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宜婷、吳妤潔採訪報導】《學生輔導法》睽違十年首次大幅度修法，為因應日前校安事件頻傳以及校園輔導量能不足等問題，立法院於11月29日三讀通過部分修正條文，期望透過補足專業輔導人力缺口以及強化校內三級輔導制度，改善各級學校輔導系統的運作與服務品質。立法委員柯志恩說道：「不管是青少年或是大家的一個身心健康是非常的重要，我們也很希望在這樣子的一個人力增加之外呢能夠讓大家能夠接住每個小孩。」 目前高中以下學校採取三級輔導制度，第一級發展性輔導，由導師針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及生涯輔導。如若學生狀態不佳，導師將與輔導室專任輔導教師合作，實施第二級介入性輔導，提供個別化諮商資源。專任輔導教師也會進行個案管理，評估學生情況。若狀況更為嚴重，則會啟動第三級處遇性輔導，將學生轉介至輔導諮商中心，接受進一步的服務。而在專任輔導老師的配置上則以班級數作為標準，國小階段每24班設置一名專任輔導老師；國中每12班；高中則以每15班設置。如若校內總班級數超過55班需至少額外設置一名專業輔導人員。大專院校則以師生比1：1200的標準配置。然而，目前輔導系統運作上仍面臨多重挑戰，包含輔導人力嚴重不足、專輔師資區域化，以及主管專業性等問題，造成學生權益受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何俊彥說明：「以目前來看的話，專任輔導教師來講，我們會看到有一些城鄉差距分布不均的一個現象，那根據我們統計全國的國小裡面大概有2/3，那國中大概有四到五成的學校是全校只有一位（專任）輔導老師。」國立政治大學生小毛（化名）則說：「（有需求時）我沒有辦法及時地去找到幫助，就是我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等兩個禮拜後，它（校內心諮）的預約永遠都是滿的。」 《學輔法》此次著重修正以下五項內容：第一，將擴增校園專業輔導人力；第二促進三級輔導及跨專業合作；第三，健全輔諮中心統籌任務，單位主管人員應由專業背景者擔任；第四，為維護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只要經過學生本人同意，未成年學生可在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下進行輔導諮商；第五則為強化輔導人員多元在職進修和學校輔導主管的專業性。「校園裡面的青少年，他們在各方面來講，其實都很需要一些輔導跟關懷，所以人力的增加，對於校園現場一定是有幫助。」何俊彥說。 針對此次修正內容，民團表達擔憂，雖然修法後有助於增加校園二級輔導環節所需的專業輔導教師數額，但現階段專業人力資源恐難以充分補足配置需求，且二級輔導作為三級輔導制中最重要的一環，輔導教師若缺乏經驗，也無益於協助個案管理。此外，輔導人員的薪資待遇問題也仍待檢討與改善。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表示：「學生輔導法修法也是我們樂見的。我覺得建議當中這次修法要先看好就是過程的狀況，要按照個案還有學校的樣態去調整。」 儘管此次修法是為改善現今學生輔導資源的不足，但面對教育現場的狀況差異、專業輔導資源分配以及專業人員待遇等問題，未來校園輔導系統能否有效運作，有待社會各界共同檢視。

【記者范瑞勻台北報導】中華民國113年全國彈翻床錦標賽於17日在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體育館舉行，比賽依性別、年齡分組，又分公開與一般組（註一），由兩名裁判於彈翻床斜對角線，依據國際評分規則進行扣分，評分含E技術、H位移、D難度、T高度以及P扣分（註二），比賽成績將列入國際選手代表遴選資格參考。 註一：凡曾參加全國性競技體操賽事（包含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全國錦標賽、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國內外相關賽會等），並獲得個人前八名者，限報名參加公開組。 註二：E最高20分+H最高10分+D依自選動作而定+T最高2分-P分 今年首增設大專社會組團體獎，以個人賽三個最佳成績總和，作爲團隊排名依據，此次「神氣小虎（如虎添翼）」拿下大專社會女子一般組（以下簡稱女子一般組）團隊獎第一名，其中來自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的成員蔡昀妤在女子一般組中以29.460分拿下第二名，他表示因為緊張，導致執行時的位移較多，心態上仍須調整。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學生張齡方以30.0分獲得女子一般組冠軍，對於比賽的表現，他說明，因在比賽當下有調降彈跳高度，以確保協調性，所以位移變較少。他認為彈翻床最大的挑戰是只要一失誤，後面全部的動作都不算分，必須要從頭到尾都很專心。 去年大專社會女子公開組（以下簡稱女子公開組）冠軍，國立臺東大學競技與運動科學學系學生吳重蕙本次以27.750分拿下女子公開組第二名，他分享，比完賽的當下沒想到會有名次，但今天成功將練習時做不好的招式完成。對於比賽的挑戰，他則提到，因為每項運動都具受傷風險，需要相信自己，並大膽去做，才能克服高度與難度。同樣來自東大的競技與運動科學學系學生李怡君則以28.950分獲第四名，他認為賽前練習時有比較適應新的彈翻床，因此比賽時動作銜接得比較好，今天的腹落接臀落（註三）招式也有成功銜接，他說：「不要害怕，因為之前害怕高度，所以腹趴一直練不起來。」 註三：腹落接臀落是指運動員先以腹部著地反彈，接著迅速轉換為臀部著地的連續動作。 蔡昀妤從大學開始學習彈翻床，他分享學習過程得到的心得：「做不好難免會很挫折，或者是想說要不要放棄，可是就會想說那就再多試試看，成功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他認為彈翻床很好玩，但僅有一次機會，所以要把握每一次的比賽，並表示，未來會繼續走彈翻床體操這條路；張齡方提到，他很喜歡彈翻床在空中的滯空感、失重感，因對於彈翻床的喜愛，所以也希望能在未來參與國際賽事；吳重蕙說道：「每一個階段都有困難，只是就是要自己學會克服，每一項運動都很累很辛苦，就是自己的意志力要很強。」，他希望下一次可以重奪冠軍。

【專題記者何予、賴羿安、林詩祐、蔡愷恆綜合報導】「我覺得你現在的狀態很沒有生氣。」諮商心理師范毓君的督導（註一）提醒，他已符合輕度憂鬱症的診斷標準。這句話清晰迴盪在范毓君的記憶中，他感到錯愕與震驚，心想：「怎麼可能？我是心理師耶！」實際上，范毓君回想起來，他生活沒有動力的狀態，似乎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除了時時刻刻賴在沙發上無法起身，更毫無食慾，體重在短時間內掉了將近五公斤。那段期間，范毓君的情緒跌宕變得明顯， 或多或少也影響到身旁的人。註一：督導，通常由資深心理師擔任，除了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也需熟知心理諮詢理論和技術，在心理師工作遇到瓶頸時提供協助。「我還能繼續工作嗎？我才剛開始欸！」「是我不適合這份工作嗎？」混亂的心情讓范毓君產生許多疑問。身為心理師的他，以為對自己內在狀態已有了基本的掌握度，卻沒有及時覺察情況。被憂鬱情緒籠罩的他，因此陷入自責的迴圈，那份對於自我的期待瞬間崩塌。他看見自己的無力，對自我感到失望。心理師身為助人者，也會有需要被幫助、被理解、被傾聽的時候。但是心理師說出自己的病症後，世界會善待這群受傷的治癒者嗎？ 心理師在諮商室中幫助個案理解自身狀況，然而當心理師深陷情緒風暴，社會能否善待這些助人工作者？　圖／蔡愷恆攝助人者為何不自助？心理師承受職業包袱范毓君想起了那位罹患憂鬱症的朋友Jessie，Jessie撰寫許多文章，將自己的憂鬱坦然公開分享在社群媒體，鼓勵有相似經驗的網友。Jessie認為，憂鬱症就如心理上的感冒或是過敏，范毓君若以身為心理師的經驗分享自己的經歷，更能貼近人心。他雖然鼓勵，但也不強迫對方，「你的經驗可能可以幫助到大家，不過也是看你的意願，如果你願意分享的話再分享。」「公開了會怎麼樣？」「別人會對我有什麼看法？」「我會不會從此有了撕不下的標籤？」范毓君雖然對於公開分享憂鬱經歷感到惶恐不安。然而，他理解和他一樣不敢求助的人所經歷的糾結，最終期望透過文字鼓勵讀者，向外尋求協助與資源，一同度過漫漫抑鬱長夜，於是他開始撰寫文章。除了在網路上公開面臨的掙扎，心理師向周圍揭露心理相關病況也是一大難題。心理學者史黛西．泰（Stacie Tay）等人2018年刊登於《臨床心理學刊（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的研究指出，六成臨床心理師曾有心理健康問題，且超過一半不敢向同事或督導揭露。他們主要擔心社會觀感不佳，認為心理健康問題是個人缺陷或能力不足的象徵，因害怕影響職涯而不願求助。「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助人，可是我們也有幫助不了人的時候，這時候就會挑戰我們的自我價值，會讓我們懷疑自己適不適合走這一行。」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說道。為消除心理疾病污名　坦露專業形象下的情緒嚴冬諮商心理師張宇傑因為意外到來的身體疾病，得請假住院八天。慢性疾病帶給他的折磨，轉而成為與伴侶的摩擦，以及對身邊親友的愧疚感，使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他回憶道，出院的那一天，台北只有十度，雨打在身上，卻一點感覺都沒有，「我就發現怪怪的，整個人都感覺不到溫度。」當晚，張宇傑暫住心理師好友家。他的眼淚不斷從臉頰滑落，「整個人精神狀態很糟，非常難受、不舒服。」張宇傑說，身為心理師的好處就是更有病識感，且身邊都是專業資源，有什麼異常狀況，旁人比自己更快察覺。他從發現異常到由朋友陪同就醫，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他被診斷他為焦慮症與恐慌症患者，後續也發現患有雙相情緒障礙（bipolar disorder，舊稱躁鬱症），並開始接受治療。後來張宇傑由於受到一位編輯好友的鼓勵與協助，在《女人迷 Womany》上開啟專欄，寫出恐慌、焦慮以及雙相情緒障礙的經驗與困擾。「我當時的立場是，不希望讓精神疾患有這麼多標籤。」出於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動機，他在個人粉絲專頁聊心理師也可能有心理疾病的議題。張宇傑沒有維持過往心理師專業、客觀、中立的形象，而是坦然將自己在鬱期與躁期風雨之間的擺盪不安、如海嘯般襲來的恐慌焦慮，以及失戀又失控的淚水化為篇篇文章。以文字為針，瑣碎日常與細微的情緒為線，期望在情緒嚴冬中為讀者編織一點慰藉和溫暖。臨床心理師蔡百祥在研究所時期發現自己有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ADHD）傾向。他表示，「我想要說出來，這是對ADHD的去病化、去污名化。」即使當時心理學界對於心理師是否應該經營自媒體充滿質疑聲浪，他也不顧後果經營粉絲專頁，分享自己過往就學與求職等生活經驗。此外，作為諮商角色，使得某些心理師背負以身作則的使命感。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生莊明翰在大學期間曾經罹患輕度憂鬱症，最終透過諮商找到與情緒適應、共處的平衡，並在書籍《憂鬱世代》中揭露自己的病史。因為有這段人生旅程，莊明翰選擇報考諮商研究所，期望成為一名心理師。莊明翰不畏懼他人的觀點，勇於發聲，在書中校園講座都分享個人經驗與感觸。他笑著說：「我們（心理師）都害怕求助了，要怎麼讓個案來？」 臨床心理師蔡百祥分享，他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期間接受專注力測驗，才意識到自己有ADHD。　圖／何予攝揭露傷痕評價兩極　引自我懷疑起初，張宇傑並沒有設想太多後果，直到在《女人迷 Womany》和自媒體的文章發佈後，他才逐漸收到正反兩極的回應。「練習與疾病共存真的很厲害～我也一直尋找屬於自己的方法。」貼文底下，有民眾留言感謝張宇傑勇敢分享，讓自己也有勇氣面對脆弱。實務現場，也有個案看到貼文後，專程前來尋求與自己有相似經驗的心理師協助。張宇傑認為，由心理師公開談論患病經驗能夠帶來影響力，將社會塑造成可以自然談論心理疾病的環境。然而，張宇傑透過督導輾轉得知，部分心理師前輩認為，文章中描述「性」的議題太過露骨，恐導致社會觀感不佳。張宇傑坦承，當時的內心想法與外在評價衝突，使他頓時陷入混亂。「學習過程中，一直被鼓勵去做自己，但是我去做自己的過程，其實受到很多前輩和老師否定。」他開始質疑，這到底是在做正確的事，還是真的太過「做自己」？心理師是否可以經營自媒體，向公眾進行自我揭露，在心理學界一直有爭議。臨床心理師蔡百祥比張宇傑更早，於2016年就開始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他回憶道，當時遇到大約九成的心理師同業都反對他這麼做。作為公開ADHD身份的兒童心理師，蔡百祥持續分享兒童心理學相關圖文，如今已累積超過四萬人追蹤。在經營粉專長達八年後，蔡百祥卻選擇越來越低調。原先他想和ADHD兒童的家長分享自身經歷，讓家長對孩子未來的想像有更多可能性，卻沒想到反而導致部分家長有錯誤期待。「有些家長看到我，也希望他們的孩子可以有一定的成就。」蔡百祥說明，有些家長了解自己ADHD的身份以後，期待自家罹患相同疾病的孩子未來也能達到相同的成就，但事實上每一位孩童的資質不同，蔡百祥深切明白ADHD在學習過程帶來的挑戰，他花了五年多才完成研究所學業，除了加倍努力，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很難複製。他擔心家長對孩子抱持過多的期待和要求，反倒造成親子間無形的壓力。是否與個案分享病況　考驗心理師知能個案作為心理師的診療對象，心理師適不適合在診間內向個案坦白自身心理病況？可以揭露到何種程度？以上問題，處處考驗心理師所累積的知能和經驗。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心理學研究所教授楊啟正說：「自我揭露並非必須，端看心理師與個案關係建立的程度。」但適當揭露相似病史，能夠讓個案感受心理師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睡眠臨床心理師翁承澤被診斷有ADHD，就學期間也曾罹患憂鬱症。雖然他並未公開談論此事，但在他認為有助於推進與個案的關係時，就會主動分享。曾有一位ADHD的青少年，學業表現受到疾病本身和藥物副作用雙重影響，認為自己很笨、很糟糕。相反地，個案認為翁承澤是醫療人員，一定很聰明、很會讀書。「對於讀書，我也是書本打開就睡著、常畫錯卡，這樣你還覺得我很聰明嗎？」翁承澤主動向個案分享ADHD對自己的影響，希望刺激個案以不同角度思考，減少個案對自己疾病的汙名化。然而，一昧坦誠相告也帶來反面效果。張宇傑坦言，部分心理師擔憂向個案揭露病情後，病人會因為顧慮到心理師狀態，從而刻意減少談話內容，避免自身沈重議題加重心理師負擔，但是這樣的行為，反而不利於個案的治療進度。張宇傑意識到情況後，相較過往更加斟酌發佈於網路的內容。 林上能表示，心理師的工作必須時常面對病患重大議題，若無法拿捏與病患的界線，易產生自我懷疑。　圖／蔡愷恆攝自費督導與諮商提升專業　高額開銷恐成負擔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觀察到，許多心理師都有求好心切、自律甚嚴的特質。因為這份工作關乎他人的生命，心理師們都希望可以做好這份助人工作。雖未有明確規定要求心理師需配合專業督導，或是接受個人心理諮商，但多數在職心理師，都會自費尋求協助。經營社群斜槓心理學的臨床心理師唐欣妤表示，醫院或診所除了提供EAP服務（註二）以外，許多心理師也會自費固定去看心理師。《專業助人工作倫理》一書更指出個人諮商在心理師培訓過程的必要性，包含提升工作者的信心，並且在諮商過程中也能更加理解個案，這樣的個人治療歷程有助於提升心理師的專業性。註二：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EAP），內容包含個別心理諮商、員工關懷小組與身心相關課程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調查發現，在職心理師花在自費督導、諮商和研習進修的費用約佔收入的六成。「這樣子一個月都要很多錢，那一年甚至不得了。」莊明翰指出，雖然諮商對於心理師診治帶來益處，然而，由於心理師的個人諮商沒有任何補貼，過程中累積的高昂費用，將造成心理師的生活負擔。范毓君談及自己陷入低潮時，也有使用諮商與其他能協助自我的相關資源，後續在考量經濟及各項狀態下，選擇暫緩諮商。拋開助人者完美形象　用自身經驗鼓勵民眾求助「我一定會悲傷，我會憤怒、會脆弱、會恐懼，私底下，我們就是一個同樣七情六慾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同。」莊明翰平靜且直白地說明心理師的本質。唐欣妤同樣呼籲，不用把心理師神化，就像醫生也會生病一樣正常。與督導談話後，范毓君花了一段時間整理自身的狀態，他和諮商所所長坦白自己的憂鬱狀況，同時向他的心理師、周遭的前輩、同事、朋友和伴侶談論心事。經歷正視與接納自我憂鬱的歷程，情況也有所好轉。對范毓君而言，讓他人知道自己的脆弱很不容易，所幸在開口尋找協助的過程裡，得到許多溫暖真切的回饋。范毓君及 Jessie 等人為了鼓勵大家勇於求助，創立「聊心茶室」，媒合線上諮商和心理療癒相關服務，試圖讓踏入諮商的門檻降低。他們也在《換日線》以「聊心茶室」的品牌名義設立專欄，推廣心理衛教的知識，期望大眾能將心理疾病去污名化。范毓君直言，即使現在情緒仍會有起伏，但他知道，「只要開口求助，就一定可以找到另一條路，重視自我內在的需求，比起擔憂身為心理師是否生病這件事更加重要。」

【專題記者胡王子行、杜以璇、葉蓁芸、張愷文、陳婕柔綜合報導】「那個晚上，我吞了很多藥，掛在窗邊打電話給朋友說我想跳樓，是大家幫我聯絡老師跟家長，我爸才進我的房間把我拉回來。」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的FY（化名）回想自小時候，家庭中就充斥著打罵以及言語侮辱，各種與家人的衝突造成的陰影在高二時爆發，讓他一度想放棄生命。 自小與家人的矛盾累積成疾，使FY無法感受家庭的溫暖，從高中到大學，FY嘗試若干次自傷、自殺行為，身心靈皆傷痕累累。（圖中非當事人）　圖／胡王子行攝「家」在常人眼裡代表的是安全與保護，但在FY的眼裡卻不盡然，父母長期情緒勒索、辱罵、發生爭執時的肢體衝突，再加上課業與社交壓力，導致自己情緒起伏不定，對家感到恐懼，因而有了病識感，在高二時確診憂鬱症。從高中至今，FY都需要透過服藥來控制病情，校內外的各種諮商也一直列在行事曆，他覺得一切彷彿沒有盡頭。家庭、課業、同儕相處，從四面八方侵襲身心的負面情緒，讓FY對校園生活感到畏懼，甚至不想踏出房門，卻又開不了口，也無正當理由請假。剛從高中畢業，因為國中同儕言語傷害而飽受憂鬱症所苦的小芹（化名）表示，「當時同學們會散佈我的不實謠言，或者對我有很不友善的揣測，也因為大家都住在附近，有時候走在路上還是會遇到那群人，會讓我感到害怕。」過往的經驗讓小芹對社交愈發惶恐，升上高中後開始抗拒與人相處，逐漸累積的心理壓力導致他在高三確診心理疾病。小芹分享，發病的當下只能找些藉口，或者硬想出一些理由請病假或者事假來避免上學，幸運的是，確診後父母對於心理治療以及身心層面的不適都能表示理解與支持，但某些患有同樣病症的同學卻因為已超出校方允許的請假範圍，只能選擇不斷曠課。有別於小芹家中的包容態度，FY的父母因為恪守宗教價值，無法理解心理疾病可能來源於腦內分泌的失調，只認為FY容易想太多，時常以「不知足」責罵他，甚至覺得帶著FY一同從事宗教活動能夠使情況好轉。因此，FY在求醫與諮商的過程中只能自己找尋資源，不僅耗費了大量時間，也增加他的經濟負擔。提到超量的請假需求，以及每次發病都要找出理由來搪塞假單，FY說道：「我狀況不好，沒辦法去學校的時候，有時候甚至會直接被記曠課。」對於高中職試辦的身心調適假，FY認為要是高中時就有此一措施，或許能夠派上用場，不必在發病的水深火熱中還得想出理由應付請假流程。<b>高中生面臨多方壓力　學業、自我期許成主因臺灣青年民主協會（以下簡稱青民協）在2023年進行「 臺灣青年身心狀況普查暨心理健康假政策調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約 618 位）的國高中學生對「擔心將來無法進入好學校」有極度沉重的壓力。高中就讀明星學校的FY，因繁重的課業壓力和對自我的高期許，曾數度產生「不管怎麼讀都考不上臺大的話，那我怎麼不去死？」的念頭，他說：「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感覺考得好才有辦法證明自己的價值。」 據臺灣青年民主協會於「2023年青年身心狀況普查暨心理健康假政策調查量表」分析，「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帶來的壓力程度最高，為青年主要身心問題來源。在青民協發布的問卷中，除了「學業」與「未來生涯規劃」，「自我效能感低落」於表單中呈現的壓力程度平均偏高，顯示出學生對於「害怕失敗」、「自己比不上別人」有著極大的壓力。過去就讀社區型學校的小橘（化名）面對高中陌生的環境及繁重的課業壓力，逐漸產生焦慮症的病徵，「每次上學前都很焦慮，會緊張到手抖甚至是心悸。」雖小橘從高中便開始就醫服藥，現在症狀也穩定許多，但因焦慮所產生的生理反應仍如不定時炸彈般打亂他的生活。高中生與父母間因為價值觀念有所落差而導致的家庭衝突，亦是許多高中生的壓力來源之一。曾擔任學校輔導老師，同時也是點亮心燈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說明，「高中生跟家長對於志願、生涯甚至是社團花費的時間多寡都會有不同想法，進而產生摩擦。」台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輔導主任何宜璟也提到，校內有心理狀況的學生中，有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因是來自於學生和父母間的互動問題。除了課業和家庭，高中生面臨的人際關係也比過往的求學階段複雜。「高中階段還是在認識自己的時候，逐漸了解自己的情緒、人際界線，以及究竟能承載多少壓力。」林上能解釋。他提到，很多學生在國小、國中曾經歷過的人際關係破裂，可能在高中才一併爆發出來。青民協理事長張育萌說明，「每個人的焦慮或壓力來源不一定是單一的，我們認為這些多重的心理壓力來源是需要受到重視的。」他認為學生在面對如此多樣的壓力來源時，也應該要有多管齊下的方式來緩解他們的身心壓力。 高中生的心理壓力可能來自於家庭、人際關係以及課業壓力等因素，逐漸累積的壓力導致他們身心狀態不佳，狀況頻出。　圖／張愷文攝學生需求與心輔資源的落差：人手不足及隱私顧慮為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於三月起開放高中職試辦身心調適假，將身心調適列為正當請假理由，提供學生覺察自我身心狀況的空間。教育部過去將學生輔導工作立法，期望解決教育現場的學生心輔問題。根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規定，高中職學校應視學生狀況及需求，提供三個不同級別的輔導措施。第一級發展性輔導針對全校學生，以實施生活、學習、生涯輔導為主；二級的介入性輔導對於適應欠佳或具重大創傷經驗之學生，提供個別輔導方案及諮商，並配合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第三級處遇性輔導則適用於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的學生，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等專業服務。 教育部將輔導分為三級制，第一級主責人員為全校老師，針對全校學生進行基本的學習與生涯輔導；第二級則由校內輔導老師，對經歷重大創傷的個案進行個別關懷；第三級須交給心理諮商師、精神科醫師等專業輔導人員，配合學生特殊需求，給予心理治療、法律協助等專業服務。「當時有心理師介入，（我）透過跟心理師對談來幫助我解決身心上的困擾。」FY說。他説明，他在高中時期因曾有自傷、自殺的行為被轉介至第三級輔導，由校方申請校外心理師協助，且對談次數也提高；小芹類屬第二級輔導，與學校輔導室的實習心理師個別諮商，他說：「當時的狀況只是聽我講述我的經歷，但心理師不會給我具體的建議或應對方法。」他認為諮商次數過少又效果不佳，因此未能緩解病況。「我覺得從我們教育的層面去觀察協助，在他們（學生）有些輕微症狀時，就能早一點發現、早一點去關心。」何宜璟說，從初級導師、學務人員，到中級的輔導老師，甚至是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心理問題程度不同的學生一個抒發管道。何宜璟點出問題時指出，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人數、學生面臨的心理問題強度逐年增高，但礙於輔導老師人手不足，且除輔導工作外，仍有授課、行政等職責，導致能協助的學生人數受限。「關係的建立很重要，一旦有好的關係，孩子們會更願意主動求助。」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輔導主任黃玉湘補充，輔導老師因授課而能與學生增加互動，學生願意主動尋求幫助的意願因此提高。然而，授課時數增加相對壓縮了個別諮商的空間與時間，輔導老師無法把心力全部提供給有需求的學生。除輔導資源不足的狀況外，學生對於使用校內心輔資源仍帶有疑慮與擔憂。「高中是一個很注重同儕眼光的年紀，有些人會害怕麻煩別人，或是不知道怎麼向別人坦承自己的需求。」FY說。他提及，多數學生會因為在乎他人眼光而不敢主動求助，同時也擔心學校與家長聯繫，造成更多心理壓力。「80%的學生願意來輔導室尋求幫助，但我相信冰山下一定還有人，可是我很難跟你說冰山下有多大一塊。」何宜璟坦言，學生對於使用校內心輔資源的顧慮來自個人隱私，因輔導老師比諮商師多了一層教師的身分，在平衡諮商保密與是否通報家長之間，形成極大的矛盾與難處。身心假供學生喘息空間　盼培養學生自我覺察能力在現有的校內心輔資源之外，教育部自2022年7月開始研議高中職學校身心調適假，並聯合多個關注青少年的組織和代表討論身心調適假的可行性和相關措施與規定。青民協也於2月14日在Facebook推動連署「國高中心理健康假盡快上路」，希望能透過連署提醒教育部盡快公布高中職學生之身心健康假事宜。隨後，教育部也於2月17日公告將在3月開始於高中職學校試辦身心調適假，每次請假以半日或一日為單位，1學期以3天為限。「有了身心調適假，可以解決學生緊急的心理需求。」FY支持身心調適假的設立時説道。「狀況很不好、需要休息的時候不知道請什麼假，請假也可能不被通過。」在此假別還未成立時，小芹面臨在狀態不佳時沒有假別申請的情況，而身心調適假提供心理輕微不適的學生透過請假休息來緩解心理壓力。「（身心假）提醒學生時刻覺察自己身心狀況，或自己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狀態。」張育萌説道。他認為身心調適假除了提供學生選擇新假別的權利，也培養學生自我覺察的能力。林上能也認為身心調適假的推行存有教育意義，希望學生學會辨識自我的情緒，在有需要時請求協助。林上能認為目前台灣仍有很多人對心理健康概念了解不深，他舉例說：「就好像請假就是有病，但應該要知道的是就算身心健康有問題那又怎樣？誰的人生當中不會遇到低谷？」他希望能透過身心調適假的增設，讓師長或學生都對心理健康教育有基本的概念，同時讓家長和老師更關心學生身心狀況，適時給學生關切。林上能提議可以從課程設計開始，讓學生認識心理健康，重視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況。他也期待未來無論是課綱、教育宣導和心輔資源都能多管齊下，「可以試著推行多元選修課，跨科、跨班，甚至跨年齡層。」他提出可以讓老師或家長一同參與課程，類似於開放教室，透過教育將心理健康觀念普及化。「我申請了身心調適假，然後呢？」林上能說道。目前由於身心調適假仍處於試辦階段，不論成效或結果未有定論，林上能認為學校應討論校內共識，根據學生的請假次數或狀況來判斷是否需要啟動心輔機制，或學生每請一次身心調適假要採取的措施，同時也提供請假規定上彈性調整的空間。「現在的時代跟以前不一樣，有時候也不是完全是他們（父母）想的那樣，我不會怪他們，但還是會希望他們能夠試著用我的方式去理解我在想什麼。」FY說。心理健康教育逐漸受到重視，身心調適假也從大學走入高中校園，而其設立並非單純提供學生新假別，有機會喘息，更是點出學生在提高自我覺察能力時，學生身邊相關人員該如何適時接住他們。「社會對學生身心健康有更多理解與包容，才能創造更友善的學習環境。」林上能期許著。 學生心理健康問題逐漸受大眾重視，身心調適假提供學生覺察與喘息的空間，調整自我情緒問題。　圖／胡王子行攝

【記者吳玟錡綜合報導】義大利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 UNIPD）於24日舉辦紅色長椅追思儀式，悼念遭疑似情殺的22歲女學生朱莉婭・切凱蒂（Giulia Cecchettin）。校方在花園放置紅色長椅，除了紀念切凱蒂，也傳達反對性別暴力的立場。 學生們自發性將向日葵、白玫瑰等花束和悼念卡片，放置在通往儀式舉辦廣場的橋上。　圖／小英提供帕多瓦大學學生Andy（化名）解釋說：「紅色長椅有多種意涵，紅色如同玫瑰象徵愛，也代表暴力的鮮血。」追思儀式中，校方將紅色長椅放置在學校花園，所有學生聚集在花園，聆聽校長、系主任和女學生父親致詞。全場靜默一分鐘，表達對切凱蒂的哀悼之情。「看到受害女生的爸爸出現，我很難過，在場許多學生都跟他女兒同歲。」帕多瓦大學台生小英（化名）情緒低落地形容，他感受到儀式氣氛很嚴肅，現場來了非常多學生，心情沉重的學生們在儀式後還一起繞校園散步平復情緒，「大家都怕自己是下一個受害者，互相安慰鼓勵。」 學生表達感到很難過，這件事情對帕多瓦大學學生影響很大，是因為學生認為當地是義大利治安相對不錯的地區，仍發生情殺事件。　圖／小英提供「切凱蒂被其前伴侶殺害，凸顯了義大利女性長期面臨的暴力問題。」參與追思儀式的小英提到。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義大利今年被殺害的102名女性中，就有其中53人遭伴侶或前伴侶殺害。小英認為，義大利社會很大男人主義，根生蒂固的父權思維比台灣嚴重，男生使用暴力控制女生已成為常態。小英補充說：「校長在追思儀式中有提醒，男女雙方都需要謹慎面對情感問題。」「之前已經發生過很多類似的情感糾紛事件，但學校都沒有具體措施。」帕多瓦大學學生Nadi（化名）指出，許多面臨感情問題，或沒辦法調適壓力的學生，需等很久才能預約到心理諮商，校方應更積極協助學生找到合適的情緒出口，避免學生走向極端。Nadi提議，校方可以在長椅旁加設郵箱，搜集學生寫下的情感問題，再將這些信件交由專業心理醫生處理。 小英提到，因雙方都是大學生，嫌疑人逃到德國被抓，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校方才出面回應學生情殺事件。　圖／小英提供義大利籍神父柯士達（Paolo Costa）分析，「當人習慣以自我為中心時，容易想控制他人，若無法實現掌控便可能會採取暴力手段。」他建議學校可透過教育活動，例如安排學生擔任養老院志工，培養他們關懷、尊重他人的能力，避免學生在關係中自我意識過強。小英也同意改善性別暴力的問題，需從教育層面著手，呼籲學校增加性別教育平權課程，舉辦兩性關係講座，以長遠的視角預防問題發生。

今年七月，一部上架在YouTube的短片《山道猴子的一生》，在網路上火速爆紅。雖然這部動畫的製作手法粗糙，配音也是使用低成本的AI智能語音，但至今上、下兩集，卻已累積超過1400多萬的觀看次數，相比國內許多製作精美、高成本的動畫或是MV都還要高出許多，點閱數相當可觀。 《山道猴子的一生》投射時下普遍年輕人的價值觀與對未來抱持的心態，引起不少網友的共鳴。　圖／截自YouTube《山道猴子的一生》之所以在網路上迅速竄紅，是因為它呈現出普遍青年在社會壓力下的心理狀態與面臨到的困境。片中的男主角彷彿是現代不少年輕人的縮影，在月領37k低薪、長工時的高壓就業環境下，使他對未來不抱持期待，開始注重「活在當下」的快樂，不惜花大錢購買重型機車。這也映出現今越來越多年輕人，即使舉債，仍會以炫耀型的消費尋求慰藉，形成所謂「精緻窮」的現象。另外，隨著近年來社群媒體的興起，人們透過拍照發文來包裝自我形象，導致人與人之間萌生比較心態，更加劇精緻窮的行為以及內心的人際焦慮感。不只台灣的青年遭逢龐大的社會壓力，在中國也產生了類似的現象。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今年7月的青年失業率為21.3%，創下歷史新高，相當於每五名中國年輕人就有一人失業。今年十月，抖音上的一首《躺平歌》，唱出了中國時下年輕人的心聲，同時也在掀起討論後遭到官方強行下架。所謂「躺平」，意指人們在高壓工作環境下，對生活開始感到疲憊、倦怠，因而產生與其努力，不如躺平耍廢的生活態度。不論是台灣《山道猴子的一生》的「精緻窮」議題，還是中國《躺平歌》的「躺平」心理狀態，其實皆是源自於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隨著資本家採用大規模生產、壓低勞工薪資等方式來達到最大利益，使財富累積於特定階級，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進而出現一群社會邊緣者。然而，這群貧困階層的年齡，也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根據今年勞動部的統計資料，民國111年平均畢業生起薪約為3萬4000元，相比民國88年的2萬7462元，只增長了23.8%，再回看這段時間內的通貨膨脹率，則增長到27.2%。可見薪資漲幅難以追趕物價上漲的速度，外加近年來節節攀升的房價，社會新鮮人的存錢買房之夢，更是遙不可及。現今年輕人生存在此般不友善的大環境下，「精緻窮」、「躺平」成了他們對於現實世界感到失望的回應。如今身處網路世代、先進社會的我們，看似擁有很多的選擇與自由，但當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階級焦慮來襲時，仍會感受到相較上個世代更處於劣勢的剝奪感。《山道猴子的一生》的男主角因積累已久的情緒壓力和情感上的波折，讓他在心情不佳之下，騎重機與他人較勁，最終在山路上與卡車對撞，不幸喪生。評論區有網友抨擊主角沒有理財觀念、太過個人主義且缺乏自省能力，但也有人欣賞他的樂觀心態以及堅韌的生存意念。的確，新世代的我們，雖然難以撼動舊有的社會體制，但卻擁有比上一個世代更活潑外向、靈動的性格，同時也有更多的創意，具備可塑性。但當「精緻窮」、「躺平」的行為太超過而不自知時，反而容易變得過於自大，讓貧窮現象惡性循環下去，甚至年老時仍過著中下階層的生活。因此，值得讓人反思的是，若片中主角最後沒有意外撞上卡車，他的未來又該如何？

【記者張雅媜綜合報導】過去研究發現，有10至20％具喝酒嗜好的人口會發展成酒癮。為更有效地治療酒精成癮相關症候群，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葉俊毅研究團隊研發出無創放射手術，用非侵入性的手法，達成更穩定的療效。此技術目前在動物實驗上已獲得正向成果，未來有望提供酒精成癮患者新的醫療選擇。目前醫治酒精成癮的主要方式為藥物和諮商技術，不過療效因人而異，且皆須患者長期配合，考驗病患之意志與自制能力。而臨床醫療中，也有透過調節神經，醫治相關病症的手法，如深腦刺激術與經顱磁刺激（註），皆利用電流改變腦部神經活動來促成療效。但電流刺激有造成腦部損傷的風險，可能導致記憶受損等副作用。葉俊毅表示，深腦刺激是侵入性手術且價格昂貴，手術效果受植入位置準確度及個人體質限制；而經顱磁刺激只能影響腦部表層結構，效期較短，需要不斷重複治療。註：裝置安裝於大腦外圍，透過磁場誘發微電流的物理特性，刺激或抑制腦部活動。 此手術對腦部依核進行神經調節。依核在大腦獎賞、成癮、恐懼等活動中起重要作用。　圖／葉俊毅提供現有的方法各有長短，葉俊毅認為目前用於切除腫瘤的放射手術可能是調節神經、治療酒精成癮的新解方。於是研究團隊以迷你豬作為實驗模型，嘗試針對管理動機和回饋反應的腦部結構―「依核」，施予低劑量輻射，活化該區域的神經網絡，使其飲酒動機下降。研究人員在手術前會獲得核振造影影像，並根據此影像設定輻射位置及劑量，再交由可精準控制輻射位置的機械手臂自動操作。葉俊毅解釋：「電腦定位可以將接收輻射範圍侷限在直徑5毫米以內，達到精準神經調節的目的。」 為避免輻射線對行經細胞產生不良影響，放射手術將所需總輻射量分散成數道微量射線，從四面八方照向指定位置。　圖／葉俊毅提供為了測量動物的飲酒意願在術後的變化，以判斷手術效果，研究團隊也要訓練實驗豬隻表現出似人類、主動抉擇的行為。團隊學生、臺大心理學系林家璿說明：「我們會訓練豬用鼻子按按鈕來表達喝酒意願，依按鈕頻率判斷成癮狀況。」而實驗豬隻經治療後，明顯減少飲酒量，且一次手術即可有長達數月的療效。 研究團隊在控制室，對手術過程禁行全面監測。　圖／葉俊毅提供擁有臺灣成癮專科醫師執照、現於多倫多大學深造的博士生王璽瑜認為此手術能縮短療程，解決部分病患無法長期配合治療的問題，「不過是否符合臨床需求，仍要觀察實際療效、是否有副作用，及手術價格是否親民等的問題。」而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楊啟正則提醒：「輻射對大腦帶來的變化是不可逆的，須格外留意其對放射目標周遭的大腦結構及其他酬賞機制的影響。」儘管無創放射手術仍在動物實驗階段，其研究成果已為臨床醫療帶來更多可能性，葉俊毅說：「若通過臨床試驗，此手術也能應用在其他與神經活動相關的病症上。」目前研究計畫仍在進行中，研究團隊除了持續追蹤術後療效外，也深入探究放射手術對其他腦部區域的影響。

【專題記者古宇恩、林玟君、詹晶雅、蔡文馨綜合報導】「學校對我來說就像是監獄。」17歲的Haci（化名），這樣形容著國二到國三的那段日子。Haci於國小階段，在舞蹈班表現優異，是熱愛跳舞、成績出眾的女孩，進入國中普通班後，他頓時失去學習目標、甚至遭受同儕的霸凌，層層壓力使得Haci開始排斥踏進校園。只要Haci接近學校，就會出現身體不適、無法控制情緒的症狀，看似是孩子氣的無理取鬧，但事實上，這是「拒學症」初期的典型狀態。「拒學的問題是需要被關注的，若沒有即時處理，慢慢演變成其他的精神疾病，可能會有遺憾發生。」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秘書長蔡景宏強調，孩子的拒學現象刻不容緩，而臺北市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諮商輔導組督導陳盈靜也觀察到，近幾年由學校轉介的拒學生個案逐年增加，年紀也有下降趨勢。即便如此，拒學生對於許多師長而言仍相當陌生，更在尋求資源與他人理解的路上面臨重重困難。 拒學生在台灣的比例逐年升高，他們常常會徘徊於校門外、蹲坐於教室門口，不願進入校園學習。　圖／蔡文馨攝孩子恐懼踏入校園　拒學現象須受重視「踏進學校，那一步對我來說很困難。」每當被家人送到校門口，Haci便會感到頭暈，並要求回家休息，甚至多次發生嘔吐的情況，但當回到家中，他的狀態卻又恢復正常，讓Haci媽媽（化名）不禁困惑自己的女兒到底怎麼了？其實，這是拒學生的日常。除了心理上的抗拒，拒學生可能會出現頭痛、肚子痛等身體症狀，也可能會寧願蹲坐於校門外，久久不願進校。若拒學狀況長期未見好轉，便需就醫檢查。「孩子有拒學症不是假裝，是真真實實的痛苦。」台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陳牧宏強調，多數民眾認為拒學症的孩子是因為叛逆、故意假裝不適或3C重度成癮，才拒絕到校學習，但這恐怕都是誤解。「孩子的拒學現象，只是冰山一角。」蔡景宏說明，拒學的成因十分複雜，從孩子的生理、心理狀態，到所處的校園、家庭等社會環境，都可能導致孩子拒學。因此，若師長先入為主地認定孩子假裝有拒學的症狀，恐將惡化與孩子的關係，讓他們產生不信任感。陳牧宏解釋，在國際精神醫學界內，拒學症沒有被正式納入精神科診斷條例中，並不是一個正式的醫學名詞。拒學症可能發生於不同年齡階段，其中好發於國小升上國中、國中升上高中的孩子身上，尤其在升學、轉換環境的階段最容易發生，而不同孩子所呈現的拒學樣態也各有差異。這讓家長不僅擔憂孩子的身心狀況，還必須顧及孩子學習落後的問題。「學校大都不歡迎有問題的孩子。」Haci媽媽無奈地說。拒學生因長期請假，導致出勤紀錄不佳，容易被視成問題學生。Haci媽媽分享，在某A國中時，因Haci請假過於頻繁，學校不再採信診所的診斷證明，需請大醫院開立Haci的就醫證明，校方才願意准假，造成家長常常力不從心，多需憑藉一己之力向外尋求資源。 有拒學現象孩子，多被旁人誤以為是懶惰才不願上學，但他們往往是在家庭、校園等環境感受到壓力、不安或焦慮等情緒，才拒絕上學。　圖／蔡文馨攝社會缺乏理解　拒學家庭求助路上受挫「多數學校、老師都不知道這些（拒學輔導）資源。」Haci媽媽表示，拒學生家長在尋求資源的過程中，曾面臨學校未積極提供協助，或教師對拒學症缺乏理解的情況，多需依靠拒學生家長的互助群組，及自行上網查詢才得以取得相關資訊。根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之規定，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級的輔導措施：第一，在學生抗拒上學初期，家長往往會先尋求導師協助關心自家孩子。第二，若學生狀況未好轉，教師需轉介至輔導室進行諮商輔導與評估。第三，當校內心輔資源無法有效協助拒學生時，輔導室便會將孩童轉介至該縣市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依照學生個別狀況，媒合中途學校（註一）、社工師或心理諮商等相關資源。陳盈靜強調，若教師對於拒學症及其後續處置方式認知不足，將無法為拒學生銜接後端的心輔資源及醫療系統。註一：專為中輟等特殊需要的學生所設計的過渡教育方案，以協助其回歸正規學校接受教育。拒學資訊、資源不流通的情況，在台北以外的縣市更加嚴重。居住非台北地區的小J媽媽（化名）表示，「台北在資源上，不管是對於拒學孩子的理解，或者各種的實驗教育和團體都比我們縣市豐富太多。」小J媽媽花費將近一年才找到有輔導經驗的自學團體，更藉由該機構介紹，才接觸具有拒學個案處理背景的諮商師。除了校內心輔資源有所落差外，城鄉之間的資源差異，更可能耽誤孩子即時治療的最佳時機。現齡15歲的小J目前在家自學，只願待在房間，因此無法接受任何諮商治療。根據《心理師法》第10條規定（註二），心理師必須在政府核可的場所，如：心理治療所、諮商所才得以進行醫療或諮商行為。因心理師是不能進入家中執業，像小J這樣不願走出家門的拒學生，便無法開啟諮商療程。小J媽媽無奈地表示，「他甚至連自己房間都不想出來，要這樣的孩子去陌生的環境找陌生人說話，怎麼可能？」對於正處於學習階段的孩子而言，未來仍需要適應社會環境，如何讓孩子拾回健康的心理並持續學習，成為拒學生家長首要關注的議題。註二：心理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 根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學校應該視學生的心理狀況及需求，提供三級的輔導：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處遇性輔導。發展性輔導，是指以導師為主提供學生生活、學習及生涯相關輔導。介入性輔導，以輔導教師為主提供諮商、評估及後續可尋求的資源。處遇性輔導，則以專業輔導人員，如：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等提供更專業的心理照顧及陪伴。若下級無法提供相應資源，下級應轉介上級進一步的協助。中途學園整合教育與醫療　供拒學生新學習管道為了讓拒學生能與社會重新連結，除校內輔導資源外，目前台灣也設有相關體制與機構來幫助這些學生恢復健康。長期關注拒學生學習資源的家長K媽媽（化名）指出，目前拒學生普遍申請「自學」的方式學習，以「掛學籍」的方式與學校合作，讓孩子得以在家自學並領取畢業證書。不過，若孩子的病情仍無法好轉或是加重，也有部分家長會尋求學校以外的管道。例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就設有身心障礙中途學園（註），提供拒學生整合性的教學或醫療資源。註：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有身心障礙中途學園，包含臺北榮民總醫院向日葵學園、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又一村暨蘭亭書苑以及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六合學苑。Haci雖曾嘗試校內的諮商輔導和特殊教育資源，但仍因無法適應學校環境導致症狀加重，於是，Haci媽媽找上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的向日葵學園。在向日葵學園與醫院的合作之下，Haci開始同時接受教育與醫學治療。陳牧宏說明，當醫生替拒學生做完診斷評估後，向日葵學園會依照個案情況安排心理師、社工、職能治療師或護理師協助輔導，並適時給予藥物治療。「他是醫院，但也會幫我們上課，像重獲一個有別於學校的新生活。」Haci補充，向日葵學園除了提供拒學生有別於學校的學習場域，同時也設計豐富多元的課程，「課程性質跟學校蠻不一樣的，有很多像是美術手作之類的綜合活動課，上起來就還挺輕鬆有趣的。」他說。不過，中途學園的課程仍無法滿足所有拒學生的需求，Haci無奈表示，因為園內學生的組成年齡差距大，加上校方師資不夠充裕，課程頂多只能按照國小、國中、高中分類，導致當時國中三年級的他，在課堂上只能學習早已學會的知識。對此，陳牧宏坦言，校方也期許能夠提供更豐富的課程，但在授課的特教老師只有五名，教師人力資源不足的狀況下，也只能妥協。他近一步強調，學習學科固然重要，但對於中重度病情的拒學生，更重要是照顧他們的精神健康。中途學園也並非適合每一位拒學生，學生與家長仍須釐清拒學病因並檢視個別狀況，再來選擇合宜的資源管道。在合適管道的協助下，孩子的症狀雖然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可能會因外部環境的刺激而經常復發，因此陳牧宏建議，需要長期提供拒學生單純且安全的學習環境，並以他們的精神健康為首要考量。陶璽特殊教育工作室創辦人曲智鑛也認為，「學校可能會有各種衝擊，拒學生在那個環境，適應力是很低的。 」他點出，對於拒學生來說，學習的場所不應該只侷限於學校，而是要能透過多元的學習管道來幫助拒學生重新認識自我，並找到學習目標。 向日葵學園由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與台北市、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合作成立，學園在輔佐正規精神醫療治療之下，提供拒學生學校以外的學習場域，讓孩子能夠「在醫院上學」。　圖／林玟君攝翻轉拒學刻板印象　家長盼校內規範更加彈性「目前的教育制度不足以去接受這樣的孩子，他們需要更多元的學習樣態。」小J媽媽對於現行教育仍過於強調升學，無法接納孩子的多元性提出質疑。升學的壓力、學校過度強調考科等都可能造成學生過度焦慮，而產生拒學的情況。致力於協助特教生的花媽卓惠珠指出，部分師長會逕自將孩子的拒學原因歸咎於3C成癮，因為孩童沉迷於網路世界而找藉口不上學，「重點是成癮問題而非3C產品」。如果家長直接沒收孩子的3C產品，往往會進一步引起親子紛爭。因此，陳盈靜認為，師長應先放下孩子偷懶、裝病的成見，傾聽他們的心聲，了解孩童的拒學主因，並提高自身對拒學的關注及了解程度，於必要時刻輔以諮商輔導資源進行協助。拒學生家長張芯表示，應透過教育培養孩童找到適合自身的生活方式與未來發展，「像喜憨兒有相關教育機構能輔導就業，但拒學症沒有。」他進一步建議，校方對拒學生需保持開放態度，若孩子無法入校學習，可提供線上教學、考試的形式，給予更多地彈性與自由。張芯也期待政府能成立相關單位，結合心理諮商、特教與醫療資源，搭建學校與拒學生的溝通橋樑。也思社會設計自學團計畫主持人淑真呼籲，「每個大人都要抱持開放、彈性的心態，觀察孩子的個體性，從中挖掘他們的特質，協助他們找到人生方向。」如今，Haci已從向日葵學園畢業，在新加坡就讀南洋藝術學院（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NAFA），「如果你想要改善自己的狀況，必須找到目標。」自表演藝術領域獲得的滿足感與成就感，讓Haci找到人生的方向與力量。不過，現今依然有許多孩子因無法獲得足夠的輔導資源，而陷入泥沼，並努力走出拒學的黑暗。 也思社會設計自學團計畫主持人淑真指出，現今社會變化迅速，可能導致孩童無所適從，如何培養孩子願意拚搏的行動力是未來教育的關鍵。此外，他也希望社會能建立共善的理念，一同牽起渾身是傷的孩子，引導他們找到人生方向。　圖／林玟君、古宇恩製作

【記者彭嘉輝、蔡文馨綜合採訪報導】近日影集《她和她的她》受到廣泛討論，劇中女主角林晨曦在高中時期遭受老師侵犯，向家人及校方傾訴，卻無法得到信任，讓林晨曦難以撫平事件帶來的創傷。而現實生活中，性侵害案件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常見。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數據，2022上半年共有4519件性侵害事件通報，換算下來，每60分鐘就有一個性侵害通報案例。不僅如此，更有高達九成是熟人性侵，遠比陌生人來得多。根據統計，被害人與加害人屬於伴侶關係的案件就有38.9%，其次是家庭成員佔18.1%，再來包含普通朋友、同學、職場、師生關係等也都是常見的性侵加害人。然而，遭到親近的熟人侵犯，被害人恐因驚嚇無法及時釐清自己的遭遇，而選擇壓抑不向外求助，使他們容易遭旁人質疑。對此，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榮譽教授王燦槐說：「平常講的就是很典型的被害人，就是一直哭啊，有些被害人，他其實是表現得很冷靜，因為他就一直ㄍㄧㄥ 在那，所以外面的人旁邊的人也會覺得，你說你發生那個事，可是你還是可以照樣吃飯，照樣上學所以他們就再往前推論這件事是假的，所以我覺得整個對被害人的那個迷思，就是懷疑這件事情是假的。」社會中常出現對「完美被害人」的刻板印象，但諮商師強調，每位性侵被害人都會有不同的反應和情緒。有些人容易因震驚、錯愕、害怕等複雜情緒，出現頭痛失眠等症狀，有些更會自我貶低或自責，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性侵方案服務督導梅悳惠也進一步說明，「那有可能他會透過想要傷害自己的行為來阻止來降低這樣的一個痛苦的感受，那最後一個其實比較可能是在性侵害的當事人裏面，可能會出現他可能會不經意或是不斷地回想到他過去事件的創傷的一個場景一個感受等等，那其實是無來由的，那對於當事人來說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性侵害事件過後，身邊親近友人往往會感到心急、難過以及氣憤，希望幫助當事人趕快好起來，這樣的心態卻可能導致當事人不願表達真實情緒。對此，長期關注性侵害議題的勵馨基金會，提出「聽、問、接、找」四大原則，給予大眾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協助身旁的受害親友。除了日常生活中親近友人的協助外，專業諮商心理師或輔導員則扮演修復創傷的重要角色，不僅幫助當事人穩定情緒，也協助當事人重新建立安全感與調適生活步調。米露谷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謝筱柔表示，「我覺得至少可以讓他比如說情緒有宣洩的出口，找到一些就是如果安撫自己的焦慮、害怕、緊張的方式，其實對於他們在恢復就是生活的部分，其實就已經是蠻重要的了。 」面對性侵害事件，社會大眾常以「完美被害人」的迷思檢視、評價，若是用陪伴與不責備的方式幫助當事人發聲求助，更能夠協助當事人順利走過創傷復原之路。

【記者廖嘉嘉綜合報導】11月30日，耶魯大學在校學生、校友以及「瑞秋的伊萊斯」（Elis for Rachael）組織對校方提起訴訟，控訴校方得知學生有心理健康問題後，強迫對方自願休學，否則會將他以退學處分。 瑞秋的伊萊斯組織致力於幫助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並透過電子郵件接收學生的問題。　圖／截自瑞秋的伊萊斯官網2021年，耶魯大學學生瑞秋・肖・羅森鮑姆（Rachael Shaw-Rosenbaum）因擔心遭學校強迫休學而在校內自殺，引起有相關經歷的校友及學生關注。許多志願者與羅森鮑姆的親友一同創建瑞秋的伊萊斯組織，希望提供遭受相關迫害的學生援助。然而，組織成員保羅・曼格・約翰森（Paul Mange Johansen）表示，過去有許多人對休退學制度表達不滿，但校方並沒有做出實質改變。 瑞秋・肖・羅森鮑姆在校內自殺後，親友與學生舉辦蠟燭之夜悼念他。　圖／保羅・曼格・約翰森提供「耶魯的制度非常過時，並且是對學生有害的。」耶魯大學校友薇洛・西爾維斯特（Willow Sylvester）不滿地說道。他的朋友曾因心理健康問題向校內心理診所求助，診所卻不斷施壓，要求對方休學一段時間，否則就會直接被退學。約翰森因此憤慨地指出，這對學生而言根本就不存在選擇權。西爾維斯特也補充，校方規定休學學生必須間隔二至四個學期才能回到學校。在這個期間，學生必須設法證明自己的心理狀況良好才可以復學。「我已經努力在面對心理健康問題，現在我還需要面對學校的休學政策，這讓我更難照顧自己。」耶魯大學學生艾麗西亞・艾布拉姆森（Alicia Abramson）提到，他曾因為飲食失調與憂鬱症而被迫休學，當他飽受心理問題困擾時，從學校休學卻帶給他更多的煩惱。他除了被禁止進入學校，更無法使用學校的資源，已經繳交的學費與學生健保也無法退回。約翰森也提及，部分外國學生需要學生簽證合法居住在美國，當他們因為心理健康問題休退學時，意味著將必須短時間內離開美國。訴訟結果目前仍有待法院裁定，但已為耶魯大學的休退學制度帶來極高關注度。面對相關指控，耶魯健康中心心理健康與諮詢部主任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回應，表示相關報導將會誤導學生應繼續學習而非專注治療。「他們應該開始好好對待心理健康問題學生，他們也是人。」提到訴訟後對校方的期望，艾布拉姆森表示。他希望校方給予學生更多幫助與關心，而非將他們視為罪犯。 瑞秋的伊萊斯組織於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的球賽期間發起聯署，希望大眾一同聲援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　圖／保羅・曼格・約翰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