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陳雙、顏貝恩報導】「主人／大小姐，歡迎回家！」踏入女僕咖啡廳（以下簡稱僕咖），迎面而來的是女僕親切的笑容與問候。帶位入座後，女僕會輕輕靠在桌邊，細心介紹餐點，讓人彷彿瞬間進入了貴族莊園，女僕從旁服務顧客。桌上擺放著菜單與搖鈴，顧客隨時可以透過搖鈴呼喚專屬的女僕前來服務，這樣的設計，也讓互動多了一層儀式感。 僕咖源自日本秋葉原的御宅族文化，將ACG（Anime、Comic、Game）中對女僕角色的想像搬入現實。透過服裝、語言與互動，男性顧客被稱為「主人」，女性顧客則被稱為「大小姐」，女僕也因此成為從虛構世界走出來的獨特存在。這樣的空間，讓人得以短暫抽離日常生活，進入非現實的情境中。台灣女僕文化從早期的小眾同好聚集，演變為一種結合餐飲與互動體驗的娛樂型態。 提到僕咖的經典料理，蛋包飯往往是最具代表性的選擇。女僕會在一旁引導顧客一同念出咒語：「おいしくな〜れ！❤（變好吃吧，萌萌心動！❤）」，並搭配手勢，在蛋包飯上淋上番茄醬，完成所謂的「施魔法」儀式。這樣的過程，對初次到訪的客人而言，既新奇又有趣，也因為能夠與女僕產生互動，而顯得格外特別。 走進店內，女僕多半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性，他們端起盤子、畫盤（用巧克力醬或番茄醬作畫）、施魔法、和客人招呼及聊天等等，當女僕七七（化名）細數工作內容時，他笑著說：「這對我來說很夢幻，也讓我很有熱忱。」 而各自選擇加入女僕咖啡廳的原因，他們答案也出奇地一致，「衣服很可愛，可以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排班很彈性，可以配合課表。」、「收入好像比一般餐飲業多一點。」對許多仍在就學的大學生而言，女僕咖啡廳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彈性，同時也能盡情展現自我風格的工作場域。 「因為喜歡動漫，看到有個喜歡的角色去女僕咖啡廳工作，覺得他的衣服好可愛，就想著自己也去試試看。」女僕可可（化名）笑容滿面地說起踏入女僕咖啡廳的契機，是因為動漫裡一個身著女僕裝的角色。 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入行，可可卻意外發現這份工作的種種驚喜：除了上述提到的優點外，還能拍下許多美麗的照片，甚至有人願意為此買單。並且店內不定期舉辦的特別表演活動，像是可以被指定上台唱歌跳舞，更讓他在過程中享受到萬眾矚目的感覺，也達成了與當初偶像動漫中一樣的情境。「我覺得很好玩，還能常常收到大家的禮物和甜點。」可可說，粉絲們總是帶著禮物與點心前來，用這份心意表達對女僕們的喜愛。 然而，這份「光鮮亮麗」的工作，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與接受。 小沙（化名）提及自己剛入職時的家庭衝突，「我18歲就開始當女僕，一開始爸媽知道之後非常反對，甚至為了這件事大吵了一架，還離家出走。」他說，家人將女僕咖啡廳視為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產業，與茶店、禮服店等工作產生聯想。對於不熟悉這類文化的人而言，女僕的服裝與顧客之間的親密互動，往往容易被誤解與放大檢視。 在外界眼中，這份工作既夢幻，也難免帶著爭議；女僕們在僕咖「服侍」的日常裡，其實也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困境。 僕咖常被形容為一個為顧客打造的「異世界」。「大小姐」、「主人」這些稱謂不僅營造出獨特的氛圍，也在建立起女僕與客人之間的「主僕關係」，讓顧客感受到自己處於被服務與關注的焦點。對此，幻戀女僕咖啡廳負責人璃茉（化名）表示：「僕咖本質上還是餐飲業，只是服裝比較精緻，空閒時間會和客人聊天，有點像偶像互動的感覺。」儘管這樣的關係設定強調互動，正統的僕咖會對女僕與客人的互動設下明確界線，例如：禁止顧客觸碰女僕、女僕也不得坐在顧客身旁、不能等待女僕下班等，以維持一定的距離與安全。 主僕角色關係的界線有時也會變得模糊。「有顧客會藉由「瘋狂搖鈴」強行吸引注意，趁機進行不當肢體接觸、試圖佔便宜。」可可說道，許多客人會用不當行為來吸引女僕的注意。女僕Nn（化名）表示，遇到這類情況，他會當下出聲制止，現場同仁也會協助介入，事後再向店長或老闆回報，透過調閱監視器，將相關顧客列入「出禁」（註一）名單。另外，女僕蘋果派（化名）分享，曾有同事在下班後由男友從台北接送回桃園住處，卻遭顧客一路尾隨，事後還收到私訊追問接送者的身分。這樣的舉動不僅打破了本應存在於店內的角色界線，也讓女僕的人身安全面臨潛在威脅。 曾有七年女僕資歷的璃茉也坦言，自己在剛入行、尚未熟悉如何拿捏與顧客的關係時，曾經會反覆自我懷疑：「顧客喜歡我，但我卻無法回應，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然而，隨著經驗累積，他逐漸學會劃清女僕與顧客的邊界，例如明確告知不接「戀愛客」，以免陷入與顧客產生難以收拾的情感糾葛。「僕咖是提供情緒價值的地方，但不要把裡面發生的一切當成真實。」璃茉強調，雖然女僕與顧客之間的親近程度可能影響業績表現，但他認為雙方仍須清楚理解這段關係的本質，才能避免讓自己越陷越深。 註一：出禁機制，指顧客若違反店內規範，經判定後將被禁止再次入店消費。但對於初次來訪或流動性高的客群，這樣的機制仍難以做到提前預防。 女僕提供的情緒價值，往往不只停留在店內，而是延伸至下班之後。為了維繫既有客群並吸引新客源，女僕必須在下班後的時間持續經營社群帳號，他們被迫隨時守著手機、保持在線，這種隱形成本已轉化為沉重的負擔。女僕小美（化名）坦言：「壓力就是你會覺得要一直盯著手機啊！就是一定要上線。」顧客的情勒讓女僕即便在下班後，仍難以抽離工作、需要繼續經營數位勞動：一旦未能即時回覆訊息，便可能遭受負面標籤，蘋果派指出：「有些客人會很在意你沒有回他訊息，這件事情可能他（顧客）會覺得你很功利、很現實，因為（他們會覺得女僕的服務）一定要到店裡要花了錢，才能跟你講到話。」在顧客的認知中，即時回訊息是女僕應盡的工作，若未達標即被視為失職。儘管女僕們能理解顧客對陪伴的渴望，但他們也強烈希望對方能理解勞動的界線。在脫下制服後，他們同樣需要享受純粹的休息時光。蘋果派表示，雖然這份工作的隱形壓力極大，但他選擇維持心理邊界。若顧客過於在意回訊頻率，他會禮貌地表示雙方「沒有緣分」，藉此過濾掉對私生活過度干擾的顧客。 壓力不只來自顧客的期待，女僕圈內的匿名社群「靠北女僕」，也成為許多女僕的壓力來源。由於這個圈子人員流動頻繁，女僕的工作表現、私下行蹤，都可能被人截圖上傳、討論。小美分享，曾有女僕與男友約會時遭人偷拍，照片流出後還被嘲諷「有男朋友還來當女僕」，反映出部分顧客對女僕「必須純淨、不能有私生活」的扭曲想像。這樣的輿論壓力，讓女僕即使下了班，也難以真正卸下包袱。 除了心理壓力，性騷擾與言語冒犯也是女僕長期面對的灰色地帶。小沙透露，常有顧客在社群私訊他：「一直回覆限時動態，甚至還會問我要不要賣原味襪子。」蘋果派說：「像我之前有跟顧客說過讀哪所學校，然後有天他突然私訊我：『那天在你學校附近，怎麼都沒看到你？』我就開始擔心，他是不是真的要來找我。」這種滲入日常生活的跟蹤，讓他在下班後仍難以放鬆。 「人事成本當然是經營時支出最大的項目。」天使ハート女僕咖啡廳老闆寶哥（化名）說明，僕咖產業的人事成本相較其他服務業高出許多。不少女僕當初正是因為較高的薪資入行，沒想到卻碰上欠薪問題，讓原本的期待落空。據報導，議員張志豪於2月13日揭露，某僕咖業主積欠員工薪資高達約560萬元。這樣的案例並非個案。「一開始只是拖半個月，後來乾脆不給薪水。」曾於欠薪僕咖工作過的可可說道。業者慣以「晚點再給」或「先給一部分」等方式拖延，許多女僕礙於情面或求職不易，往往選擇默默承受，待離職或轉往他店後才告一段落，真正被揭露的案例仍屬少數。欠薪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停留在勞資糾紛層面，更實質威脅到女僕的日常生計。 除了欠薪問題，職場內的不當對待同樣令人憂心。「聽朋友說，有老闆會搭女僕肩膀、手往下摸，然後可能還會摸一下頭，沒來由地動手動腳。」可可分享著從同業口中聽來的遭遇。僕咖雖明訂了與客人之間的互動界線，職場內部的規範卻仍所欠缺，形成灰色地帶。「因為是上對下的關係，有時候也不敢反抗。有些人會選擇離開，有些人選擇順從。」小美說，畢竟跟老闆關係不好，排班就會變少，薪水也會受影響，所以大多數人即使心裡不滿，還是會選擇忍下來。 「女僕咖啡廳是一個很健康的產業，在日本高壓社會下的上班族，常常會到女僕咖啡廳感受青春活力，並釋放壓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兼任X實驗學院教授林承毅說道，業者應該要去制定好女僕和客人的互動界線，讓僕咖產業維持在適當界線內，避免走向污名化。僕咖產業若要健全發展，建立友善、透明且安全的工作環境，才能讓更多人願意投身其中，也讓許多正值學生年紀的女孩獲得應有的保障。 璃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心籌備屬於自己的店。「僕咖有很多欠薪、騷擾這些問題。我是女僕出身的，自然會站在女僕的立場，創造一個屬於大家的小家。」他說。有別於傳統僕咖仰賴ACG客群的模式，璃茉計畫透過與遊戲品牌合作、拓展業配等方式開源，同時確保女僕優渥的薪資待遇，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從業人員的基本權益。在他的藍圖裡，希望僕咖能成為一個讓女僕們真正感到安心的家。 「我的夢想是想要徵選地下偶像，我想在女僕咖啡廳先累積一些勇氣和經驗！」小沙說道，透過在僕咖表演的工作，也能增加他徵選上地下偶像的機會。「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偶像！」可可堅定的說，雖然不像真正的偶像需要經營演藝事業，但是畫拍立得、日常表演、生誕祭（注二）的演出，也讓他體會到為粉絲帶來快樂的感覺。 雖然僕咖產業存在不少亂象，但在這裡，是他們實現夢想和感受被喜歡的地方。小美分享：「我在這裡可以做自己，而且發現原來做自己也可以有很多人喜歡。」這份從僕咖獲得的喜悅，並不只停留在女僕身上，更透過互動傳遞給了每一位推開店門的顧客。「有些客人走進來的時候帶著心事，離開的時候是笑著的。」可可說道，這是讓他覺得這份工作值得做下去的原因。 註二：生誕祭（せいたんさい）指粉絲為偶像或角色舉辦、具應援與儀式性的生日慶祝活動。

【記者李若水報導】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以下簡稱UCU）於17日起在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雪菲爾哈倫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以下簡稱哈倫大學）與雪菲爾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抗議大學校方因財務壓力推動的大規模裁員與課程緊縮計畫。愛丁堡及雪菲爾的大學生也紛紛響應，加入教師的抗議行列，並向校方寄信表達拒絕裁員的訴求。 英國高等教育收入主要依賴學費與政府補助，由於近年入學人數減少，導致各大學的財務負擔加重。愛丁堡大學校長彼得．馬西森（Peter Mathieson）曾於2月接受《衛報》（The Guardian）採訪表示，未來18個月大學可能面臨1.4億英鎊（約新台幣 57.66 億元）的財政赤字。然而，愛丁堡大學的 UCU 分會指出，公開財報顯示該校仍有盈餘——2023年平均每月盈餘1230萬英鎊（約新台幣 5.07 億元），並有高達30億英鎊（約新台幣1239.3億元）的儲備金，且員工成本佔支出的比例在過去三年持續下降，應採取相較強制裁員更周全、溫和的措施。 愛丁堡大學及雪菲爾大學的UCU分會於17至19日展開罷工，要求大學承諾不進行強制裁員。學生們以曠課方式支持罷工，雪菲爾大學的學生會呼應學生們加入罷工糾察線（picket lines），也有學生在寒冷天氣中為罷工教職員送上熱飲與食物。愛丁堡大學的巴勒斯坦正義協會（Edinburgh University Justice for Palestine Society，以下簡稱EUJP）更組織學生封鎖了學校的行政中心，要求校方把資金用於學習與教學。EUJP表示，愛丁堡大學以「財務危機」裁撤教職員，卻持續投資涉及以色列軍事問題的企業。身為雪菲爾大學校友的雪菲爾市議員邁內什．帕雷克（Minesh Parekh）指出，校方計畫強制裁員，卻推動大型建設計畫，例如哈倫大學在倫敦開設了新校區；雪菲爾大學手上則握有數百萬現金儲備，卻將員工當作可替代的資源。 面對課程已經開始削減的現況，EUJP的學生代表說「教職員與學生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共同反對大學管理階層的逐利邏輯。」愛丁堡大學生蘇靈使（化名）說：「學生們非常關注本次的罷工，由於預計會有1/8的教職員被裁員，將對教育環境造成極大影響。」於愛丁堡大學任教的潔絲．貝利（Jess Bailey）表示，老師們本來就已經超額工作，如果工作量再增加，能投入在每位學生身上的時間會更少，讓整體的教學與學習體驗變得更糟。貝利說：｢我參與罷工，是為了保護學生能持續享有高品質的教育與有意義的師生陪伴。｣

【記者李昱靜高雄報導】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13學年度飛鏢運動錦標賽於22日至24日在樹德科技大學體育館舉行。本次比賽吸引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正修科技大學以及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校等多所大專院校選手參賽，並透過直播賽事讓更多人認識並關注飛鏢運動。經過激烈角逐，北商大的陳宇揚奪得一般組男子個人賽冠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周芷葇則勇奪女子組冠軍。 本次比賽採用501賽制，選手需從501分開始，透過投擲飛鏢到靶面上的落點，依落點標示來扣減分數，率先歸零者勝出。比賽中，選手需特別注意避免倒扣成負分，否則將回到上一回合的分數，不僅考驗選手的精準度，更要求高度的戰術思維與心理穩定性。 賽後，女子組冠軍周芷葇分享，由於冠軍賽全程直播，讓她感受到極大的壓力，過程中一度因心理狀態不穩而出現失誤，但她最終成功調整心態，以穩定的表現拿下冠軍。而去年的一般男子組個人冠軍，逢甲大學選手劉昱宏則坦言，冠軍賽時手感不佳加上有點緊張，狀態沒能調整回來，也因此今年與冠軍失之交臂。 公開組男雙冠軍，來自中信科技大學的陳景揚也吸引了不少關注。他透露自己因工作停練一年後重新投入飛鏢運動，卻發現遭遇了「投球失憶症」（註一），一度無法順利出手。他採用閉眼投擲的方式，重拾丟標感覺，逐步克服心理與技術上的障礙。 註一：易普症（YIPS），俗稱「投球失憶症」，運動員無法準確控制肢體的活動，常見於精確動作和高度專注的運動。 中華民國飛鏢總會理事長洪國峻表示，目前推廣飛鏢運動面臨多項挑戰，包括場地需求、比賽機台運輸與維護成本等問題。他指出，比賽機台價格高昂，加上飛鏢比賽需在有冷氣的環境下舉行，因為選手出手汗會影響投飛鏢的穩定度，種種比賽要求為推廣運動增加了難度。他強調，未來將透過「三級推展」計畫，從國小、國中、高中逐步培育選手，再延伸至大專層級，期望讓飛鏢運動在台灣扎根。

【記者周元曦報導】中國國家統計局於10月22日發布9月分失業率數據，排除在校生的16至24歲群體中，全國城鎮失業率為17.6%。9月數據雖然比8月下降1.2％，但仍為今年第二高的失業率。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盛來運10月18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整體就業形勢穩定，但他也坦言目前中國就業結構性矛盾凸出，「青年就業壓力比較大，失業率還是偏高，但製造業仍存在招工難的問題，像是技工仍供不應求。」 「（政府）失業率會將（準備）考研究所和公務人員的年輕人算進去。」現就讀復旦大學的學生小未（化名）在受訪時表示自己不認為青年失業率高。但就讀廣州暨南大學的學生戈同學（化名）透露自己時常在網路上感受到朋友、同學找工作的焦慮感。他說：「據我所知整體的就業情況不是很好，工資不高，內卷也很嚴重。」他認為學歷對就業的影響變大，過去大公司如字節跳動（ByteDance），只要是頂尖大學的學生都有申請成功的機會，但現在人資都要求應徵者需有985院校（註）的大學與研究所學歷。「尤其最近研究生擴招，這又會是一個（普通大學）學歷貶值的大潮。」他補充。 註：985院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39所大學，在綜合實力、學科教育和科學研究的表現，都位居中國大學中的領先地位。 「現在推行延遲退休，年紀大的人不退位讓出新的工作崗位給年輕人。」戈同學說道。他表示隨著工作機會越來越少，有頂尖大學學歷的學生越來越多，公司不可能繼續為這麼多大學生提供匹配的就業環境。現就讀蘇州大學的學生和平哥（化名）表示同儕之間失業問題不嚴重，並認為失業人口主要來自學術水平較低的大學，或甚至是家境有困難沒上學的同齡人，「雖然中國有九年義務教育，但光靠罰錢，也無法讓環境不好的家庭送小孩去上學。」 戈同學和小未表示學校會提供畢業生就業輔導，校園中也會有職涯博覽會如秋季和春季招聘會，學校也會將工作資訊與機會放在微信公眾號上讓學生自行瀏覽。「就業機會是永遠不會缺的，但是薪資跟待遇對大學生來說不匹配。」戈同學強調。和平哥希望未來政府可以提高勞動業者的待遇與社會地位，才有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從事技術業等勞力密集工作，「主要是年輕人不會想做（社會地位不高的）勞動工作。」

【專題記者胡王子行、杜以璇、葉蓁芸、張愷文、陳婕柔綜合報導】「一、二——」整齊劃一的喊聲，伴隨著規律的步伐響徹操場與體育館，聲響的主人們總是同進同出，他們正是體育班的學生們。過著共同操練、上課的生活是我們對學生運動員的既定印象，集中一班不僅便於管理，也讓校方在經費的使用上變得簡單。但體育班只收編校內代表隊或者以主流運動項目為主的學生。在體育班以外，許多身處普通班卻同時具備運動員身份的學生們，他們該怎麼靠著自身的資源兼顧課業與運動技術？又該怎麼找尋自己的未來方向？就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的劉芸安，在頂大的光環背後，也有著擊劍國手身份。當初因為父母期許孩子能多方發展，便安排他就讀高雄美國學校，充裕的課後活動時間開啟了劉芸安的擊劍之路。從玩樂性質到漸漸取得好成績，包含105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國中銳劍第一名、109學年全中運高中銳劍第五名以及2019年全國運動會高雄市銳劍團體銅牌高雄市銳劍團體銅牌等亮眼表現，擊劍在劉芸安心中成為了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自我要求甚高的劉芸安，考上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高瞻班（註）後，更透過繁星錄取臺大醫學系，在運動與學業都達成了優異的成就。註：高瞻班為自然組資優班，107學年度為高雄女中最後一屆實施高瞻班制度。全心投入練習與課業，勢必得犧牲不少與同儕相處的時間，劉芸安選擇以正向的態度面對社交的困境。他說道：「跟同學互動的時間一定會減少，但是擊劍對我來說就像是遊戲一樣，練習的時候我也很快樂。一直思考著自己少了些什麼反而會不開心，不如就享受當下。」進入國高中後，雖然不在體育班就讀，但在校方的支持下，劉芸安還是能彈性運用時間訓練。老師們也願意多花時間輔導他因比賽而缺席的課程，校內體育處室也樂意協助行政業務，讓劉芸安能夠心無旁騖地投入訓練。對比課表經過規劃，按表操課的體育班模式，劉芸安有著自己的想法。過往母親曾詢問是否要進入體育班，但劉芸安認為進入體育班會使自身發展過於侷限，無法同時顧及讀書與練習，便拒絕了母親的提議。劉芸安也分享後續的訓練方式，說：「我比較常跟著教練一對一訓練，教練與我都認為課業才是重點，因此願意為了我做比較彈性的訓練規劃。」劉芸安深知平衡運動與學業的重要性，為了維持課業進度，在訓練前總要求自己讀完表訂的進度，才能去找教練練習。 台大的劉芸安反對加入體育班，他認為普通班能讓他自由安排時間，未來發展也不會因此受限。　圖／劉芸安提供學生運動員為兼顧成績與訓練    望校方予課業支持同樣擁有亮眼運動成績的邱映瑄也非體育班學生，而是選擇走上一般升學道路。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的他，以花式繞樁（以下簡稱花樁）馳騁國際賽場，曾在2018年拿下世界錦標賽成年女子組銀牌、亞洲錦標賽金牌，也代表台灣出戰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申請大學時，邱映瑄以優異的體育表現與高中課業成績，獲政大法律系的運動績優生身分，進入大學。在滑輪運動界已耕耘十多年的邱映瑄，一直紀律地執行練習時間。平日課後須花3小時練習花樁，長假時間更會在練習場待上6至7小時的他，訓練儼然成為他生活中的重心。不過待在一般升學體制內的他，對於成績仍有所要求，媽媽也會以成績作為能否讓他繼續練習的標準。「以前我媽會說成績太爛的話就不准溜（滑輪），所以小時候我會為了要繼續練習而把書讀好。」他說明，除了專心上課之外，也會盡力在學校完成作業，自律以及嚴格的時間管理讓他在享受花樁的同時，也能維持課業的水準。「你除了這兩件事情（讀書與練習）以外，就沒有什麽時間做別的事。」為了兼顧花樁與課業，邱映瑄失去娛樂時間，與同學的相處機會也因此減少。「我覺得（自己）跟人互動的能力會低一點，小時候因為練習而少了跟同學親近的機會，當時心裡不太平衡，也覺得有點遺憾。」但他也分享，高中時幸運遇上一群願意理解他的朋友，比賽期間會給予支持與鼓勵，讓他感受到同儕的溫暖。「可能那個年紀比較願意去理解不一樣的人，他們（高中同學）可以理解我這件事（花樁），也讓我真的感受到心靈支持的感覺。」他感動說道。除了同學的鼓勵與陪伴外，邱映瑄指出，學校的支持對學生運動員而言也相當重要。「光是學校讓不讓我們請假，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談到部分學校可能認為體育會影響課業表現，因此不支持學生發展體育專長。每個老師的包容度不同，遇到不接受學生運動員缺課的老師也是問題之一。他觀察到，許多學生運動員即便擁有公文，學校仍不配合準假，因而影響課業成績。但幸運的是，他的高中校方提供學生自由發展的機會，對於請假事宜也相當寬容。邱映瑄說：「學校不一定要給（我們）場地或經費，反而是提供課業上的一點包容，就已經很好了。」若校方願意以準假給予學生運動員支持，將會是他們發展體育的一大助力。政大法律系的邱映瑄坦言，雖然因訓練及學習犧牲交友時間，但他仍在花樁項目上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圖／邱映瑄提供<b>教練、器材與場地費　多種費用成運動員經濟壓力 課業和運動兩不誤的洪筱晴認為努力都是值得的，即使睡眠不足，他也願意為了亮眼的表現拼盡全力。　圖／洪筱晴提供學生運動員訓練之路困難重重，缺乏體育班資源的他們也需克服經濟壓力。曾在杭州亞運花式滑輪溜冰（以下簡稱花滑）摘金、現在就讀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的洪筱晴，即便沒有體育班的資源及優渥的家境，仍堅持長達12年的運動生涯。洪筱晴母親謝亞臻憶起當時女兒剛接觸花滑的情形時說道：「原本筱晴跟著哥哥一起學直排輪競速溜冰，但他從小就喜歡舞蹈，所以就讓他選擇花滑。」踏上花滑之路後，隨之而來的是龐大的訓練費用。謝亞臻無奈表示，由於經濟考量，無法讓筱晴每天上教練課，只能透過父親陪著練習，父親也會為了他上網瀏覽大量教學影片，希望在沒有教練的情況下，也能讓他精進技術水準。不過升高中那年父親的離開，使他失去主要的陪練者。本就缺少教練課，加上父親過世，當時的他對花滑的無力感倍增。除了昂貴的課程費用，謝亞臻談到場地租借費用也不低。他說：「在外面租一小時場地就要8000台幣，我們平常根本不可能有那些經費。」洪筱晴點出運動設備開銷也是一大支出。家庭少了經濟支柱後，母親一人擔起所有花滑的開銷。為了減輕家裡負擔，即便裝備需要頻繁汰換，洪筱晴仍堅持將器材運用到不敷使用的程度，「通常（輪子）有一點晃動就要換，但我會用到真的快不行時才換。」洪筱晴說道。多年運動生涯倚靠家庭經濟的支持，直到在比賽中表現出色，才讓洪筱晴有機會得到協會的補助。然而，謝亞臻透露，協會補助的對象每年都會調動，補助金額也因年齡組別而有差異，即使順利拿到補助，也很難支付高昂的比賽費用。「出國比賽的話，機票、住宿加一加都要出十萬台幣以上。」謝亞臻說道。即便現在家庭收入足以支撐，但由他一人持續負擔這些花費仍不是長久之計。洪筱晴除了勤奮訓練，也沒有放棄課業學習。他回顧求學歷程時說道：「我住得很遠，又待在注重升學率的學校，5點就要出門，晚上11點多才到家。」洪筱晴盡可能地在校完成作業，運用課餘時間練習。儘管做好時間管理，但他也曾有失利的經驗。前年因亞運選拔賽和學測時間相近，洪筱晴選擇專注在亞運訓練，而放掉學測，但後來的結果一度讓他陷入低潮。「我申請清大『拾穗計畫』（特殊選材）沒有過，亞運選拔也沒選上。」洪筱晴回憶道。所幸那段時間有母親和朋友的陪伴，才讓他重拾出發的勇氣。 對洪筱晴（圖右）而言，他很感謝家人的支持，每當受挫時，都是家人的陪伴和鼓勵讓他在花滑的道路上堅持下去。　圖／洪筱晴提供運動員堅持平衡課業表現　追求未來多元發展學生運動員兼具學生及運動員身份，除了遭遇人際、經濟困境等多方面的挑戰外，均衡發展專業項目和學科能力是最需要克服的問題。劉芸安、邱映瑄和洪筱晴三人皆從事小眾運動項目，即便如此辛苦，為什麽他們還要在平衡兩者之間掙扎？台灣目前的主流學習風氣仍以讀書為重，雖說近年來家長對於運動發展的態度漸趨於支持，但當孩子面臨升學階段，運動佔用太多額外時間，便有可能面臨取捨。以邱映瑄為例，家人並沒有因為他在花樁上的優秀表現而忽略課業，而是以成績作為他繼續訓練的條件。「這就很看家長的認知，當發現孩子在體育上有天賦，才可能會繼續支持他走這條路。」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潘義祥強調這是各國的運動文化差異使然。具有兩度經營體育班的經驗，現為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校長的陳棟遠，觀察到學生運動員在求學過程中所面臨的難處，他說道：「當（學生運動員）太過重視競賽表現，在學習上能投入的心力相對也會受到影響。」若學生運動員只單投入在專業項目的訓練，長時間下來可能會造成課業進度落後，後續若想轉換發展方向也有一定的難度。潘義祥認為，學生運動員不能只朝著提升運動技術為唯一的發展方向，而是應該在顧及學生本分的基礎之下，再去發展運動專業。「如此才能讓學生運動員達到最理想的狀態。」他說明。潘義祥也以目前的體育班體制為例，當學生進入該體制後，會太早專注在特定的運動項目上，而減少其他探索的機會，如果未來無法繼續從事該項目，反而會讓其難以適應一般社會的發展。體育班的設立雖然能幫助學生運動員更專注在項目訓練上，也提供穩定的資源和經費，然而對於較為小眾、沒有體育班可參加的冷門體育項目來說，選手在培訓上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和金錢。潘義祥補充道：「在體制外的選手較難獲得發展機會，資源也相對稀缺，學校或家長需要找更多的經費來協助。」以洪筱晴為例，在奪下亮眼的競賽成績、獲得協會補助之前，只能依靠家人全額支出練習費用。「除了教練費、場地費等訓練費用，裝備的汰換也需要自己負擔。」洪筱晴說明。他也提到，教育部體育署提供給選手的補助主要是依據運動表現而定，除非家庭能給予足夠的支持，不然沒有優異的競賽成績很難在這條路上長久發展。而潘義祥也認為，國家在運動的平衡上應該是多元化多面向的，不論是體育班還是個人訓練，都要有政策或計劃去支持。劉芸安奮力向前擊出致勝的一劍，在刀光交錯和觀眾掌聲的背後，只有他自己明白一路走來的辛酸苦楚，以及那些在賽間空檔，仍須帶著參考書和考卷苦讀的日子。無論是選擇進入體育班接受團體培訓，抑或是透過其他管道訓練，在滿足社會的期待之下，這些學生運動員如何在課業和體育專業中取得平衡，且獲得一定的成就，是他們正共同努力著的目標。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記者顏婕儒綜合報導】現今社會正面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問題，使長期照護出現量能不足的狀況。建國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暨機電光系統研究所教授王俊傑帶領團隊研發「可偵測病人姿態與生理現況之醫療床」，能夠即時顯示病人身體數值，望能提升照護效率及品質。 建國科技大學團隊研發「可偵測病人姿態與生理現況之醫療床」，榮獲2021第８屆高雄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金牌。　圖／研究團隊提供嘉義市私立新仁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負責人陳郁雯說明，目前長照中心照護者與被照護者的比例約為1：8，缺乏人力的問題相當嚴重。照服員需協助病人翻身、換尿布、餵飯等等瑣事，工作繁忙，因此通常他們只能在固定的時間去確認病人狀況，並沒有辦法即時發現問題，「病人的床都被從尿布滲出來的尿浸濕了，然後醫護人員去看的時候才知道。」王俊傑舉例說明。為此，團隊將醫療床結合手機APP與醫護站的電腦螢幕，讓照服員能時刻監控病人的姿態、體重以及尿濕等情形。 現今社會人口高齡化嚴重，長期照護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圖為示意圖。　圖／嘉義市私立新仁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提供團隊利用單晶片控制器作為主機，搭配姿態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以及壓力感測器三種元件，組成可偵測病人姿態與生理狀況之醫療床。將偵測到的資料整合後，再以藍牙連接把數據傳送至顯示器上，「藍牙的傳遞速度快，相對起來比較沒有那麼耗電。」團隊成員姚穎源補充。不過他也提及，未來如有遠端監測的需求，則可以改成Wi-Fi傳輸。設備中的姿態感測器可用於偵測病人是否維持相同姿勢過久，因長時間臥床可能會導致褥瘡（註）。另外，該功能也可長期紀錄病人的姿態，檢視復健及藥物的使用對病情有無幫助；溫濕度感測器則是放置於尿墊下方，感測被照護者的下半身溫度及濕度，方便確認是否有排泄物；而壓力感測器則可以檢視被照護者的體重是否有出現嚴重落差，「驟減或驟增可以提供給醫生判斷，這個病人目前狀況是不是有什麼緊急的變化。」王俊傑表示。註：褥瘡是指骨頭突出、脂肪較少的皮膚處，由於長期壓迫導致血流阻礙，而造成的潰瘍或壞死。 可偵測病人姿態與生理現況之醫療床只需將感測元件置放在對的位置，即可時刻觀測病人狀況。　圖／研究團隊提供不過，陳郁雯表示，目前市售品質較好的尿布能夠有效防止尿液溢出，避免皮膚起疹，因此只要沒有排遺就無需更換，他說：「長輩如果需要你幫他換尿布翻身的人，表示他冷跟熱已經不會講了。」因此他建議，溫濕度感測可以偵測全身的體溫，以及是否有出汗的情況，讓照護者可以更準確地判斷病人的感受，對照護會更有幫助。團隊下一步規劃將裝置模組化、輕量化，讓沒有機電相關背景的照護者也可以方便地組裝與使用。此外，王俊傑也透露，未來將提升原有感測元件的穩定度和靈敏度，增加偵測精確性，以利商品化，並持續與醫療院所以及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搭配合作，「聽聽看他們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增加的功能，那我們再把它加進去。」

【記者林琮恩綜合報導】渥太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uOttawa）今年已接連發生四起學生自殺案件，促使學生開始質疑校內心理諮商服務的效率及人員素質。12月初第四起憾事發生後，學生於9日組成「uOcollective 4 Mental Health」組織，並於網上發起連署，要求改善校內心理諮商環境。在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已有5400位以上的學生及民眾參與連署，且人數持續上升中。此次連署除要求學校聘僱更多具專業知識及判斷能力的諮商人員、要求讓學生與各界相關人士共同商討該議題外，也希望降低心理諮商所需費用，以及加強訓練教職員對於學生心理狀態的評估及覺察能力。組織創辦人之一、渥太華大學碩士生馬克西姆・萊（Maxime Lê）表示，早在2017年就曾因學生自殺案件提出類似請願，但當時僅有600人連署，就使校方董事會增聘兩名諮商師，以減短學生等候諮商的時間，「顯然這樣的做法是不足的，今年一年內學校已有四名學生自殺，也促使連署再度發起。」 學生於網路上發起請願，列出五個主要訴求要求校方改善心理諮商機構，已有超過5400人聯署。　圖／截自change.org網頁另一位「uOcollective 4 Mental Health」共同創辦人、渥太華大學學生安吉拉・圖比斯（Angela Toubis）認為當前最重要的目標，是希望與校方及渥太華大學學生工會（University of Ottawa Student Union, UOSU）甚至渥太華市政府代表有對等的溝通機會。此外，他認為聘僱更具心理健康專業素養的職員，並加強現有人員的教育訓練是僅次於對談的重要方向。圖比斯解釋，教授、校方代表或學術顧問面對受壓力、焦慮症狀所苦學生時的態度，很可能會影響一個學生的整個大學生涯。 學生成立「uOcollective 4 Mental Heath」，希望喚起同儕及校方對心理醫療問題的重視。　圖／uOcollective 4 Mental Heath提供圖比斯分享，曾有一位學術顧問認為他不適合就讀法律學院，「只因為我跟他說不喜歡和其他同學做比較。」圖比斯認為這即是「不專業且輕看學生」的表現。他更批評，目前的生涯輔導人員缺乏對焦慮、壓力間差別的了解、不清楚憂鬱和傷心的不同，更無法準確判斷與理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專業訓練十分重要，能讓他們了解學生受不同心理症狀所苦時，看起來是什麼樣子、會有什麼樣的感覺以及理解這些症狀的實質意義。」部分學生則認為增加心理諮商師人手是當務之急。渥太華大學心理學系學生喬丹・沃倫（Jordan Warren）建議道：「我認為每個學生在入學時都應配有一位『引導諮商師』，讓學生在就學期間面對困境、無助時能向他們求助。」沃倫解釋，相較於目前學校提供的諮商師及學術顧問系統，他們對經手學生僅有較表面、基礎的了解，為引導個別學生的職涯方向，「引導諮商師」需對每個學生有個別且深入的了解，在學生面對困難時能提供更準確地幫助。連署人、渥太華大學學生余嘉雯（Sam Yee）則認為僅透過加聘心理諮商師、或是投入更多金錢資源並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不論你讀的是什麼系所，在學習過程中都會遭遇到極大壓力，而這樣的壓力將大大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健康。」他解釋，大學生除了面對學業壓力，需要拼死拼活地爭取好成績以進入醫學院（註）、取得碩士學位，進一步在就業機會稀少的環境中尋求工作外，同時更要面對當地高昂的學費、住宿費，及膳食費用帶來的經濟壓力。藝說：「唯有做出更多的社會變革、政策上的改變，才能改善充滿壓力的社會環境。」沃倫則認為學校對自殺案件做出的回應及措施仍然太少，「顯然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來避免更多不必要的死亡。」註：最近一起自殺案件的當事人為渥太華大學醫學院學生。

【記者林奕辰綜合報導】「捐贈星期二（GivingTuesday）」是一項全球性的慈善活動，在每年感恩節後的週二舉行。 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RU）布朗斯維克分校於11月27日也發起活動募集資金，除了援助校內資源不足的食品儲藏室，也讓學生在學習的同時能有健康的飲食。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2017大學收費趨勢（Trends in College Pricing 2017） 」報告指出，公立四年制的大學從1987年到2017年，學費上漲率高達213％，而私立學校則調漲129％。因學費迅速增加，導致學貸問題愈來愈普遍，學生在高額學費的壓力下，常無法顧及飲食，所以學生飢餓的問題日漸嚴重。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TU）和威斯康辛希望實驗室（ Wisconsin HOPE Lab）研究發現，接受調查的66所大學、4萬3000名學生中，約36％的學生有吃不飽的狀況。 食物儲藏室內擺放著各式各樣的糧食，除此之外還供應日常生活用品，以供需要的學生免費領取。　圖／美國羅格斯大學新布朗斯維克分校食品儲藏室提供考量學生常因昂貴的學費和生活費，而犧牲飲食，美國羅格斯大學新布朗斯維克分校在2016年推出校內首個食品儲藏室。學生只要填寫表格即可使用，校方希望透過免費食物與日常用品的補給，減少學生的經濟負擔，在進修學業時，也能維持身體健康。羅格斯大學新布朗斯維克分校食品儲藏室的創始人克里・威爾森（Kerri Willson）表示，學生若沒有達到基本的飲食需求，很難在課堂上有良好的表現，且可能影響人際關係。學生沙吉爾・菲立普（Shakir Philippe）提到，身旁確實有許多同學經濟上有困難，而放棄健康飲食，「儲藏室的東西很齊全，這大大減少了我們飲食上的負擔。」然而，學生進入食物儲藏室前，必須提供個人資料，因此並非所有學生都樂於使用此項服務。對此，學生麗莎・瑪麗・費特多（Lisa Marie Furtado）認為，許多學生因感到丟臉而不敢使用。他建議校方應改良申請方式，才能讓食物儲藏室發揮更大功效。&nbsp;

【記者涂葦慈、郭又華、劉信秀台北採訪報導】九合一大選綁公投落幕，民眾期待透過選票影響政策走向，然而開票結果和預期落差大，導致許多人產生挫折感，連帶影響身心狀態。你知道嗎？這可能就是俗稱的「選舉症候群」。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小文（化名）表示，票選結束後的新聞很常影響自身心情。因此儘管已試著調適負面情緒，每日仍處於焦慮與不滿的狀態。台北科技大學學生楊明展也透露，自己對於社會運動認真付出許多努力，但公投結果不如預期，使他感慨社會「好像也不是那麼友善」。其實「選舉症候群」並非正式醫學名稱，它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似，症狀可約略分為三個階段：吶喊期、否認期及侵擾期。臨床心理師陳恩誠說明，處於吶喊期的民眾，可能因情緒崩潰，產生大哭或在網路上發文宣洩等行為。進入否認期，則會因為難以接受投票結果，檢討選舉策略或抨擊選戰中的關鍵人物。到侵擾期階段，民眾會因轉移對選情的注意力，情緒相對穩定。不過一旦接觸相關訊息，依然容易突然陷入情緒低潮。陳恩誠強調，根據臨床案例，患者在否認期時可能會出現因無法接受事實，而產生藥物濫用，甚至傷害自己等極端情況。。為了緩解選後憂鬱，支持性別平權的志工與民眾，在街頭發起Free Hugs等活動，透過與陌生人擁抱，相互給予支持和鼓勵。Free Hugs活動發起者Tony（化名）表示，透過Free Hugs活動，他得以在給予別人溫暖的同時，也能接受別人回饋的溫暖，讓他願意重新信任社會。面對選舉後的低潮情緒，陳恩誠建議，民眾應適當分散注意力，和朋友相互陪伴，並建立規律的生活作息，在必要時尋求諮詢管道，讓負面情緒能適時地被排解，才是面對選舉症候群的正確做法。https://youtu.be/aeyhjy1X9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