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隨著全球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提升，社會上關於精神疾病的討論不曾止息。根據民國107年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分析，身處於當今「憂鬱世代」的人們，因精神疾患而選擇就醫的人數高達270萬人。其實，這些亟待癒合的靈魂並不孤獨，總有一群無名英雄陪伴患者跨過無數深淵。他們，是精神疾病照顧者。然而，患者受疾病纏身的痛苦太顯眼，照顧者因而隱沒在大眾視野中，讓社會不自覺地忘記關懷照顧者。每日的照護與陪伴無可奈何地束縛他們，讓照顧者在承擔責任與追求自我的矛盾中不斷掙扎。無數次面臨沈重壓力，照顧者的心緒又該由誰來承接呢？警語：以下心理師建議採訪自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周璟言。每則報導僅針對個案情況分析，僅供參考，並非適用所有相同精神疾病的精神患者及其照顧者。若有諮詢需求，請尋找專業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求助，或是撥打相關照顧者專線。以下報導中會出現患者對於自殺意圖的描述，目的是讓讀者了解照顧者的處境，並非對於自殺的描寫，請讀者諒察。（點擊以下圖片觀看完整報導） 照顧者資源：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0800-507272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安心專線：1925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24小時服務專線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我們不可能活得毫無情緒，既然如此就應該學習如何察覺它。」Stand By 憂團隊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展開了「國際鏈結」、「情緒影展」以及「情緒石頭湯」等計畫。他們以線上互動的方式，期望陪伴參與者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學習與之共處。團隊的核心成員林家安堅定地說：「我們希望關心到每個人的情緒。」Stand By 憂啟動自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民國110年度的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原先陌生的五個人因為精神疾病和覺察情緒等議題聚在一起，共同創辦了Stand By 憂。他們的創辦理念源自於「Stand By You」的陪伴意象，期待透過情緒陪伴情緒、生命陪伴生命的概念，​帶領大眾一同覺察情緒，陪伴彼此。 Stand By 憂團隊關心情緒察議題，希望透過線上活動凝聚關注。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核心成員林家安曾為憂鬱症患者的陪伴者，回憶起當時，他表示自己太晚意識到對方的情緒，屢次希望對方多談談自己的感受。當時對方突如其來的一句「我昨天突然就覺得活著好像沒什麼意義，想要自殺。」才讓他驚覺對方需要協助。林家安因而開始關注情緒覺察的議題，「如果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試著接住他的情緒，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陪伴他多走一段路？」他遺憾地說道。多數現代人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情緒，甚至不清楚自己身處於什麼樣的情緒當中，「我常常教我的個案思考情緒，不只思考憂鬱、緊張這些相應的結果，也要專注在自己遇到什麼事件導致這樣的情緒，或者中間經歷了什麼內在思考的歷程。」談到情緒覺察，臨床心理師蕭仁釗指出，其中的一大重點是自己能為情緒做些什麼，而非停留在當下的情緒泥淖中，包含求助朋友或是相關心理諮商機構等，讓自己恢復到生活的狀態。 情緒影展以線上形式呈現，民眾可以隨時隨地觀展並練習情緒覺察。　圖／Stand By 憂提供為了替情緒找到出口，Stand By 憂致力於開發人人皆可用的情緒工具，他們在線上網站Gather Town上推出「情緒影展」，邀請理想混蛋、綠繡眼等創作者和民眾一同參與展出，以繪畫、歌曲、短文等形式書寫情緒。參觀完一整圈展區，最後會走回原點，象徵情緒應該經過覺察後走過，而非忽視。情緒影展上線兩個月即獲得不少好評，團隊成員也分享有參與者回饋道：「我覺得我的感受被收進一個信封，輕輕地闔上，可以沒有負擔地帶走。」 情緒影展分為三大主題區，讓參與者在情感上以及專業知識層面都有收穫。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也邀請曾有「傾聽運動」經驗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學生廖庭儀加入團隊，負責籌劃「情緒石頭湯」活動。每個月不定期邀請各個主題的講者透過Google Meet分享自身經驗，並穿插創作活動與參與者互動，學習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廖庭儀表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情緒石頭湯的創作時間，其中一位參與者在留言板拋出了「大家還好嗎？」的問句，引起許多參與者的共鳴，若有其他人回覆自己過得不好，拋出問題的參與者便會以溫暖文字安慰他。參與者自發性地互相療癒也充分體現了Stand By 憂互相陪伴的理念，讓團隊成員受到相當大程度的鼓舞。 團隊邀請各界素人主講情緒石頭湯，讓參與者學習以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　圖／Stand By 憂提供上個月，曾在10月擔任「情緒石頭湯」講者的插畫家尹湘選擇離開世界。廖庭儀作為其好友難掩沉痛，他表示尹湘一直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患有思覺失調、重度憂鬱症、焦慮症以及強迫症。一直以來，他用自己擅長的繪畫鼓勵著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友們。「看著他的背影，我總是自卑，我追不上。」廖庭儀苦笑說道。該次活動，參與者受到尹湘的鼓舞，在創作時間以各種方式抒發自己的心情，彼此安慰。廖庭儀談到那次的「情緒石頭湯」，眼裡充滿了自豪，他說：「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石頭湯能夠成為求助者的浮木，只要有一個人在那兩個小時專心傾聽，那他至少在這段時間就是安全的，也許他會因而改變他的想法，做不一樣的選擇。」林家安也補充，情緒石頭湯創造了機會打開不同身份的交流，也呼應到了Stand By 憂的另一個核心命題：社區觀念。社區觀念是陪伴憂鬱症病友歷程中很重要的部分。Stand By 憂團隊期望除了陪伴者以外，能引導會與之接觸，並給予幫助的角色，例如，老師在教學場域遇到學生，即使只是短短一堂課，也能產生其影響力；又或許因為自殺事件介入的警察，也應該被引導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況。此外，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與國外身心健康組織互動，進行「國際鏈結」計畫，替外國組織翻譯文案與作品。除了希望推廣、套用國外的模式以外，也期望能從台灣出發影響國際，建構出專屬於華語世界的專業社群網絡，不只承接更多社會大眾原先忽視的憂鬱情緒或病症，也帶著大家認識自己的喜怒哀樂，學習辨認自己在不同狀態下呈現的不同樣貌。 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推廣心理健康議題相關專業知識，望帶領民眾認識該議題。　圖／Stand By 憂提供目前團隊仍持續舉辦情緒石頭湯的活動，期望累積更高的知名度，讓素人主講為導向的活動產生更多影響力，累積長期的受眾，而不是變成以邀請知名人物吸引參與者的狀況。廖庭儀擔憂地說：「我會很擔心講者會失望，以為自己的東西沒有人想聽，但不是的，只是大家的時間對不上，還沒接觸到想聽的人。」未來，團隊除了會持續推動各項活動的宣傳，也將在明年二月與青年署指導的專案團隊「時習教育」合作，協力推廣Let’s Talk活動，讓大眾一同討論校園心理健康議題的支持與穩固，除了讓教育工作者或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士參與討論，也希望能聽到還在學或已經離開校園的人分享自己的遺憾，或許是在學期間沒有能夠向輔導老師求助，或者從來不清楚輔導室在哪裡，因而感到無所適從的經驗。期盼透過與青年署和教育團隊合作的方式，將影響力擴及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林家安補充：「我們可能很少被看見，但我相信情緒覺察和心理疾病的議題非常重要。」

近年國內對憂鬱症的意識逐漸抬頭，陪在患者身邊的照顧者面臨的心理拉鋸及其需求也逐漸浮出檯面。圖為陪伴者情境示意。　圖／林琮恩攝【專題記者傅有萱、王薇妮、林琮恩綜合報導】「身為一個（憂鬱症）照顧者，經過三年我不知不覺因為壓力過大，而自律神經失調。」2019年底，知名YouTuber理科太太發布了影片，表明因老公受憂鬱症所苦，自己的生心理狀態亦欠佳，將暫停拍攝影片靜養一年。事實上，在台灣關於憂鬱症的討論不曾止息，然而相較患者本身，像理科太太這樣的「照顧者」卻鮮少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而他們在照顧患者過程中承受的負面影響也較難受到正視。      「As usual」可以嗎?陪伴者的戒慎恐懼如何解套？日前，藝人吳宗憲於節目中發表關於憂鬱症的言論，認為患者的發病原因僅為對現況感到「不知足」。此話一出立刻引發社會輿論，對此理科太太也發文回應表示，許多人在規勸患者「要知足、想開點」的同時，卻忽略了他們是因為生理因素而無法想開。「會得憂鬱症絕對不是因為不知足。」就讀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的陳怡靜無奈地說道。即將升上大二的那年暑假，陳怡靜因失眠問題，在男友孫培剛的建議下就診，卻意外得知自己罹患憂鬱症。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打亂了她的生活步調，由於擔心自己給男友添麻煩，陳怡靜甚至產生了分手的念頭，「我還要繼續跟他在一起嗎？這好像就是在拖累他。」得知女友罹患憂鬱症後，沒有任何相關經驗的孫培剛，開始蒐集資料並試著調適心態。他提到，雖然大家都對「憂鬱症」略有了解，但當真實發生於自己的生活圈時，卻不是人人都能體諒患者及照顧者。「其他人知道女友的情況後就常問我有沒有花時間陪伴她、跟她吃飯等等。」但孫培剛認為，知悉患者的情況後，人際圈中的朋友皆可以是照顧者，能適時給予患者能量，「我們都在同樣的位置。」面對女友的情況，孫培剛並無更動原先的相處模式，「不要把他們當患者，當一般人對待就好。」他認為現代社會中人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憂鬱症傾向，因此不必過度反應。且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他透過網路瞭解到，照顧憂鬱症患者時「As usual（一如往常）」的對待是關鍵。然而他也表示自己仍會受到女友狀態影響，因此常需要檢視並調適自身心理狀態，「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若有一天撐不住了，我也會去尋求醫生的幫助。」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坦言，對照顧者來說，長久地維持原況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照顧者最後要不就是跟著陷下去、要不就是與患者漸行漸遠。」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也建議，一如往常的陪伴雖是基本的照護模式，但若要讓患者更快地回到生活常態，則需要觀察他們整體的生活環境並從中慢慢找到待改善之處，「慢慢地往前是對的，但不能一直As usual，否則會困在同樣的困境中。」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建議照顧者多方觀察患者，適時並適當的協助照顧者回歸生活常態。　圖／林琮恩攝受傷的療癒者 患者與照顧者的角色轉換「我們學了一堆理論、學會怎麼聽別人講話，但在家裡時卻不一定會是這樣的角色。我還是會覺得家人很煩、希望他們不要跟我講話。」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邱俊穎坦言，因就讀科系被賦予的社會期待，讓他在身兼照顧者與患者的雙重身分下有些壓力。兩年前，母親突然向家人吐露輕生念頭，幾經溝通與勸導後邱俊穎與家人陪同母親就診，確定母親罹患憂鬱症。初面對母親的病狀，邱俊穎也措手不及，「媽媽較常和我姊姊傾訴，讓我其實有些自責。我想是不是我平常沒有建立好和他的關係，他才會連想自殺的想法都沒跟我說？」升上大二前的暑假，邱俊穎也罹患憂鬱症，但並未讓家人知情。在他陷入嚴重低潮時，母親亦同時發病，兩人時因小事產生衝突。母親甚至有時候會說出「這麼辛苦要不要死一死算了」等言論，「因為當時我也處在同樣難熬的狀態下，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安撫他」。心理輔導相關科系的包袱，也讓邱俊穎感到自責，「我明明是學習這些的，卻連家人遇到的事都沒辦法處理好。」在邱俊穎回復良好狀態後，則盡可能時常陪伴母親聊天、聽他分享內心想法與情緒、載他去看診等等。對邱俊穎而言，身為患者兼照顧者帶給他不少幫助，「正因為我也經歷過，所以更能理解憂鬱是怎麼一回事。」 挽起袖子，邱俊穎手腕內的刺青字樣「Wounded healer（受傷的療癒者）」一詞來自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代表著能夠治癒別人的人自己必定也受過傷。這是他送給自己的20歲生日禮物，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我提醒自己要好好處理自己的傷口，並與傷口並存。」　 圖／林琮恩攝撥去烏雲的那雙手 醫療協助憂鬱症家庭重回日常其實，像邱俊穎這樣照顧者同時也身為患者的例子並不罕見。方俊凱說明，一般到診的患者是家庭中憂鬱症程度最嚴重者，而其他家人也常出現焦慮或是適應障礙等問題，只是病徵較不嚴重。因此他在診斷個案後也會詢問家屬是否也需要接受治療。方俊凱舉例，曾有患者前來看診後，幾年內全家人都陸陸續續開始接受診療，「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家庭很可憐，但我認為能一起互相扶持、慢慢回復相對穩定的家庭狀態是很好的。」在醫療系統介入後，此個案家庭中近20年的愁雲慘霧才得以消散。由此不難發現，憂鬱症照顧者的所承受的情緒壓力極大，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長余春娣過去的論文中也提到，與憂鬱症患者共同生活者，其實也是罹患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等情感性疾患的高危險群。台大的「OVER BLUE 跨越憂鬱」團隊以憂鬱症照顧者為主要關懷對象，團隊共同發起人邱子瑜說：「照顧者群體的需求相對比較隱性，在社會上的曝光度也較患者本身來得低。」邱子瑜以友人及自身作為憂鬱症照顧者的經歷，陳述照顧者身為親密伴侶時面臨的心理漩渦。他表示，為了陪伴身為患者的親密伴侶，照顧者時常需要犧牲額外時間，無法盡情從事自身興趣或紓壓活動，伴隨不斷發生的爭吵，常讓照顧者產生矛盾。「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到底讓他變更好還是變更差。」他吐露，他們曾在與患者衝突後產生「為什麼要活得這麼累」的念頭，加上社交圈中輿論對於照顧者的種種要求，甚至使他們被指責為加深患者低落情緒的原因。這使照顧者陷入很大的懷疑，「好像沒有人會真的去感謝你。」針對照顧者產生的自我懷疑，楊建銘說明，有許多案例中的照顧者都提出過相似的疑慮。他說：「有的家長很愛自己的孩子，陪伴他、照顧他，希望他的憂鬱症快點好起來。但後來家長會反過來想，會不會自己給孩子的壓力也是讓他憂鬱症惡化的原因之一？」在社會輿論的壓力底下，這些照顧者很可能因自我懷疑、自責、內疚等負面情緒，非但讓自己深陷痛苦的泥淖，也無法給予患者妥善的協助。「許多憂鬱症患者的家庭中也有些長期問題，若家人也處在痛苦之中，讓一個痛苦的人去幫助另一個更痛苦的人，如此會讓家庭內部情況更加惡化。」方俊凱提到，目前醫院的個案管理服務即涵蓋患者家屬的個別諮商、家庭治療等，也會開設家屬支持團體及相關講座，希望家屬藉由連結此類外部資源，促進整個家庭往更穩定的狀態發展。「你沒那麼偉大」——給自己喘息機會 照顧者亦能向外求援楊建銘透露，照顧者總用盡全力希望將患者從憂鬱中拉出，卻無法輕易達到，最終常使自己也陷入低落，抑或開始疏遠患者。「一方面要認知到患者生病了，另一方面要相信他們有能力好起來。」若是自責情緒浮現時，楊建銘常以「你沒那麼偉大」這句話提醒照顧者，是疾病本身而非照顧者的言行使患者陷入低潮。「那些一直陪在患者身邊的人，其實很值得給予掌聲，不過要注意的是，人在積極照顧別人的時候，往往會忘記自己的需要。」方俊凱鼓勵照顧者，多加衡量自身心理狀態，並積極向醫療院所管道求助，也呼籲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有復原的力量與求援的權利。隨著政府、非營利組織及醫療單位的倡導，憂鬱症相關議題漸漸被廣泛討論，除了導正大眾對於憂鬱症的錯誤認知外，也令其逐漸意識到這項疾病的重要性。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曾將憂鬱症列為2020年需重視的疾病第二名；此外，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光是在台灣就有約8.9％人口罹患憂鬱症，其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負擔嚴重程度之高，為所有疾病中名列第二。而憂鬱症也是所有造成失能疾病的第一名，因此不僅是患者本身，他們身邊的家人、朋友、伴侶等照顧者也深受影響。不同於其他疾病病患的照顧者，憂鬱症照顧者除了需要了解如何提供患者適當的協助外，更需要許多心理調適，才不致於受患者的情緒拉扯，或是照顧過程產生的自我懷疑而一同陷入憂鬱症的綑綁之中。方俊凱引用《聖經》中「愛人如己」的概念提醒照顧者，「愛別人要像愛自己一樣，關鍵是要愛自己、保護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幫助別人。」適當關注自己、不把焦點完全置放於患者身上，再進一步從旁協助患者，才是對患者、照顧者本身都有益的模式。

【記者林宛賢高雄報導】舞者拿著京劇中常見的道具「翎子」隨著音樂緩慢而優雅地搖擺起舞，手中的翎子如同畫筆在空中揮舞，然而隨著音樂加速，翎子越發失控，轉而控制舞者狂暴地舞動。翃舞製作Hung Dance於去年12月28日至29日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廳演出舞蹈作品《無盡天空》。《無盡天空》探討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於作品中融入憂鬱症等精神疾病親友的感受，表達人如何面對並對抗生命中的荒謬、限制與衝突。藝術總監、編舞家賴翃中表示，因為身邊就有憂鬱、躁鬱症的朋友，所以能理解身心不受控制的狀態，「希望可以透過這作品去觸動到更多人可以關心他們。」作品中特別運用了大量媒材如藤桿、翎子、燈籠和繩索等拼貼組合，使肢體律動與媒材、理念三者間的結合成為作品特點。 舞者（楊雅晴、鄭伊涵、黃翔）藉由京劇中常見代表情緒延伸的翎子，表現精神疾病患者對自身疾病的焦慮及抵抗。　圖／Luk Huang提供在劇中，賴翃中使用京劇中代表情緒延伸的媒材「翎子」。最初舞者手拿著翎子，像在書寫般隨著音樂翩然起舞，而後音樂加快，舞者也越加狂亂地揮舞著翎子。最後，由翎子完全掌控舞者舞動的方向及速度，直至翎子由舞者手中飛出。舞者、甫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碩士的鄭伊涵表示，演出最困難的部分，便是控制翎子搖擺的方向及速度，「很多動作沒有掌握好的話，畫面會看起來很像、很凌亂。」她補充。除了象徵書寫，翎子也象徵殺人的利器，「羽毛（翎子）象徵夢想、畫筆，但又可以說你的夢想和書寫出來的文字可以破壞一個人的內心。」賴翃中解釋。為呈現出精神疾病患者內心中的混沌世界，賴翃中將舞蹈結合藤桿，利用其能彎能直的材質特性，表達精神疾病患者內心的焦慮。舞者杵著藤桿緩慢地出場，隨著舞蹈進行，象徵支撐、承載的藤桿卻又成為了束縛，限制住舞者的自由。無論舞者如何踏步、移動，藤桿還是如影隨形地跟著舞者不放。「看起來是固態，但又是柔軟的，就像人情上有一定的彈性和寬容。」賴翃中解釋。 舞者楊雅晴被困在由藤桿所組成的牢籠裡，象徵可以支撐卻又柔軟的藤桿也能是囚禁的束縛。　圖／Luk Huang提供在掙脫藤桿的牢籠後，舞者又與藤桿拉鋸，也詮釋精神疾病患者內心不斷翻騰、拉扯的糾結。而舞者、就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的楊雅晴解釋，演出時整張臉被布蓋住，象徵人的五官知覺被屏蔽，找不到方向。《無盡天空》中利用象徵著希望、光明的燈籠，同時成為束縛般的圍牆罩住舞者的視線。一開始隱形的繩子套住舞者們，由後方另一舞者拉著隱形繩索牽引著其餘舞者們如動物在地上向前爬行，代表著患者內心欲掙脫的野獸。後半段，繩子完整的形體才出現，舞者頭套著繩索，象徵著精神疾病患者欲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最後，繩子成為了患者的逃生繩索，燈籠也驅走了患者心中的黑暗，帶來光明與希望。賴翃中說明：「從天上掉下來的繩子，原本可以來結束生命，但也可以帶來救贖。」同是舞蹈創作者的觀眾張雅婷說：「我覺得編舞者在處理有關憂鬱這件事相當細緻。」他說明，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類似的精神疾病困擾，他也認為現代人多少都有憂鬱症，因此如何與精神疾病共存很重要。觀眾唐如珮則表示非常喜歡表演中舞者欲自殺使用的繩子，到最後卻變成救命繩索的設計。 舞者們跪坐於地板上，雙手抱頭或是掙扎扭曲，詮釋出精神疾病患者內心的焦慮、不安與拉扯。　圖／Luk Huang提供 許多雙手由舞者黃翔的後方延伸出，利用肢體、舞蹈動作詮釋憂鬱、躁鬱等精神疾病患者內心的掙扎。　圖／Luk Huang提供

【記者林莉庭台中報導】服藥完畢後留下的藥殼隨時間層層堆疊，形成用藥人的生命軌跡。目前就讀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在職專班的王信瑜6日至11日在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舉辦《空的時間》個展，透過錄像作品表現對時間的主觀感受，也將憂鬱症患者自我對話和觀看世界的角度融入創作中。  王信瑜透過創作錄像抒發心情，將憂鬱症患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呈現在作品中。　圖／林莉庭攝王信瑜說明，他將自身對時間的認知放入作品，藉由加速、放慢或倒轉作品的時間，讓觀者體會物件變化的樣貌。「我就是呈現出我世界的時間。」他解釋此次展覽命名為《空的時間》，是讓時間脫離客觀標準、不受外在因素影響，形成與外界隔絕的真空狀態，並將他對時間的主觀認知帶入作品。「會覺得我的時間就是用藥物來計算的。」王信瑜在作品中表現對生命逝去的體悟，親人離世、同學自殺的接連衝擊一度令王信瑜難以承受，需倚靠藥物穩定情緒，他坦言：「我對於情感上面的復原能力很差。」作品〈堆疊〉便將藥物作為拍攝對象，隨著藥殼越疊越高，代表持續服藥的時間越來越長。觀展民眾賴彥碩也對作品〈堆疊〉印象深刻，他坦言自己也需固定服用藥物，作者在作品中呈現生命以藥物為計時單位的觀點，提醒他藥物已改變他的生活作息。另一件作品〈管〉以色彩鮮豔的藥丸投入長型試管，隱喻藥丸吞入食道的過程，藥丸被擺設地像罐裝糖果，與一般人對藥物的印象不同。王信瑜指出目前大眾對精神病理解不足，「大家會覺得吃藥很嚴肅、絕望。」但對他來說藥物僅是一項維繫生活的必需品，服藥就像人需要吃飯一樣自然。「統一性的東西套在不同個體上是很暴力的。」王信瑜認為，許多人由於忽略每個人對情緒處理能力的差異，因此不理解憂鬱症。他在作品〈復生〉中安排時間倒轉，使原先看來相似的灰燼，隨時間逐漸顯現出被燃燒的紙鶴原貌，他補充每隻紙鶴原先樣貌皆相異、擁有各自的特質，不能以單一標準評斷。 作品〈復生〉中的灰燼是紙鶴燃燒產生的結果，透過焦黑的外觀難以辨認原貌。　圖／王信瑜提供對王信瑜而言，創作錄像是自我療傷的過程，經由反覆述說並與人分享創傷，能學習與原本沈重的情緒和故事拉開距離，王信瑜說：「變成作品後，就可以用另一種角度去看它。」 王信瑜希望作品不僅療癒自己過去的創傷，也能增進觀者對憂鬱症的理解。　圖／林莉庭攝王信瑜的指導教授、東海大學美術系專案約聘助理教授徐嘒壎表示，王信瑜的錄像作品具有迷你劇場的風格，像是藥物系列的作品即在鏡頭前細膩地擺設藥品及包裝。 錄像創作的特性為觀者需花時間與作品互動，體會作品營造的時間感。　圖／王信瑜提供「有創傷、憂鬱的人，需要的並不是正面的話語，而是陪伴。」王信瑜強調，陪伴對憂鬱症患者而言最重要，他創作時因作品相伴得以修復創傷，他也期望作品不僅陪伴自己，也陪伴前來觀展的人們。觀者需花時間體會作品的氛圍及作者編排時間的用意，在觀看的過程中人們便在共同的空間互相陪伴。 王信瑜認為憂鬱症患者最需要的是陪伴，也期許作品可以促成人與人相伴，一起度過悲傷的時光。　圖／林莉庭攝

展場設立幻覺體驗區，民眾可以體會精障者幻聽時出現的聲音。圖／陽明精神醫學服務隊提供　【記者丁敦蓉台北報導】陽明大學精神醫學服務隊16日於「黑鳥HN藝廊」舉辦「懼精諱神——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展覽」。主辦單位邀請伊甸活泉之家的「真人圖書館」，讓民眾透過「借真人」的方式與精神障礙者交流，盼撕除大眾對精障者貼上的無法自主生活、暴力犯、反社會人格等標籤。　民眾圍著桌子坐著，聽起「真人圖書館」Alice（化名）的過往。Alice回憶，有人曾問她：「精障者可以自己刷牙洗臉嗎？」，讓她十分無奈地回應，那自己應該是相當「聰明」的精障者。　Alice指出，她曾被醫生診斷罹患中度憂鬱症，但她並非無法自理生活，而是需要學習控制情緒。她聽從前夫建議省思發怒動機並沈澱情緒，再加上父母悉心照料，其生活已與一般人無異。　「有太多人做了壞事，就想拿殘障手冊頂罪。」Alice提及，許多社會案件犯人為脫罪，便指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導致大眾普遍認為精神疾病患者都會做壞事。她認為，縱使部分重度病患有失控行為，仍不應以一概全。　主辦人、陽明醫學系學生汪廣恆解釋，精障者患有思覺失調，常伴隨著幻聽、幻覺等現象，進而影響心理狀況，產生憂鬱症、躁鬱症等心理疾病。且他們經過長期醫療照護，與社會分隔時間長，因而需要家庭、社會支持照顧。　而汪廣恆也意識到，若要改變大眾的刻板印象，就必須走入社會傳遞精障者不為人知的心聲。因此，他們將展覽分為治療、康復、回家、展望四大主題，並由學生導覽，講述精障者從得病到痊癒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去污名化就是要從暸解開始。」觀眾、陽明大學牙醫系學生賴宗筳表示，生活中不常接觸精障者，其認知往往來自電視或電影中的誇張橋段，因而產生誤會。他覺得精障者就是生病而已，藉此活動能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而破除誤解。　此外，汪廣恆也提及，精神疾病的病程大部份都相當長，但台灣對精障者的資源並不足夠。再加上城鄉差距，偏遠地區能獲得的資源又更少，因此，他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社會福利以改善精障者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