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邱昭華、張雅媜宜蘭採訪報導】台灣心輔犬培育團隊9日在「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成果發表會」中，帶著自家心輔犬「戚風」，來到現場與民眾近距離互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心輔犬的前身其實是流浪狗。台灣心輔犬培育團隊執行長陳奕君說明：「臺灣現在流浪犬是一個嚴重的議題，我們希望讓大家翻轉對流浪犬的負面印象，因為流浪犬其實是， 很棒的、很聰明的。」要培育一隻心輔犬，首先會在動物之家挑選適合的流浪狗，經過6至12個月的訓練，慢慢讓狗熟悉口號與指令，最後再依照各別犬隻的特性，去發展專業技能。受訓完的心輔犬主要服務兩大族群，一個是身障人士或銀髮族等行動不便者，另一個則是具過動、自閉、躁鬱等症狀的精神疾病患者。陳奕君表示，特殊族群的孩子很難想像別人感受跟想法，進而傷害到其他人，透過與心輔犬的互動，可以學習如何控制動作，「如果小朋友做的舉動是不對的、太粗魯了，心輔犬會吠叫或閃避，去提醒小朋友不可以這樣子。」除了肢體上的學習外，心輔犬也能提升患者的學習動機，礁溪國小特教班老師李子平說：「心輔犬團隊一踏進教室的時候，小朋友神情樣態就改變了很多。 」他發現，原本小朋友沒有辦法安坐在位置上，經過每一堂課與心輔犬互動學習後，他們學會等待並坐好，令他感到欣慰。團隊透過培訓心輔犬來幫助弱勢族群，提供流浪狗不同的出路，但要讓牠們走入人類社會 ，改變大眾對牠們具有野性、危險的既定印象，是面臨的一大挑戰。狗場負責人卓媽媽認為：「不能承受任何一次失敗，萬一這隻狗反撲、咬人，那這個計畫可能就很難。」除了要使犬隻穩定且溫和地與人互動，訓練團隊想將心輔犬推廣出去，仍要克服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陳奕君說明：「因為我們都是在做第一線的服務，包含訓練心輔犬和教學課程，是需要花很多時間。」他表示，由於訓練師與心輔犬的數量有限，為了將效益擴大以及解決人力短缺的問題，團隊推出「心輔犬互動教育人才培育計畫」，期望訓練出能同時駕馭心輔犬和服務弱勢族群的專業人員。心輔犬培訓提供流浪犬新的發展可能，但想要普遍被民眾接納，仍需依賴機構與人民溝通，才能讓牠們在社會的每一處發光。

一名唐氏症患者（以下簡稱唐寶寶）日前至某炸物店購物，因忘記帶錢而無法付出40元，炸物店老闆與唐寶寶交涉無果後，決定報警處理。該事件被上傳至臉書社團與各大媒體，網路輿論迅速發酵，部分民眾惡意檢舉炸物店並留下大量負評，最終，炸物店不堪輿論重負而拉下鐵門，Google評論上也顯示該店永久停業。支持唐寶寶的民眾，多是基於對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身障者）的同理心而採取行動，同理心是促進個體或集體換位思考的推動力，為何在唐寶寶事件中，反而成為傷害他人的驅動力？因此，同理心能否「平等」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弱勢族群時，大眾常願意提供更多資源與同理，以達「齊頭式平等」。在唐寶寶事件之初，無論是社群平台、報導標題，大多持「唐寶寶受欺負」、「只為40元就報警太誇張」、「得理不饒人」等觀點。直至炸物店關門，並傳出炸物店老闆不堪輿論壓力，炸物店老闆頓時成為輿論弱勢後，攻擊言論才轉向。值得反思的是，當大眾追求齊頭式平等時，是如何衡量自己要給予弱勢多少的資源與同理心，這件事是否可能被量化？答案顯而易見是否定的，如「唐寶寶比起炸物店老闆弱勢多少」等抽象問題，並不能被準確地換算成弱勢所需要的資源多寡。最終，所謂的追求齊頭式平等，只能淪為大眾合理化差別同理心的說法。那麼，以立足點平等對兩者進行換位思考，難道就是唯一正解嗎？不能說這個概念對所有事情都適用，但在唐寶寶事件中，立足點平等會是個更合適的選擇。尤其在事件中，大眾屬於資訊不對等的一方，其他如「炸物店老闆是否知道對方為唐寶寶」、「炸物店老闆本身的身心、經濟狀況如何」等變因不明的情況下，比起齊頭式平等，立足點平等更能給予兩造同等的尊嚴，也更能避免換算障礙或劣勢為同理心時發生的誤差。從唐寶寶事件中可見，造成傷害的癥結點在於部分民眾過激的行為，即使出於同理心，但仍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難以抹除的傷痛。同理心並非救贖蒼生的萬靈丹，同理之前，不妨審視自己究竟是換位思考，還是出自同情與憐憫，避免造成對方不必要的心理傷害。「社會需要更多同理心」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控訴著社會有時過於理性、冷酷的那一面。但在發揮同理心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明白自己「為何而做」、「如何去做」，以及「如何做才不會錯」。同理心是一種能力，而同理是一種行動，擁有能力後，我們更該懂得如何正確地行動，莫讓同理心成為我們對他人扣下板機的理由。

【記者黃𦲽湄綜合報導】平時空蕩蕩的大廳裡，服裝各異、穿著色彩鮮豔的人形模特兒整齊排列。為了讓學生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並回饋幫助弱勢群體，馬來西亞思特雅大學（UCSI University）舉辦屠妖節慈善服裝拍賣會（Deepavali Charity Auction），分別於6至13日以及14至20日在校內舉行。拍賣會上展出20套來自藝術與設計學院（De Institute of Creative Arts and Design）畢業生設計的服裝，以最低100元馬幣起跳（約新台幣680元），在網路上進行投標。 主辦方分別在兩場拍賣會中各展示10套畢業生的服裝作品，讓民眾可以前往參觀。　圖／林文良提供拍賣會現場所展出的服裝，是畢業生所留下來的作品。馬來西亞思特雅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專業技術助理教授林文良表示，與其將這些好作品閒置，不如讓這些服裝作品發揮它們的最大價值，並將拍賣的收益捐給孤兒院、老人院等有需要幫助的人。他也分享，希望透過拍賣會吸引更多人從細小的事情開始做慈善。民眾潘宗政也提到，雖然現場展示的是學生作品，但布料選用一點也不劣質，沒有任何褪色的痕跡，服裝設計也非常特別。2021年底，為了鼓勵教職員更積極舉辦活動，思特雅大學創立UCSI關愛委員會（UCSI Care），希望盡到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近幾個月，該委員會也曾舉辦不少慈善活動，如馬來西亞疫情嚴峻時籌備的「食物銀行（Food Bank）」，提供物資給有經濟困難的人民。思特雅大學青獅會主席劉淑庭感嘆地說：「在疫情很嚴重的時候，有很多行業關門或者是失業，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去度過一個小難關也好。」註​​：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CSR）是指企業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並對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有所貢獻。 在UCSI關愛委員會還未成立前，學校教職員曾經前往孤兒院與老人院派送聖誕禮物。　圖／林文良提供林文良樂觀地表示，雖然目前僅有三至四人投標拍賣會所展出的服裝，收益並不多，但依舊可以為他人帶來幫助。然而，潘宗政也強調，學校對於學生作品展示的空間應該更加重視，「這場拍賣會的場地佈置並不突出，經過的人大多只瞄一眼就走，不會特別留意。」他還建議，學校應該多推廣這場服裝拍賣會，並提供更寬闊顯眼的場地，才能吸引更多人前來觀看。對於這次的慈善服裝拍賣會，林文良提到，其實他沒有對這次的拍賣數量抱有太大的期望，「只是希望一年裡，我們可以定期舉辦這樣小型的慈善活動，鼓勵別人在節日期間也可以做一些善事幫助有需要的人。」他也透露，未來希望和馬來西亞的百貨公司合作，提高大眾關注度，讓更多人可以看到大學生的作品，也鼓勵他人籌辦或參與慈善活動。

【記者駱芷萱台南報導】表演者梁嘉仁跪倒在地，「這招有點難，再給我一次機會！這次一定可以！」現場掌聲如雷響起，他重拾信心一甩，酒瓶騰空翻轉三圈後完美落入雪克杯。擁有八年花式調酒經驗的梁嘉仁隨著音樂流暢地拋接酒瓶，層出不窮的招數令觀眾嘆為觀止。他在表演中加入戲劇、搞笑等元素，再配合悲傷、歡樂的音效，吸引路過民眾停下腳步觀看表演，希望圍觀者留到最後打賞做公益。 擁有多年花式調酒及街頭表演經驗的梁嘉仁在舞台上賣力演出，幽默的表演逗得全場觀眾大笑。　圖／駱芷萱攝「大一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想法：『欸，要不要去環島？』，我們就買了一些簡單的器材後就出發了。」遠東科技大學畢業生、表演者許釪楟回憶起四年前與夥伴們創立團隊，一切情景仿佛歷歷在目。六名遠東科大觀光英語系學生懷著共同理想，向學校申請經費成立環島團隊「環島足跡　瓶中夢」，在單車環島的同時，也定點於全台各個景點表演花式拋瓶，並將所募款項全額捐出。他們透過充滿活力的花式調酒表演，期望喜歡他們的民眾捐款做公益。環島結束後，團隊秉持著「以興趣做愛心」的理念，發起「街頭聖誕老人」公益活動，至今已邁入第四年。 團隊穿起紅白色聖誕外衣穿梭在台南大街小巷，走入社區散播聖誕節的歡樂氣氛。　圖／駱芷萱攝「街頭聖誕老人」團隊穿起紅白色聖誕外衣，手裡拿著裝滿糖果的聖誕襪，19日穿梭於台南大街小巷，宣傳街頭拋瓶募款表演。「各位大小朋友，聖誕節快樂！待會我們會有花式調酒國手的表演，大家一起來看表演，做愛心！」許釪楟拿著擴音器賣力宣揚。尾隨的12名聖誕小精靈一同走在熱鬧的國華街上，每見小朋友便慷慨地抓一大把糖果塞到他們手中。團隊成員蘇柏諺表示，台南很少有聖誕遊街活動，「有些家庭節日都當一般日子過，小朋友甚至很少體會這種聖誕節的氛圍。」成員謝佳玟也分享，很少與陌生人互動的他，「一開始發糖果時覺得很尷尬，但跟著一夥人一起走就覺得蠻好玩的。」團隊在他們帶領下親近人群，走入社區散播聖誕節的歡樂氣氛。 由遠東科技大學學生扮演的「街頭聖誕老人」，在街上發糖果給小朋友們，也呼籲民眾做愛心。　圖／駱芷萱攝資深表演者梁嘉仁與許釪楟分享過去曾有觀眾一次打賞新台幣4000元，令梁嘉仁驚訝無比，也使他更珍惜街頭藝人這份工作。許釪楟也分享，團隊在前年收到一名女士有意捐贈新台幣2萬元的訊息，女士說明他想支持團隊做公益的愛心。「我們整個傻眼耶，居然會有人這麼相信我們！」他們起初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擔心被詐騙。後來確認款項入賬後，梁嘉仁說：「靠著這位女士我們突破了之前募款的金額，就覺得做愛心是一件會傳染的事情。」梁嘉仁認為觀眾的回饋是對團隊及表演的肯定，雖然現正服兵役，表演當天他依然請假參與，只為延續「街頭聖誕老人」這項有意義的活動。「街頭聖誕老人」每次募得的款項會分散給不同機構，大部分捐給老人或弱勢族群，而少部分捐給動物保護團體。談及募捐受益對象，許釪楟皺起眉頭說：「哦，每次選擇機構都很煩惱。」他解釋，企業通常都會贊助大型慈善機構，「那些弱勢的人怎麼辦？他們是不被看到的，其實我們真正要找的是這種人。」由於團隊很難評斷慈善機構的實際救濟作為，他們會仔細確認受眾的需要，以確保捐贈對象從中受惠。今年，他們決定將表演所募得的新台幣2萬元募捐給「台灣貧童營養扶助金」及「終止兒童受暴　你我挺身做到」，讓台灣弱勢小朋友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一絲溫暖。 許釪楟希望利用能力與專長去發揮愛心，讓團隊成為民眾做公益的媒介，協助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　圖／駱芷萱攝由於團隊原班人馬畢業後已各奔東西，如今「街頭聖誕老人」正面臨傳承危機。梁嘉仁感嘆道，「我去當兵，四年以來很多人也畢業了，我覺得辦下去會越來越困難。」且今年觀光英語系因可能面臨停招，導致團隊申請經費難上加難。為了延續活動，梁嘉仁積極與學弟妹交接，教他們如何找贊助廠商、表演地點、宣傳手法等。對此，許釪楟說：「畢業了有點被社會摧殘，學生聚在一起又有活力了。」雖然已畢業，但他表示活動匯聚了舊生與新血，一起籌辦及外出募款表演，將歡樂的聖誕氣氛帶給民眾。許釪楟表示，他們畢竟都不是富二代、富三代，但學生可以利用能力與專長發揮愛心，以「街頭聖誕老人」為媒介，將民眾籌集的款項捐助給需要的人，使每個人都能成為散播愛心的聖誕老公公。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張華真、廖澄妤綜合採訪報導】民眾穿著親手設計的服裝，跟著踩街隊伍步入會場。嘉義縣政府5日於竹崎親水公園，舉辦國際身障者日暨公益彩券嘉年華。期望藉由活動，促進身心障礙者與民眾交流，並宣傳公益彩券「幫助弱勢」的理念。然而，雖彩券的銷售提供弱勢族群就業機會，卻有許多身障者違法出租經銷證，違背了公益彩券的設計初衷。依《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規定，販售者以具有工作能力的身障者、原住民及低收入單親家庭為主，而其中，身障者的比例約佔總人數的九成。雖然創辦公益彩券的立意良善，但因許多身障者行動不便或無法久坐，導致販賣時間有限，而沒賣完的彩券，也只能由他們自行吸收。為求生存，不少人冒著販賣資格被取消的風險，出租經銷證以換取微薄但穩定的收入。嘉義縣殘障福利推動協會理事長陳美汝便感嘆：「我們是殘障，怎麼可能騎著摩托車（出）去坐很久。」不僅無法長時間販售者得面臨這樣的窘境，即使是健康狀況較佳的身障者，也因可分得的利潤低而收入有限。以市面上常見的大樂透和刮刮樂為例，每賣一張百元刮刮樂能賺10元，而一注大樂透則是4元，收入最多是售價的一成。因此，對銷售者而言，就算業績良好，月收入也很難超過2萬元，若銷售狀況不佳，甚至有虧錢的風險。彩券經銷商李伯伯表示，賣彩券的利潤比其他商品都要來得低，一天大約只能賺到600多元。對此，陳美汝表示認同，他建議提高彩券銷售的利潤，讓他們至少可以負擔日常開支。對於銷售者的權益問題，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則認為，因公益彩券的盈餘會全數作為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的資金，所以若調高銷售者可分得的金額比例，將會壓縮回饋給社會使用的資源。台彩公司主張，透過其他方式來協助販售者，像是舉辦優秀經銷商分享會，以及增加商品的趣味性等。藉由促進彩券買氣，提高他們的收入。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務暨法令遵循部經理曾毅鴻補充，分享會邀請業績較好的經銷商分享銷售方式、地點及品項，「用這樣經驗交流的方式，來讓經銷商學習比較完善的經驗。」 時至今日，台彩經銷商的處境仍然未獲改善，民間團體呼籲，政府應保障彩券銷售者獲得基本月薪。此外，也需考量行動不便者的交通問題，進而使他們的銷售狀況好轉。由此可見，在這些販售員的待遇改善之前，距離落實彩券「公益」的核心價值，還有一段路要走。

【記者張華真綜合報導】9月23日愛達荷學院（The College of Idaho, C of I）的拉丁美洲裔（以下稱拉美裔）協會（Association of Latino Americano, ALAS）在「美國拉美裔傳統月」（National Hispanic Heritage Month）的活動中，十分關心愛達荷州拉美裔染疫情形的《愛達荷州政治家（Idaho Statesman）》記者妮可・福伊（Nicole Foy） 與愛達荷學院的學生透過線上會議討論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之下拉美裔族群的弱勢處境。 妮可・福伊和愛達荷大學的學生透過線上會議探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之下拉美裔族群的弱勢處境。　圖／取自Google meeting 會議室自疫情爆發以來，拉美裔的染疫比率比其他族群都要來得高。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調查，拉美裔染疫的比率是美國白人的2.8倍，住院治療的人數甚至是白人的4.6倍，福伊說：「主要原因來自資訊傳播的延遲。」大部分愛達荷州的拉美裔居民只會說西班牙語，而當地政府卻僅以英文發布消息。他感歎道：「拉美裔無法在社區感染爆發時得知消息，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應變。」此外，住在愛達荷州的拉美裔大多從事民生必需的相關工作（essencial jobs），如農場和肉品加工等。他們和醫療人員一樣，疫情之下仍需工作，然而大部分的防護措施和衛生宣導卻僅以英文書寫。許多勞工因此不知道該如何自我保護，進而造成工作場所發生更嚴重的群聚感染。「傳播真實信息在這個特殊時期十分重要，我們需要雙語新聞，也需要更多會雙語的醫療人員。」愛達荷學院學生馬里亞內拉・阿里亞斯・伊達爾戈（Marianela Arias Hidalgo）說，他認為「資訊」是控制疫情的關鍵，也是幫助拉美裔現況最有效的方法。愛達荷學院的拉美裔協會主席傑琳・索索多（Jayleen Saucedo）說：「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大學生）一樣幸運可接受教育，我們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在社區傳播正確的疫情資訊。」除了協助翻譯疫情資訊外，福伊也鼓勵大學生們與地方媒體合作，協助更新各個社區的疫情數據，補足在家工作記者們無法採集到的資訊空缺，「這將有效的幫助我們（媒體）更新疫情的狀況。」若缺少學生們的付出，拉美裔將難以抽離泥淖般的現況，伊達爾戈說：「冷漠是疫情之下最傷人的武器。」

【記者萬巧蓉台北報導】走下萬華舊忠恕市場的地下室，旋轉樓梯的牆面上是一排排工法細膩的雕紋木條。地下室裡疊著好幾堆成人等高的木棧板、木條、木塊，敲擊木料的聲音規律地從不同角落響起。這裡是「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以下簡稱夢想城鄉）的木工班基地，6日下午，它搖身一變成教室，舉辦「最溫柔也最勇敢—木工體驗工作坊」，經濟弱勢的木工班成員化身小老師，帶民眾走近自己的木作日常。 藍波穿著寫有女兒名字的圍裙，和參與工作坊的民眾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圖／萬巧蓉攝 夢想城鄉為《貧窮人的台北》設計這場體驗工作坊，希望群眾從體驗起步，了解都市貧窮議題、傾聽並同理貧窮人。木工班成員藍波（化名）、大銘（化名）、輝哥（化名）將廢棄的大塊木棧板拆解成一條條木料，再拔除木料上方的釘子，這些木材便可再生使用，組裝成為櫃子、椅子等生活用品，或是創作成各樣的木雕裝飾。他們分別講解、示範木棧板的拆解步驟，大塊木棧板就在俐落的三雙手上變成可再利用的木材。接著民眾也分組體驗親手拆木棧板，每個人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動手實作，大家時不時互相提醒「小心不要弄到手」、「這個我來」，也互相鼓勵：「你辛苦了！」每塊重生的木料都經過了和諧的分工，一轉眼，拔下的釘子填滿大半個油漆鐵桶。  輝哥指導民眾安全地使用機器分割木塊，大家凝神學習陌生的木工技藝。　圖／萬巧蓉攝  民眾體驗拔釘，小心翼翼地將木棧板還原成一個個木塊。　圖／萬巧蓉攝 夢想城鄉自民國104年開辦例行性木工班，招募無家者或經濟弱勢者加入。木工班負責人古明韻說，這裡除了能培訓木工專長，更有意義的是提供他們一個練習人際互動的場域。他解釋，萬華已經有許多機構在照顧經濟弱勢者的生理、安全需求，而夢想城鄉想支持的是人的社會需求，給予身體或心理無家流浪的人們歸屬感，共同在這個團體裡重建家的感覺與人際信任關係。藍波也說，木工班不是一份工作而已，「我在這裡找到生活的重心。」  藍波協助民眾將木棧板的釘子拆下，每一個合作動作都依靠默契的交流。　圖／萬巧蓉攝 同為社會工作學系學生的輔仁大學傅詩容和東吳大學楊書夢是夢想城鄉的實習生。他們表示，社工系和人密切相關，「但真正去接觸人、在這裡看見的東西，那才是踏實的。」實習生銘傳大學企業管理系洪鳳薇也分享，他曾經像多數人一樣對無家者抱持可怕、危險的刻板印象，在實際相處後才認知到人有多種面向。這個想法也融入進工作坊的下一段課程中：每個人將木塊切割成形後拼成七巧板，並寫上自己的各種特質。「有很多不同的形狀最後可以拼成一個完整的正方形，人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才拼成一個你。」參與民眾黃群皓也有所感觸地說：「透過去理解他人、理解社會，其實是回過頭去反思你自己。」  民眾將厚實的方形木塊切割成七巧板，每塊形狀都是獨特的自我。　圖／萬巧蓉攝 每格七巧板都象徵人的各種自我特質，每個完整的人都是由不同面向組合而成的。　圖／萬巧蓉攝 木工班成員大銘在課程中談及自身經歷一度哽咽，「大家如果能夠用比較開放的心胸去關心身邊的人，即使是一、兩句話也好。」他曾感受到的貧窮不只來自經濟層面。黃群皓也有相似的感想，「匱乏跟貧窮不會只因為你沒有家，也有可能你有一個家，但你的心是受傷的。」負責人古明韻從《貧窮人的台北》背後的理念延伸貧窮議題，期待大眾進一步認識廣泛的心理貧窮。唯有透過交流，人與人之間才能互相理解並陪伴，如同木工班成員互為彼此的避風港，「你可以真實呈現自己，他人也會回饋共鳴。」  大銘以自身經歷感傷勸告所有人，不要吝惜對身邊的人多說一句鼓勵的話。　圖／萬巧蓉攝

【專題記者蕭佳宜、徐佳渝、黃郁期、劉信秀、涂葦慈綜合報導】「就算真的該死的人，他也應該跟我們有一樣的人權。」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法律扶助律師王赦吶喊出心聲。即使遭到社會和家人的不諒解，王赦仍秉持理念，接下為無差別殺人事件兇嫌辯護的扶助案。在編劇的刻畫中，觀眾不僅看見法扶律師在法庭上伸張正義，更多的是他們不辭辛勞為案件四處奔波、尋找真相的身影。隨著劇情推動，也開啟社會大眾對法扶律師的討論。<b>法扶助弱勢族群　提供所需訴訟資源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後簡稱法扶會）成立前，法律扶助資源分散，缺少明確的扶助制度。2004年政府根據《法律扶助法》成立法扶會，才得以有系統地提供民眾法律諮詢及訴訟協助。法扶會的重要扶助之一，便是派遣律師協助民眾打官司。而法律扶助律師分為「一般扶助律師」與「專職律師」，法扶會執行長周漢威表示，一般扶助律師多在外自行開設或受僱於律師事務所，負責事務所案件之餘，也接受法扶會個案委託，多負責刑事、民事、家事及行政案件。專職律師則任職於法扶會內，辦理死刑辯護、環境訴訟等具重大性、公益性案例。根據法扶會統計，現今約有4000位一般扶助律師及20位專職律師，專職律師人數端看政府該年預算決定，目前低於法定員額30人。「我認為我們的專職律師應該在某些程度上，即使用到法定三十員額也不算多。」周漢威認為，許多案件背後發展歷程過於複雜，要有效釐清當事人想法及社會體制問題，就必須倚靠更多專職律師，投注時間與心力，在法扶領域深耕。專職律師薛煒育談到過去經手案例中，有位少年因偷騎鄰居機車遭提告，達成和解後一年，又因故意拆除對方機車面板，再度吃上官司。「他們家本身就是低薪，特別是他有身心障礙手冊。」薛煒育提及，經濟弱勢族群中，許多人具多重弱勢身分，如案例中的少年，同時符合經濟弱勢與身心障礙身分。他進一步說明，少年在多重弱勢的連帶影響下，較難取得法律訴訟資源，因此成為法律扶助的主要需求者。上述案例的少年在獲得法律扶助前，法扶會必須先審查，確認其資力（註1）符合規範，或具原住民、身心障礙、重罪嫌疑人等特殊身分，再決定是否予以扶助。周漢威提到，打官司需耗費心力和金錢，裁判費（註2）、律師費對一般民眾造成的負擔已非同小可，遑論財力不足者。因此，透過法扶會支持，民眾得以獲得訴訟費用全部或部分扶助，藉此減輕經濟壓力。（註1）資力：經濟能力；財力。（註2）裁判費：人民向法院請求裁判時，須繳交的費用。<b>扶助律師獄所外守望　受刑人書信表感激之情「他（當事人）根本不知道八個月的嬰兒怎麼去照顧，他也不知道去尋求社會的資源，不知道小孩為什麼哭。他以前小時候哭鬧，爸爸就打他，他就用這個方式去對待這個兒子，結果就被他打死了。」擔任一般扶助律師的田俊賢分享，自己曾擔任一名犯下弒子重罪父親的辯護律師。當事人曾接觸毒品，且家中經濟條件不佳，兩度失手結束年幼子女的生命。田俊賢回憶起至監獄探視對方、了解案情時，常因案件被害者皆為年幼孩童而深感沉重。「因為其實監獄裡面很多受刑人很可憐，他受了懲罰，然後家人也對他們全部放棄，所以他們在裡面會練字啦，字都寫得比我好看。」一手翻閱當事人服刑期間寄到律師事務所的信件，田俊賢狀似淡然地開玩笑，眉宇間卻掩飾不了無奈與惋惜。即便案件委託已結束，他仍不時關心對方的獄中生活，並提供有形或無形協助，只盼對方在悔過期間，不被社會拋棄。而當事人對田俊賢的感謝，也在信件字裡行間嶄露無遺。「田律師你好：我不知道要如何向你道謝……。我知道自己做了不可原諒的事情，沒資格要人來看我，只是過年過節的心情難免會失落，不過沒關係久了也就習慣。田律師我很謝謝你接我這案件……，只希望我老婆不要有事情，這樣就好，因為我還有兩個小孩子還很小、還很需要母親的照顧，所以才會請田律師在這方面多幫幫我，萬事拜託你。」 田俊賢協助受刑人打完官司後，仍與他保持緊密的聯繫。圖為受刑人向田俊賢致謝的信。　圖／涂葦慈攝田俊賢不諱言自己起初接受法扶案件委託，是為累積律師經驗，卻也道出從業20多年來，堅持接下法扶案件的原因。「其實也可以選擇不接，但是我覺得他們就是需要我們的幫助。你有這個專業、你願意幫他，那就接吧。」協助真正有需求的人，是田俊賢持續接手法扶案件的動力，數年來堅守的信念，也讓他在從事扶助公益的過程中，常保熱忱。 田俊賢翻閱過去經手案件的卷宗，回憶起與當事人溝通的點點滴滴，結束扶助至今仍保持聯繫。　圖／黃郁期攝<b>不只是打官司　專職律師尋訴訟外解方「我們一定要透過這種方式嗎？還是有沒有別的方法？也許跟社會局一起討論，可以做一個更圓滿的解決，對不對？」薛煒育分享從事法律扶助三年來，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也道出成為法扶律師後的深深感悟——法律扶助，絕不僅止於打官司。薛煒育提起自己曾結識一名單親媽媽，因遭受家庭暴力離開丈夫，獨自撫養一對領有中、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的姊弟，一家三口仰賴社會局低收入戶補助維生。然而社會局查出，這名母親的父母名下有不動產及存款，判定她不符合中低、低收入戶標準，使其頓失經濟來源。薛煒育了解這名單親媽媽的情況後，調查出她在多年前因感情因素離家，近30年未與家人聯繫，雙方也不曾有金錢往來。他分享自己思考如何協助當事人的經過，「我們一定要去打官司嗎？去把她這個遠在苗栗八十幾歲的父母告一遍、告輸了，然後再跟社會局說你看我證明了我沒有撫養費？」考量過後，薛煒育決定採取訴願（註3）途徑，向社會局建議透過《社會救助法》中的「539條款」 （註4），審酌個案特殊情事，與單親媽媽及子女的最佳利益，使其繼續符合低收入戶資格。「就不需要再去看到一個單親媽媽帶兩個子女，跑去法院告八十歲父母的故事，我想這故事沒有人想要看，這個太難過了。」薛煒育認為訴訟並不能為當事人解決所有難題，他同時感到慶幸，社會局願意接受提議，維持當事人低收入戶資格，讓這個家庭擁有繼續生活的機會。（註3）訴願：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註4）539條款：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規定，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b>重大刑案的救援投手　專職律師壓力下堅守程序正義專職律師負責個案中，不乏引起社會爭議的刑事案件。2016年3月28日內湖殺童案（俗稱小燈泡事件），兇嫌王景玉在眾目睽睽下刺殺一名四歲女童，引起社會譁然。薛煒育與其他法扶專職律師組成律師團為兇嫌辯護。他認為專職律師身為法律扶助的最後一道防線，接案時並沒有太多顧慮，「我們就是棒球比賽的救援投手。先發投手、中繼投手都沒有了以後，這比賽還是要打完，那這個救援投手剛好就是我。」當時因全台民眾對案情高度關注，薛煒育背負龐大心理壓力。「第一庭開完之後，我的手機就響了。」他表示除了收到陌生簡訊批評，也不斷遭受網路聲浪、甚至家人的質疑。「還沒被老婆離婚嘛，表示我還撐得住。」豁達的言談間，卻隱約透露出薛煒育承擔的壓力。即便如此，他仍不畏輿論，堅守職責，尋找合理的辯護方式，「至少我能夠講出一個負責任的辯護方向，那接下來的作為就是可受公評的事情。」他堅定地說。 薛煒育強調，在面臨社會各界對重大刑案的關注之下，專職律師的責任是有條不紊地找出一個辯護方向。　圖／涂葦慈攝小燈泡事件案發後幾日，一名男子因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發作，在捷運上刺傷警察。這起殺人未遂案也由薛煒育擔任辯護律師，被告原先拒絕接受律師幫助，而後薛煒育為他辯護時，也不斷遭其否定。甚至當薛煒育希望提供其精神鑑定結果作為法官判決考量時，被告還勃然大怒。「為什麼我要跟人家說我有病？」辯護過程中，薛煒育發現當事人拒絕面對自己的病情，又因長期未接受治療、服藥，導致病情加重，才鑄下大錯，甚至當庭說出：「我就跟你講好了，不可以說我有病，現在為什麼說我有病？爛律師，我要解除委任。」當事人因病情對薛煒育惡言相向，讓他難掩失落，「我們明明就知道身心障礙者跟我們有很多不一樣，我們也許剛好有同理心，可是再有同理心，一直被他罵到臭頭你會開心嗎？沒有人會開心的啦！」他認為在訴訟中難免不被諒解，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好律師本分。薛煒育相信，人人都有被法律保障的權利。「王景玉案子中，如果連這麼不道德、不被認同的人，他都能夠獲得應有的訴訟權的保障，不覺得這司法程序才是我們可以信賴的嗎？」他也認為，律師應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在法庭上提供不同討論面向，「唯有如此，我想這個法院的判決才會公平跟合理。」而在訴訟外，專職律師也需要深入了解當事人的犯案背景，作為法官量刑的依據，「我們是跟法院討論這件事情的成因、要怎樣的刑罰比較符合所謂的罪刑相當原則（註5），我覺得這才是專職律師的價值。」（註5）罪刑相當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整合跨領域資源　專案扶助維護公害受害者權益不同於一般涉及人數較少的案件，可交由個別律師負責，屬公害訴訟的案例（如：八仙塵爆、維冠大樓倒塌、六輕空污等等），因規模較大、牽涉層面較廣，常導致中小型律師事務所無法負荷，此時法扶會便藉由成立「集體扶助專案」，協助受害者爭取自身權益。薛煒育以「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污染事件」（註6）為例，指出此案受害人數眾多，除2004年提起告訴的529名受害員工，2015年又有被害人及其家屬共1025人加入求償。「RCA（污染事件）真的就剛好是一群經期都不順的女生，在同一個地方上班的問題嗎？還是其實是被這些有毒的化學物質所影響的結果？」薛煒育表示，辦理此案的困難處，在於證實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影響，且須視每位被害員工受影響程度不同，要求適當賠償。此外，受害員工正式提起訴訟的時間為RCA閉廠十二年後，許多關鍵證據難以蒐集並獲得證實，且案件涉及地下水文、流行病學、毒理學等跨領域專業，法扶會須與各界專家學者、社福團體整合互助，再借鑑他國類似公訴案例，才得以為受害者爭取應有賠償。「沒有法扶，我們不會走到今天。」RCA員工關懷協會理事胡榆林感嘆，過去所有員工都不相信能爭取到賠償，直到2001年法扶會為RCA污染事件受害者創立義務律師團，一切才出現轉機。「憑良心講，我們都是一群老弱婦孺，大家受的教育程度也不是很好，所以能夠有法扶的律師團來幫忙，那當然是我們的福氣。」RCA員工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坦言，起初很難以員工身份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勢下向公司求償，再加上受害者大多為經濟弱勢且教育程度較低，不僅難以負擔律師費，對訴訟程序和法理也不甚瞭解。直到法扶會介入，才使部分員工順利獲賠。劉荷雲補充，目前法扶會每月仍召開例行顧問團會議，針對開庭內容進行沙盤推演，同時也討論求償進度、學理知識，讓受害者對完整訴訟程序得以深入認識。註6：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事件，曝光於1994年，是發生於桃園市桃園區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公害事件。2018年最高法院三審宣判，RCA污染事件第一梯訴訟原告中262人獲賠五億多元確定，其餘246人則發回高等法院重新審判，目前在一審階段。而第二梯爭取求償的被害者，2016年遭最高法院認定求償不合法，2018年訴訟救助遭駁回後再提抗告，同一年也召開言詞辯論庭，目前正在一審階段。「我們提供的是法律的幫助，是個輔助，但是他的權利能不能得到滿足，其實很多時候是資源面或是法規面的問題。」薛煒育表示，現行法律扶助僅限於個案訴訟，案件若涉及法律制定層面，須藉由倡議凝聚社會共識，進而推動修法。他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為例，指出此法實施十年間已修改四次，便是因法扶會在處理消費者債務案件過程中，發現條例內容不合理而提出修法建議。針對法律範疇以外的資源，周漢威則提到：「世界各國有幾個趨勢，他們希望進到法扶的時候有相關資源，比如說社福資源、居住資源、基本生活協助、醫療資源。」他期待，未來法扶會能透過整合服務資源，與相關團體合作，提供當事人更完善的權利保障。 周漢威期待台灣的法律扶助，能往跨領域專業資源整合的方向發展，以提供更完善的權利保障。　圖／劉信秀攝「我們法扶不只是幫助被告、加害者，其實我們要幫助的就是一個訴訟中，任何有可能被影響到權利的人。」薛煒育堅定地說。《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王赦不畏輿論、貫徹信念的態度，使觀眾為之動容。然而，螢光幕後，片中劇情卻是法扶律師的日常寫照，他們不只承接受害者痛楚、理解加害者的故事，也嘗試撫平雙方家屬的傷痛，在這看似疲憊且糾結的時日裡，持續為心中的正義奮鬥。&nbsp;

【記者洪靖淳台中報導】腳踩單車踏板，手把上掛著裝有熱騰騰便當的紅色提袋，15日的台中街道上，有一群人正在用行動傳遞愛心。甘霖基金會主辦的「2018單車傳愛日」於本周六在台中登場，透過約400 位民眾的力量，為900多名弱勢長輩送上最溫暖的聖誕餐和祝福。 甘霖基金會將熱騰騰的愛心便當裝在紅色提袋中方便民眾送餐，便當中的菜色經過營養師專業調配，並考量長輩的牙齒是否方便食用。　圖／洪靖淳攝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的學生陳佑安和四位同校同學一同參與單車傳愛日，騎單車橫跨將近7公里路程只為親手送上熱騰騰的餐點。陳佑安在傳遞愛心餐點後認為，參與這個活動很有意義，「送餐能讓長輩生活更方便，看到老人開心自己就很開心。」 弘光科大的學生不畏15日的豔陽天，騎單車橫跨近7公里，將熱騰騰的便當送到長輩家中。　圖／洪靖淳攝行動不便的鄒林玉蘭女士是這次送餐的服務對象之一，他的兒子因中午時常需要洗腎而無法準備午餐，因此甘霖基金會的送餐服務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看到長輩行動不便，弘光科大健管系的學生謝瑜真覺得很心疼，並聯想到家中的長輩，「我的阿嬤自己一個人住，以後可能也需要別人幫忙送餐。」&nbsp;數百位民眾參與的單車傳愛日活動在送餐後圓滿成功，但這其實是甘霖基金會19年來持續的例行任務。每天早上六點半，數十位志工便已進入廚房準備900多份愛心餐點，煮好的餐點經打包後由志工和兼職司機透過汽車、機車、腳踏車等方式送至每位需要幫助的長輩家中。甘霖基金會執行長林錦雪指出，近年失能老人越來越多，又因子女忙著上班，許多長輩在家常有一餐沒一餐，「我們從幾十份餐點開始送起，逐漸到今天已能服務900多人。」 弘光科大的學生陳佑安進入長輩家中，送上聖誕禮物以傳遞愛心和祝福。　圖／洪靖淳攝據內政部統計，台灣老年人口於今年4月突破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而政府為了因應人口老化帶來的衝擊，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環便是與社區和社福機構合作，邀集民間的力量，一起關懷需要幫助的長輩。面對老年照護問題，參與單車傳愛日的民眾和基金會一同合作，讓需要幫助的長輩吃上一頓營養的午餐，見到這麼多人空出時間幫忙送餐，陳佑安也感動地表示，「以後如果還有機會，我也要盡我所能的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專題記者陳潔慧、廖翊庭、梁嘉容、徐安萱綜合報導】常有熱心網友在社群媒體分享弱勢街賣者的消息，進而吸引媒體報導，引發大批民眾「用新台幣讓他早點回家」的善舉。爆紅期間，弱勢族群的生計暫時能獲得改善。然而風潮過後，不單依賴同情心，他們能否找到維持長遠穩定生計的出口？<b>弱勢攤販爆紅不盡然帶來好處「最幸福的事就是開心活著還有工作可以做。」台中有位75歲的沈姓阿嬤多年來在街頭努力賣著新台幣10元紅豆餅、茶葉蛋，每天為了房租、生活費，甚至罹病兒子的沈重醫藥費而努力工作著，卻只能一個一個銅板慢慢湊。生意慘澹時，晚上還得出門撿資源回收，加減補貼家用，但她臉上總是掛著淺淺的微笑、從來不喊苦。 透過社群媒體的宣傳，紅豆餅阿嬤的故事被瀏覽、轉貼人次高達數十萬，也吸引媒體報導。 　圖／截自光線粉絲專頁紅豆餅阿嬤的故事透過Facebook「光線」粉絲專頁的宣傳，瀏覽、轉貼人次高達數十萬，也吸引媒體報導。由於不少善心民眾的支持，讓沈阿嬤的經濟狀況暫時得到緩解。然而光線創辦人楊大哥（化名）表示，紅豆餅攤的爆紅卻招來「正義魔人」檢舉，因此沈阿嬤已經無法在原本的地點擺攤販賣。其實許多弱勢攤販不願意被曝光宣傳，便是因樹大招風可能會遭惡意檢舉，甚至有幫派分子強收保護費的狀況。爆紅後突如其來的大量收入，更可能讓弱勢商家原有的社會救助資格遭到撤銷，因此商家還請民代或是慈善機構幫忙設立專款帳戶。根據民國107年《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存款限額為75000元，楊大哥提到，前陣子爆紅的台南小妹妹兩元水餃，大量的訂購款匯進自家帳戶，被取消低收入戶資格的可能很高，即便熱潮過後再陷經濟困難，也難以再次申請到補助，無疑是雪上加霜。<b>熱潮減退 生活再陷困境由於現今社群媒體用戶的普及，光線粉絲團希望透過網路故事行銷幫助弱勢商家增加曝光度，而感人、勵志的故事往往也引起網友的熱議，許多人留下「用新台幣讓他早點回家」的標語，前往商家朝聖。短時間內流入大量資金，的確讓弱勢商家的經濟困境得到短暫的改善，但楊大哥表示熱潮僅能持續一、兩週，要有長期且穩定的客源是弱勢商家共同的難題。雖然政府設立《社會救助法》幫助弱勢族群能溫飽度日，但因規定相當嚴峻，許多弱勢被拒之於門外。就算生活再困頓，但只要任何家庭成員名下有不動產，即便只是一棟勉強能遮風避雨的破房子，全家都無法取得中低或低收入戶的資格，這些處於社會灰色地帶的人們就是「邊緣戶」。邊緣戶多以街頭擺攤維生，但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合法、不會被開單檢舉的場所，讓他們能安心謀生。台中市近幾年更為維護街道整潔及美觀，嚴加執行「清除道路障礙專案」，楊大哥也痛批：「清道專案，清的就是這些社會底層。」許多在街頭擺攤的弱勢商家難以求生存，輕則遭驅離，重則必須繳交高過他們一天收入的罰單。「消費者購買商品是出自於自願，何來斂財之說？」面對網路討論中有不少人認為弱勢商家的商品品質與售價不成正比，彷彿是「用愛心斂財」，楊大哥認為，這種論調根本是觀念偏差。楊大哥以販賣口香糖、海苔與刮刮樂的身障街賣者阿燦為例。腦性麻痺的阿燦手腳不方便、無法正常言語表達，只能喃喃唸著不清楚的：「來買口香糖。」他不知道如何向上游廠商批貨，因此只能到量販店批貨。楊大哥嘆道：「我知道阿燦賣得比較貴，但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會到全聯批貨，成本就這麼高，他能怎麼辦？」在光線粉絲專頁中，也有熱心網友建議，弱勢商家能否販售更具吸引力、需求性、流行文創小物等，以維持長遠的收入。然而楊大哥表示，除了要考量阿公阿嬤、身障攤販能否搬運商品，更重要的是許多弱勢商家缺乏批貨管道，也無廠商、贊助商願意做愛心幫助他們。<b> <b>曾想成為社會企業標竿　角落微光不敵現實14日下午三點，陽光溫暖地灑進台中舊火車站側門，一群人或坐或站，等著某個人出現。忽然從遠處慢慢走來一位老奶奶，戴著格紋帽、穿紫背心，瘦小的身軀拖著黑色、看似上了年紀的行李箱 ，上面掛著「隱者地圖」的旗幟—— 她是小梅姐，角落微光的其中一位隱者（隱者指無家者或獨居老人）。 小梅姐是角落微光中，「隱者地圖」的導覽員。隱者地圖致力於做出市場區別且有溫度的導覽，希望透過無家者的視角，讓都市人看見不一樣的城市景色。圖／陳潔慧　攝簡單打過招呼後，小梅姐發給大家導覽機，開始介紹她從小生活到大的火車站。小梅姐用她微弱的力氣，輕柔地說出記憶裡有關於中區的一切。聽著她不時發出慈祥的笑聲，你很難想像小梅姐曾經是個害羞、不擅於與人聊天互動的獨居老人。幾年前父母過世後，讓她陷入更深的孤獨與悲傷中。「那時候生病躺在床上，我就想說『啊乾脆跟爸爸媽媽一起走好了』。」幸好遇見社福團體與社會企業，小梅姐漸漸敞開心房；擔任隱者導覽員，也讓她找到新的生活動力。社會企業角落微光主要推動隱者地圖計畫，培訓有工作意願的無家者、獨居老人或是單親媽媽擔任中區導覽員，導覽門票六成為導覽員的收入，四成為社會企業營收。隱者地圖導覽過程中，導覽員不單純介紹文史，更會向民眾陳述自己的生命故事，講解自己在這個地方從年輕到老的記憶，他們致力創造市場區隔，提供有溫度的導覽。「收入最好時，導覽員一個月可以賺二到三萬，但最差時大概一萬。」角落微光計畫專員劉曜寬表示，隱者地圖剛運作時，因媒體曝光而爆紅，報名人數眾多，但熱潮減退後，團數越來越少。賣票狀況時好時壞，團數相當不穩定，甚至有時報名人數未滿三人，而必須面臨停辦。角落微光也想過規劃更多導覽路線，創造新的市場需求，然而要培訓五、六十歲的導覽員大哥大姐們走新的路線、記新的文史介紹其實相當困難，不只考驗他們的記憶力，更是體力上的負擔。政府為推動文史導覽風潮，定期提供免費導覽服務，劉曜寬表示，這樣嚴重壓縮角落微光客群，且參與導覽的民眾目的都不同，有些人只想聽免費導覽、有吃又有拿；這樣的消費習慣養成後，便會對導覽產業造成傷害。而在市面上，也有更多便宜、主打套裝行程的導覽，「當你的商品無法與全營利組織競爭，就是比較吃虧。」在追求高CP值的社會風潮下，企業利用雄厚資金，大量製造商品以壓低成本，使消費者趨之若鶩；而無本的社會企業、公益團體則必須付出高成本以產製商品，長期下來難以刺激消費者重複購買，因此消費族群只會慢慢耗損，漸漸的便無法長期經營下去。由於導覽收入不穩定，角落微光為了拓展市場需求，多角化經營讓大哥大姐在街頭販賣甜甜圈、手工筆記本；以及「小書」，讓無家者剪貼製作、寫自己的故事。「我們一直在思考顧客想看的內容是什麼？」但劉曜寬也表示，民眾購買小書通常不是為了內容，而是想幫助大哥大姐，因此本來規劃每月出刊的小書，僅出三期便無疾而終。角落微光一直想打造一支強力且具有市場區隔的產品，但礙於人力資源、經費缺乏無法達成理想。劉曜寬嘆著氣說到，缺乏人力資源、經費，又無法推出一個強力的商品，經營三年多的角落微光終究不敵現實，將於本月底收攤。他認為，行銷能力弱、找不到目標客群是許多非營利組織的通病。「賣太貴沒有人買也是問題，或是只是為了同情心、愛心而購買，可能一次兩次人家就不買帳了。」即使是做愛心也須考量市場機制，品質不佳、缺乏需求的商品也難以長久支持。<b>角落微光只是中繼站　而非終點角落微光提供無家者輔導、給予工作機會，即使公司停擺了，劉曜寬說：「角落微光只是無家者的中繼站，而非終點站。」他表示，培訓期間有個大哥通過考試、激起信心，之後大哥又再考取導遊執照，有更好的工作，就沒來當導覽員了。長期陪伴、看見無家者的努力與轉變，是劉曜寬對角落微光最捨不得的。角落微光推動隱者地圖、街賣計畫，必須與人群溝通，相當考驗他們的人格特質，起初大哥大姐因為愛面子、害羞而不敢招呼客人，在經過角落微光員工們的協助與關心後，曾擔任導覽的高大哥現在已經能落落大方的面對人群。角落微光不只希望能提供無街者工作機會，更希望能夠以家人的方式陪伴在他們身邊，讓他們不再感受到孤單。<b>過一天是一天　熊米屋、新巨輪著眼當下盼扭轉偏見「大哥哥、大姊姊，愛心手工餅乾，一包五十元，請大家幫幫忙！」這樣的叫賣並不陌生，而這些熱情招呼聲的主人，是熊米屋烘焙坊的「小愉兒」。「熊米屋」取台語「想要有」的諧音，代表「小愉兒想要有個家」。走進位於基隆巷弄裡的熊米屋工廠，小愉兒大聲喊著：「你好！」，興奮地開始自我介紹。財團法人小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趙又琳微笑著說到，每天看著烘焙坊心智障礙孩子天真愉快的模樣，便為他們取了個暱稱「小愉兒」，期許他們每天都能開開心心。 熊米屋讓小愉兒透過動手做餅乾，刺激發展生活、認知能力，讓他們有自主生活的能力；也能透過賣餅乾，讓他們透過人際互動，融入社會。圖／廖翊庭　攝「這十年來我們只做一件事，讓孩子變成大家的朋友。」趙又琳說道，熊米屋用最好的原料烘焙餅乾，為的是當小愉兒親手將優良的產品交予消費者時，既能讓消費者品嘗美味的餅乾，態度由同情轉為信任，也讓小愉兒更自信、開心。透過反覆練習烘焙、裝袋、出門販售，熟練之後成為技能，終能靠自己的能力，為小愉兒的家再添上一塊堅固的磚瓦。若單純給予幫助，心障人士的生活能力將會退化進而失去生活自主性，更會加重照顧者的負擔。而熊米屋利用動手做餅乾，刺激小愉兒發展認知、生活能力、融入社會。「若他只有兩成的天賦，就應該給他八成的協助。」趙又琳呼籲，從現在開始，買一包餅乾、給他們一句問候，都能夠幫助心障人士維持身體及工作能力，進而延後進入安置機構的時間。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政府會依照殘障程度與家庭狀況提供教養費，若是一個月平均補助一位小愉兒一萬元，從二十歲開始申請補助，五十年總共要花費六百萬元。趙又琳表示，若依照現行法律，將心障孩子交由機構安置、照顧，其實是全國人民的納稅錢承擔費用，「其實幫助小愉兒，也是在幫助自己。」另一處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的鐵皮工廠，沒有了稚嫩的氣息，是社團法人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新巨輪服務協會理事長陳安宗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雙腳雖可以行走但仍需要輪椅作為代步工具。他在經歷工作失敗之後，看見社會對輪椅族群的不理解以及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因此決定起身為身障、輪椅人士創造更好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阿國（化名）是巨輪的街賣者。與大眾認為的可憐形象不同，他在街上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面對熙來攘往的過路者。圖／陳潔慧　攝在街上，不難看見身穿藍色協會背心、坐在輪椅上的街賣者，一包包的衛生紙、口香糖，看似微小，卻是身障街賣者的經濟支柱。 街賣賺得的100元背後，街賣者能夠得到50元，而另外50元則支撐起看似冰冷、簡陋，卻能夠遮風避雨的「共生家園」，房租、水電、飲食全都包含在內。 新巨輪的成立，為街賣者提供一個「共生家園」，讓他們不必揹著沉重的負擔，也能有尊嚴的生活。圖／廖翊庭　攝曾經為無家者的他們，現在共有30位工作者共同居住。室友除了小兒麻痺、腦性麻痺患者，還有許多因工作傷害而截肢、失業的無家者、獨居者。陳安宗表示，協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民眾理解，這一群不願意放棄生存機會的人們，在這裡為生活努力著。「我們會依照身障者的身體、精神狀況及體力來安排工作時段。」陳安宗表示，街賣其實是人性化的工作，也不會給予工作壓力，只求安穩度過每一天。由於身心障礙人士工作、學習能力有限，難以獨力作業，須花費兩倍的人力成本。因此熊米屋、新巨輪沒有多餘的經費及心力，開發多元產品、拓展新技能，只能著眼當下、過一天是一天。 街賣者一天花約八小時的時間在街頭街賣，卻常遭受路上人們冷漠的眼光，他們希望透過新巨輪的成立，讓眾人能更了解並關懷街賣者。圖／陳潔慧　攝「不只給他釣竿，還要陪他走向河邊，陪他釣魚。」熊米屋與新巨輪的出發點單純且明確，希望透過街賣，扭轉社會對於身心障礙團體的誤解。弱勢族群不願被冠上販賣愛心的汙名，而是為了每天的溫飽努力謀生，擺脫消費同情心的偏見。 <b>胸懷「大誌」 求新求變求長遠經營有別於熊米屋與新巨輪，《大誌雜誌》嘗試站在消費者立場，將民眾對於新事物的渴求納入經營方針，開發多元產品，發展出具長程規劃的營運模式。對於年輕人來說，《大誌》絕對不是陌生的出版品。民國99年由大智文創取得英國《The Big Issue》授權、引進台灣發行中文版。在最初的萌芽階段，《大誌》藉由與社福單位合作，招募身心障礙人士以及無家者。經過販售技巧、人際互動的培訓，接力為期一週的實習後，便成為固定販售員。因此，在捷運站出口、大學校園周邊，便看見身穿橘色背心、手拿《大誌》的販售員。最初開始進行販售時，《大誌》考量到販售員較無資本，因此會免費提供十本雜誌給予販售員販售；有了收入後，接下來販售員就以每本50元的成本價，向附近的《大誌》發行站批發雜誌，再以定價100元提供給購買民眾，賺取每本50元的收入。如果前一期刊物沒有賣完，販售員能再回到發行站、換成當期雜誌繼續販賣。來到《大誌》的發行總部，不到十人的工作室中，牆上貼滿各期隨刊發行的海報，地上擺放著第九期的《週刊編集》。在場的夥伴都正低著頭專心工作。《大誌》主編黃銘彰說到，民眾常以施捨的角度去幫助弱勢族群，但對《大誌》來說並不如此，「是他們（販售員）自己努力賺錢的。」販售員一天約須花上二到十二小時不等的時間，在街頭兜售雜誌，常常必須在大太陽底下曝曬，又或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雨。 《大誌》招募街友為販售員，並將銷售收益與販售員五五分帳，希望透過提供工作機會，改變他們的生活。圖／陳潔慧　攝黃銘彰表示，《大誌》將負責產製內容的編輯方，以及負責販賣通路的的販售員分開，由編輯同仁策畫每期雜誌內容，邀請聶永真操刀封面設計。「將雜誌的品質做好，才能吸引更多讀者。」他認為，如果能穩定雜誌銷量，長期下來，販售員的生計才可真正獲得改善。除了生計上的問題，多數無家者因長期獨自在外漂泊，較少有與人攀談、交流的機會，因此在人際互動上比較容易遇到困難。因為不善於溝通，他們常在工作上碰壁、或與人發生摩擦，最終導致大眾的偏見，使他們在路上必須接受於民眾歧視的眼光，無家者漸漸失去信心，最終將自己隔絕於社會之外。《大誌》提供了無家者一個已被樹立的品牌形象；接近販售員的民眾，多是因為曾聽過《大誌》、感到好奇而向前詢問，或是經由社群媒體宣傳決定購買。其實這些消費本意都是友善的，販售員經過長期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不但能消除民眾對無家者的刻板印象，更能幫助重拾信心與生活尊嚴。<b>故事行銷轉化為長效性的經濟支持面對弱勢團體街賣者可能遇到的障礙，社會企業「點點善」與「人生百味」、新巨輪協會合作，提出「天賦城市計畫」。點點善召集人葉文宏認為，街賣者最常碰到資訊不對等、形象不親民、商品沒優勢三種困境。因此，點點善希望透過職能訓練、改造輪椅及街賣車外觀，轉換街賣者形象，讓他們成為城市街頭的補給站；而身障人士、單親媽媽、弱勢家庭小孩，都會是計畫的目標對象。葉文宏希望，民眾在看到全新外觀的街賣車後，不以同情、可憐的心態面對，取而代之的是，充滿快樂的接近這些城市裡的小精靈。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在推動計劃時，往往會遇到經濟、人力上的限制。葉文宏就提到，點點善會透過企業間圖像授權、對消費者進行商品銷售以及策展收入等，來維持經濟收入，「當商業模式運作起來後，自然就有相對應的資源去從事公益計畫。」劉曜寬也認為，企業在能力所及範圍內，本就應該善盡社會責任。以角落微光為例，他也希望，未來如果有企業願意接手，可以投入更多人員、資金；一旦資源到位，也就能開拓新的服務與商品，延續角落微光幫助無家者的精神。從角落微光、熊米屋、新巨輪到《大誌》，他們都提出了共同的訴求：「給他魚，不如給他釣竿。」不接受捐款，重視在相對弱勢族群的能力範圍內，製作餅乾、街頭導覽、販售雜誌，來長期提供自身生活經濟所需。以愛心與故事作為基本號召，並非不可行，反而是與市場其他商品做出區隔，不過單單倚靠出資者或是消費者的善心，其實無法轉化為長效的經濟支持。回歸產品本身質量、多元化，建構完整的組織營運模式，不僅不浪費愛心、也給予弱勢族群尊嚴，方能細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