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傳儀、潘慧芳、洪翊程採訪報導】近年來，中藥行數量銳減，為了讓更多專業人才進入中藥產業，衛福部於四月擬調整中藥行開設限制，並於九月召開相關會議邀請各界討論，希望藉此穩定中藥行的人力資源與營運情況。然而，近日卻出現反對聲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長蘇奕彰解釋，「中藥商過去凋零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們擔心他養成時間很長，站在國家立場，就希望我們把每個區塊、每個階段都需要的人才都準備好，然後可以讓整個產業鏈都完備，不要中斷。」他補充，「我們正式教育制度裡面，已經養成的人，如果還可以讓這些中藥商，具有規模有經驗的中藥商，可以接納，那這樣訓練上會比較快，可以縮短時間。」 目前經營中藥行需具藥師資格才能登記立案，但政府設立的藥師資格考試與中藥系所學內容不符，因此中藥系學生畢業後無照可考，更無法自行開業。對此衛福部擬修改《藥師從事中藥製劑製造供應及調劑應修習中藥課程標準》，將經營資格調整為修滿中藥相關35學分課程，及一年的從業經驗，始可開立中藥行。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教授張文德表示，「因為現在考慮到說很多的中藥行一直在凋零政府也是很擔心，所以他才想說用這種方式來鼓勵，同時能夠有一些新生的人員、願意對中藥有熱情的人員來投入中藥產業。」中國醫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學生陳玉蓮認為，「因為我們系本來沒有證照，然後聽到這個消息就是覺得這個系又多了一個出路。但是我是覺得，雖然我們系最後的目標是希望有中藥師的證照，還是離我們的理想差一點點。」 中藥行和中醫體系密不可分，中醫開設藥方後，由中藥行的師傅負責抓藥。而中藥的種類多樣且長相相似，不同藥品對人體有不同作用，需要經過多年的經驗和學習才能準確分辨藥材及其功能，因此也有專家認為，放寬中藥行的開業標準另有隱憂。中華民國基層藥師協會理事長沈采穎提到：「在法規上中藥西藥都是藥，是由藥師來管理跟調劑。那現在政府的這些政策部分，其實就是說你只要有一年的這種經驗在中藥行，就可以來販售中藥，那是不是未來我們在西藥也可以這樣子。除非你政府把中藥當食品來管理。可是你如果要讓他比較能維護民眾健康安全的話，用藥品來管理，必須還是要藥師來管理這部分。」生元藥行抓藥師傅施協呈也表達了他對未來中藥產業的期許：「當然我們是希望衛福部它可以開放，但是他需要建立一個制度可以保障消費者，然後也讓消費者安心的一個制度，然後有一個鑑別中藥師的制度，那這樣子可能有更多人投入這個產業。」衛服部想從法規上完善中藥產業，但應如何修改營業規則，仍待政府與醫藥產業共同討論。

【記者周依恩台南報導】國立成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台南400年：從倒風內海到東原杉林溪北傳統特色產業的升級之路：復振與新生」（以下稱台南400年計畫）與白河在地文史團體「台南市店仔口文教協會」合作，於10月26日舉行「火山尋麒—朝聖、生態、產業的文化新路徑」（以下稱「火山尋麒」）走讀體驗活動。活動結合台南白河在地生態與文史資源，廣邀社區大學夥伴一同「用身體感受」鮮為人知的白河故事。 「路從虎墓穿林曲，泉繞麟岩下澗遲。」跟隨著店仔口協會導覽員的腳步，一行人漫步進入十七戶清代古道。清幽的山林中，參與者以竹管背起香水蓮花，遠眺素有火麒麟傳說的枕頭山。導覽員由虎仔墓趣聞聊到王得祿、從十七戶古道談起丘逢甲，再從「焚而不燬」岩前教會回望過往族群面貌，隨後至大仙寺供奉蓮花、完成禮佛儀式。 成大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吳宸宏表示，親身走在古道上、想著前人也走過這條路，所感受到的印象和意義格外真實。主辦方透過旅遊的形式包裝文化，鼓勵人們「走出居家、走出辦公室」，親自體驗在地豐富的文化地景，成為當地產業復振的重要能量。「台南400年」計畫主持人之一，同時是成大文學院研究專家陳志昌形容，這次路線為一個「綜合型路徑」，將在地故事與文學、生態、產業等豐富元素融合，目的是與民間一同梳理當地產業新型態的模組，讓社區以此為基礎發展出自己的文化論述。 白河地區雖擁有豐富的文化樣貌，然而其在地故事卻默默無聞。吳宸宏觀察到，現今人口外移嚴重，加上網路世代減少了個人對周遭環境探索的興趣。他認為與在地居民、產業交流，從中獲得自己原先不了解的東西及體驗，是難得的生命機會。台南出身的成大生命科學系碩士生黃沛瑜也分享道：「他印象中的白河並不是個繁榮的地方，平時並不常來，但實際走訪後讓他對在地人文歷史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作為台南400年計畫的初次嘗試，「火山尋麒」為白河開闢了文化路徑的新想像。「白河其實就這麼小塊，如果只做蓮花，大家很快就走膩了。」時常擔任白河文史導覽志工的參與民眾林千郁提到，過往在白河地區的走讀以關子嶺周遭為主。「今天這算是一條很新鮮的路線。」林千郁讚許。 談及「台南400年」計畫的目標與期待，陳志昌企盼藉由結合學術資源與社區經驗，共同設計出融合白河亮點與特色的文化路徑。他也期許，等到未來路線發展更成熟，就能導入學校必修課程。他盼社區可自行將文化包裝販售、學生也從中認識社會真實需求，形成在地永續經營動能。

【記者周元曦、王保伶花蓮報導】首屆原住民新生選秀決賽「織夢原聲帶」19號於花蓮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館首次登場，比賽鼓勵新一代原住民歌手在表演中融入傳統元素，希望推廣民族文化，也給原民青年一個圓夢的舞台。此賽事更邀請金曲歌后舞思愛、金曲製作人鍾興民等人擔任評審，為比賽提供專業指導。 「希望這些人才的優點和專長在社會上能夠改善自己的經濟生活，也能在社會上有令人尊敬的職業。」主辦方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處長督固・撒耘說道。比賽將由十五位從初審中脫穎而出的歌手同場較勁，冠軍將有機會登上今年Fali Fali音樂節舞台。選手演唱曲目不限，部分參賽者會在歌曲中融入傳統歌謠，也會穿著部落服飾表現身分認同，傳承本土文化。 「這次演唱的作品叫〈沙灘戀情〉，它是我們台灣原住民族的林班歌，林班歌是過去從事農業、山上砍柴的人工作時會隨手唱的歌曲。」參賽選手洛金・烏布斯同時為太魯閣與阿美族，他表示這首歌為傳統的阿美族古調，同時以彈奏口簧琴的方式，將部落、族群的特色融合到歌曲之中。「我覺得洛金蠻生動的，洛金中間有一段原住民語，我自己給他打88分，我有在打分喔。」現場觀眾，來自阿美族的 Upay R. Kanasaw 笑著說。 場內進行歌唱比賽，場外則有市集販賣烤山豬肉等在地美食，讓來參加活動的民眾體驗原住民飲食文化。「我們要發揚我們原住民的美食，這是我們以前原住民的便當。」市集攤販，來自撒奇萊亞族的張富芳介紹他販賣的竹筒飯、辣椒與麻糬，「辣椒是原住民我們吃了會精神很好的，會預防感冒啊。」而攤位後方垂掛的傳統手工藝品，則是來自阿美族的「情人包」，張富芳解釋情人包是阿美族少女的情人袋，上面的太陽圖騰為母系社會的意思，平時隨身攜帶很方便。 「因為我們是原住民的單位，所以我們就要將他的文化內涵、知識體系的部分把他教下去。」督固・撒耘嚴肅地說道，尤其他強調部分原住民的歌曲跟文化祭儀有關，所以他也希望原住民青年歌手要有這些相關知識。

近日中華職棒球星周思齊在台北大巨蛋舉辦引退賽。根據中信兄弟球團，兩日賽事皆湧入4萬名球迷進場，創下台灣棒球比賽單場最多觀眾紀錄。挺過多次假球風波，中華職棒儼然是台灣最具規模、最成熟的職業運動賽事，加上近年國際賽、大巨蛋啟用、第六隊、啦啦隊等諸多亮點，中華職棒熱度再攀巔峰。可惜的是，台灣整體運動文化仍需提升。 我國拳擊好手林郁婷和羽球好手李洋在2024巴黎奧運勇奪金牌，卻因代言麻將手遊掀起爭論。有人認為此舉恐不利運動選手的正面形象，但也有其他奧運選手指出，奪牌選手因為國爭光，吸引廠商注意，才獲得代言機會。這多少反映了台灣社會對運動的關注並不持久，可能僅四年一次，體育尚未融入一般民眾生活的現況。 為了拿到更多獎牌，政府的補助預算大多投入亞、奧運的運動項目。教育部體育署自2018年啟動「黃金計畫」，以賽事成績將運動員分級，依照級數分配經費。最頂尖、有望奪牌的第一級選手可獲得1500萬的補助，並享有最佳的訓練環境。政府的目光始終放在獎牌，這種看得見、摸得到的目標，無怪乎近年網路出現「台灣的國球是贏球」的說法，而過度著眼於運動賽事的輸贏，對提升台灣運動風氣未必有益。 政府投入體育發展的預算年年提高，今年更預吿成立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每年將編列200億預算，欲打造屬於台灣的國際賽事。不過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台灣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我國規律運動人口僅33.6%，且運動相關產品與服務付費的觀念有待提升。然而「從上到下」的推行方式終究難顧及產業的所有方面，若想全面推動民眾參與運動，需要民間企業共同投入。近年愈來愈多企業冠名贊助路跑活動，以及富邦、中信、台新等大公司爭相競逐台灣職業籃球舞台，便能看出運動產業的發展潛力。 運動賽事能讓全台民眾團結一心，尤其每逢國際賽，我們為了台灣選手加油、吶喊，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但若想要台灣的運動風潮不只四年颳一次，政府可先從維護、升級社區和學校的運動場地做起，讓民眾能輕易地接觸運動。藉由增加規律運動人口，增加民眾在運動相關產業的消費意願，進而擴大產業規模。此外，政府也該正視亞、奧運以外的運動項目，投注更多資源。而民間企業除了找明星選手代言、拍廣告，也可試圖投資尚待開發的運動賽事與產業，甚至贊助資源較少的基層選手，既可節稅也能幫助台灣的體育環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今年巴黎奧運為例，其首創「全民馬拉松」與「線上馬拉松」，合計共約8萬8000人參與。此種不限於運動選手，讓一般民眾也能實際參與體育活動的方式，充分體現主辦國對普及運動的意識。此外，巴黎政府也在本次奧運嘗試環保、降低碳排放的永續措施，像是盡量使用原有場館、提供低碳餐點，以及使用艾菲爾鐵塔翻修剩下的鐵片製作獎牌等。另外，巴黎政府也試圖延長奧運帶來的影響與效益，例如將奧運選手村轉變為當地的社會住宅。上述巴黎政府的種種做法，讓其他不同領域的價值觀透過運動賽事被實踐，並毫無保留地向世界展現在地文化，將影響力擴及至全球，足以顯現運動產業的潛力不僅限於運動本身，更能附載多元的價值，達到推廣本土文化的效果。 台灣要實現《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中「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願景，或許我們需要先跳脫奪牌迷思，藉由公私部門共同努力，厚實運動文化底蘊，讓運動成為民眾的日常，而不僅是轉瞬即逝的激情。

【專題記者何予、賴羿安、林詩祐、蔡愷恆綜合報導】閉展後，人潮散去。藝廊實習生小怡（化名）打開工作人員才能進入的儲藏室，看見那堆由保麗龍、泡綿紙、塑膠袋與難以拆解的混合素材組成，隱隱反射展覽燈光線的一座銀白小山，數量多到足以佔滿六到八人電梯的空間。如同光與暗，觀眾的注意力容易聚焦於光線下的藝術品，難以看見背後的創作、包裝、運輸、佈展過程，以及可能造成的碳排放與廢棄物。藝術產業並非如外界所想像的環保，台灣藝術永續聯盟表示，以舉辦2020年的台北雙年展為例，總計排放32.5公噸的二氧化碳，相當於消耗2公頃的森林。隨著時代演變，國內外藝術家不只在題材上關注環境永續，更以廢棄物作為創作媒材。然而，依然難以避免包裝消耗品、一次性裝飾及塑膠垃圾，藝術產業該如何實踐永續？ 協同策展人蔡明君與策展人陳泓易、藝術家陳宣誠在《後植民計畫》展覽作品《懸亭》，正是利用前一檔作品媒材與當地舊窗戶廢材設計而成。　圖／取自後植民計畫粉專藝術品包材難重複使用　替代策略減少廢棄物數量現已有許多藝術家透過再生材料當作素材，但在將作品運輸到展場的過程中，還是需要以各式柔軟材料包著作品，保護藝術家的心血免受傷害。若是較小型的國內活動，有些藝術家傾向以手邊的二手素材自行包裝並運送到現場。至於大型藝術博覽會，則多委託專業運輸公司負責，尤其國際長程運輸的作品損壞風險高，因此保護程序更謹慎，材料也更複雜。鶴軒藝術藝廊創辦人陳鶴舉例，日本運輸公司會以報紙、氣泡布、保麗龍將紙箱的空間填滿至實心，確保藝術品在運送過程不會損壞。面對大量廢棄包材，許多材料大多僅供一次性使用，像是容易變形的氣泡布，或是具有特殊尺寸的保麗龍，藝術家和場館就算想重複使用也不太可行。非畫廊副總經理徐孝貴無奈解釋，「儘管有環保與永續念頭，但在藝廊，氣泡布等材料頂多重複使用一兩次就會淘汰。」小怡也有類似的觀察。他提到，木乃伊式的綑綁包覆方式，容易在拆除膠帶時破裂，而失去原先的保護效果，不堪再次使用。在有限成本下，藝術家各自發展永續的替代策略。長期關注藝術永續議題的策展人蔡明君分享，在展覽《院》中，他不搭任何展牆、台座等一次性木作結構，減少產生額外廢棄物。陳鶴為了重複使用運輸作品時的包材，僅將膠帶貼於氣泡布封口處，以避免拆卸造成的大面積破損。曾任教於虎尾科技大學的退休教授，同時是該校藝術中心的指導老師林俊男則選擇用舊棉被替代氣泡布。如果展覽中不得已使用木板、塑膠類製品等一次性耗材，他也會於結束後提供給需要的學生、街坊鄰居索取。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學生鄭尹真談及，每檔展覽結束後，校園內的垃圾場都會堆滿木料，成為一座廢棄山丘。　圖／鄭尹真提供盼建立交流平台與資料庫　共尋藝術永續解方部分個人藝術家、工作室已具備藝術永續概念，並開始在能力範圍內實踐。然而，視覺藝術聯盟（以下簡稱視盟）國際交流專案經理范宇晴表示，經過台灣藝術永續聯盟全台調查後發現，面對席捲而來的全球趨勢，「大家還是在單打獨鬥。」雖有不少藝術工作者正在默默實踐永續，但因缺乏交流，導致迴響力道不足。「這是因為缺乏了揭露訊息的平台。」范宇晴說明，台灣藝術永續聯盟成立於2022年，由視覺藝術聯盟、表演藝術聯盟和畫廊協會等民間組織組成。聯盟不只推動及監督政策，也希望提供平台，讓藝術永續的實踐方法和知識集結、流通。文化部表示，未來將建立「藝術永續資料庫」，讓業內人士能觀摩藝術永續範例，累積知能及實作經驗，形成正向的循環與風氣。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同時任教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李根政更進一步點出，「目前欠缺產業內部由下而上的討論。」不只要官方推動，也需要產業內不同從業人員間自發性的對話、交流，才不會淪於形式。李根政認為，近年來可看見台灣與國際接軌的企圖，不過大型國際展覽最大的問題是交通產生的碳排放，策略多著重在減碳，不見得適合台灣普遍為中小規模的藝術場館。范宇晴也表示，視盟不希望總是透過國外的案例去了解永續議題，台灣應該試著找出自己的途徑，因此向文化部提案，在全台250間藝術機構展開訪談調查，包含個人工作室、非營利組織和美術館等。 《畫廊ESG手冊》及《視覺藝術綠色展覽指引》由台灣藝術永續聯盟策劃、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執行，調查國內外作法，在材料選擇、能源和運輸等方面提供可行作法，目標是引導產業自發行動。　圖／何予完善跨域溝通　共謀藝術產業減碳解方藝術作品的生命週期會經過製作、運輸、展出和廢棄，需要從業人員發揮各自專業，在各階段參與環保與減碳。也因每一檔展覽的規模和呈現方式差異大，蔡明君認為，若要進一步擬定永續實踐方法，可由環境工程師提供一對一諮詢，協助計算碳排並給予減碳建議。臺北市立美術館2020雙年展「儲回大地的藝術」計畫，藉由估算展覽產生的碳足跡，號召藝術產業反思自身造成的碳排放。該展選擇以種樹達到碳中和，雖然事前已徵詢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現升級為行政院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卻因不了解台灣的林業經營，以及生態保育目標缺乏共識等因素，引發爭議嚴重的「大崙尾砍伐事件」（註一）。蔡明君感嘆，「困難的是如何有效推廣環境永續，而不是讓本意良善的計畫，變成製造破壞的計畫。」李根政呼籲，跨領域的對話除了需要徵詢專業工作者，也需與社會運動人士交流。註一：大崙尾砍伐事件源自政府未與民間環保團體釐清「台北公有林」定位，且對於復育的樹種意見歧異，砍伐面積約10公頃的林地，衍生成「為了種樹而砍樹」的爭議。藝術永續若要有效實踐，跨領域的積極交流必不可少。文化部推動藝文產業2050淨零碳排轉型趨勢，精確計算藝文產業的碳排總量，同樣需要環保相關專家等協助。台灣藝術永續聯盟正在著手調查當前缺乏的碳排數據，並就目前已知數據製作碳排計算器，開放不同機構申請，讓藝術產業工作者記錄自己的碳排總量，了解不同季度和年度變化。除了碳排量計算，廢棄物減量也是永續的重要課題，材料開發或許就是長期解方。徐孝貴表示，希望未來有便宜且可植生物分解的素材可供選擇。由於目前台灣還沒有可替代氣泡紙的環保包材，林俊男也期待政府能夠投資開發可分解包裝。台灣藝術永續聯盟目前正致力於永續材料的研究，並參考國外的綠色藝術實驗聯盟 （Green Art Lab Alliance, GALA）的未來媒材銀行（Future Materials Bank），期望推廣無毒及可分解的環保媒材。 國外的案例如Hexcel Pack公司以100％回收且可生物分解的紙張作為包裝材料，取代常見的一次性塑料氣泡布。　圖／截自Hexcel Pack官網經費不足成藝術永續阻力　政府提供企業投資誘因預算考量是藝術永續難以普及的一大原因。林俊男無奈坦言，藝術中心的預算過少，難以負擔外國開發之環保運輸器材，導致無法完全落實藝術環保。舉例來說，目前光是租借一只大型烏龜箱（註二）就必須花費6000歐元（約台幣20萬）， 一般單位根本無力負擔。不只校園，商業畫廊更以營利為主要考量。徐孝貴也表示，「觀念大家都有，問題是在現實環境中找不到支持的資源。」資源有限，若在成本上沒有更經濟的替代方法，大家還是傾向舊有選項。註二：烏龜箱為藝術品包裝運輸時，能夠重複使用的包裝箱，可取代需不斷訂製的木箱。　台灣藝文產業市場規模較小，大多仰賴政府資源。文化內容策進院（以下簡稱文策院）推動「ESG for Culture專案」，鼓勵藝術家實行環保永續觀念，吸引企業投資，以提升企業ESG形象及產業競爭力。文策院持續協同專業顧問機構，向藝文業者溝通企業關注的ESG議題，以訂定執行方向。文化部則啟動「淨零排放—文化產業減碳科研輔導計畫」，補助藝文團體及相關機構投入ESG及藝術永續議題研究與行動，並在2022年時，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和臺灣證券交易所協調，於《112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的「推動永續發展」中新增評鑑指標，鼓勵上市上櫃公司透過贊助、投資、採購等行動，將資源挹注文化藝術產業。除此之外，范宇晴也期望，文化部能推出永續標章評鑑制度，制定具公信力的計算標準並獎勵企業。一方面讓大眾在觀展之餘，了解藝術永續觀念；另一方面，則讓企業基於ESG考量，更願意支持有永續意識的場館及藝術家。綠色浪潮無可迴避　盼藝術永續向民間扎根環境文明已是當代人類無可迴避的課題，蔡明君提醒，藝術在社會中作為教育與推廣的角色，透過產業自身的永續實踐與改變，或許也能讓觀眾一同在乎環境永續。正因藝術的特徵是不斷探索人性，不斷提問，身為藝術創作者無可避免需要看見問題，不能否定舉辦一場展覽所帶來的浪費與環境損害。「藝術需要誠實。」李根政相信，比起外界監督，這將是個人內在需面臨的叩問。現在文化部的長期目標是讓永續、減量、低碳、節能等概念，逐步成為藝文產業的「標準配備」，進而改變需求與供給端。李根政觀察，「台灣的藝術永續討論還是停留在論壇或是研討會。」他期待未來藝術永續，能夠向民間扎根，不只從國外的案例汲取經驗，也能找尋到屬於台灣的那條路。 非畫廊副總經理徐孝貴表示，目前雖然有針對藝術永續的研討會，然而尚未有實際的細則與共識，未來還有一段路要走。　圖／林詩祐攝

【專題記者林婕宇、邱楷淇、陳世軒、梁家柔、張倩怡綜合報導】一大早，回收場外熙熙攘攘，有人戴著斗笠推著推車，有人騎鐵馬載著重物，有人則是上班前騎機車順路過來，他們同樣都在這間回收場前停下，排隊將手上的紙箱及廢鐵等物品變賣為銅板。而場內的工作也不停歇，怪手在卡車與地面之間不斷來回，將一疊疊民眾丟棄的紙類抓進車廂準備運走。一位穿梭在回收物與機器之間的身影，是經營者涂先生（化名），他最後停在機器前處理手中的廢鋁容器，「來，高砸扣（台語：90塊）」也一邊幫客人秤重算價錢。然而這樣看似日常的生活，還有多長？「我知道我們早晚會被淘汰， 我心裡是有底的」涂先生無奈說道，身後的機器持續轟隆作響，蓋過了他的聲音⋯⋯ 民間回收場業者從民眾取得回收物後，再將其打包，由卡車送往更大型的中盤商回收場，從中賺取利潤。　圖／林婕宇攝<b>老回收場遭勒令停業　民間回收業陷存亡危機今年二月中，於台北市萬華區經營了50年的回收場「光耀五金行」，因違反1983年上路的《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而遭政府勒令停業。條例中明訂，回收場僅能設在農業區、工業區及保護用地，不得設置在住宅區，而涂先生所經營的回收場位於住宅區內因此正面臨同樣的風險。該回收場早在1975年便已開業，目前是由第三代的涂先生掌門，「當時從南部上來很窮，會選擇落腳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便宜。」然而， 他口中的「在排水溝旁很便宜的土地」，經過40多年後的今日已被劃為第三種住宅區（註），讓涂先生一家子賴以為生的事業瞬間淪為非法。加上回收場旁邊正在進行都市更新，捷運站也在建設中，未來觀光人潮勢必會增加，「對我來講是困擾，」他也擔憂自己被檢舉，「要是人家來這邊吃個點心，然後順便打卡一下我就完蛋了。」註：第三種住宅區是一種土地分區類別，為維護中等之居住環境，供設置各式住宅及一般零售業等使用。 台北市目前有超過一半的回收場設址違法，因開設在住宅區中。然而，回收場仍能在社區中狹縫生存，除了因為政府寬鬆的取締標準，也顯示出都市中實際存在這項需求。　圖／張倩怡攝「關掉我就沒飯吃啊！」吳阿姨（化名）邊説邊推著一車的回收物。吳阿姨的回收物主要從市場撿來，然後再走二十分鐘的路程來這裡變賣，雖然現在的回收價格比幾十年前低上許多，但為求溫飽，吳阿姨耐著辛勞也堅持每天撿回收物，「能撿十塊，就十塊啊！」吳阿姨直率說。除了業者擔憂回收場的未來，也有一群拾荒者不希望回收場關閉。拾荒者通常以貧窮者或年長者佔多數，因為工作時間及地點彈性大，且入行門檻低，不需要一技之長也能從事，因此是許多都市貧困者迫不得已的工作選擇。今年已七十多歲的嚴阿姨（化名），當初因為得在家中照顧行動不便的丈夫，看準回收業的工時較為彈性才來從事，如今已做了20年回收業的他坦言：「我這個年齡再去打工，也沒人要了。」加上嚴阿姨不識字，要申請政府補助十分困難，因此每個月只能依靠做回收業的微薄收入生存。 都市發展的趨勢下，更新後的社區市容可能不再容得下回收場，因此象徵「鄰避設施」的回收場只得被迫關閉，或是遷址到都市中更邊陲的地區。民間回收產業儼然已成為夕陽產業。　 圖／林婕宇攝<b>北市過半回收場仍違法　狹縫生存難逃民怨然而，同為六都的新北市與桃園市依據《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已允許經輔導的回收站設在住宅區，而高雄市更已納管住宅區內、未達1000平方公尺的小規模回收站，相較之下台北市政府的處理態度消極許多。台北地狹人稠，不同區域的建築物主要用途各有差異，而每個使用區緊湊在一起容易互相影響，難以像其他縣市一樣放寬規定。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張學聖解釋，避免用途矛盾的建築物之間產生衝突，是劃分不同使用區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像是住宅區是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因此活動若是違背寧靜、安全、跟衛生問題就不被法令允許，而在人口密集的台北，回收場甚至緊鄰著住宅，大大影響周圍民眾的生活。居住在回收場隔壁四十年的林小姐（化名）就認為自己的居住品質大受影響，「髒亂之外還有交通很亂，這裡經常會發生車禍。」由於此回收場旁邊就是大馬路，當回收的人較多並需要排隊時，裝滿回收物的推車經常會佔用道路，有些拾荒者甚至會無視紅綠燈或是逆向行駛，讓附近民眾深受困擾。 住宅區內的回收場因位於人口密度較高之處，較容易對外部造成影響。圖中的回收場位於大馬路旁，龐大的車流量不僅使拾荒者面臨險境，對駕駛者而言，也可能造成交通上的不便。　圖／張倩怡攝根據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今日台北市有約55%的回收場設址違法。然而，寬鬆的取締標準，使得目前社區中的回收場仍能在狹縫中生存。台北市環保局解釋，基於維護整潔環境立場，若屢次接獲民眾檢舉回收場周邊的環境衛生問題，且經多次輔導及依《廢棄物清理法》告發後，仍無法有效改善，才會將其移送台北市都市發展局，並依《臺北市各項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處理原則》勒令停業。「雖然是非法使用，但仍可以在民眾之間的默契下運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鄭安廷説。現存的社區型回收場大多都設在人口老化、收入較低的老社區，區內不少老年人依靠拾荒維生，而周圍居民早已習慣回收場的存在，部分居民更會主動提供回收物給拾荒者，形成居民與回收場共融的現象。<b>民間回收業處理量能仍高　民團籲北市府重視與納管當政府限縮回收場生存空間，也意味著拾荒者的工作和生活權益成了問題。不僅讓拾荒者難以溫飽，被忽視的工作權益，也使得本就處於弱勢的他們一再被社會邊緣化。對都市而言，回收場有紓解垃圾量、提高回收物再利用的功能。「拾荒者跟回收場能做非常細緻的分類，讓這些回收物能夠好好地被再利用。」長期關注拾荒者議題的非營利團體五角拌指出，例如紙類若在前端就藉拾荒者人工分類、處理地越精細，那麼他們的回收、再利用率也會更高。五角拌的議題研究者廖宏翊以光耀五金行為例，指出雖然清潔隊每月處理300噸的回收物，但民間回收產業鍊的處理量也能達到清潔隊的三分之一，可見貢獻不小。「如果台北市149家的回收業者通通收起來，台北市政府自己下來做，沒有足夠人力與器材，所以政府還是要放給民間做。」另外一家回收場老闆陳先生（化名）表示，如果民間回收場消失，政府的清潔隊恐難以消化台北市的回收物，造成可再利用的回收物淪為垃圾。「我們必須要重新檢視拾荒族群對環境、環保的貢獻。」廖宏翊認為，儘管拾荒族群是環境永續的關鍵，但他們還是不夠被重視。「回收場和拾荒者是服務大眾、有公共利益價值的單位。」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林奕均認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民間回收業不公平。他表示，若台北市的農地、工廠有污染情形，政府會輔導他們使其合法化，反觀回收場卻只能面臨熄燈命運。<b>不符土地使用效益　回收場成都市化犧牲品隨著老舊社區更新，回收場與都市景象格格不入，透過修法保護都市回收場顯然與趨勢有所牴觸。鄭安廷提到，都市回收場的經濟收益不被政府重視，規劃時易被忽略，「都市規劃不會處理到這麼小的東西，就像路邊擺個攤子來賣鹹水雞一樣，政府單位難以列管。」而談及土地劃分新增都市回收區的可能性，張學聖表示，土地分區需經過精密的計算與考察，新增劃分選項難度過高。從利益面來看，張學聖認為，為回收場新增都市回收區，會降低土地利用的價值，除非政府強勢介入，否則地主應無法接受，「所有人都拼命想把自己的土地從工業區變住宅區，住宅區變商業區。現在把土地變成資源回收區，土地價值就崩盤。」回收場髒亂、惡臭的形象讓民眾退避三舍，政府的不作為也進一步導致回收場對環保態度更為消極，進入惡性循環。立委洪申翰辦公室長期關注都市回收場存廢議題，他點出，台北市並未針對回收場設立環保規範，回收場被取締時，政府也並未積極給予輔導，而是以退場處分。「一旦民眾檢舉就會被查掉，所以他們（回收業者）就抱持一種隨時要逃難的心情。」都市回收場不受法律規範，業者自然也不願花經費跟精力維護環境。對此，涂先生也無奈道：「惡法亦法嘛，我們只是存著僥倖的心。」事實上，政府曾在2004年嘗試修法，提出回收場可設立在部分住宅區，但最後遭議會否決，胎死腹中。時隔近20年，針對是否有修法的可能性，記者致電至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僅得「不方便回答」的回應。「你沒有辦法阻擋都市開發，這是螳臂擋車。」鄭安廷認為，都市發展是必然過程，所以與其修法阻止回收場退場，思考該如何「安全下莊」才是目前應該關注的方向。「如果回收場收掉，我也就失業了。」從事回收業的小七阿姨（化名）淡淡地說完，便駝著背將清空的推車推離回收場。隨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小，最終在都市盡頭消失成為一個黑點。都市難以阻攔的擴張與政府的忽視，讓這些第一線為民眾處理廢棄物的回收場，一步步被推往都市外圍。而當法律出現灰色地帶，各方也無法取得共識，民間回收業終將只能隨著都市的發展黯然退場嗎？ 社會中有一群人只能依靠變賣回收物補貼家用，勉強維持生計。儘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2019年推動「資收關懷計畫」，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的資收個體戶收受高於市價的回收物。然而，此計畫未能包含到全部有需要的拾荒族群。　圖／林婕宇攝

【專題記者劉亭妤、張博涵、羅子恆、吳凱西綜合報導】台北市環河南路上，一家挨著一家的五金商行；一旁的武昌街，則傳出陣陣引擎發動的聲響。距離繁華的西門町商圈雖不遠，但曾達仁每日舉目所及並非潮牌服飾、電子遊樂設施，而是機油、扳手、舉重機，和這間小車行中發生的所有故事。 曾達仁（左）和父親（右）同心經營的小車行位於繁忙的武昌街口，兩代人穿梭於新舊不一的待修機車間，各地里程在此交會。　圖／張博涵攝「剛剛那位就是我爸爸，這間車行是由他開始的。」曾達仁口中年邁的爸爸，有著佝僂的身形和滿頭銀髮，正專注地與兒子維修著一台早該報廢的灰色舊油車。這對父子的生命，恰好與台灣機車史重合在一起。1960年代，隨著二行程引擎的發明，小型二行程機車在全球開始流行起來，在台灣大受歡迎的50cc輕型「速克達」全數使用此類引擎。80年代中期，工程師發現相較於單純以機械原理運作的化油器，由電腦控制供油的噴射引擎更精準且油耗較低，因此機車引擎逐漸噴射化。雖然如此，其仍然有嚴重汙染的問題，因此各國祭出政策推動更環保的車輛設計。1993年，首輛國人自製電動機車領牌上市，兩年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修訂《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現更名為《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訂定自1998年實施三期排放標準，自2000年起電動機車須占國內機車銷售總量的2%。過去幾年，曾家父子跟隨市場和合作車廠的方向，見證品牌方車款一代換過一代，也學習適應日新月異的修車技術。「做大概25年了，當然後續（電子噴射）的東西是靠我自己摸索，因為我修的跟我爸之前不一樣，他不會用電子的東西，他覺得那是我應該要會的。」他們的小車行總是過去與未來的連結點，因為油車結構大同小異，技師可以很輕易尋得新的零件修補舊車款。然而，這樣的模式隨著電動車風潮的出現，即將迎來改變。零碳迫在眉梢　油電車銷量深受政策影響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後，「淨零排放（Net Zero）」成為世界環保目標。其中，「運具電動化」為減少碳排的策略工具之一，當各國相繼訂定燃油車落日條款，電動車的發展儼然是當務之急。然而，我國運具電動化歷程卻不順利。2017年底，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宣告「2035禁售燃油機車」、「2040禁售燃油汽車」，眼看電動車正蓄勢待發，2019年政策卻急轉彎，時任交通部部長林佳龍主張「油電平權」，電動車與七期燃油車同享汰舊換新優惠，公平競爭之下，油車重新回到消費者的選項內。檢視我國機車新增掛牌車輛數資料，2018至2019年間，受燃油機車禁售政策影響，燃油機車新掛牌數下降，電動機車則是大幅成長；然而，2019至2020年油電平權後，油車大幅上漲，而電動車銷量下跌。 我國機車新增掛牌車輛數。資料取自公路總局。（資料整理、圖表製作／劉亭妤）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教授黃國修認為，「電動車在推動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靠政府的補助、政府的推動，用一些法規的力量。」反映出電動車產業正面臨的困境，也就是電動車在自由市場中難以獨立生存。政策「髮夾彎」 維修業者無所適從政策的影響不僅限於電動車產業，也間接使傳統機車行難以擬定經營方向。聖雄車業老闆王昭雄於今年選擇步入轉型行列，簽下Gogoro經銷合約，「因為政策都改來改去，我們這種經營油車的業者真的會不知所措，所以我只能油電都做。」王昭雄表示，加入經銷後來客量有增加趨勢，但相對地須付出更多心力接觸以往較不熟悉的領域，轉型過程中除了參與Gogoro開設的課程外，也須自行查找資料、慢慢摸索。自營機車行若要取得電動車原廠零件、銷售通路和檢修系統，唯一的方式便是成為經銷商，加入經銷與否遂成了機車行現階段的共同課題。以目前在全台電動機車市占率稱霸的Gogoro為例，為增加維修及銷售據點，Gogoro於2021年祭出「零簽約金、零加盟金」的制度，以鼓勵傳統機車行加入Gogoro陣營。然而，成效卻相當有限。「大部分車行還是不願意，我也覺得這對之前拿簽約金去簽約的車行很不公平。」鴻偉車業老闆楊經偉的回應隱含著他對市場不穩定的擔憂。 鴻偉車業由老闆楊經偉獨自經營，十年來提供附近機車族維修、保養服務。而現今面臨產業變革，搖擺不定的政策使他並無轉型意願。　圖／張博涵攝楊經偉認為目前燃油車仍有足夠的客群，因此並無考慮往電動車發展，「油、電機車趨勢走向還很難說，電動車全面取代油車的現象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但絕不是短期。」同為經營燃油車起家的曾達仁也持相同態度，他補充，因燃油車比例仍遠大於電動車，且電動車維修須另購特殊的維修工具，成本不符合效益。技術、設備遭壟斷　傳統車行轉型受阻礙而阻礙傳統維修技師踏入電動車產業的不僅是制度面因素，還有技術、設備的取得困難。電動車與燃油車的主要差異在於引擎。燃油車的引擎以汽油、柴油作為能量來源，電動車則是用馬達代替引擎，並以電力驅動馬達，帶動車輪運轉，兩者的核心技術大相逕庭。此外，電動車零件多已「模組化」，維修時會以更換整體模組取代維修細部零件，因此若維修技師無原廠設備及零件，可作業的範圍將受到許多限制。雖然如此，電動車的外部設備仍與燃油車相仿，因此傳統維修技師還是能提供基礎保養、改裝等服務。而為使傳統機車維修技師了解產品的車體構造及銷售模式，各家電動車廠商也積極開設相關課程。對此，曾達仁則認為授課內容不符第一線維修人員的需求，「車廠辦的很多都是銷售面的課，頂多講解車體構造，講歸講，技術上的東西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摸索。」跨域知識成挑戰　後段學生發展恐受限除了在業界深耕多年的機車師傅需自行摸索外，另一方面，台灣技職教育也正為了轉型焦頭爛額。傳統維修技師多為學徒出身，因此對車輛機械理論相當熟悉，然而在維修電動汽、機車時，更須要學習程式技術與電學原理，「電動車維修不是國中畢業就能學會的。」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教授温富亮說。東海高級中學汽車科主任陳濂承也補充，在不了解基本概念的情況下，首次接觸電動車的學生可能感到無所適從，進而抗拒學習相關知識，「如果在高中職直接切到電動車，會讓學生認為電動車很複雜，產生挫折感後就不想學了。」在電動車持續發展之下，技職體系學生的程度差距將被放大檢視。從機械理論為重的內燃機知識，跨足到電學、算數，陳濂承認為資質較好的學生或許很容易掌握新知識與技術，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學習動機也興致缺缺，「比較末段班私立學校的學生就會覺得這好難喔，我連基本的都不會，這個電動車幾乎都是電的東西，我幹嘛去學它。」即使部分學生在未來將可能無法踏入電動車產業，但陳濂承對於學生仍抱有希望。在馬達與電池之外，車殼依然是電動車市場中必要存在，「你車子行進中你多少都會碰撞，想要車子漂漂亮亮的，維修就要靠板噴這群人。」 東海高級中學汽車科學生在校內實習車廠內練習板金打磨、拋光，盼能在畢業前考取相關證照，投身車輛產業。　圖／劉亭妤攝車輛技術日新月異 電動車教育難推行技職教育體系本應提供電動車產業相關技術人才，如今教育卻無力供應。另一方面，教授知識的人才也難以尋覓。因此，如何將相關資源及師資推進技職教育體系中，仍是個棘手的課題。在環保法規漸趨嚴格的情形下，陳濂承表示新北市教育局經常舉辦進修課程，提供動力機械群的老師增進相關知識與能力。然而，雖有進修機會，陳濂承仍對教學品質存疑，他認為合格師資大幅減少，加上業界要求全能教師，恐稀釋教師在特定領域的專業度，「這樣老師真的能深入了解所有東西嗎？」對於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東海高中汽車科學生江秉霖感同身受，表示教材及教師有時無法滿足他想研究電動車的需求。在科技大學端，北科大車輛系學生黃品皓回憶到，在他2015年入學時，電動車開始盛行，當時課程設計融合人工智慧、車載系統等知識，然而時至今日，「現在課程還是很少，學長姐出去投入相關產業還是得重學，感覺還要5到10年才會有比較好的發展。」此外，硬體也是一大難題，北科大車輛系教授陳柏全指出，電動車需要的功率非常大，在學校裡建置電動車的實驗或實習平台相對不容易。黃品皓的學校正是因為難以提供實作機會，因此課程通常以理論教學為主。證照為考而考？　監評標準不符產業需求在技職教育中，證照理應是反映學生能力的指標，電動車發展也仰賴完善的證照體系，而實際情況是，連燃油車考試內容都長期落後於產業發展。以汽機車修護檢定證照現況而言，陳濂承認為，「現在的證照變成為了考試而考試，不代表考到這個證照你就會相當級數的技術，更沒辦法符合產業需求。」證照公信力不足，以致各車廠會再辦理內部的檢定及訓練課程，才能確保技術能力。在證照越來越普及化的情況下，陳濂承希望勞動部加強把關監評資格，「你要監評人家你至少要有技術啊！」他指出現行證照監評委員缺乏定期回訓，以致多年前考取的監評資格沿用至今，技術內容卻與現今產業需求相去甚遠。在電動車方面，因應國內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接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於2016年起專案推動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能力鑑定業務，陳柏全說明，該認證獲得不少汽、機車廠支持，員工若取得，起薪會增加。然而，證照是否有助於推動整體產業？黃品皓表示，自己雖具有機電整合相關證照，但他認為電動車電池技術及趨勢尚不穩定，因此證照對他而言只是有備無患，未來不一定會投身到相關領域。產業鏈難串連　電動車發展何去何從？產業還未準備好，當民眾成為電動車駕駛，可能連基本的修車都遇上困難。電動車騎士楊光飛分享，曾因出車禍而有維修需求，但當打開原廠維修預約系統，卻發現預約已經排到月底，「我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有空？」從燃油車轉換到電動車，他沒想到原本幾個小時就能立刻解決的維修問題，在電動車的系統下，卻成了幾十天漫長的等待。楊光飛的例子在整體二輪車市場中雖佔少數，但逐漸增長的電動機車數量，早已超出原廠維修負荷量。然而，第一線產業人員對於電動車的短期成長不以為意，即使政府、車廠、學界投入資源推動電動車發展，恐怕依然心有餘而力不足。楊經偉認為未來總有一天電動車會取代燃油車，但卻不是短期，更直言：「如果你現在只做電動車的話你會餓死。」 電動車銷量逐年成長，配套措施卻始終未能完善。在能源轉換的臨界點，該如何串連整體產業鏈，是我國現階段須面臨的課題。　圖／劉亭妤攝對於電動車的未來展望，曾達仁認為，在電池續航力差、充電速度慢等技術不成熟的情況下，難期待消費者主動選擇電動車作為代步工具。黃國修則語重心長地說：「電動車到底還是一個新的科技，還有很多東西要克服，沒有政府的補助、沒有法規，電動車可能跟汽柴油車競爭還是力有未逮。」如何讓產業看見電動車的潛力，除了政府政策必須支持，或許電動車在研發設計上的突破，才是健全電動車產業發展的關鍵。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其實本土疫情爆發對我們來說不意外，我們去年就預估（今年）年初還會有一波疫情再起，沒想到是五月。」護理師孟孟（化名）說道。孟孟在北部某私立醫院任職，他描述醫療現場吃緊，儘管醫護人員備齊防護裝備，但本土確診數天天新增上百例，死亡率也居高不下，甚至有多數個案在死亡後才確診，醫療量能有限，「每天往生室都是不夠冰的。」身處抗疫第一線的護理師與時間賽跑，他們此次止血的對象，是失控的疫情。穿上厚重的防護衣，護理師維妮（化名）做足準備，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他不得喝水、上廁所，為的是減少與病毒直接接觸的風險，也省下半小時穿脫防護衣的時間。本土疫情爆發後，護理師除了在醫院服務，也被調派前往檢疫所、防疫旅館及快篩站，他們頂著大太陽協助篩檢，不用十分鐘早已汗流浹背。第一線護理師在似地獄的豔陽下完成神聖的護理工作，然而，在這群白衣天使披上制服前，有多少人重視他們的工作權益？ 本土確診個案激增，位於台北重災區的醫療院所面臨隔離病房和加護病房（ICU）人力短缺的問題。此外，當前疫情防治仍處於疫苗供應不及、確診病例數逐步攀升的窘境。圖為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位於醫院臨時搭建的戶外病房內。　圖／Daniel Ceng Shou-Yi提供醫療現場混亂失序  醫護人員處於高風險環境防堵疫情擴散的夢，在5月15日被暴增的180例確診數字粉碎， 隨後雙北進入三級警戒，單日確診數也越飆越高。隨著疫情延燒，雙北各大醫院無法應付暴增的醫療需求，口罩、酒精、隔離衣等各種防疫物資因無法重複使用，數量逐漸短缺，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陳玉鳳證實，「N95口罩是不足的，兩週才發四個。」本土疫情如無情的海浪席捲而來，這一年多來喊著「超前部屬」口號的台灣，在海浪不斷沖洗下顯露出準備不足的真相，也將護理人員曝露在危險之中。路路（化名）為北部某醫院照顧確診者的專責病房護理師，他提到，政府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首當其衝的便是第一線醫護人員，「開專責病房的流程也才兩三個禮拜就已經改了十遍。」除此之外，醫院的硬體設備及防疫物資也不充足，讓路路不禁提問：「為什麼不事先準備？為什麼這一年沒有存夠手套跟面罩？」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位處前線的醫護人員在醫療量能不足的劣勢下咬緊牙關，但事實上，他們所要承擔的風險不只如此。「我覺得醫院的感控（感染控制）並沒有做得很好。」孟孟無奈道，他指出，醫院為了疏通急診人流，安排病患於採檢結果出來前就入住一般病房，然而，這群病人並非全分流至單人房，會增加病毒感染風險。孟孟委屈地表示，有人曾向院方反應，得到的回應竟是要求醫護將防備裝穿好，「可是隔壁的人（病人或家屬）呢？有可能他是陽性，那大家就死定了。」孟孟任職的醫院在不久後爆發院內感染，其中確診者也包括護理師。 疫情突然爆發，上級政策朝令夕改導致醫療現場混亂、感染控制不佳，使醫護人員措手不及，如待宰羔羊般被送上高風險場域。圖為醫護人員接種疫苗。（圖為示意照，非當事醫院）　圖／Daniel Ceng Shou-Yi提供防護衣下的心力交瘁 護理師心理壓力無處宣洩院內感染是疫情當前醫護人員最大的夢魘，若說每一個確診病患背後都是一個家庭，那醫護人員何嘗又不是他人的心肝寶貝？除了高壓的工作環境，護理師肩上的重擔，也包含對家人的無盡思念，與家庭期盼他們安好的掛念。「吃不好、睡不好，很多護理師都瘦很多。」青姐（化名）擔任北部某公立醫院護理主管，他一語道出護理師的辛酸。除了忙碌高壓的工作，必須擔心自己影響至親的安危更是許多護理師的痛，「不確定過程中有沒有污染到，不敢回家，不想因為我讓別人受影響。」「你想念他們，但你又不想把身上的病毒給他們。」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護理師蘇慧容說出無數子女的思念，也笑說最想念媽媽燒的一手好菜。他打電話回家時總是報喜不報憂，「打哈哈、說好笑的事，不會講出這份工作是很辛苦的。」而護理師工作的辛勞，不僅僅是體力上的消耗，也包含著內心的折磨。身處在與生死無法切割的工作環境，如何在病患往生時自我調適是每個護理師的課題。然而對護理師來說， 比面對死亡更難的，是無能為力。「醫院的床根本不夠，可能打開門病人已經死掉了。」北部某公立醫院急診護理師小潔（化名）回憶疫情剛爆發，醫療資源難以應付急遽增加的患者需求，許多重症患者甚至無法撐過漫長的等待，還未入院就已離世；而無處收治的確診病患，只能在醫院外等待衛生局指示。他難過地說：「你明明知道病人下一秒狀況會很不好，你可以救他們，但是你沒有辦法。」「當這些東西都發生在自己身上，你會覺得做醫療人員沒有什麼作用，也幫不了任何人。」小潔吐露護理師最深的無奈。醫療現場各種無形的工作壓力，層層疊加在醫護人員身上，他們卻只能自行承擔。「醫院有社工，但他們現在應該也沒時間處理我們，就連精神科都要被指派來專責（病房）支援了。」路路說道。一名不具名醫護也表示，醫院的確有社工資源，也會辦理情緒相關的工作坊，但這些心輔協助有形無實，使用率低落，和醫護人員中間像是存有一道牆，難以發揮實際作用。「護理端有很多小團體，我們會互相激勵、互相打氣。」蘇慧容分享護理師緩解心理壓力的方式。維妮也描述急診室的醫療現場：「大家脾氣來得快去得快，上班會互罵都弄得場面很難看，但下班又是嘻嘻哈哈打成一片。」護理師僅能透過彼此扶持、互相揶揄，暫忘高壓的工作現場。然而，許多護理師仍難逃被心理壓力吞噬，最終選擇脱去承受重責、使命的盔甲，離開職場。 本土確診個案激增，位於台北重災區的醫療院所面臨隔離病房和加護病房（ICU）人力短缺的問題。此外，當前疫情防治仍處於疫苗供應不及，確診病例數逐步攀升的窘境。圖為穿著防護衣在室外病房待命的護理師。　圖／Daniel Ceng Shou-Yi提供高離職率背後的真相　護理師長期困境難解護理師離職率高攀不下的問題在疫情風波中逐漸浮出，事實上，離職率高是護理界長期存在的現象，護理師長年被埋沒的各種聲音，才是離職率高的主因。「你有沒有帶腦袋？」、「你是笨蛋嗎，做事不會做快一點嗎？」小潔回憶起過去其他護理師因犯錯受辱。職場霸凌、無來由被針對在護理界是常有的現象，「學姊學妹制很嚴重。」蘇慧容坦言。他提到剛踏入職場的護理師對許多臨床工作不熟練，也因輪調制度需要短時間內熟悉不同單位的工作內容，學姊在高壓情況下很容易針對犯錯的新人，這也使多數護理師剛入職場就有離職的念頭。維妮提到，實際操作護理師的工作跟在訓練時差很多，「平常會對安妮（註一）練習，但面對病人實際操作又是另一回事。」蘇慧容也分享過去實習都要寫照顧計畫，而現在工作是直接向病人報告內容，會多一份責任感，不再像過去把它當作業看待，所有工作內容都是新的學習，難免會有犯錯的時候。註一：安妮是全身模擬的病人模型，設計來讓護理人員訓練護理技巧。除了要面對更高壓的職場環境，護理師平時工作繁忙，在疫情下面對朝令夕改的政策及蜂擁而入的病患，也常和病人、家屬出現溝通問題，導致護病關係更加緊張。「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護理師在醫院就是要服務，上層都會說要保持服務品質，不應該跟病人大小聲。」孟孟無奈說道。「這是一個社會常態，大家會比較崇拜醫師。」蘇慧容感嘆。維妮也提到常有患者家屬把護理師當作看護對待，翻身、灌食、換尿布等雜事也要護理師一次又一次周到款待。 民眾對護理師工作內容存有錯誤認知，在疫情的壓力下，又使醫療現場的護病關係越趨緊繃。圖中護理師正在轉送病人（圖為示意圖，非當事醫院）。　圖／Annie提供除了長期工作範疇不明確外，護理師的排班、加班問題也不容小覷。護理師常因輪值大夜班產生時差，許多女性也因作息不正常導致月經失調。此外，路路分享：「護理師比較像責任制，在下班打卡前病人狀況變糟，你只能等病人穩定才離開，醫院不會給你加班費。」而加班費的爭取之路也是寸步難行。護理師在遇到職場及權益問題時，通常會事先跟單位護理長反應，然而醫院多以院方利益為重，護理師就算鼓起勇氣申訴也無濟於事，後續回覆常杳無音訊，最多換來淺淺的關心。北部某醫學中心護理師貝蒂（化名）說：「我們單位有事情就算被呈報上去，督導那邊也會擋下來。」他也分享過去離職受阻的經驗：「不知道來來回回跟單位護理長、督導、副主任、主任聊過幾次，他們缺人會想留住你。」他了解醫院長期缺乏護理人力，但也不應影響個人未來規劃。孟孟提到，同事曾在院長至病房關心時順道反應職場問題，隔天遭受護理長責備。蘇慧容則強調：「越級呈報會傷害到你的主管，也會傷害自己。」若是越過護理長向高層主管呈報，可能使護理長感受不佳導致職場關係更加惡化。此外，他認為上級相較不了解工作現場的真實情況，遇到問題應和護理長保持彈性溝通。面對這些被存放已久的問題，護理師們一笑帶過，在繁忙的生活裡，他們不願做無謂的爭取，因為知道這些事難以被改變。 本土確診個案激增，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在快篩站替民眾進行篩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單日（5月 26日）新增確診病例 304 例，校正回歸331例，死亡病例11例。當前疫情防治仍面臨社區傳播與疫苗供應不足的問題。　圖／Daniel Ceng Shou-Yi提供「我盼的只是醫院的重視」　改善護理師工作環境刻不容緩護理師處在艱困的工作環境，在疫情期間，這些困境顯得更不容忽視。身心俱疲的護理師奮力守住防疫戰線，需要的僅是公開透明的政策和人性化的配套措施，讓他們免於後顧之憂。「很多醫院都有院內感染，卻沒有告知民眾院內感染多嚴重，這對護理人員會是很大的隱憂。」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陳玉鳳表示，甚至連護理師對院內感染的情況也毫不知情，若後續的處理不佳，恐有擴大感染的風險，他呼籲醫院應公開告知情況，不應對護理人員有所隱瞞。在一線與確診者接觸的護理師即使做好充足的防護措施，仍擔憂將病毒帶給家人，許多人因此選擇住在醫院宿舍，而陳玉鳳表示，院方除了必須提供住處，還需考量宿舍與醫院的距離，讓護理師在結束繁忙的工作後，能就近有安身之處。對於家中有小孩或長者的醫護人員，陳玉鳳進一步指出，政府必須提供配套措施協助醫護人員，才能讓他們安心上戰場。目前醫院雖有提供防疫照顧假，但在醫療量能吃緊的情況下，護理師們擔憂請假可能加重同事的工作負擔，這樣的壓力往往使防疫照顧假形同虛設，「平常護理人員請假就很困難，疫情爆發後肯定更難，人力沒辦法負荷。」孟孟坦言。而面對險峻的疫情，防疫獎金成為唯一的支持，但醫院延遲發放防疫獎金卻是常態，護理師也沒有申訴管道，只能苦苦等待。孟孟便指出：「我從去年到現在都還沒領完，有時候會突然領到，而且每次獎金數目都不一樣。」此外，疫情期間護理師面對比以往沉重的壓力，更突顯心輔資源的重要性。雖然大部分醫院都設有身心科或安排社工輔導，然而陳玉鳳指出，心輔資源若設在院內，護理師常會擔心身分曝光而不敢求助，陳玉鳳質問：「常常提出問題就會被上級盯上，這樣尋求資源有安全感嗎？」他認為應該要設置獨立諮詢平台，提供安全的抒發管道。 本土確診個案激增，位於台北重災區的醫療院所面臨隔離病房和加護病房（ICU）人力短缺的問題。此外，當前疫情防治仍處於疫苗供應不及，確診病例數逐步攀升的窘境。圖為一位女士戴著口罩坐在醫院外的臨時病房，那裡放置了許多氧氣罐及病床。　圖／Daniel Ceng Shou-Yi提供為患者及家屬提燈的白衣天使　護理師的辛勞由誰體恤？疫情嚴峻，護理師肩負重任，表面看似白淨的制服底下，內心早已滿目瘡痍。即便如此，他們仍願意額外承受醫療現場的人情負擔。「看到很多病人覺得人生快要沒有希望，我們就是給他們支持。」青姐說<b>。在醫療現場，護理師是最長時間照護患者的人，而在疫情期間不開放家屬探病的情況下，護理師更多了陪伴者的角色。他們照顧患者、陪他們康復，甚至陪伴急重症患者走完生命的最後一哩路，另外，面對心急如焚的家屬，護理師也成為家屬唯一能與患者接觸的橋樑。「我們請家屬找一隻手機，每次照顧時就會約時間打電話，讓他們跟阿公視訊，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能盡力做的事。」路路說道。若患者不幸離世，為避免傳染風險，遺體必須立即裝入屍袋並火化，對於家屬來說往往難以接受。蘇慧容說：「我們要好好地衛教，我相信家屬都可以接受。」而路路也提到，疫情下面對生命更頻繁地凋零，他們也只能盡可能達到家屬的需求，「家屬覺得逝者沒有穿鞋子離開會走不好，我們就會讓他（逝者）套著（鞋子），就是盡力做到。」護理師是防疫一線的戰士，他們必須堅強；而面對孤獨的患者和無助的家屬，他們成為他人的依靠。但在護理師自顧不暇的同時，醫療環境和政策沒有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誰來成為他們的支柱？ 疫情下，醫護人員需曝露在高風險的環境。穿上防護衣後，不論再苦，為了守住防疫戰線，護理師仍咬緊牙關面對每天的防疫抗戰。圖為醫護人員面對疑似確診患者時的防護穿著。（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Annie提供

焊接作業時必須配戴防護面罩，避免強光直射眼睛以及吸入過多金屬粉塵。　圖／駱芷萱攝【專題記者蕭淳云、駱芷萱、崔兆慧、周佩怡綜合報導】2019年夏天，趙元玓搭上飛機，這位熱愛焊接的少女，決定到加拿大就讀焊接工程與科技學系。「焊接很辛苦耶，為什麼要去學這個？」時至今日，這些質疑仍反覆出現在他的生活，同時也在台灣人的普遍觀念裡，以「不會讀書就去做工」的偏見，刺扎著各個角落的焊接工。「亮亮的、吵吵的。」這是趙元玓對焊接的第一印象。他在高職時期接觸焊接，從此愛上這門逐漸沒落的傳統產業技藝，而這樣一學，就是五年。為了持續走在焊接這條路上，趙元玓選擇遠赴重洋，他笑著解釋說：「因為台灣沒有焊接系。」深植社會的刻板印象，讓愈來愈少人願意進入焊接領域；而沒有焊接系的台灣，又迫使願意選擇這條路的年輕世代紛紛出走。焊接應用廣卻品質不穩 公共安全堪憂 焊接作業時會產生強光及金屬粉塵，長久下來對焊接工眼睛及肺部產生負面影響。　圖／周佩怡攝面罩裡的世界很狹小，只有一個小方框可以看見外界。從小方框望出去，白光忽明忽滅，一瞬間刺眼扎耳，緊接下一秒黑暗寂靜，無限循環。師傅手中的焊槍伴著積年累月的經驗，「搭、搭、搭」地按著節奏微微起伏，與之共舞的，是金屬熱熔後的粉塵，以及不絕於耳的高分貝機具聲。脫下面罩，臉上積累的汗珠微微閃爍，這已是工作五小時後。他們日復一日，用焊槍一針一線縫起台灣工業基礎。焊接的應用範圍相當廣闊，從晶圓製造、家具修補、航太設備到建築工程，都需要焊接把剛硬的結構緊密接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教授曾光宏說明：「除非是一體成形的結構，否則一定需要焊接。」然而，普遍的焊接施工環境不佳，在業界有「骯髒、危險、辛苦」的3K產業（註一）之稱。再加上社會觀念對「做工」的偏見與不完善的教育訓練，讓潛伏已久的缺工及衍生的焊接品質問題逐漸浮上檯面。註一：台灣3K產業的說法來自日本發音——「骯髒」（Kitanai）、「危險」（Kiken）、「辛苦」（Kitsui）。 焊接工的職業傷害除強光、粉塵外，高溫的焊槍及金屬也容易產生皮膚燒燙傷。　圖／駱芷萱攝。我們以今年蘇花公路遊覽車翻覆意外，向車體焊接專家小陳（化名）請益。小陳認為，車體的穩固程度與焊接品質息息相關，「有些人會想說簡單把頭、尾焊一焊就好，但其實把整條連接縫焊起來會更穩固。」小陳告訴我們，有些廠商為了節省成本、加快製程，會在看不見的表層下簡單焊接後，蓋上車皮，掩飾焊接品質的缺陷。對此，曾光宏提到，台灣部分交通運輸工具有焊接品質疑慮，「車子焊接焊得好不好，也是（造成意外的）原因之一。」刻板印象、不完善的教育制度成缺工主因走在繁忙的台北街頭，隨處可見正在施工的鋼骨大樓。看似欣欣向榮的營建產業，實則面臨棘手的缺工問題，而其中，焊接缺工更是建案能否順利推進的一大考驗。造成如今人力短缺的情況，主要來自積年累月的社會刻板印象，以及焊接人才培訓規劃不甚完善。原因一：刻板印象使新血卻步 「我們常常跟小孩說，你不讀書就去做工，做工真的像我們眼中看起來那麼卑微嗎？」焊接工曾文昌感嘆地說道。他是大眾眼中課業不好、就去學一技之長的焊接工，17歲那年被強迫學習焊接，但沒想到越做越喜歡，一焊就是33年。談起工作經歷，曾文昌分享過去到高級大樓工作時，大樓負責人不讓焊接工從大門進入，只能走車道或旁門，他甚至曾經被警衛奚落，「因為社會大眾就覺得我們髒，覺得我們低別人一層。」然而，如今育有兒女的他，也曾指著捷運工程對孩子說：「如果你不好好讀書，以後就跟他（捷運工人）一樣在大太陽底下焊接。」他形容，語出瞬間感到非常懊悔，如同打了自己一巴掌。這種傳統觀念已根深蒂固於大多台灣父母思想中，曾文昌認為台灣不像國外般重視技術工人，並給予他們應得的尊重。辛苦考來的焊接執照、投資上萬小時的焊接經驗，換來的是難以改變的社會眼光，如此情景讓想投入焊接的人日益減少。原因二：焊接教育資源匱乏台灣的焊接技術主要受訓於高職，畢業後可以就讀大專電子機械相關科系，或是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勞動力發展署）進修。但不僅技職教育仍有缺陷，目前台灣更無焊接專門科系，焊接課程散落在其他科系中，缺乏完整的培訓資源。現任勞動力發展署授課老師林哲正認為，學生並非對焊接毫無興趣，只是不得其門而入。他提到：「國外的焊接教育是兩、三年起跳的基礎教育，是真正的學制，台灣的比較像是密集補習班。」而台灣的大學，雖然有些學校設立焊接課程，但並無獨立的焊接科系。針對焊接系是否有存在必要，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簡任技正尤舜仁闡述，汽修、造船等相關科系都會學習到焊接，因此得視教育部規劃，考量到課程內容是否足以設立一個單獨科系。而擁有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焊接博士學位的孫大千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大學必須設立焊接專門科系，因為不只要培養技術人員，也需要人才深耕學術研究，才有機會發展更高階、精密的焊接技術。林哲正更透露，在國外培育出一名焊接工程師所需的費用高達2、3百萬，他無奈地表示：「（台灣）政府自己都覺得不重要，就不願花錢。」連續八年擔任全國焊接競賽裁判長的敖仲寧，則感受到選手們的程度逐年下降，顯示政府不重視培養中、高階焊接工，讓焊接產業發展只能一直停留在現階段。前線焊接工短缺衝擊產業發展社會對焊接的刻板印象及教育制度缺漏，導致無新血投入產業、人才流失，第一線施工現場缺乏焊接工。影響範圍其實不僅有跟我們生活有關的房屋、基礎建設等營建業，更攸關高階焊接領域的發展，例如精密焊接與離岸風電產業皆受衝擊。影響一：精密焊接產業規模小 僅能依賴國外  從事精密焊接的洪國華向我們介紹顯微鏡底下的金屬，他說明，一般焊接都是3到5釐米，但精密焊接都是毫米以下。　圖／周佩怡攝在一塵不染的冷氣房內，精密焊接業者洪國華戴著一頂防塵帽，一雙銳利的鷹眼炯炯有神，專注地操作眼前複雜的機器，只為呈現完美的焊接軌跡。這樣鍥而不捨的精神，讓洪國華在台灣精密焊接產業屹立不搖。焊接式金屬波紋管是精密焊接的一環，因為具有可伸縮以及完全隔絕外界的特性，是航太、真空、半導體產業機具的重要零件。在台灣，精密焊接技術長期掌握在外國廠商手中，國內需要的焊接式金屬波紋管也多從國外進口。「不發展精密產業，就只能依賴國外。」洪國華憂心地描述台灣精密焊接的產業現況。20年前，洪國華遠赴日本學習精密焊接技術，經過五年多的訓練，他成為全台第一位精密焊接製造商。至今，掌握精密焊接技術的台灣焊接工屈指可數，因為訓練成本高昂，若無企業或政府資助，一般焊接工很難單憑一己之力完整受訓。目前洪國華積極培訓兒子，希望自己當年赴日習得的高階焊接技術，不會隨著老師傅退休在台灣消逝殆盡。影響二：水下焊接基礎難度高　興建離岸風電遙遙無期 曾光宏一大早從南部匆匆趕到台北，這天他要到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參加離岸風力發電（以下簡稱離岸風電）（註二）焊接缺工的相關會議。「（施工）廠房都弄好了，但都沒有人。薪水很高，還是沒有人。」曾光宏談起近年來積極發展的離岸風電，他無奈地表示。註二：離岸風力發電是在海上建設風力發電廠，利用風能進行發電。為了達到無核家園與能源轉型的目標，位處優質風場的台灣，近幾年預計推動綠能政策。依據經濟部數據顯示，離岸風電將在2025年提供198億度電，並減少1,047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相較於沿海風力發電機，離岸風電將風機架設在海中，設備結構需要更堅固，以抵抗海風侵蝕、洋流拍打等外力考驗。曾光宏透露，台灣廠商至今尚未克服焊接技術人員的空缺。他解釋，為了對抗海上的艱困環境，水下基礎設備會使用較厚的鋼板打造，「（厚的材質）焊一焊可能會變形，還要保固20年不會有問題，所以焊接的難度比較高。」因此如何克服水下基礎障礙，以達到國產離岸風電的願景，仍是一大考驗。改善焊接產業 盼人才留在台灣對營建業者來說，焊接缺工最快的解決方法就是引進移工，但這樣治標不治本的方式，不是長久之策。尤舜仁說明，現在還是以促進本國勞工就業為優先，移工只能作補充用。目前勞動力發展署也針對職前及在職勞工設立焊接專班，推動就業輔導，培育國內更多技術人才。不過，其實焊接專班依然無法徹底解決缺工困境。台灣銲接協會常務理事莊士誠指出，很多技職體系學生從高職畢業後，再去職訓班學習。但他質疑：「若技職教育做得好，為什麼還要去職訓班呢？」莊士誠認為應當先改善技職教育的缺陷，讓學生在學期間就能習得完整的焊接技能。 車體焊接專家小陳說明，焊接不只是把金屬焊起來，更要焊得整齊漂亮，光澤是其中一個評斷標準。　圖／崔兆慧攝除了要求政府改善教育現況，也有焊接老師傅認為可以先提升自身形象，讓更多人才願意投入焊接產業。曾文昌把自己的工作視爲一種榮耀，他極力提倡「職人」精神，強調：「自己先尊重自己，社會才會尊重我們。」因此，他堅持每次上工都要穿戴整齊，希望透過嚴以律己的態度，讓其他人可以同樣重視焊接專業。為了讓民眾正視焊接工的專業，孫大千說：「政府必須正本清源，不要讓民眾認為焊接是低端的技術。」倘若有更多人認識焊接的重要性，或許就不會覺得技術不值錢，便能用更友善的眼光看待這些賣命養家的焊接工。即便台灣焊接產業仍有待改進，趙元玓還是以一貫樂天開朗的口吻笑著告訴我們：「我覺得會改變！」他的社群網站上張貼著在加拿大的學習片段，影片中，他熟練地穿戴護具，專注盯著眼前發散花火的焊接作品。護目鏡中映照的白光隨著焊槍一明一滅，但他眼中的夢想花火不曾黯淡。「元玓，那你未來有什麼打算嗎？」我們問。「我想要考焊接檢驗師證照，累積一定的工作經驗後，可以幫助台灣的工業進步。」他回答。趙元玓語氣堅定，仿佛看見他憧憬的未來就在眼前。只盼當趙元玓學成之際，台灣的焊接產業早已漸入佳境，能夠展開雙臂迎接這位才華洋溢的年輕焊接人才。&nbsp;

【記者林子頊雲林報導】攤位上頻頻傳來香濃的花生味，數十支隊伍運用蒸、煎、煮等技巧，將北港花生油料理出不同風味，一種味道卻述說百種故事。第五屆全國北港「報馬仔盃」創意料理大賽，18日於武德宮廣場盛大舉行。今年主軸為推廣在地農作──花生，主辦單位要求以在地花生油烹煮創意料理，拉近外地人與北港的距離，進而行銷北港的地方產業及文化風情。 環球科技大學餐飲廚藝系團隊，小飯糰靈感來自日本壽司，結合北港花生油，體現多國創意於料理中。　圖／林子頊攝北港形象商圈發展協會為了行銷北港，舉辦全國北港報馬仔盃創意料理大賽，為「2020北港國際糕餅麻油節」中最盛大的活動。35組參賽者包括社區居民及專職學生，他們來自台灣各地、擁有不同背景。參賽者配有簡單的廚具及卡式爐，需運用小巧思將北港花生油融入料理。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學生杜明軒過去多次參與國際廚藝大賽，他說道：「雖然比賽的配備簡陋，但可以讓學生以及職業師傅們發揮實力，有更多機會嘗試傳統料理的新發展。」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團隊學生分工合作，趕在時間內交出精緻料理。　圖／林子頊攝位於台北市深坑區的東南科技大學團隊特地南下參賽，團隊中有兩位馬來西亞學生。他們將深坑豆腐搭配北港花生油，炸出創新豆腐料理。另外，為了降低負擔，主食炸豆腐還佐以西式生菜解油膩，帶來中西料理混合體驗。第一次參加廚藝比賽的餐旅管理系學生黃偉康描述，整個活動現場充斥著花生油的香氣，他藉由創意料理大賽認識北港的花生油。帶領團隊的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柯榮貴表示，若有政府單位的支持，能讓比賽規模進一步擴大至國際，甚至用網路推銷北港產業，得以讓更多人認識北港傳統文化。 東南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學生周品佑、黃偉康和陳俊廷，將深坑豆腐結合北港花生油，帶來傳統文化創新。　圖／林子頊攝同樣在雲林縣的環球科技大學今年派出四支隊伍參賽，學生運用專業技術和創意推廣自己家鄉的文化。餐飲廚藝系學生葉亭均說：「在製作過程中會有許多人過來觀看，問我們在做什麼，然後遊客就會了解我們是在推廣家鄉的特色。」社團法人雲林縣北港形象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威任表示，多數人不喜愛花生油較濃厚的香氣，加上現在不開伙的年輕人佔多數，導致越來越少人知道花生油的烹調技術。他期望能藉由這個比賽推動家庭開伙，從做家常菜認識北港的故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團隊學生，結合中西式飲食文化，創造出花生油的新滋味。　圖／林子頊攝今年創意料理大賽多數參賽隊伍只用花生油提升香氣，較少隊伍將花生作為料理主角。陳威任表示現在餐廳很少使用高單價的花生油烹調，原先期望評審團隊能吃到記憶中花生油的美味，但是許多參賽團隊只把花生油當成小配角，沒有詮釋出它的濃、醇、香，對此他感到十分可惜。此外，陳威任也說道：「推廣在地產業創新是長期的，一開始看不出成效需要慢慢地扎根，希望大家初步能從動手做料理了解花生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