領域同屬觀光熱點，部落內部也同樣面臨保護區域設立的爭議。對此，官大偉認為，除了參考利益共享制度的設立，也須同時考量文化和語言的傳承。「青少年對於他們生活所在的環境森林，都有持續的認識，就變成一代一代的力量。」他指出，司馬庫斯透過帶領青少年進入山林巡守，並在教育體制中進行語言傳承，同樣有助於參與式管理的運行。丹大林道發生墜谷事件後，山地原住民立委伍麗華立即前往當地，與部落族人和林務局討論因應對策。針對保護區設立與否，伍麗華雖認同法律可形成保護傘，但他也強調政府應與族人慢慢建立信賴。曾擔任屏東縣原民處處長的他，任內即成功輔導大武部落設立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不僅穩固部落的觀光收益，也維護傳統領域的生態環境。位處屏東縣霧台鄉的大武部落，隨著哈尤溪的七彩岩壁帶來觀光人潮，遊客私自闖入與環境破壞等問題接踵浮現，在原民處、觀光局與部落的努力下，當地成功劃設景觀區，以進行數量管制，並全面禁止外人私闖劃設領域或私下帶團行為，遊客若想進入秘境，需提前預約並由當地導覽員引領入內。遠望他鄉的成功案例，再回看丹大林道關係部落，當地的立法路程仍因無法取得共識而受阻。「丹大林道到底想要做什麼？」伍麗華建議部落應先釐清發展方向，決議後再建立共享機制，讓無法參與其中的族人也能受惠，藉此提高參與度並達到共識。針對政府方，他則認為地方機關應積極與部落溝通，並長時間陪伴族人，才能化解原住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對於丹大議題的錯綜複雜，前達瑪巒部落會議主席松光輝直言此事件，從過去的歷史到現在都是環環相扣的。　圖／許如鎧攝即使過去壓迫的風氣不再，山林開放的觀念亦日漸興盛，官民間溝通的欠缺、過往歷史的壓迫、未能順時隨俗的法規等問題，仍舊堆疊出丹大議題停滯不前的現況。「現在要達到那個目標是不容易的，因為除了族人能接受以外，還要受到大眾的接受才可以。」松光輝直言。這片已經滿載傷痕的土地，亟需政府與族人間積極的協調，更需要社會大眾的正視，才可能再次映現它的盎然生機與布農文化。然而，這段跌宕的長路將耗時多久？又將去往何方？至今都依然是個未知數。盡頭的光，究竟何時才能照拂丹大林道？

【記者廖澄妤、張華真、陳品融、李加祈綜合報導】雲霧繚繞層層山巒，鄒族獵人鄭正重一身輕便裝束，隱沒在樹林間。自13歲那年開始跟著長輩上山打獵，至今已過了40多個年頭。  阿里山鄉鄒族來吉部落獵人鄭正重巡視完陷阱，帶著彎刀離開獵場。　圖／李加祈攝對於鄭正重而言，狩獵是再自然不過的日常，有時結束教會晚間活動，幾位教會弟兄會相約上山打獵。有時，他也和妻子陳美惠開著白色小貨車，到獵場走動走動，順便查看陷阱，一有所得，便帶回教會供大家享用，鄭正重說：「真正的獵人要懂得分享。」剛接觸狩獵三、四年的陳美惠則每每帶著登山的愉悅心情，同丈夫一起打獵。「我從以前就很嚮往女獵人的感覺，沒有說一定要打到獵，但有碰到就是一個chance（機會）。」他們總戲稱自己是「公路獵人」，開車上山的路途拿探照燈一照，若是在樹叢中看見閃閃發亮的「星星」，那就是飛鼠的眼睛；竹林被挖得亂七八糟，肯定有山豬出沒；山羊會走峭壁、猴子會破壞農作物、山羌在路上就能遇到。「動物走過的路線你要認得出來。」陳美惠說。有時什麼也沒碰上，就當去山上採採花草、散散心。「原住民為了適應環境，他就累積非常多土地、山林的知識跟技能，打獵就是不斷重新實踐這些知識和技能的過程。」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同時也是鄒族族人的浦忠勇如此說道。多年來，山上歲月靜好，外頭卻風雲變色。民國104年，布農族人王光祿因以土造長槍獵捕野生保育動物山羊、山羌（註一），被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槍砲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判刑三年六個月徒刑，併科罰金新台幣7萬元。四年前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審理，並首度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請釋憲，原住民狩獵文化權爭議再次鬧得沸沸揚揚。註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8年1月9日公告修正「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其中將山羌從原本的保育類動物調降為一般類動物。 3月9日王光祿持槍狩獵釋憲案於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王光祿與各部落族人於司法院前升起狼煙，舉行祭告。　圖／吳冠伶提供王光祿案掀起有關獵槍使用、生態保育與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討論。107年政府修訂《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基法》）第19條，保障原住民能在「傳統文化」、「祭儀」與「自用」的前提下獵捕野生動物。即使《原基法》保障原住民狩獵權，現行《槍砲條例》和《野保法》的多重限制，仍凸顯出最根本的難題：究竟該由「誰」來管理狩獵？原住民想要的狩獵文化權及自治權又是什麼模樣？<b>槍砲條例限用自製獵槍　原民狩獵安全受威脅「台灣原住民的制式獵槍（註二）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日本時代的獵槍，都比現在的槍要進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表示。72年《槍砲條例》制定前，原住民能以制式獵槍狩獵，不過，該法制定後，原先狩獵用的制式獵槍成為管制品。原住民受限於規範，只能徒手製造槍枝，然因其並無自製獵槍傳統，直到現在仍爭議叢生。 註二：制式槍砲指經各國合法武器工廠，為殺敵、獵物、攻擊、防禦或射擊運動等目的所生產、製造之各類槍砲。 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獵人陳美惠攜帶自製獵槍至獵場狩獵，她強調，槍口要朝上，且絕對不能對準人。　圖／陳品融攝排灣族獵人郭坤旺出身自屏東縣來義鄉，兒時即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下接觸狩獵。從小到大聽聞不少膛炸、走火等意外，郭坤旺十分清楚自製獵槍的危險性，如今他打獵只用陷阱工具，「我們原住民的槍真的很不安全，準確度又不夠。我不放心，所以放棄拿自製獵槍。」浦忠勇也提到，自製獵槍沒有保險，自製子彈與火藥也都未精密計算過射程、測試是否會爆炸。獵人追趕獵物或意外跌倒時，極可能擦槍走火。槍枝事故頻傳，然而《槍砲條例》修法仍然卡關，浦忠勇質疑：「槍本身就不安全，然後你要用槍安全？」裴家騏也表示，目前原住民只能使用老舊、不安全的自製獵槍，盼能藉近期召開的全國原住民獵槍論壇匯集各方意見，為政府後續修法提供方向。<b>野保法忽略原民傳統　狩獵行為轉地下化101年，政府依《野保法》第21之1第2項訂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嚴格限制原住民申請狩獵的方式。辦法指出，原住民需於定期性獵捕活動20日前、非定期性獵捕活動五日前，向獵捕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並交由主管機關核准。「它（申請表）不但要寫狩獵地點、時間、工具，還要事前寫我要打幾隻動物，這和許多原住民的狩獵慣習是違背的。」裴家騏如此說道，「獵到的動物是來自祖靈和山靈，你是被給的，不是去拿的。」鄭正重也分享，非定期性的狩獵有時需仰賴「夢占」。部落族人設好陷阱後，若是夢見被漂亮的女人纏住，百分之百有獵物上鉤。有次他夢見一個女人躺在他的大腿上，最後卻不知去向，隔天到山上巡視，果然沒有獵物，陷阱甚至還有被破壞的痕跡，「所以夢還是很準的。」原住民對於祖靈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狩獵與原住民的生活、宗教信仰緊緊相連，不符傳統慣習的規範，使多數狩獵行為走向地下化。裴家騏直言，原住民對《野保法》和《辦法》的接受度不高，連帶讓野生動物數量難以控管。法律保育野生動物的本意淪為紙上談兵，許多年過去後，原住民依然無法實踐狩獵文化權。<b>法律夾縫尋解方　狩獵自主管理計畫現曙光106年林務局開始試辦「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計畫」（以下簡稱計畫），嘗試在法條的夾縫中找尋解方（註三）。政府委託學者協助部落進行動物監測，部落則可成立獵人協會、頒發獵人證，共同約束狩獵活動。目前全台已有11個部落群參與計畫。註三：計畫推行人之一、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惠東說明，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原住民可在「傳統文化」、「祭儀」及「自用」的條件下獵捕野生動物，然因過去無法確認自用狩獵如何影響野生資源，透過試辦計畫，「方能採納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以及尊重原住民的自主組織以及自主回報狩獵所得，兼採科學方法觀測動物數量的波動。」計畫將狩獵管理的部份權力交還給族人，「與其堅持一個管不了的制度，為什麼不下放權力，讓在地去治理？」計畫負責人之一、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惠東説。裴家騏也認為，政府應將管理區域劃分為小單位，交由部落協助治理，更能落實台灣的自然資源管理。加入計畫最大的差異是狩獵申請制度的轉變。以屏東縣來義鄉為例，107年部落成立屏東縣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以下簡稱來義鄉狩獵協會），統一向林務局申請整年度的狩獵許可，獵人只要出示協會獵人證，即可依照慣習打獵。裴家騏指出，如今狩獵數量改以總量統計，種類則改用「山肉」通稱，「寫山肉的話祖靈就看不懂。」如此便能避免事前申請觸犯部落禁忌。目前來義鄉的七個村皆設有事後回報窗口，屏科大團隊也架設動物相機，監測獵場動物數量和種類。全台最早執行狩獵自主管理的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更早在七、八年前便由學術界進行物種監測，建立一套狩獵物種資料庫。 屏東縣來義鄉獵人於山林間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期盼藉監測器，掌握野生動物數量。　　圖／陳俊霖提供郭坤旺在來義鄉狩獵協會成立之初即入會，「加入協會可以收到很多資訊、交流機會。」他肯定協會對內能凝聚獵人共識、訂定公約，對外能爭取權益。制式槍枝的使用權，正是目前向政府力爭的權利之一。來義鄉狩獵協會還能間接提供工作機會，今年舉辦的冬令營中，即由獵人擔任傳統文化課程講師。屏科大森林系保育人文吳幸如老師研究室研究助理、負責輔導協會的陳俊霖表示，冬令營不僅傳承狩獵知識，更能進一步推動原住民文化觀光。未來若協會接待遊客，又能再為獵人創造更多擔任導覽員的就業機會。 屏東縣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舉辦社區林業計畫成果展，獵人向學童分享生態保育成果。　圖／陳俊霖提供<b>獵人憂個資透明化　建立信任定計畫成敗目前來義鄉狩獵協會有300多位成員，但全鄉還有近一半的獵人不願加入。陳俊霖分析，這些人擔心入會後個資反而透明化，更容易被警察「找麻煩」。事實上，因合格的自製獵槍火力弱，狩獵成效差，多數獵人打獵時使用的是無照槍枝。「他們可能有三把槍，只有一把拿去給警察局檢驗。有時警察來家裡查，就拿出那把合格的槍枝給他們看，像護身符。」陳俊霖說道。部分人慮及申請協會的獵人證需提交個資，可能導致警察更容易追查到無照槍枝，因而卻步。即便是已入會的獵人，也不一定能完全放心打獵。郭坤旺解釋，獵人從警察局、林管處或協會接收到的資訊經常不同調，按其中一方的規則行事，卻可能被另一方找碴。「我是會員，但有時候還是很擔心，看到警察還是會怕怕的！」郭坤旺笑著調侃自己，某次他獵回山羌、山羊，下山時看到警察，竟刻意停下讓對方先過，以迴避不必要的麻煩，「其實我一直很納悶、猶豫，我今天是協會的獵人，為什麼要怕？」協會理應保障會員在全年度狩獵許可下依慣習打獵，如今卻因各單位溝通不完全而效果打折。協會成員也未必打從心底認同計畫的實行模式。鄭正重雖也加入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他卻認為狩獵自主管理計畫並非必要，因此極少參與協會會議，「我還是比較獨來獨往，因為我覺得獵人就是獵人啊，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狩獵方法。」浦忠勇認為，真正的狩獵自主管理，應不受政府、動保團體影響，當然更不必回報狩獵數量。　雖然是「自主」管理計畫，原住民狩獵的器具、區域和物種等仍受政府諸多限制。陳俊霖説：「原住民當然會覺得自由還不夠自由，想讓林管處再管少一點。」由計畫的實施現況可見，協會若要彙整意見、加深成員認同感，尚有一段路要走。<b>政府原民共商行政契約　多方合作盼重建狩獵秩序原住民與政府的衝突不時發生，即便實施自主管理計畫，獵人仍不滿部分規定。對此，張惠東點出其中一個原因：「法規的規定都是上對下。」於是他將重視雙向溝通的行政契約引入計畫中。行政契約由地方政府及部落代表以互相尊重、因地制宜為原則協商而成，具法律效力，可確立彼此的權利義務，並修補單向行政行為造成的漏洞。「我覺得行政契約有必要建立起來。」郭坤旺說道。他不反對政府治理原住民，但認為雙方必須妥善溝通、形成共識，而行政契約正有助於此。待自主管理計畫步上軌道後，部落與政府才能開始討論契約內容，阿里山鄉鄒族與來義鄉排灣族是少數進入此階段的部落群。然而，由於各方共識取得不易，部落從展開協商到正式簽約路途遙遙。「我們三方（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嘉義縣政府與嘉義林管處）總共坐下來討論了⋯⋯可能有三、四次耶，才把草案定稿。」裴家騏說道。阿里山鄉鄒族是現在唯一完成草案的部落群，雙方卻遲遲未能正式簽約。裴家騏表示，法律雖沒有禁止政府與獵人協會簽訂行政契約，但部分政府官員仍顧慮法律未明文授權，因此目前還在等待《野保法》或《辦法》修法納入行政契約。連自主管理計畫進展較快的阿里山鄉鄒族、來義鄉排灣族都還沒能簽訂行政契約，更遑論其他部落。浦忠勇指出，有些部落年輕人少，老一輩不見得能負荷籌組協會、頒發獵人證、申請狩獵等現代行政工作，因此較難實施自主管理。林務局保育組野生物保育科科長翁嘉駿強調，族人的意願、凝聚力是影響計畫成敗的關鍵，畢竟政府與學者只是從旁給予協助，部落才是主體。裴家騏則認為，輔導團隊能否因地制宜調整運作方式也十分重要，「不建議其他部落複製貼上鄒族的模式。」全台灣有超過700個原住民族部落，個個有其文化和歷史經驗，因此尋找合適的方法，才是實踐狩獵自主管理之道。計畫的推行並非一蹴可幾，重建傳統狩獵秩序也是條漫漫長路，但正如翁嘉駿所説，政府沒辦法強迫原住民如何做，「但我們可以坐下來談、找學者來幫忙，看看大家覺得怎麼樣比較好。」對於以山林為家的獵人來說，回歸靜好生活，或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山頂的霧漸漸散去，鄭正重從樹林間回到平地，這天，他一無所獲，臉上卻也未見半分沮喪神色。臨走前，他回望著樹林，時間彷彿靜止一般，或許他正期待著，族人的狩獵處境有朝一日能回到傳統的秩序，而他，能繼續像他所欽佩的祖父那輩獵人一般，在山林裡、樹叢間，繼續學習與大自然共生共存，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鄭正重望向雲霧瀰漫的山林獵場，描述祖父輩傳承下來「真正的」獵人精神是尊重生命、分享獵物。　圖／陳品融攝

《野保法》修法禁止飼養保育類動物後，林務局陸續成立收容中心。收容中心是為了收容本土保育類動物而設立，但因非法走私、棄養寵物等原因，在野外發現的外來種也成為收容目標。為了讓這些動物得到妥善照顧，每年必須要有一定經費，然而近年林務局野生動物保育經費不斷刪減，收容中心面臨困境。【專題記者孫佾妘、劉雨婷、林傑立、何家璇、陶怡軒綜合報導】獅虎阿彪剛進收容中心時，還只是襁褓中的幼獸。如今阿彪九歲，成為收容中心認養大使，為與牠同住在收容中心的動物爭取民眾捐助的經費。（點入圖片連結看完整報導）*本專題含多媒體檔案，請開啟聲音獲得最佳觀賞體驗。部分圖示可以點選查看補充資料&nbsp;

免費保險套的外包裝印有「在你們更火熱之前，想想海獺吧！」的詼諧標語。　圖／生物多樣性中心提供【記者何謙綜合報導】來自全美1200位各地大學生4月22日世界地球日（Earth Day）當天響應「生物多樣性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活動，在80所大學發放印有拯救瀕臨絕種動物標語的保險套。中心希望藉由贈送大學生一定會索取的保險套喚醒環保意識，同時提醒大家節育以減緩人口爆炸，避免野生動物生存空間受壓縮。每盒附有兩個保險套，盒外包裝印有由藝術家肖恩·迪克西歐（Shawn Dicriscio）設計的瀕危動物圖案，包括北極熊、美洲鶴、黑脈金斑蝶、海獺、角蜥蜴及娃娃魚等，再印上詼諧的押韻標語如「在你們更火熱之前，想想海獺吧！（Before it gets any hotter…think of the sea otter！）」、「看在角蜥蜴的份上，緩著點吧愛神！（For the sake of horned lizard…slow down, love wizard！）」、「不要不戴套，黑豹很稀少！（Don’t go bare…panthers are rare！）」。生物多樣性中心人口發展總監史蒂芬妮·費爾德斯坦（Stephanie Feldstein）說：「沒有什麼能比發送保險套更有效地開啟一段對話。」費爾德斯坦表示，會選擇贈送保險套是為了提醒人們失控的人口增長和過度消費會導致野生動物滅絕危機。志工於各大校園發送超過5萬份保險套，在推特（Twitter）上造成熱議，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MN）學生傑克森·瑞伯（Jackson Riebel）拿到海獺保險套後說：「這個毛茸茸的傢伙會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裡，當……你知道的。」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 SJSU）教授瑪麗·帕芬羅夫（Mary Poffenroth）則是投入發放行列，並在推特上張貼與500箱保險套的合影疾呼：「太感謝生物多樣性中心為瀕危動物所做的一切了，衝啊！志工們！」志工學生來自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GU）、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 BU）、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WU）、布魯克林法學院（Brooklyn Law School, BLS）、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 BU）、佛羅里達州東部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WSU）及沃倫威爾遜學院（Warren Wilson College, WWC）等。另一綠色團體「雪樂俱樂部-大峽谷規章（the Grand Canyon chapter of the Sierra Club）」執行長桑迪·巴哈爾（Sandy Bahr）表示：「歷屆世界地球日以來，我觀察團體們逐漸捨棄舉辦一項大活動，轉而從事一些範圍更廣的宣傳，有更多元背景與年齡層的參與者出現。」第一次世界地球日辦在西元1970年，當時人口37億至今已達72億，生物多樣性中心對活動發表聲明：「人口過度增長被媒體和環保運動忽略，但瀕危動物保險套讓這個大家心照不宣卻不太提起的事備受討論。」發送的保險套選用「永續保險套公司（Sustain Condoms）」出產的公平交易與綠色產製保險套：使用環保橡膠製作、受僱採膠工人之工時工錢合理、工廠經過綠色認證。公司執行長傑佛瑞·荷蘭德（Jeffrey Hollender）也透過這次活動喊話：「實踐安全性行為，你甚至能幫忙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