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丁盈瑄、吳玟錡、劉芯妤、孔德皓綜合報導】菲律賓籍的尼克茲．維阿里（Nikz Viray），來到台灣後在桃園的拉鍊工廠當操作員。每逢休假，他都迫不及待地拿起相機，走出家門拍照，而公園是他心目中最佳的拍攝地點。「台灣有很多公園都很美，除了桃園，我也會去其他縣市，我最喜歡的是新竹火車站旁邊的公園。」攝影不僅使維阿里索然無味的假日變得有趣，還能留下在異鄉的回憶。在苗栗竹南一間工廠當設備工程師的斐迪南．薩巴多（Fredinand Sabado）在2018年開始接觸攝影，起初是用手機，後來升級設備，買了一台數位單眼相機。身為一位熱愛大自然的登山客，薩巴多目前已經攻頂20座百岳，每次爬山時都會背著相機與腳架的他說：「我喜歡拍攝銀河或其他天文景象，最喜歡在合歡山上拍攝銀河。」攝影對他而言有療癒的效果，是他宣洩壓力與表達自我的管道。他享受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寧靜，將這些瞬間保存在相片中，帶給他無限感動。像維阿里與薩巴多一樣擁有攝影愛好的移工在台灣其實不算少見。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的移工，都會透過攝影紀錄在台灣工作的面容、捕捉異鄉的風景。這些移工攝影師用他們獨特的視角，呈現一幅幅充滿故事和情感的畫面，同時也將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反映在照片中。 熱愛登山的薩巴多提到，他最喜歡的照片是攻頂玉山時所拍攝的景象，他也將此張照片選為個人社群媒體的封面。　圖／斐迪南．薩巴多提供捕捉在地日常之美　攝影連結移工思鄉之情大多數的移工攝影師都是來到台灣後才發現攝影的魅力，並開始投入攝影。菲律賓籍移工攝影師馬里諾．卡梅洛（Marino Camello）表示，他在工作之餘旅行時，看見許多遊客都有自己的相機，感到很羨慕，因而特地存錢入手單眼，希望能拍下沿途看到的景色，將回憶存留在照片之中。維阿里也說明，他最初接觸攝影是希望能與遠方的家人傳達在台灣看到的美景，這驅使他購買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機，從此開啟了他在攝影領域的探索之旅。目前在台南工作的卡梅洛提及，雖然工作繁忙，但他還是會出外攝影，因為這能讓他暫且忘卻工作的壓力。由於一周僅有一天的假期，卡梅洛不太方便前往過於遙遠的地點，因此他喜歡單純地在台南市區漫遊，一邊閒晃一邊街拍。對於移工攝影師來說，在異鄉拍攝風景，並紀錄有趣的故事，能讓他們在緊湊的生活中發現在地之美。 卡梅洛在鹽田拍攝時回想起過去在菲律賓的生活經歷，透過攝影，他將自身故事融入作品之中。　圖／馬里諾．卡梅洛提供卡梅洛分享，他起初對於台南的井仔腳瓦盤鹽田是旅遊景點感到驚訝，因此想實際走訪，了解台南鹽田的特別之處。卡梅洛述說，當他看到眼前堆積的鹽山，便突然回想起過去在家鄉貧苦的生活。他回憶小時候的生活時說道：「我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成長，只能負擔得起鹽巴做為配菜，如果沒有餐桌上的鹽，我可能不會站在這裡。」感觸很深的他拍下了〈Asin〉（註），還以〈Asin〉入選了2023年的《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攝影展。註：Asin為他加祿語（Tagalog）中的「鹽」。除了日常拍攝外，移工攝影師也會提供其他有需求的移工們外拍的服務。長期研究移工文化的文字工作者宋家瑜提到，由於在台灣的移工往往因語言不通，難以與台灣本土的專業攝影師溝通拍攝需求，因此他們偏好選擇聘用語言相通的移工作為外拍攝影師。他舉例，幾年前因新冠疫情的緣故，導致許多移工只能先在台灣舉行婚禮，新人們邀請移工攝影師拍攝，不僅幫助佳偶留下美好的回憶，也能讓移工攝影師精進自身能力。攝影展成移工發聲舞台　打破刻板印象建立共融社會關注移工的One-Forty、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新事社會服務中心）、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心等組織，也為移工辦理攝影工作坊等活動，擴展移工的攝影知識和技能，同時讓他們更加融入當地社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移工組督導韋珊說明，由於移工在家鄉的經濟狀況較不佳，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專業攝影的訓練，來到台灣後，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攝影課程，使移工能調劑生活和工作壓力，並讓遠在異鄉打拼的他們在這片土地找到歸屬和幸福感。「在攝影的過程中，不僅能讓我感到滿足，同時也能展現出我的才華和創意。」卡梅洛愉快地說。他回憶，他在2019年於社群媒體上看見移工倡議團體「One-Forty」舉辦《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攝影比賽的消息，他便毫不猶豫地投稿，希望讓更多人欣賞他的作品和故事。如今，卡梅洛每年都會提交作品參賽，他分享，看見自己的照片在展覽中入選展出，對他來說是極大的榮幸。 One-Forty品牌行銷經理梁藝瀠指出，他所接觸的移工常認為自己是無名小卒，所以他舉辦攝影比賽提供他們述說生命故事的舞台。　圖／丁盈瑄攝「我們希望影像能成為移工發聲的渠道。」One-Forty移工教育培力專員劉育芬提到。他深信攝影可以帶來力量，讓移工的權益被重視，也可以提升移工的自信。因此，他從四年前開始推動《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攝影比賽，每年都有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尼、泰國等地的移工踴躍參與徵件。劉育芬說道：「移工透過攝影，訴說著（他們的）生活、記憶與情感，將他們的心聲轉化為照片。」他指出，《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像是一個對話的空間，入選的作品會以展覽的形式呈現給大眾，透過照片跨越語言和文字的障礙，讓觀眾更好地理解移工的故事。One-Forty品牌行銷經理梁藝瀠坦言：「大眾對移工的印象大多是來自媒體，可能會看見較多的負面新聞，比如逃逸、偷竊、懶惰等，然而我們希望能讓大家嘗試看見移工不同的面貌後，再去做判斷跟選擇。」他認為，無論是台灣人或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都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應當學習尊重彼此，並期望攝影展能促進移工與台灣社會之間的理解，建立更加和諧、包容的社會。異鄉攝影之路藏隱憂　移工組織呼籲提升法律意識雖然攝影能調劑移工們在異鄉打拼的苦悶心情，移工的攝影之路卻也潛藏許多的危機。宋家瑜解釋，有些移工攝影師在存款不足的情況下，為升級攝影裝備，冒險向不法管道借貸，高利息的負債導致自己資金無法周轉，落入債務的困境中。宋家瑜指出，他曾經遇過提供移工借貸服務的地下錢莊，只要急需借貸的移工抵押居留證或護照，錢莊便會立刻給予他們現金，但移工們未必了解貸款背後的高利息風險。宋家瑜提醒，任何愛好都有可能導致類似情況，最重要是移工們擁有正確的消費心態，謹慎評估自身能力，再購買攝影器材。 宋家瑜指出，移工攝影師大多喜愛去具有異國風情的地點拍攝，如圖中的奇美博物館、台南念慈亭等景點，都是移工們外拍的熱門選擇。　圖／尼克茲．維阿里提供韋珊觀察，近年來隨著社群軟體和短影音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移工對攝影產生興趣。然而，大部分移工因不了解台灣當地的法律，拍攝作品時，可能不小心牽涉如隱私權、著作權方面的法律問題。韋珊提到，未來新事社會服務中心考慮針對攝影拍攝的法律問題，開設相關法律觀念課程，避免移工在攝影過程中觸犯法律。如今，許多移工仍選擇在繁忙的生活中以照片展現自身生活態度。卡梅洛表示，他想告訴更多人，移工不僅僅是來台灣工作、賺取薪資的工人，「我們也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有不同的才能可以展示。」他認為，移工也有能力拍攝出有意義，值得與他人分享的好照片，並向朋友與同事訴說這些照片中精彩的故事。卡梅洛想激勵其他外籍移工繼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夢想，無論是工作還是愛好，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在生活中保有熱情，有動力面對在異國生活的每一天。

【記者陳婕柔屏東報導】「近年屏東女性勞力人數提升，且愈能看見跨性別、同性戀青年步入職場，希望能讓大眾更認識他們，減少性別歧視。」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以下簡稱勞青處）處長李雨蓁說明第一屆「2023屏東我們生活節」活動目的，19日以「講唱會」形式演出，透過故事與音樂的力量，期望提升職場性別平權意識。會場上的投影幕播著四組表演者在職場與社會上遇到的不公平對待，歌手藉講唱會描述個人生命經驗，帶出每首歌曲背後的意涵。李雨蓁表示，以往的講座、音樂會僅能吸引特定群體；而這次邀請青年樂團在「公園」裡開講演唱，較有機會改變年長者的想法，也更能拉近青銀距離。 民眾被曾宇辰的熱情和歌聲感染，隨著音樂一起在會場上搖擺，享受愉快的氛圍。 圖／勞青處提供「我不敢在公司上廁所，還差點被公司辭職，幸好遇見搖滾。」P!SCO樂團團長兼吉他手Rachel（化名）講述著自己變性後的職場遭遇，坦然地向觀眾訴說這些差別待遇。歌曲〈光圈〉末段唱出社會遇到的阻礙，「長大後我學習面對人群／這世界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表達職場性少數角色面對惡意時的無力感，同時希望他們能意識到社會上仍有許多人在支持著自己。同樣是同志族群的大仁科技大學學生謝文欣感動地說：「雖然自己還沒出社會，但歌詞和我過往的遭遇很像，還好有人願意伸手拉住我。」 Rachel提及，以前表演只希望觀眾開心，但傾向用講唱會呈現是受到一名結束自我生命的憂鬱症粉絲影響。　圖／勞青處提供「以前投宴會打工履歷都沒問題，但到現場老闆卻叫我去洗碗，後來才知道是怕我的長相嚇到顧客。」歌手曾宇辰表示，因為是女人而曾被認為做不起苦力，加上自己患有先天性唇顎裂，交疊的身份讓他在職場受到更多歧視。曾宇辰靠著宏亮的嗓音吸引許多散步路過的民眾，紛紛佇足聆聽他在低潮期譜出的〈光〉。歌詞裡提到，「我從來不曾遺忘／不在溫室裡隱藏／堅強地聲張」，他希望用最引以為傲的歌聲，為正處黑暗的觀眾帶來一絲微光。「很佩服曾宇辰能用歌聲摘掉自己身上的標籤。」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邱宜娟也補充，自己是個沒自信的人，講唱會後希望能用自己的優勢面對恐懼。 曾宇辰希望藉由歌聲與故事，傳遞正能量給每位觀眾，告訴他們沒有事情是我們做不到的。　圖／勞青處提供「我們透過講唱會的舞台螢幕，呈現出職場不同的性別標籤。」李雨蓁表示，希望民眾能反思自己是否無意識間對這些族群產生性別偏見。除了辦理軟性活動帶出職場性別議題外，勞青處為了有效提升職場性別平權，在今年成立第一屆「屏東縣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規定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數一定要達標，鼓勵多元性別青年族群參與，捍衛自己權利。 講唱會上，有許多年長者帶著孫子坐在大草坪上，靜靜地觀賞每組青年歌手的演出。　圖／勞青處提供

【記者劉芯妤綜合報導】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康柯德大學（Concord University, CU）於18日在校內舉辦白手杖意識日（White Cane Awareness Day），目的為提升學生對視障及白手杖（註）的認識。白手杖意識日發起人，也是視障者的科爾．斯威尼（Cole Sweeney）喜悅地表示，透過視障模擬訓練，不僅參與者能夠深入了解視障議題，自己也能夠從中得到樂趣。註：白手杖為視障者行動輔具之一，用以探測、保護、辨識環境路況。 在視覺障礙模擬中，參與者戴上視覺障礙模擬護目鏡體驗視覺障礙者平常所看到的世界。　圖／科爾．斯威尼提供斯威尼介紹，白手杖意識日已持續四年，通常於社區內舉辦，今年是首度在校園舉行。參與者在活動中能體驗視障者的生活，如視覺障礙模擬和白手杖障礙體驗。現場的無障礙技術演示讓參與者了解現今技術如何幫助視障者順暢地使用電子產品，甚至享受玩電玩遊戲的快樂。 斯威尼示範無障礙技術，讓參與者了解視覺障礙者如何使用電子產品。　圖／科爾．斯威尼提供「為了讓人們了解視障議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斯威尼強調。他希望透過白手杖意識日的體驗活動讓學習知識變得有趣，改變大眾對視障者的刻板印象。他舉例，在白手杖障礙體驗中，學生們戴上眼罩，讓自己處在充滿黑暗的環境中，並聽從專業的白手杖教練指示，使用白手杖步履蹣跚地走上舞台，最後跌跌撞撞地找到指定椅子坐下。許多參與者反饋，透過簡單的體驗活動，他們獲得深度的啟發性知識，進而對視障者有更多的認識。 參與者透過專業白手杖教練指示，能夠從中體驗視障者的生活視角。　圖／取自Unsplash針對白手杖障礙體驗環節，全國盲人聯合協會（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Blind）發言人克里斯．丹尼爾森（Chris Danielsen）贊同地說：「透過專業的白手杖教練從旁引導，的確可以讓學生了解視障者的不便。」他補充，若只是讓參與者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獨自處在黑暗的環境中，往往會加深大眾對於視障生活的恐懼感。「視障人士的權益需要被重視。」丹尼爾森鄭重指出。他認為雖然近年美國社會對於視障者的包容程度有改善，但仍需做出更多努力使視障人士能夠融入社會。他也提出，雖然視障者輔助功能已存在於電子產品中，但應用層面卻尚未普及，視障人士依然難以使用許多網站及應用程式。「舉辦白手杖意識日不僅僅是因為我是一名視障者，也是為了去除社會對視障的汙名化。」斯威尼期盼，當大眾更瞭解視障人士的生活後，就能減少視障者與社會間的隔閡。

【記者葉蓁芸綜合報導】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1日在Facebook發布貼文，指出新生週活動未達預估時間而提前結束，導致擔任「新生週輔導員」的學生實得薪水與原定不同，且扣薪前並未得到說明，質疑校方讓學生承擔活動辦理的缺失。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於１日發文，指出校方與新生週輔導員之間的勞資爭議，要求校方檢討新生週輔導員基本勞動權益的落實，並確實給付薪水。　圖／葉蓁芸攝中正於8月31日舉辦新生始業典禮及名人講座等活動，原先校方與各系輔導員訂定的勞動報酬為「每位輔導員工讀助學金暫定為7小時，講習暫定3.5小時、新生始業典禮暫定3.5小時，依簽到退表及實際情形核報工讀助學金。」最後卻因活動提前結束，校方將工時擅自改為4.5小時，引起學生不滿。擔任輔導員的小庭（化名）說：「我們的工作不是帶領新生到活動現場後就解散，而是全程陪伴新生，應全額獲得7小時的工資。」另一位輔導員林同學（化名）則認為校方不應該以活動提早結束為由扣薪，「跟原定講好的時間不一樣，會覺得不太合理。」 校方原先訂定的時數為七小時，以「暫定」作為可彈性調整的空間，並未保障學生一定工時與工資。　圖／戴莘提供對於新生週輔導員的勞資爭議，中正副學務長盧龍泉表示，已於12日與輔導員及學生會召開協調並達成共識，協調結果為校方將支付4.5小時薪資。對此，學生會長戴莘表示，若有輔導員仍對協商結果有異議，學生會將再與校方溝通協調。未來也會從制度上著手，希望推動校方改善學生工讀的契約訂定。輔導員高同學（化名）則認為，校方未來在與輔導員簽訂契約時，應正視學生需求，明訂清楚的勞動條件與報酬。中正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吳育仁分析：「雙方在認知上有差距，某些學生認為他沒有得到應得的薪資，導致內心不滿。」他表示校方在契約中使用「暫定」一詞，雖然保有彈性空間，但對於學生而言已產生對薪資及時間的預期，如同勞動中的「待命時間」，仍需支付薪水。吳育仁說：「勞工的意識逐漸在校園升起，教育部也對學生工讀不斷修正、改進。」他建議校方未來在處理學生工讀時，不能有彈性模糊的底線，舉例來說，可以將契約修改為「保障4.5個小時，3個小時視情況而定」，訂定具體勞動契約，並與受僱方達成共識。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吳育仁，建議校方應與學生建立清楚、具體的勞動契約，並與受僱者達成共識。　圖／李承恩提供談及學生如何面對類似的勞資爭議，吳育仁認為校園與職場無異，都可先向雇主申訴，或尋求地方勞工局協助調解。校園內的勞動意識逐漸提升，校方與學生都應更加清楚理解勞動契約的簽訂，以及相關報酬訂定標準，打造健康合理的僱傭關係與環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陳姿妤為大家介紹作品〈腦袋長草〉。　圖／詹晶雅攝【記者詹晶雅台北報導】色彩淡雅的水墨畫圍繞展場四周，畫中的植物隱約顯露動物特徵。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陳姿妤舉辦《植物模組建構》個展，運用水墨結合模組（註一）的概念，重新審視理性意識下真實的自我狀態。展覽於3日至28日在99度藝術中心展出。註一：模組帶有變形與組合的概念，源自電子、機器與軟體等領域，用於組成完整功能的系統、裝置或程式。模組的概念源自理工領域，被陳姿妤應用到藝術領域，表達可隨意變形、組合與修改的創作手法，經模組化的植物皆展露一部分動物特徵。他表示，母親的躁鬱症不斷影響他的性格與人生，讓陳姿妤覺得不輕易展露情緒才能成為正常人，因此，他以不具情感的植物作為創作主題，藉此隱藏自身情緒。隨著陳姿妤開始接觸心理學的相關知識後，他了解到，若長期以理性意識壓抑感性的潛意識，則可能導致心靈失去健康。陳姿妤表示，「我畫植物是理性意識使然，而被理性意識占據導致身心失衡的我，透過創作試圖找回潛意識。」 作品〈兩棲擬態〉，以不同質感的畫紙，代表水平面上下兩個世界，展現植物與動物的分界。　圖／詹晶雅攝一株淡綠的草浮於水面，水面下是黑白的海底世界，海底中充滿各種奇形怪狀的水生動物。在〈兩棲擬態〉中，陳姿妤選用較為光滑的原色楮皮（註二）代表陸地，並以紅花青絲雲龍紙（註三）代表海洋，而紙上的花瓣與纖維則用以模擬微生物。整幅畫作約有4/5為海底的範疇，陳姿妤解釋，由於過去長期夢到與水相關的畫面，歷經諮商以及藝術治療等課程後，他了解水意味內心深處的恐懼，因此，陳姿妤嘗試藉創作轉念或消化恐懼。註二：原色楮皮為具有宣紙手感及溫潤觸感的白色畫紙。註三：紅花青絲雲龍紙為一種帶有花瓣與纖維絲條感的畫紙。 作品〈剖露真心〉，以傳統水墨筆法，展現理性的植物也具「偽裝」性質，呼應陳姿妤自身的內在世界。　圖／陳姿妤提供水墨畫〈剖露真心〉中，一截被剖開的樹幹露出形似動物的肉塊、血管組織與凝固的樹液。陳姿妤說明，樹幹以表層樹皮隱藏內在世界，展現「偽裝」的性質，如同他以理性的植物為繪畫主題，不過在潛意識的影響下，仍會畫出感性的動物特徵，「描繪肉體的組織感，可以使感性的潛意識有個表達窗口，反應最真實的自我。」陳姿妤說。 《植物模組建構》的展場環境，呈現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陳姿妤碩班以來的作品。　圖／詹晶雅攝觀眾許嬋貞提到，「以前我覺得傳統的水墨畫就是山、水、鳥，但他（陳姿妤）用（模組）的創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陳姿妤的親友許淑貴則分享，相較於陳姿妤大學時期的作品，給人一種搖擺、迷惘的感覺，本次展覽的畫作讓他感受到陳姿妤下筆時的肯定以及對未來的方向，「我覺得他（陳姿妤）已經願意去面對恐懼，真正的成長是你完全接受自己的樣子，不管好壞。」他說。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陳姿妤為大家介紹作品〈溶生狀態 2.0〉。　圖／詹晶雅攝

【記者張博涵綜合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於9月23日在Gather.Town平台舉行線上社團博覽會。過程中，提倡性別、情慾友善的成大禁羈社疑似遭成大嘻哈文化研究社（以下簡稱嘻研社）成員與社外人士言語騷擾。事後，雙方社團展開溝通，試圖釐清事發經過，卻未能達成共識。對此，成大性別平等委員會（以下簡稱成大性平會）已接獲通報並介入處理。 國立成功大學於9月23日舉行線上社團博覽會。過程中，成大禁羈社疑似遭成大嘻哈文化研究社成員與社外人士言語騷擾，引發爭議。圖為成大校門。　圖／張博涵攝因疫情影響，本次成大社團博覽會於Gather.Town平台線上舉行，在此虛擬空間中，用戶若接近其他成員，便會連上對方的麥克風和鏡頭。據禁羈社發文指出，活動開始前，兩名嘻研社幹部曾到訪禁羈社攤位，並說：「這什麼社團啊，好色喔。」等語句，使禁羈社在場社員感到不適。隨後，嘻研社社員與一名隨行的「社外人士」又再度到禁羈社攤位，並發表具爭議性之言論，如：「你們社團有沒有女的？」、「你們社課都在做愛嗎？」、「我想跟學妹愛愛耶。」事發當晚，一名稱聽見對話內容的大一新生於Dcard成大看板發文質疑嘻研社，此事件遂在網路上延燒，並引發許多輿論與公審現象。 受疫情影響，國立成功大學使用Gather Town平台舉行線上社團博覽會。圖為戴上口罩的成大魯迅像。　圖／張博涵攝而後，嘻研社便與禁羈社展開溝通並各自發布聲明。嘻研社指出，當時發表不當言論者並非該社成員，而是一名自稱學弟，並稱呼幹部們為學長的隨行社外人士。然而禁羈社反駁，在活動準備期間，就已有嘻研社幹部來訪並說出輕浮語句，且在該名「學弟」騷擾禁羈社時，同行嘻研社幹部也未制止，強調「騷擾並非只有一次，也絕非一人所為。」雙方因此未能達成共識。當天參與社團博覽會的成大不分系學生周泰全認為，相較於現實生活，Gather.Town平台上的社交較難拿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路上走路沒有悄悄話可言，你和朋友一起逛，周圍的人都會聽到（你們的談話內容）。」也無從藉由肢體語言判斷對方反應。嘻研社幹部後續向禁羈社說明事發經過時也提及，活動開始前，經過禁羈社時所說的輕浮言論為嘻研社成員間的聊天內容，當下因未留意Gather Town收音範圍，導致禁羈社成員聽見該言論，嘻研社感到相當抱歉。 因疫情影響，國立成功大學社團博覽會於Gather Town平台線上舉行，在此虛擬空間中，用戶若接近其他成員，便會連上對方的麥克風和鏡頭。此圖為示意畫面。　圖／岳讀遊戲提供禁羈社所發表的公開聲明也強調，作為一個情慾友善、介紹 BDSM（註1） 與性知識的社團，不免會面對許多挑戰。資源工程系、禁羈社當事人Oort（化名）表示，禁羈社是關注性別議題與性權，同時推廣安全性知識的社團，卻常因禁羈（Kink）（註2）一詞，遭他人以另類眼光看待，「以往舉行實體社博會時，曾有人到禁羈社攤位騷擾正在了解BDSM的學生，如何避免他人誤解社團理念，是我們須努力的地方。」註1：BDSM為一系列性行為模式之縮寫，包含綑綁與調教（Bondage and Discipline）、施虐與受虐（Sadism and Masochism）註2：Kink為「性癖」之俚語與禁羈社同樣致力於推廣性／別議題的成大TO．拉酷社（以下簡稱拉酷社）也有類似經驗。拉酷社社長黃思齊分享，過去拉酷社曾舉辦活動宣導愛滋議題及性知識，卻因於活動攤位擺放生殖器模型，遭旁人迴避。而針對社團博覽會爭議事件，黃思齊表示，由於性議題鮮少被公開討論，在推動相關運動時容易因雙方理解不一而引發對立，如今見到與拉酷社類似性質的社團遭言語騷擾，該社社員都感到相當遺憾。 致力於推廣性／別議題的成大TO．拉酷社曾舉辦活動宣導愛滋議題及性知識。　圖／成大TO．拉酷社提供目前成大性平會仍在了解此案，並記錄當事雙方說詞，尚未進入調查階段。然而，輿論卻已在網路上延燒，對當事雙方造成傷害。對此，成大性平會呼籲同學停止網路謾罵，應採取正規程序來捍衛自身權益。 國立成功大學於9月23日舉行線上社團博覽會，過程中，提倡性別、情慾友善的禁羈社疑遭言語騷擾。目前成大性別平等委員會已接獲通報並介入處理。　圖／張博涵攝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真的有人把我當受害者嗎？大家知道我是當事人，可是沒有人在意我是受害者。」國立政治大學學生Felix（化名）說道。Felix大一時在學校宿舍浴室遭人偷拍，事發當下，他馬上報警，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也接獲通報。原本Felix以為，事件能順利落幕，但性平會消極的處理態度，如同在他傷口上灑鹽。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Christine（化名）曾在校內研究室被性騷擾，案件進入性平會處理後，調查和懲處結果讓他苦等半年。調查期間，Christine因需與加害者繼續共事而備感焦慮，更影響課業表現，他曾向性平會提出更換實驗室的要求，最後卻石沉大海。「性平會對我來說是糟糕的單位，那時候有跟我說需要學業救濟、行政救濟等儘管跟他們提出，但我提出之後他們就不認帳。」性平會以性別平等為名，理應成為守護校園性別平等的防護罩，然而規範性平會建置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卻多有疏漏，如委員需具備的「性平意識」缺乏明確定義，難以確保委員的專業性。性平會非但無法保障案件當事人，更淪為當事人口中惡名昭彰的組織。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注重校園性平議題，推廣性別教育的同時也受理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性平案件。　圖／王崴漢攝<b>性平會有名無實 難守護教育初衷根據《性平法》第六條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性平會整合校內資源，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提升校內性平意識。性平會也須調查和處理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擔負「輔導」與「保護」責任，提供申訴者心輔資源與保護措施，用教育取代嚴懲，讓被申訴者能從錯誤中學習改正。相較外部的司法機關，校園性平會應提供被害人更多陪伴與協助，支持學生爭取權益，並降低案件對學生生活的影響。此外，校方有責任委請醫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提供當事者相關救濟管道。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曾擔任調查委員，他指出性平會調查過程常遭遇困難，如委員缺乏司法調查權、判決結果易受質疑，但他仍反對將《性平法》併入《性騷擾防治法》，因《性騷擾防治法》旨在以民、刑事罪責約束大眾，而非提升全民性平意識。林秀怡說：「不管是行為人還是被行為人都可以繼續受教 。」他認為《性平法》的功能是保障受教權，在懲罰外，更多的是諮商輔導，給予再教育的機會。然而仔細探究各項性平個案，現行大專院校性平會錯誤百出，如開會流程混亂、委員發言不具性平意識、審判標準不一、行政人員欠缺專業度等事件層出不窮。理想的性平會應當是一張溫柔的保護網，接住破碎與混亂的靈魂；如今無完善制度的性平會卻像是捕獸夾，令當事人在審問中遍體鱗傷又無處可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處理性平案件時，理當扮演保護雙方當事人的角色，然而在性平委員專業性不足的情況下，當事人常求助無門（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b>性平會漏洞百出 從何填補？「他們（性平會）處理方式一直都是幫學校交作業，很會交作業的單位。」Christine評論性平會未發揮影響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根據《性平法》規定，性平會成員須具備性平意識，但性平意識卻不易衡量，且性平會全權由學校辦理，在複雜的教育體系下，學校常受利益、權勢關係左右，衍生許多問題。名義上獨立的性平會宛如「傀儡組織」，不禁讓人懷疑其存在的必要性。問題一：「性平意識」判定標準模糊《性平法》除劃定性平委員男女佔比外，也規定學校得聘具有性平意識的各領域委員。但校園性平案件樣態多元，性平意識因應時代轉變也有不同發展。每個人認定性別平等的價值不盡相同，且性平意識也不具判定標準，導致許多調查委員在審問當事者時用詞不妥或態度不佳，顯得不重視性平事件。向Christine求證調查情況，他回憶道：「我不記得第三個性平委員的身份背景，因為他整場（調查會議）都在睡覺。」「性平委員有權力，不代表他們有足夠的性平意識去施展這個權力。」曾任政大性平會教師代表的李淑菁於「獨立評論@天下」發表文章，指出在某些學校，性平委員不曾接受任何相關課程或訓練，恐有不適任的問題。在時代變遷下，個案牽扯同志或跨性別已不足為奇，不過，性平會相關人員大多為四、五年級生的教授、職員，若事前無需經過培訓，面對較陌生的多元性別議題，他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 隨著時代推進，性平意識過去只強調兩性平等，近年也開始擁抱多元性別。學生若為同志或跨性別，校方理應尊重差異，消除一切歧視行為。圖為一對跨性別伴侶。　圖／王崴漢攝問題二：性平判決由校方主導 公正性存疑大專院校性平會由熟習校內文化的校方辦理，需設置5至21位性平委員，其中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具性平意識的相關人士加入性平會。性平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性平會議，若發生性平案件，則會組成三人調查小組介入調查。《性平法》規定性平委員需具有當然委員（註1）、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專家學者以及學生代表，理當能廣納各方意見，使性平會運作更具正當性，卻有許多學校考量校譽、學校風氣而影響個案判決結果。曾就讀長庚大學的跨性別學生吳宇萱，因性騷擾案件行為人正是學務長，校方為推諉責任有影響性平會決策之虞，恐失公平。註1：大學性平會當然委員主要以校長、學務主任擔任政府期許校方成為推廣校園性平教育的領頭羊，於學校單位下設性平會。然而，在利益衝突之下，學生權益往往成為待宰羔羊。南部某私立大學性平會學生代表阿杰（化名）無奈表示校內性平會形同虛設，「雖然採共識決，但我們學校個案判決通常都是校長決定結果，也不太理會調查內容。」阿杰補充，私立學校招生不易，為了避免校譽受損，判決及懲處結果常受學校利益左右，「我們學校曾有個案是加害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學校沒有顧慮他的精神狀況，只為了給媒體交代，就直接給他兩支警告。」問題三：第一線人員專業度未能確保《性平法》明定性平會委員須具備性平意識，其中卻不包括專職處理性平會相關業務的承辦人。當校園性平事件發生，承辦人代表性平會，身處接觸案件當事人的第一線，倘若承辦人不具性平意識，恐怕會是當事人另一場惡夢的開始。「唉，麻煩死了。」這是Felix執意要提報性平會時，承辦人脫口而出的話，當時的場景，他至今仍歷歷在目。Felix遭遇偷拍後，承辦人及校安中心的教官擔任聯絡窗口，由承辦人負責聯絡調查委員召開會議，而教官則協助Felix跑後續流程。「因為我是男生，好像沒有人很在意這件事情（偷拍案）。」Felix指控，教官聽完事件經過，當下的反應令他感到不適，教官以戲謔的口吻說出「如果你（Felix）剛好也喜歡男生，說不定你們可以在一起啊。」以及「你是男生你幹嘛不打他兩下就好了？」等脫序言論。 Felix在學校宿舍浴室遭人偷拍，但通報性平會的過程不受重視，對他造成二度傷害，而學校也無法讓被申訴者搬離宿舍，使Felix生活在恐懼之中（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問題四：培訓資源供不應求 專業人員數量不足 事實上，為培育協助性平會調查案件的專業人員，教育部須依《性平法》辦理培訓課程。課程共分初階、進階、高階與精進四階段，學員完成進階培訓取得證書後，才可成為調查專業人員。教育部同時搭建調查專業人才庫，各級學校根據名單聘請校外委員進入調查小組，提升小組調查知能。然而，瀏覽「教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開課公告，上回初階培訓於民國108年8月開課，換句話說，最基礎的培訓課程已逾一年半未辦理。臺大性平會學生委員黃脩閔表示，他雖然對課程相當感興趣，去年上任後卻遲遲未能一探究竟。同時，每階段課程設有人數限制，初階限定百人參與，高階則以40名為原則。對此，政大性平會學生委員許人友表示，課程基本上一開放即額滿，反映資源供不應求的現象，也造成法律上實質取得調查資格的人才寥寥無幾。問題五：校方過度依賴外部專家 調查費時費力誘因低當前由於多數校內性平委員不具調查身分，也缺乏相關調查經驗，性平會在處理性騷擾案件時，多仰賴校外專家。性平法上路初期，校內委員大多不熟悉調查工作，理應交由教育部積極培訓校內調查委員。林秀怡過去擔任多起案件的調查委員，他回應：「現在校內委員專業或經驗仍不足的情況下，先由校外專家帶領還沒有調查經驗的校內委員。」若傳承順利，學校就不需過度仰賴校外資源，得以回歸性平會校內自治，同時又不失專業性。此外，林秀怡提到當事件提報性平會，校方需在兩個月間找到合適的調查委員，而委員得在訪問完所有當事人後完成調查報告書。「其實接案訪談、寫調查報告，是高專業、勞力密集的事情。」林秀怡坦言，費時費力的調查過程使他倍感壓力。性平案件調查過程繁瑣且不支薪，委員甚至需承擔當事人因不滿判決結果而提告的風險。在高壓環境又無誘因的情況下，除了熱忱外，性平專家幾乎沒有任何動力繼續接案調查，導致願意投入調查的專家數量持續減少。<b>擴編學生委員席次　廣開資格認證大門若要改善性平會過度依賴校外專業人才的現況，應先提升校內性平調查的能量。而調查人才資源不足的大洞，或許能以擴增資格認證的方式補足。政大前學務長蔡炎龍指出，校內有多位教授專精性別研究，專業程度甚至足以勝任培訓課程的指導老師，卻仍須受訓，「他去上課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這些就是他的專業，但反而這樣（不去上課）的話他就沒有證照資格」。他建議，政府應開放更多元、彈性的資格認證管道，改善專業人才庫無法廣納性別專家的窘境。李淑菁則提出增編學生委員席次的看法，若能賦予對性平有興趣的學生更多權力，提高學生在性平會席次的占比，不但能減低教師委員的壓力，也有效提升性平會品質，「因為學生從小到大性平意識普遍比四、五年級高，學習過程中一直在接觸性別，也比較了解學生文化。」他補充，若擔心大學生難以主導調查，也可以讓具備更充分經驗與專業的碩博士生擔任主力。黃脩閔同意當前有許多學生關注性別議題，他認為學生能彌補師生兩端生命經驗的差距，「老師們有的已經脫離學生身份滿久，可是學生可以直接告訴你哪些事情會對學生產生壓力、哪些事情會對學業產生影響。」<b>組織偏重調查　推動性平教育成空談解決了性平會成員的問題，難道就能提升校園性平意識嗎？擋在學生與性平會間的濃霧會因此散去嗎？實際上，《性平法》不僅規範性平會須受理案件，同時，也必須落實性平教育，辦理相關活動。然而，許多承辦性平活動的行政人員業務繁重，而性平案件又需在時限內結案，性平會無力辦理更多活動。黃脩閔認為，學生應有權利知曉性平資訊，包括如何事前預防案件發生，以及可尋求的救濟管道。校園性平會應從根源建立性平意識，「不能總是處理後端願意進來（申訴）的事件。」多數受害者遭遇性平案件前從未聽過性平會，而一般學生對性平會的想像往往只能從去過性平會的同儕口中建立，性平會宛如隱身濃霧中的高塔，不易觸及。距性平會撥雲見日還要多久？也許有一天，學生不用再迷惘、無助地隻身闖進濃霧，他們的恐懼得以安放，也不必在晦暗的角落獨自哭泣。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校內並未落實推動性平教育的初衷，使得學生並不了解性平會業務，導致發生性平案件時學生更無所適從（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

【記者姜期儒台北報導】為宣揚台灣民主價值，以及紀念史明為台灣獨立而努力的精神，由財團法人史明教育基金會發起、共生音樂節團隊號召青年志工共同執行的「振魂護國：史明畢業典禮——與史明歐里桑再走一段台灣路」活動於13日下午登場。遊行隊伍從國立台灣大學校門口出發，步行至凱達格蘭大道，並在凱道舉辦史明的追思會。 「振魂護國：史明畢業典禮——與史明歐里桑再走一段台灣路」活動於13日下午登場，支持台獨理念的民眾手拿「台灣民族主義」的旗幟揮舞。　圖／姜期儒攝   史明，本名施朝暉，於9月20日逝世，享壽103歲，他提倡「台灣民族主義」，重視台灣本土與民主價值，其理念與努力，吸引逾1000人響應。現場擁護台灣獨立理念的民眾高舉「台灣民族主義」旗幟、齊呼口號「台灣獨立萬歲」，以示追求台灣自主的理念。 台灣獨立運動先驅史明的追思儀式於凱達格蘭大道舉辦，不少民眾前來現場弔唁。　圖／姜期儒攝其中，關心台灣歷史與民主自由相關議題的共生音樂節、曾寫過民主自由及新國家運動等題材的《台大意識報》，以及致力推廣台語文復興運動的台大台語文社等團隊成員，也現身參與。青年志工之一、共生音樂節團隊成員、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學生林南彤說：「我們今天辦追思活動，就是希望能透過團結的行動，讓台灣人知道史明前輩的精神。」台大政治學系學生施沛萱也以參與遊行，表達對史明的支持，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施沛萱說：「台灣有很多進步的價值，比如性平、環保，這些價值都很重要，但對我來說，我會把民主自由排在最前面。」 活動由共生音樂節團隊號召青年志工共同參與，共生音樂節團隊成員、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學生林南彤擔任遊行指揮，引導遊行隊伍向前。　圖／姜期儒攝活動現場多是認同史明精神、主張台灣獨立的民眾，台大台語文社社長、台大歷史學系學生許毅全說：「雖然我們的（台獨）主張極端，但我們沒有把誰排除，這就是民主自由的價值。」他認為，民主自由的價值在於包容，即使意見相反，也能共存。 致力推廣台語文復興運動的國立台灣大學台語文社也現身參與遊行，台大台語文社社長、台大歷史學系學生許毅全認為民主自由的價值在於包容。　圖／姜期儒攝近日，除了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我國也面對邦交國不斷減少等國際壓力，參與遊行、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學生郭庭耘認為，外在壓力愈大，愈要珍惜現狀和得來不易的民主。《台大意識報》總編、台大法律系學生黃脩閔也認同民主價值的重要性。他認為，台灣民主自由給每個人平等和自由發聲的機會，即使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仍待討論，但能在充滿自由民主價值的環境中照顧到各種議題，便是台灣的特色。 民眾在遊行隊伍中揮舞著彩虹顏色的台灣旗幟，象徵擁有多元價值的民主台灣。　圖／姜期儒攝

「反叛的歌聲總是鑲嵌在商業體制與自主創作不斷鬥爭的搖滾史中。」——張鐵志&nbsp;這是作家、音樂評論家張鐵志在《聲音與憤怒》一書裡所寫的話。六〇年代，當抗議之聲逐漸在搖滾樂中根植並發芽，從此音樂成了陪伴改革者最有力的武器，換言之，它是否也成為了某些當權者的眼中釘？ 在高雄舉辦了11年的大港開唱無預警宣布停辦，引發一片譁然。「大港」為台灣最負盛名的音樂祭之一，每年都吸引眾多樂迷前來朝聖。　圖／黃俐榛攝從音樂祭變成政治角力戰場時間回到9月11日，在高雄舉辦了11年、台灣最負盛名的音樂祭「大港開唱」在臉書無預警地發布聲明宣布將「明年將暫時停辦一年」。此聲明引發各界譁然，支持大港的人認為停辦原因必定是新任政府打壓獨立意識濃厚的活動；對立者則認為大港開唱刻意用此方式抹黑執政單位。音樂祭停辦一事，儼然成為政治意識形態角力之戰場，看似與政治色彩不相干的「藝文活動」變成了一個被熱烈討論的政治議題，從獨立音樂生成的脈絡背景觀之，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nbsp;獨立音樂（Indie Music）近年來非常受到台灣年輕族群的歡迎，其中不乏許多將政治議題寫入歌詞的歌曲，許多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形式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音樂祭也成為了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抒發政治感受的場域。如同當年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深耕高雄十一年的大港開唱如今已成為台灣最富盛名的音樂節之一。許多的搖滾樂團以及藝術工作者將之視為一夢幻殿堂，期望有朝一日能夠站上大港的主台「南霸天」，唱出屬於自己以及年輕一代人的聲音；而一同相約回到高雄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盛宴，也已經成為許多「北漂」的異鄉遊子間不言而喻的默契。&nbsp;停辦原因的羅生門？ 大港選在高雄市新政府上任、行政作為仍受到部分民眾放大檢視的跌宕時期宣布停辦消息，絕非偶然。作為一個強調在地、草根、獨派意識強烈的音樂祭，大港即便是退場也要製造價值觀的衝撞。當韓政府的種種作為被批評將高雄打造成「文化沙漠」，大港此舉可謂此說法之強而有力的後盾。更不用說在聲明稿中，大港官方提到「議堂上的打擊」以及「已經明顯感受不到市府對大港的支持」等說法，都直指讓活動停辦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不支持。反觀高雄市政府則完全否定此論調，表明政府立場並沒有不支持，是大港的主辦單位本身遲遲不提企劃案造成籌備時程延宕，卻將咎責推給高雄市府，有失公允。 「……我們這段期間一直被（議會）百般刁難地要求調閱文件。給了又要，給了也不看，然後繼續再要，調閱來調閱去。」——大港開唱主辦單位 兩方各說各話，大港停辦一事儼然已成為羅生門，但從意識形態觀點來看此事件，筆者認為大港開唱的停辦背後原因不可能排除政治力的介入。大港的主辦單位以及參與者一直都是抱持著與國民黨的親中政策相去甚遠的獨派立場，而國民黨內近期一枝獨秀、被選民尤其寄予厚望的韓國瑜市長執政的城市，若正是這樣一個充滿反叛、台獨精神的音樂祭舉行地點，市政府難道不會想要多少以行政窒礙難行之名行抵制意識形態之實嗎？當然，身為一市府補助案，大港的財務細項被「查證」是理所當然，但查證機關抱持之態度是否有預設立場，是否用冗長的拖延手段變相打壓與自身抱持相對立場之活動的辦理手續，對大港團隊的影響絕不容小覷。&nbsp;意識形態衝撞下的犧牲品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後，其觀光文化政策數次被嚴厲批評。如白冰冰的觀光宣傳影片被評「質感低落」、元宵燈會「金銀河」的美術設計相較於台南以及屏東略遜一籌等。如今，這個觀光文化以「愛情產業鍊」為王牌、主打「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的政府，是否真的會將高雄的藝文活動推入谷底？白冰冰的宣傳影片、春吶中噓聲不斷的「讀你」、大港開唱的停辦，都有著濃烈的象徵意涵。傳統保守的價值觀念仍佔社會多數，崇尚自由發聲的精神有時並不如經濟利益被重視。如此形成之弔詭畫面即是，政府在不斷強調要讓年輕人回到高雄創業、推動新的但效力有限的「藝文」活動之餘，卻讓大港開唱這樣聯結一代人之集體情感與記憶、真正創造「人進得來」的活動聲稱被市府打壓而停辦。讓人不禁思考，為了迎合上一世代遺留下之既得利益者的意識形態，我們下一個犧牲的將會是什麼？

【記者涂葦慈綜合報導】由前國家隊田徑國手紀政領銜推動的「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10月9日通過成案門檻，將於本月24日交付人民公投。自正名倡議提出，贊成與反對方各執立場。雖贊成方多次強調，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將不因申請改名禁止我國選手出賽，部分體育選手仍對正名表達疑慮。本次東奧正名公投主文為「你是否同意，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體育改革聯會共同發起人張祐銓表示，目前國際奧會承認我國的出賽名稱為《洛桑協議》中明訂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易使不熟悉台灣的外國民眾誤會選手來自中國，導致台灣選手出賽時，需特別解釋自己來自台灣。因此他希望透過正名，消除國際對台灣選手國籍的誤解。公投成案後，各界因正名運動可能影響選手參賽權益引發爭論。5日剛在「2018世界盃健力錦標賽」拿下一銀三銅的國手林逸鈞，表達自己對公投案的中立立場。他強調不論公投通過與否，都不希望影響選手，「畢竟一整年的訓練都是為了參加比賽，如果因為正名無法參賽，對選手來說是非常難過的。」今年在亞洲運動會滑輪溜冰女子20公里公路賽拿下金牌的國手、國立屏東大學學生李孟竹也表示，雖希望有機會能以台灣的名義出國比賽，但因擔心在國際上可能遭到抗議，寧可維持現狀，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出賽，對選手的成績較有保障。 林逸鈞於波蘭什切爾克參加2016年世界青年、青少年健力錦標賽拿下冠軍，身披國旗受獎。　圖／林逸鈞提供 李孟竹於2018亞洲運動會拿下滑輪溜冰女子20公里公路賽金牌，賽後舉中華隊梅花旗留影。　圖／李孟竹提供台北市立大學學生王景徽11日甫完成「2018環沖繩自行車賽」，他提到自己較不希望正名公投通過。因為國內自行車比賽機會本就缺乏，他擔心正名通過後比賽更少，選手因而失去舞台。不過他表示若在出賽時能與國外選手交流，都會刻意提起自己來自台灣。林逸鈞也認為，不管以哪一個名稱參加比賽，選手都是代表自己的國家，因此他並不太在意以「中華台北」或「台灣」的名義參與國際賽事。 王景徽11日完成2018環沖繩自行車賽，身穿印有中華隊字樣隊服與車隊隊友合影。 　圖／王景徽提供隨公投日接近，各界對東奧正名是否影響我國參賽權說法不一。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林怡君（化名）分析意見分歧原因，她說明從正名公投可看出國人的主權意識是否明確。即便國際奧會可能駁回改名申請，仍能讓國際知曉國人期望正名的想法。她也提到，若國際奧會將議案逕行決議並交付各委員國投票，中國是否會就此向我國施壓，進而扼殺選手參賽資格，目前尚無法確知。此外，東奧正名公投自連署開始以來，受各大學社團、學生關注。「政大野火陣線」社長吳佳芊表示，社團對台灣主體性相關議題向來十分關注，5月也曾擺攤宣傳連署，她解釋正名的重要性在於外界會藉由名稱產生對國家的認知。「中華台北在國際舞台大家會認為你是中國的台北，是中國的某個城市而不是獨立政體，這是台灣對外的主權問題。」「東吳難容社」社長陳政綱也表示，台灣選手以台灣名義出國比賽、獎牌上刻著台灣而非中華台北字樣，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中華台北存在一天，台灣選手便會被視為中國選手，也永遠都在為中國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