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改善醫師惡劣的勞動條件，醫師勞權團體積極推動所有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然而，醫療工作專業複雜，不易訂定一套全體適用的標準，因此出現另立《醫療法》專章的聲音。
亮麗白袍下過勞的醫師身影
【專題記者孫佾妘、劉雨婷、林傑立、何家璇、陶怡軒綜合報導】「一台刀八個小時，主任一天給我開三台，我沒有值班就從開刀第一天早上，開到第二天太陽出來。」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整合醫學照護科醫師、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以下簡稱「醫勞盟」）理事姜冠宇回憶過往擔任住院醫師時期，「我還要查房，中間完全沒有睡覺。」
醫師在大眾觀感上屬高階白領階級，擔任醫師就等於坐領高薪。華航罷工事件引起社會對白領勞動權益的關心，但其實醫師是否納入勞基法在多年前早已爭論不休。今年9月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將納入勞基法保障，但其中成員不到國內醫師人數的十分之一。在此之前，受僱醫師僅受《醫療法》管轄，而擔任住院醫師的前三年由《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保障。因目前規範仍有缺失，對此今年3月衛生福利部研擬修正《醫療法》部分條文，希望可彌補舊有制度之不足。
醫師過勞案件時有所聞，除了新聞上曾鬧得沸沸揚揚的蔡伯羌醫師、林彥廷醫師外，還有不少未見報或篇幅甚小的報導。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醫師、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何建輝感嘆：「第一是因為他們很年輕，第二他們也不是什麼名醫，第三是這些家庭背後也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資源。」
「我當外科住院醫師第一年，才知道我睡過的值班床上曾經死過一個學長。」姜冠宇回憶過往，「學長那時候太累了，所以免疫力降低，變成敗血症，值班的時候就走掉了。」
何建輝舉出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醫師林煜軒等人的調查研究，在《醫師工作壓力之文獻回顧》等國內外期刊中可發現，醫師在連續四周繁重的值班工作後，認知與行為表現約等同於血液中有0.05%酒精濃度時的情形。
在同一份報告中，也提到睡眠品質的相關研究，一般人在入睡時「穩定睡眠」的比例為45%，但受試實習醫師即使在非值班的夜晚，平均最高也僅28.1%，比有失眠困擾的重度憂鬱症患者的32.5%還低。另一項研究顯示，值班造成醫師憂鬱、焦慮程度顯著上升。
醫師工作以病人為中心，工時長，且需要高度集中精神。欠佳的精神狀態除了傷害醫師自身，也對病人有所影響。姜冠宇舉出國外案例，過去有罹患血清素症候群的病人在半夜因醫師誤診而死亡。「整夜沒睡，你覺得你的判斷會準嗎？」他認為應該改變值班方式，讓每位醫師都有足夠休息時間。
為保障醫師權益，以捍衛醫療人員勞動人權為宗旨而成立的醫勞盟，早期致力向政府、民代遊說保障醫師勞權的政策。不過姜冠宇表示，近來醫勞盟暫退居幕後，主要處理勞資糾紛及區塊鏈的醫療系統問題。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前身是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在吸引更多關心勞權的年輕醫師後，於2017年正式成立工會。除處理醫師們的勞權問題，如協助爭取婚假、年休還有年終獎金發放，也積極對外發聲。
在爭取納入勞基法方面，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廖郁雯說：「在社會氛圍內，大家不會認為高薪、白領的醫師是勞工，但是不是勞工並不是看領多少薪水。」他表示勞動關係認定是依據勞雇的從屬性，希望民眾能意識到醫師也是受雇者。
廖郁雯認為，公開召開記者會間接促成衛福部訂定新的辦法，並提出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契約範本。接下來，除了召開記者會外，他說：「我們希望透過社福衛環（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的立法委員，一直不斷的去和勞動部施壓，要求他們提出具體時程和相關資料。」
「換算成時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
廖郁雯透露，儘管基層住院醫師起薪約八到十萬，但單周工時普遍維持在80至88小時，是一般勞工40至44小時的兩倍，薪資並未較其他行業優渥。「換算成時薪，我們其實是一樣的。」何建輝無奈表明。
《住院醫師工時指引》規定，住院醫師四周總工時不得超過320小時，平均一周不得超過80小時。但主治醫師和公職醫師卻無相關規範，等同沒有工時上限。
何建輝認為，儘管住院醫師工時限制仍偏高，但還在合理範圍內，且比起完全沒有上限好，「以前很常（每周）超過100（小時），基本上除了睡覺以外，你都在工作。」另外，住院醫師暨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陳亮甫也解釋，因主治醫師負責決策，需直接對病患負責。常處在待命狀態，加上白天的開刀、門診、查房等工作，相較住院醫師，更難定義工時。
除表定工時外，何建輝指出隱藏工時難以計算，尤其是外科相關科別，如神經外科、整形外科或心臟血管外科。因為需要長時間的手術，醫師開完刀後，還需查房、幫病人換藥等，一整天下來遠超過一般勞工每日延長工作12小時的上限，一周工時高達100到110個小時是常態。
此外，醫師工時過長也和醫院值班制度有關。「我們以前實習時曾聽過，有些學長姐可能某天值班值一值，就（倒）在值班室裡，人就沒醒來了。」何建輝解釋，現行一位醫師每三到四天值班一次，一個月共輪值八到十次不等。上午八點正式看診至下午五點，緊接著值班至隔日上午八時，再值班4小時，至中午十二點才可休息。過往醫師甚至會值班到隔天下午，連續32小時都在工作，直到近年因《住院醫師工時指引》強制規定，醫院才調降到目前的28小時。
除了工時問題，廖郁雯也提到，聘雇契約爭議是工會接到最多的投訴案件。由於缺乏勞基法規範，聘僱契約可能被醫院隨意更改。陳亮甫表示，由於主治醫師具專業度，不易即時找人接替，有醫院在契約裡私訂條款，要求醫師須等到有人能接替該職位，才可離職。
另外，常見的聘雇契約爭議還包含排班問題、離職違約金過高、給付獎金與否、或是醫師薪資被更動名目等。何建輝分享，自己的薪水就曾被醫院調低。原本薪水是本薪七萬加兩萬元獎金，被改成本薪五萬加四萬元獎金，而年終獎金是以本薪乘上一個半月計算，因此實際上少領三萬。
勞基法是唯一解方？
透過勞基法保障醫師勞動權益的呼聲，早在25年前就已開始。部分醫界人士不斷爭取將醫師納入勞基法，希望透過勞基法的強制力，保障醫師勞動權益。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主張，勞基法能明確訂定醫師的工時和薪水，讓雇主不能隨意剝削。另外，工會並不信任由衛福部所執行的醫院評鑑，希望能由獨立於醫療體系的勞檢取代。
醫院評鑑扮演監督醫院運作角色，評鑑項目共207條，其中包含醫師工時安排、醫師教育訓練及醫院設備是否完善等。廖郁雯表示，工時並不是評鑑唯一的標準，「可能醫院其他項目表現優良，所以醫院還是繼續違反工時指引。」在此制度下，即便分數稍稍下滑，醫院也不會遭到處罰。
此外，負責醫院評鑑的主管機關為衛福部，而衛福部高級官員，多來自醫院院長或副院長等管理職位，因此勞方質疑評鑑為球員兼裁判。而勞檢的主管機關為勞動部，較沒有官官相護的問題，因此廖郁雯認為勞基法才能提供最完整的保障。
醫師工作具高度專業性，並以救人為主要目標，醫師工時需高度彈性，發生緊急危難時，方能即時進行醫治。然而勞基法條文一板一眼，明確訂定工作時間，無法配合各行各業。
衛生福利部法規委員羅傳賢以婦產科為例，從孕婦進醫院等待生產到實際生產的時間，婦產科醫師必須隨時待命。但在勞基法解釋下，待命視為工時，孕婦可能在等待生產期間就遇上原主治醫師的強制下班時間。羅傳賢表示，醫師工時切分成看病、門診、待命、巡房、訓練及研討會等多重面向，複雜的工時計算，是勞動部無法全面考量的。
醫師工時不是醫師工作唯一複雜之處，醫院經營的多種型態，也增加醫師納入勞基法時，勞動部解釋法律的困難。醫院經營模式除了公立醫院及私立醫院外，還存在如開放醫院、社團法人醫院、聯合診所等多種醫院經營模式，一位醫師也可能同時在多家醫院看診。羅傳賢分析私人雇用醫院，仍可細分出五到六種類別，要是發生爭議，勞動部與衛福部的解釋不同便會造成麻煩。
以台北中山醫院為例，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理事長、台北中山醫院麻醉科醫師朱益宏表示，中山醫院屬社團法人醫院，近三百位股東中超過一半是醫師，因此這些醫師在醫院執行業務時，應該是經營者的角色。「萬一醫生受了傷，那到底是醫院所有股東付他職災呢？還是因為他本身是老闆所以不用？」
因此醫界出現另一派聲音，主張在由衛福部主管的《醫療法》另立專章，保障醫師勞動權益。《醫療法》的優勢是，其主管機關是衛福部，當醫師勞權發生爭議時，衛福部較有能力處理。針對球員兼裁判的疑慮，羅傳賢則建議，可以在衛福部底下成立醫師勞權保障委員會，並規定委員會組成必須包含一定比例、中立的公正人士，如法律專家、律師團或醫師勞權團體綜合判斷，以避免互相包庇的情形。
但不論醫師勞權使用什麼法源規範，都應明確定義工時及雇傭關係。朱益宏表示，法規對於適用條件、保障及限制都應寫清楚，「明訂清楚雇主負擔的責任跟受雇者應負的責任。」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成員出席衛福部《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商會議，參與草案研擬。（圖／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提供）
修法之外不可忽視的醫病關係
針對各界看法，衛福部醫事司3月11日於網站公告表示，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將於今年9月1日納入勞基法，並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醫師可與雇主約定工時，以維持工時、例休假日彈性；其他未納入勞基法的受僱醫師，則修訂《醫療法》專章保障。
以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立場，仍認為應以勞基法保障，若要以醫療法保障，則應包含全體未受勞基法保障的受僱醫師。醫勞盟的聲明稿中則提到，專章所列條件應優於勞基法，否則就直接準用勞基法條文，不須再另立法條。
然而，爭取醫師勞權保障，除了相關法律規定，也考驗台灣社會對醫療的期待。朱益宏認為，單靠勞基法或《醫療法》的制定，並不能解決醫師過勞問題，而是需要檢視醫療環境整體的制度，長遠規劃才能成功。
若限制醫師工作時數，相對也會增加病人就醫等待時間，影響病人看病權益。「我們現在覺得台灣健保制度好，是很多醫師的付出，才有那麼好的效率。」朱益宏指出，如果縮短醫師工時，台灣民眾需面對就診上的不便。
他舉例，美國的公立醫院採候補制，病人須預約門診，常有很多病患排預約，需進行特殊治療、手術處理的病人有時甚至得等上數月。另外，在英國，病患需先至診所看病，除非經轉診才可至醫院接受治療，不像國內患者可直接到醫院就醫。
若要避免醫師過勞，姜冠宇提出落實分級醫療制度會是一個解方。例如台北市政府推動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與台大醫院雙向轉診計畫」，建立院所合作機制，藉由轉診將病人送到適合的醫療單位，有效分配看診人數，縮短病患等待時間。
另外，陳亮甫也指出，台灣民眾習慣到大醫院就診，造成有些大醫院門診壅塞，中小型醫院反而無病人的現象。他認為，一方面應教育民眾，輕症與後續追蹤的病患到區域醫院或診所看病，另一方面應配合強制規範或鼓勵機制，增強病人轉診意願。
隨著台灣社會勞動意識提升，醫師的勞動條件漸受關注，政府立法保障醫師勞動權益時，仍應考量病人對改革的接受度。與民眾多加溝通，並設計配套制度，確保民眾反彈時，不會將責任加諸於醫院或醫師身上。台灣社會需重新思考過去執著名醫看診，及頻繁就醫等觀念，才能真正改善台灣醫療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