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嘉倪綜合報導】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許多原先在台灣讀書的境外學生被迫延遲返台就學。14天檢疫期間將被安排入住政府提供的集中檢疫所或校外的防疫旅館，但價格從2萬1000元起跳，對學生而言恐造成經濟負擔。淡江大學9月初承諾將於10月中公布境外生檢疫補助方案，卻又改口延至「最慢11月中公布」，淡江學生會呼籲校方盡快履行承諾。 淡江大學在108學年度有多達近2000名境外生，其中最多境外生的科系為國際企業學系。　圖／夏晨飛提供根據淡江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統計資料顯示，108學年度淡江共有1912名境外學位生，而據《淡江時報》報導，至9月21日止，一共有518位境外生返台。境外生返台後檢疫入住的地點可分為兩種，其一是政府提供的集中檢疫所，費用為每日1500元，但供給數量較少。另一種是校方安排的防疫旅館，費用較高且價格不一，住宿14日總金額約3萬元，供給數量較多。另外，境外生持有居留證者，政府將提供每人1萬4000元的防疫補償金。 下飛機後，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學生夏晨飛坐上學校安排的車輛，前往位在新北市新店山區的集中檢疫所。　圖／夏晨飛提供淡江境外生檢疫費用在學期初的校務防疫會議中即已納入討論，當時淡江校長承諾，除了政府的防疫補償金外，也將給予境外新生每人每日補助600元，舊生亦提供補助，但金額未定，相關辦法最遲於10月中公布。但校方日前又改口「最慢11月中」給予回覆，至今尚未兌現承諾。檢疫高額費用著實對學生造成經濟負擔。來自中國南京的經濟學系學生夏晨飛表示，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須花費2萬1000元，已相當於他在台灣兩、三個月的生活費、淡江一學期學費的1/3，認為負擔有點重。此外，中國學生無法取得台灣居留證，所以不能請領政府的防疫補償金，且無法打工增加收入，更增添經濟壓力。來自香港的國際企業學系學生李卓齡提到，除了14天檢疫費用，他還必須先預繳外宿房屋半年的房租等，「剛回到台灣，開銷真的很大。」 各地集中檢疫所環境不同，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學生夏晨飛認為自己運氣不錯，入住房間的環境比想像中好。　圖／夏晨飛提供相較於淡江迄今尚未公告補助辦法，不少學校在108學年度下學期就已完整規劃境外生來台入住防疫旅館的費用補貼。例如東吳大學提供每人每日500元的補助；慈濟大學與佛光大學則針對入住校外防疫旅館、且無法領取政府防疫補償的境外生，分別提供1萬4000元及1萬元的補助。對此，淡江秘書長劉艾華回應，補助金仍在向校友募款，且由於境外學生分為新、舊生，集中檢疫所和防疫旅館所需費用也不一，因此每位學生可領取到的補助金額不同，須經過縝密計算。他表示，校方預計將於12月11日舉行說明會，屆時將公告詳細的境外生來台檢疫費用補助金實施辦法。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學生夏晨飛入住集中檢疫所的第一餐，進行檢疫的14天中，伙食部分大多是便當配上水果。　圖／夏晨飛提供對此，淡江學生會權益部部長魏雋庭呼籲校方儘快履行諾言。夏晨飛表示，希望學校能補貼檢疫費用的40％至50％，減輕學生負擔。從日本來台就讀日本語文學系的小倉麟表示，最理想的情況是希望校方能補助1萬元，若財務不允許，至少也需有5000元。夏晨飛也期盼校方讓所有境外生都擁有領取資格，「中國學生很常被排除在外。」李卓齡則提到，距離開學來台檢疫已時隔許久，期望申請的程序能夠簡單快速，讓學生們盡快領到補助。

一根來自當地市場的香蕉，用膠帶黏在牆上後，成了藝術品。這是義大利藝術家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的新作品《Comedian》，本月7日、8日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Art Basel）展出。作品迅速引起民眾關注，人們談論的焦點著重在香蕉能否作為藝術品，或是最終作品的售出金額，加上媒體也相繼報導，但多數報導僅著墨於表層的作品樣貌與噱頭，至於作品欲傳達的理念，則少有人理解。唯《衛報》論及：「這件作品（《Comedian》）廣受嘲笑，但作品本身就是在嘲弄藝術市場。」在藝術市場中，藝術品的價值立基於市場價格，而價格的決定權主要屬於買賣藝術品的中介者——仲介商與拍賣公司。仲介商相當於藝術家與買家間的橋樑，買家透過仲介商獲取作品資訊，並議定交易金額，一旦成交，仲介商再與藝術家按比例分享利潤。依據《錢暴：21世紀藝術市場大爆發》一書，仲介商為維持一定獲利，必須控制作品的數量與價格，並不斷重新包裝旗下藝術家的作品，將藝術品塑造成萬中選一的形象。於是，藝術品不再以本身蘊含的理念與創作背景吸引買家，而是人為特意宣傳的藝術家名氣或作品稀有特質。拍賣公司則經由舉行拍賣會，邀集買家競標藝術品，在標價的喊聲中，部分買家以競投金額展示社會地位，把擁有名畫作為實力和身份的象徵。藝術品不僅被視為提升持有者社會地位的工具，也淪為投資的對象、金融操作的魁儡，藝術家真正想說的話，淹沒於拍賣會上買家的喊價聲。英國塗鴉藝術家班克斯（Banksy）便曾在作品〈Girl With Balloon〉於拍賣會成交時，讓畫作攪入藏在畫框內的碎紙機，他試圖倡議「藝術真正的價值不是拍賣價值」。但當時主流的論調，仍侷限於這件事會讓藝術品的價格提升還是降低，班克斯這麼做的原因、欲表述的概念卻鮮少被談及，更遑論引發討論，大多數論述還是環繞在價格增減與否。藝術品的本質為承載創作者思想，但成為市場中的商品後，藝術家也開始追求聲譽，只求發表足夠吸睛的作品，使作品得以高價售出，才能支撐生活開銷。金錢收入確實是藝術家須考量的要素，然而追隨市場趨勢所產出的作品，未能充分融入思想，藝術是否還能作為反應時代樣態與精神的媒介？藝術家於自由創作和商業市場的兩端進退失據，這時，該如何建立起能同時確保藝術家創作與收益的交易機制，是尚待重視的問題。回歸作品名稱「Comedian」，可有多種譯名，其中一種為「喜劇演員」。創作者卡特蘭就像一名演員，在藝術圈上演一齣鬧劇，期盼藉由逗樂觀眾，帶出劇情闡述的理念——藝術市場已然失衡。而散場後，他精心編排的劇情，其中所蘊含的寓意似乎仍未被觀眾理解。

【專題記者倪旻勤、王昱翔、邱于瑄、李昕芸、陳韻如綜合報導】傳統市場、超市、蔬果商行……，你平時都去哪裡買蔬果呢？在台灣，農民收成作物後，並不直接將農貨輸入消費者熟知的通路，而多透過中盤商「行口」，再轉手進入零售市場。近年，網路通路、農夫市集日漸發達，越來越多農民尋覓新管道自產自銷。隨著農民與市場距離逐漸拉近，作為兩者交易橋梁的行口將如何發展？農民又為何渴望另尋出路？<b>行口日常　走入午夜喧騰的蔬果批發場 台北第一果菜批發市場從深夜便揭開序幕，直至天明都還有許多小販走動。　圖／王昱翔攝深夜十一點，明華水果行的行口沈秋錦正起床、收拾出門，身兼家庭主婦的他，總習慣安頓好晚餐後，抓緊一、兩小時的短暫睡眠，為半夜一點即將開始的「大夜班」做好準備。「我們（行口）都要很早來上班啊，一點半到兩點就來了，因為要去看一下市場。」沈秋錦說。行口是農民與零售商的中間人， 會向合作農民批發農貨至果菜市場，再依品質尋找合適的通路販售，並從中抽取一成左右的利潤。曾任行口的鄭永進坦言：「做這行要跟產地有關係、有認識，你才可以去做批發市場呀！」他說明，若沒有與產地農民建立信任關係，農民多半不敢隨意委託代賣。從前一天下午至當天半夜，來自各地的貨車會陸續運載農貨，進入台北第一果菜批發市場。沈秋錦抵達市場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確認農貨有無順利運達、當天市場的總貨量多寡。貨到後，沈秋錦會依當天貨量，評估是否需要額外買貨，他解釋：「所以早上要很早來，知道說今天的到貨量是不是（符合）我個人所需求。」在農貨送至水果行後，沈秋錦會檢查當天農貨的品質，進一步訂定價格。他說明，農貨會在產地依照外觀、大小、甜度分裝，區分為不同等級，各有不同的價格和客群。沈秋錦解釋說：「要慢慢去認識各個顧客和他們的需求，你要他來買，就要找適合賣他的東西。」在確認並整理農貨後，約莫兩點到四點，沈秋錦開始迎接第一波客人，他表示：「比較頂級的客人這時會來買頂級的貨。」例如忠孝東路、中山市場附近，專賣精緻禮盒的水果店，多半會於此時前來批貨。但若發現這段時間鮮少人光顧，代表當天價格可能必須再降低，甚至可能賠本，「很漂亮的東西，沒有在那個時間點賣掉，後面的客人其實（購買的）單價都不會很高。」沈秋錦說明，繼專買高價位農貨的客人後，湧入批發市場的則轉為偏好中等價位的小販，相較前者，小販能負擔的價格也較低。 沈秋錦（左）將農貨整理好後，便開始接待不同需求的客人。　圖／王昱翔攝「清明常常下大雨、寒流冷得要死，小販就不願意買水果回去，價錢一定大崩盤呀！」鄭永進說。天氣的好壞，有時也影響生意的興旺與否，若提前得知氣候不佳，他會趕緊通知果農減少出貨量。但若當天已進貨，又發現貨量過多難以售出，鄭永進則會想盡辦法將農貨轉交其他行口或超市，任其低價售出，他感嘆：「結果通常都會賠錢。」若遇上生產旺季，行口也會面臨無法完銷的日子，沈秋錦無奈地說：「就必須壓低價錢、賠錢啊。」他舉例，有時賣上一兩天的芒果外皮會出油，小販多半不願收購，所以儘管是以一箱五百元購入的農貨，最後也可能以三、四百元的賠本價售出，沈秋錦說：「很多做加工的、冰店會收，但是收的單價就不是很高，做生意不是百分之百賺錢。」直到十點半左右，若有尚未賣完的水果，沈秋錦會先收攤、隔日再賣。一天連續工作逾十個小時的他，收拾完後還需處理匯款等事務，下午兩點才能享受短暫的睡眠，沈秋錦有些無奈地說：「我們習慣了啦。」<b>行口交易不透明　農民擔憂遭剝削日夜顛倒、工時長，是行口的日常，此外，作為生產者和零售商的中間人，能屈能伸、能言善道是他們必備的生存條件，然而這樣的形象卻使他們被媒體冠上剝削的罵名，也讓農民對行口充滿不信任。行口這條通路對田匠物產負責人廖偉順來說，不僅風險高，也容易賠錢。「我們貨給他（行口）這麼多，大部分都是沒有先談價格，等賣一賣再給我們錢，中間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利潤在哪裡。」廖偉順認為，託貨給行口販賣，農民並不清楚販賣過程經過哪些環節，只能等待行口報價，然最後價格通常不佳。 農民託貨給行口販售，並非先談好價格，而是在貨品賣出後才知道總體單價。　圖／農民提供務農近三十年的蓮霧農倪榮彬指出，農民難以接觸行口買賣過程，導致行口有許多操作價格的空間，「有時候他（行口）給你漲，他也不會跟你講啊，他就自己賺去。」倪榮彬以過去和大型行口合作的經驗為例，若行口賣出一斤40元的蓮霧，向農民報價38元，每斤就能多賺兩塊錢，「一斤他昧著良心多賺兩塊錢，那一個月多賺多少？」以他合作過最大的行口來說，一天收1000件貨、一件貨品40斤，不計算抽成的傭金，就能多賺八萬元。鄭永進坦言，不肖行口時常透過「話術」將小販和農民玩弄於股掌之間，以得到更多利潤。如告知農民今天下雨，小販少、買氣差，讓農民接受低價；同時和小販說明因為產量不佳，所以價格高。當雙方都相信行口時，行口便可多賺取中間的價差，也可繼續與雙方保持合作關係。鄭永進說：「這個就是要有辦法去套他們（農民、小販）的話，你有辦法，他就聽你的，這就是做生意又騙又拐。」<b>行口扮演協調者　需考量小販和農民的利益然而當行口賣價低於行情太多時，也可能使農民不願繼續合作，行口因而也有倒貼農民的時候。如蓮霧全國平均一斤30元時，某行口因地域、顧客等級、當地天氣等各種因素，最高僅能賣到20元，低於平均十元。此時行口為了使農民繼續供貨，因而不告知農民真實賣價，而是自抬五元為每斤25元。扣掉2.5元的一成傭金後，行口實際匯給農民22.5元，仍多出一斤2.5元的成本。鄭永進表示，因為向農民報價要面對的是全台平均價，「所以市場的賣價跟果農報的價，是不同價。」水噹噹香蕉的行口林筠玫認為，行口就像是中間人，若貨品賣不出去，就必須扮演好中間協調者的身分，替農民拜託熟客收購，「能夠幫農民補貼多少是多少。」不過身在其中，行口也須顧慮到小販的生計，鄭永進說：「有時候我們要站在中間的蹺蹺板，觀察一下他（小販）會不會賺。」若貨品價格太高，小販面對的客戶負擔不起，便要考慮減少農民的利潤，以低於行情的價格賣出。鄭永進解釋：「你不能一直都顧果農，當有一天果農貨很多的時候，你也會需要小販。」「這都是一種環環相扣的東西啦。」沈秋錦表示，行口得在農民期望和小販利益間取得平衡，盡可能讓雙方滿意。鄭永進更坦承地說，要取得平衡，就是得減少自身利益，如補貼農民、降低給小販的價格，「做行口是做兩邊啦，你要把你的利潤縮小一點，做生意要實一點，不要大賺。」不過市場變動難預測，每個市場的狀況也都不同，沈秋錦解釋，因為他僅能以台北第一果菜批發市場的行情定價，因此當其他市場的價格較好時，他會建議農民將貨品送至該地，「你那邊可以下多一點（貨品），我不會說你一定要給我。」與行口互動良好的荔枝農倪榮城表示，固定合作的行口會向他解釋市場狀況，也會在出貨前，預測隔天市場的到貨量和價格，進而建議出貨量，以確保價格維持在最好的狀態。今年倪榮城有高達九成的貨品都交由行口販賣，替他省下不少聯絡客戶的時間，「就是相信他（行口），彼此互利，不要猜忌，農民比較不會累。」 倪榮城的荔枝多交由行口販售，並與行口建立良好的關係。　圖／倪旻勤攝<b>行口限制多　農民轉戰自產自銷雖然現今農貨透過行口買賣占多數，但有越來越多農民透過網路與宅配自產自銷，亦有農夫市集可販售農產品，農民也能自行與市場攤販、超市接洽。除了可以省去行口在販賣過程中的抽成，也能有更多議價空間，保障農產品利潤。「（我們可以在）這個市集盡量曝光，吸引一些客戶進來，我們可以自己玩自己的遊戲。」在田裡有腳印市集擺攤的日森有機上將梨果園老闆廖俊欽說。  「以自產自銷來說，我們可以多一點利潤。」家和果園園主林欣瑩表示，二十年前，果園大部分的葡萄都透過行口賣出，然而由於行口販賣價格不透明，也無法議價，利潤缺乏保障，因而走向轉型。家和果園從市場擺攤開始累積客群，在十多年前透過網路與宅配走向自產自銷，去年也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的畢業製作團隊合作，除了共同經營臉書粉絲專頁外，也經由短片、圖文設計建立新的品牌形象。此外，下游小販大多向行口購買較低價的普通農貨，有機、有產銷履歷和精緻等高成本、高價的農產品若想透過行口與其競爭，只能降價求售。廖偉順說：「一般外面的市場、行口好像都不看這種食安的問題，所以他（行口）價格並不會比較好。」老莊有機農場農民莊榮宜解釋，自己投入較多成本種植有機，但過去在臺北農產運銷公司拍賣時，竟與一般農產品價格差不多，「就是一個字慘，入不敷出。」故許多種植高品質農產品的農民考量到利潤，選擇轉戰自產自銷。 莊榮宜（左）假日在田裡有腳印農夫市集擺攤，販賣自產的有機蔬果。　圖／邱于瑄攝廖偉順也舉例，由於自家種植有產銷履歷的南瓜，必須額外負擔農藥、產銷履歷等檢測費用，成本相對較高，故他直接與超市接洽、販售農產，比起行口多了議價空間，「除了（考量）行情價之外，我們也會跟他（超市）說品質的部分。」雖然必須與超市簽約，保證穩定的品質與供量，但若遇上颱風季產量大減或是市場價格波動，都可與超市協商供貨量與價格。蒲公英有機農場的劉芳伶也提及，行口會要求一定數量及重量的農產品，小規模種植的有機農產無法符合要求，故他選擇在市集擺攤、自行販售。且透過市集的販賣，農民能與顧客面對面接觸，可以親自介紹農產品特色外，也讓顧客對於產品的來源更安心。<b>農民銷路多元化　行口仍佔主要通路不少農民藉由網路、農夫市集自行銷售農產品，減少對行口的依賴。但多數的農民認為行口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威木農舍負責人張凱宇表示，生產量較大的農民仍多透過行口販賣，「因為他自己絕對沒有時間去賣。」廖偉順也表認同，他解釋，農民人力有限，在無法兼顧農貨品質和行銷服務的情況下，就會將農貨交由行口，讓其擔任行銷的角色。林筠玫表示，的確有不少農民轉用網路販售，但他不認為會影響到行口的生存。「我們算是批發，你不可能用網路去批發呀，因為一次一箱就15公斤了，不會有人去網路上買15公斤的。」林筠玫解釋，行口是以大量販售為主，跟網路行銷的客群仍有區別。此外，林筠玫也進一步指出使用網路行銷蔬果的困難，他表示，傳統、大眾化的水果如蘋果、香蕉，其實並不適合做網路銷售。「蘋果三粒一百，網路四粒一百，你會去買四粒一百嗎？你不會為了一粒然後多付65元的運費吧？」林筠玫認為，如農民想利用網路平台販售蔬果，應考量自家作物的特色，「像是有機蔬果，就比較會有人買。」林筠玫表示，網路平台仍算小眾市場。 行口以大量販售農貨為主，林筠玫認為不會與網路平台的客群有所衝突。　圖／倪旻勤攝鄭永進則認為網路行銷與宅配的發展，確實有衝擊到行口的利益。「宅配發展起來後，市場上比較漂亮的貨有在減少。」鄭永進說明，農民會透過宅配將品質最好的貨直接賣給客人，剩下品質普通、甚至較差的貨再交給行口賣到市場。「如果客人知道可以用便宜的錢跟產地買到漂亮的貨，他哪會跟小販買？」但鄭永進指出，行口消失的機會不大，「或許傳統市場會不見，但行口是不會啦。」他表示，行口串起了農產品的上下游，產地與銷售方仍須靠行口去牽線、從中協調價格。沈秋錦也認同鄭永進的想法，他認為行口與農民、運輸業、小販皆有密切關係，「所以你說要它（行口）在市場消失，有可能嗎？」不過，沈秋錦也強調：「市場觀念改變，我們就要轉型。」他指著攤位上一箱箱的梨子解釋，從前行口進貨量大，但現在為因應大眾消費習慣的改變，開始走小包裝、小禮盒的精緻路線，也會根據季節調整販賣種類。沈秋錦笑說：「大家要求進步啊，你能適應社會就適者生存嘛，不適者它就會慢慢被淘汰掉。」隨著網購、農夫市集的風氣吹向農產品，自產自銷的農民日益增長，消費者的購買管道也更多元。儘管多少影響了行口的農貨來源，但行口都有自己的應對招數，比如積極與小販牽線、減少收貨量。林筠玫表示，行口是個特殊的工作，要同時面對小販及農民，「好的時候大家一起好，不好的時候，我會協助你（農民）把東西推出去。」作為一個農產品推手，行口仍會在凌晨的果菜市場中持續工作著。

【專題記者林宛賢、林子淇、劉苑杉、郭又華綜合報導】以《Lemon》一曲爆紅的日本歌手米津玄師，早前來台開辦演唱會，3000張票券開賣當下即被秒殺。隨後，各大票券網站出現大量二手票券，一張原價3000元的票券飆升至1萬8000元，甚至更高。有網友痛罵黃牛行徑，反遭嗆聲「我已經回本了，之後就算燒掉，我也不會原價給你們。」此事鬧上許多新聞版面，也凸顯熱門演唱會票券常供不應求，讓高價的二手票券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有價有市。當消費者發現自己沒搶到的票券以高價在黃牛手上出售時，對黃牛的怨氣從社群平台至媒體報導隨處可見。但為何管制黃牛的法律從未落實？黃牛業者遍地崛起，他們終有消失的一天嗎？身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應對？<b>遊走法律邊緣的代購業者──黃牛每當有熱門演唱會，黃牛必然在合法銷售途徑外從中圖利。依據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即為一般人俗稱的「黃牛」。因交通遷徙權比娛樂權更迫切，台灣在交通票券的罰責比演唱會票券來的高，各方在多年來也不斷對此爭議與討論，希望演唱會票券可比照《鐵路法》，加重演唱會黃牛的罰則。台灣早期可見黃牛穿梭在運動賽事與電影院售票口，高價兜售票券。黃牛小綸（化名）表示，以往需在售票口前排隊搶票、進行販售，社群平台興起後，他便將事業版圖拓至票券網路社團中。由於近年實體唱片銷售量下降，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演唱會盈利。「當然它（演唱會）量多了，供給和需求都變多，就會有人從中去賺錢。」相知音樂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解釋，民眾觀看演唱會的次數增加，也間接導致娛樂產業中的黃牛越來越猖獗。拓元售票系統法務專員莊詠晴也觀察，「這個（娛樂）產業只要是熱門的，黃牛就存在，因為有利可圖。」「全台灣知名的（黃牛）數目就落在30個以內。」小綸表示二手票券市場不大，黃牛相互認識，但現今網路搶票需兼備技術與經驗，導致黃牛入行門檻逐漸攀升。他補充，某些演唱會場次會產生削價競爭，「票券依照市場價格，像是一個多方賽局的結果。」黃牛阿文（化名）則認為黃牛間屬良性競爭，不會惡意壓低票券價錢，破壞市場行情。<b>場場都能黃牛？ 「市調」深度決定專業度 究竟演唱會市場隱藏什麼商機，使人們前仆後繼的加入黃牛之列？隨著入手票券漸多，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也越高。小綸表示，身為一名職業黃牛，必須要懂得觀察流行音樂市場，培養敏銳眼光，否則購入大量票券又無法全數銷售，將會帶來巨大損失。 小綸從事專職演唱會黃牛約四年，對於許多歌手都有一套自己的市場分析。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 阿文會集結其他黃牛，綜合客源做市場調查，了解顧客對於票券的需求後再投入成本。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反觀，萱萱（化名）作為一名業餘黃牛，只需銷售少量票券賺取利潤，因此觀察市場的必要性比全職黃牛來的低，市場調查的精準度也大為不同。「通常每一場演唱會都會有粉絲願意花錢購買黃牛票。」萱萱表示，他在搶購票券前會確認該場演唱會需購入的票數、票券價格與場地。由於小本經營，他從未遭遇虧損，所有票券均能全數售出。<b>各顯神通 黃牛營運模式大不同除了觀察市場中潛藏的商機外，黃牛也透過自身技術和經驗，將這些商機轉為實際的行動。無論觀察市場、搶票、尋找客群至販售，黃牛皆有各自的手段。其中職業黃牛的搶票經驗、知名度以及投入成本都比業餘黃牛更甚，往往能以更高價售出票券。為了在極短時間內搶到最多票券，小綸目前雇用約30名工讀生在網咖或辦公室等地搶票，「命中率」約有五至七成。他認為相較於設備，熟悉搶票步驟更重要，經驗豐富的黃牛能更有效指揮工讀生，若同時搭配「輔助程式」，能更快速且大量搶購票券。主辦方與售票系統為防範黃牛大肆搶票，有時會在演唱會票券開賣前，設計數道與演出者相關的題目，讓黃牛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搶票步驟，藉此增加歌迷的搶票優勢。萱萱說：「如果購票前有問答題，會花錢或用免費代購票券的服務，請歌迷幫忙做答。」阿文則會在部分演唱會前提供預購表單，「在搶票之前會先開放預購，價格也較公道。」在成功購入票券後，他會優先詢問固定客源，將優惠價格保留給熟客，再於各大社群平台上公開售票資訊。除此之外，阿文在逢年過節時會舉辦抽獎活動，從固定客源中抽出送禮名額，作為公關手段，「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大牛（大黃牛），知名度要打開，所以我們需要跟顧客建立信任度。」<b>不當得利？  黃牛社會爭議多許多消費者對於黃牛有不同質疑，例如使用外掛程式或壟斷票源，讓「真正想要的粉絲」無法取得票券。小綸特別針對「壟斷」解釋，現今網路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小綸表示，現今的單場演唱會大約兩成的票券會由黃牛持有，大部分的票仍由歌迷取得。雖黃牛在演唱會各區座位的購票量不一，精華區競爭可能相對激烈，但整體而言，黃牛的持票數不會造成壟斷。此外，並非所有黃牛都使用外掛程式，部分黃牛單靠人力搶票，有需要時也會向其他人求票。 現今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圖為示意圖）　圖／林子淇攝針對黃牛搶購演唱會票券，進而以高價售出的行為，江季剛認為，黃牛就是為了圖利自己，「演唱會對他來說只是純粹的商品、純粹的生財工具。」他更指出，付出勞力的是演唱會主辦方，而付出金錢的是歌迷、消費者，但黃牛卻以不公平的手段吸收了演唱會主辦方和歌迷的利益。江季剛表示，對於主辦方來說，即便黃牛有花錢向主辦方買票，但卻也同時造成主辦方的不便，也必須花更多成本防範黃牛，「因為我們必須要承擔一些樂迷之間對唱片公司、主辦方或售票系統的指責。」他坦言。此外，江季剛以五月天為例指出，「（五月天）一定會有一些相對便宜的票價，因為他們就是想要給更多人看，像學生、經濟能力較差的族群。」他表示，黃牛把票搶走後，這些族群的歌迷就會遭排擠，「我們想要讓更多、真正的樂迷去觀看演唱會。」<b>評論黃牛正當性　歌迷看法兩極對於黃牛加價販售票券，部分歌迷表達強烈不滿，時常在主辦單位的粉絲專頁留言，不僅抱怨黃牛，也要求主辦單位改進。米津玄師歌迷林楚佳因無法順利購買演唱會票券，在體育館外圍高舉「求票」標語。他表示米津玄師歌迷大多抵制黃牛、對黃牛反感，而他也僅願意以原價購買演唱會票券。同為米津玄師歌迷林慶元表示，「只要原價以上都是黃牛，沒有原價的票，我就在外面聽現場音。」 米津玄師演唱會中，仍有部分買不到票的歌迷在現場秉持一絲希望，等待有人以原價售出二手票。　圖／林子淇攝韓團GOT7的歌迷張庭瑜認為，黃牛搶票會造成真正想去的人無法入場，若黃牛持票未售出，演唱會現場則會出現空位，對歌手而言並非好事。他分享，他於社團觀察過的幾名黃牛態度皆高傲無禮，某次在不知對方是黃牛的情況下，私下詢問票券價格，結果對方開價比原價貴3000元，於是選擇已讀不回。五月天歌迷陳力瑋表示對黃牛反感，黃牛不僅讓歌迷無法觀賞偶像的演唱會，且將價錢抬高也「不覺羞愧」。他補充，「黃牛票沒演唱會籌辦成本，尤其是如果搶熱門場，就不怕賣不掉。」雖然小綸主張現今搶票模式相對公平，歌迷可同時守在在電腦前訂票，但陳力瑋反駁其看法，指出黃牛可能利用特殊手段的搶票，且認為黃牛搶票後以經濟能力高低重新分配票券，不是演唱會所提倡的精神。雖也有部分歌迷對黃牛持正面或中立看法，但相較於反對者，他們的聲量較小，通常不會主動表示與黃牛相關的言論。曾購買黃牛票的歌迷蔡雨倢表示，演唱會若有黃牛願意購票，代表歌手、樂團具備一定人氣，所以他不討厭黃牛。他認為總有些人無法從網路上搶票成功，「黃牛是幫助有錢但手腳沒別人快的歌迷。」已步入職場的歌迷陳效儀有一定經濟能力，他表示由於工作忙碌，無法隨時關注演唱會門票何時開賣，常錯過售票時間後才得知購票資訊。若無法順利搶購熱門演唱會門票，而黃牛所開出的價格又落在可接受範圍內，他認為購買黃牛票確實是一種好選擇。韓團Super Junior的歌迷賴資晴提及，他遇過的黃牛服務品質佳，雖不能議價，但代購費不高，且能幫助沒搶到票的歌迷，使他對黃牛改觀。「因為家裡是做吃的，所以要打烊後才有辦法去匯款，他（黃牛）也都能寬容。」他認為在搶不到票券的情況下，多花300至500元能欣賞偶像的演出非常值得。<b>撲滅黃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灣現行法規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娛樂票券的二手轉售行為，但罰金明顯遠低於黃牛票券利潤，因此部分輿論認為應加重黃牛罰則。對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徐則鈺認為，不同於轉售交通票券會影響遷徙權，轉售娛樂票券對民眾權益的侵害程度僅算「小事」，不宜加諸過重罰則，修法動機也不大。拓元股份有限公司曾對黃牛採取法律行動，卻無法對其轉售行為提出有力訴訟，僅能就使用外掛程式及申辦假帳號搶票等行為，控告其觸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及「偽造文書罪」。徐則鈺說明，根據《社維法》目前規定，有確實轉售行為才構成違法，沒有交易證據則無從罰起。他建議將此條款改成「意圖」轉售即構成違法，管制上會更加有效。民間常見討論抵制黃牛的方法大多為實名制。消費者需在購票系統上登錄身分並再次於現場核對持票者身分。小綸表示，黃牛只要事前申請多個人頭帳戶，便能輕鬆搶票，此舉只是增加少許購票成本，並無法真正影響到黃牛。莊詠晴解釋，主辦單位若要在演唱會現場驗證身分，將面臨許多限制。人工比對票券姓名與身分證明所需的時間與人力成本非常高，為避免驗票時出現鑽漏洞情形，主辦方必須同步所有驗票窗口的設備與管理方法。她認為，台灣演唱會的軟硬體設備目前不宜全面實施實名制，在多人的大場地更是難上加難。因此，目前確實執行實名制的演唱會，僅有規模較小的場次。 距離演唱會開始還有三小時，主辦單位早已在現場整隊。倘若實施實名制，歌迷等待進場時間將會更長。　圖／林子淇攝針對實名制，阿文透露，只要在票券販售前開放預購單獲取基本資訊，就「完全不怕主辦方打壓」。若該實名制場次開放身分受驗者攜帶不須受驗的持票人入場，黃牛則可利用「工讀生攜帶消費者入場」的模式販售票券，不僅破解實名制，工讀生的名額也變相排擠了更多消費者。小綸表示，限制轉讓票券的相關措施固然對黃牛帶來一定影響，卻對大部分消費者產生更大傷害。他舉例，若消費者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演唱會，任何限制轉讓票券的措施都會讓消費者無法脫手已經不具價值的票券。江季剛也表示，實名制及相關規範限制雖能減少黃牛的出現，但相對的也造成歌迷和主辦方的困擾，不僅主辦方要付出更多人力，也增加了歌迷在搶票、換票上的麻煩，「我們應該是要增加樂迷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防範（黃牛）而去增加樂迷的困擾。」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簡文政說明，一旦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跟「資訊不對稱」，黃牛便會誕生。這與小綸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黃牛對於票券二手市場的理解遠勝一般消費者，在票券供不應求下，消費者更願意利用大量金錢競爭稀有票券，若要有效阻止二手票券的價格過高，可能的做法有兩種：想辦法公開大部分二手票券的市場價格，或由主辦單位開辦更多場次的演唱會，以降低票券的稀有性。對此，江季剛卻認為，主辦單位不願把「黃牛」這項變因納入考量。不論是加開更多場演唱會或是提高價格，對主辦方來說其所承擔的售票成本及風險遠高於黃牛，「供給方和需求方就是主辦方和歌迷，根本沒有黃牛的空間。」他補充，主辦方的首要任務是制定合理票價，並將票券售罄，而非跟隨黃牛哄抬票價。然而，在台灣二手票券分散於各大社群平台等不透明場域對黃牛有利，他們不可能配合建立公開二手市場。除非由政府或各大票券提供者聯合推行一個公開透明的二手票券市場，否則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將無法解決。礙於場地限制、演出者行程與成本考量等原因，由主辦方增加供給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票券供需失衡恐怕也無從解決。 主辦單位需在演唱會開辦前半年至一年預訂場館，若票券供不應求，也無法臨時應因粉絲要求加開場次。　圖／林宛賢攝消極抵制非解方 積極爭取才是贏家簡文政認為，在票券市場中，黃牛是平衡供需時的自然產物。事實上，只要消費者的需求超過主辦單位的供給，黃牛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在如此的環境下，消費者該如何應對？消費者會因不同原因，選擇各自取得票券的來源。有些消費者積極練習搶票，以原價取得票券；有些消費者使用代購價較低廉的服務；甚至有消費者為了票券不惜砸重金求票，但有能力從他人手中求得原價票或稀有位子的消費者也比比也是。徐則鈺坦言，「如果你跟黃牛買票，也是你願意的。」事實上，消費者並非處於被動，只能遭黃牛壓榨。在黃牛不會消失的市場中，成為有選擇權、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把黃牛對自己的傷害降至最小化。&nbsp;

【記者張庭瑀綜合報導】 11月29日中午，上百名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學生、行政人員及當地居民身穿醒目的反光背心，走上街頭進行「為了公平居住而奔走（Walk-Out March for Fair Housing）」的抗議。此活動由塔夫茨學生行動組織（Tufts Student Action）和塔夫茨居住正義聯盟（Tufts Housing League）發起，他們不滿學校將於2019年實施的宿舍價格分級制度（Tiered housing system），呼籲校方建立公平機制以及新宿舍。塔夫茨大學於7月23日宣布2019年起將實施宿舍價格的分級制度，引起許多學生強烈反對。此制度將宿舍分為14個層級，價格從每年8220美元（約新台幣24萬元）到1萬219美元（約新台幣30萬元）不等。發起人之一、該校學生安瑪莉・李（Ann-Marie Lee）說：「這項政策會導致學生間因為經濟能力而產生界線，這令學生們十分抗拒。」該校學生札克・孟若（Zach Munro）則認為，此制度提高宿舍價格，使更多學生被迫在校外租屋，明顯違反校園內的居住正義。此外，校方計劃在未來四年增收400名學生，然而校內現在就沒有足夠的宿舍，因此學生11月29日除了上街抗議外，也於校園中紮帳篷，藉由帳篷間接地控訴宿舍不足的問題。為此，塔夫茨居住正義聯盟更發起了一份請願書，已有29個校園團體和超過1600人簽署，要求學校撤銷宿舍價格分級制度，並興建新宿舍。 11月29日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學生走上街頭抗議2019年實施的宿舍價格分級制度（Tiered housing system），呼籲校方建立公平機制以及新宿舍。對於新制度，該校學生蔓蒂・羅森倫（Mandy Rosengren）認為，這項政策會導致學生因為經濟狀況而產生界線，富裕的學生聚集在昂貴的宿舍，而低收入和中產階級學生則住在便宜、較不舒適的宿舍。「校方總是將金錢擺在第一，學生的利益被擺到最後。」蔓蒂憤慨地說道。由於學校堅持實行此項政策，他無法接受便上街抗議，「住在沒有價格之分的宿舍，讓我可以與來自不同家庭的人接觸，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分級制度實施後恐怕就無法體會到了。」目前塔夫茨大學的宿舍以抽籤分配，學生每年所繳交的費用皆為7934美元（約新台幣23萬元），由運氣決定他們所住的宿舍好壞，但2019年的新制度將改以價格區分。當初因為學校提供全額獎學金而選擇就讀該校的學生孟若便表示，「即使我不富有，學校給我求學的機會，然而分級制度將提高宿舍價格，這將導致我的經濟狀況更加困難。」該校學生羅莎・史登・派特（Rosa Stern Pait）則提到，「因為新制度的費用實在太高，我無法負擔，明年我將搬出宿舍。」他也指出，校內宿舍費用過高，導致學生需在校外租屋，然而大多數學生並不了解身為承租人的權利，房東很有可能會利用學生的善良，侵犯他們的權益。札克說：「我們知道居住正義是什麼，我們也知道校方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他們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