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推動「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補助項目包含使用政治檔案進行學術研究、拆除威權象徵物後的空間重建等，每案最高補助30萬元。不過國民黨立委葉元之質疑，政府是藉此將「政治黑手」伸入校園，推動台灣民族主義等特定意識形態。 教育部此計畫主要依據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據此，轉型正義所稱之「正義」，乃是站在確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之基礎，要求國家統治權[遵守法治原則；「轉型」乃指國家從結束威權統治、殖民統治或武裝衝突，過渡至民主和平期間 ，承認與平復前一時期大規模人權侵害造成之歷史傷痕。「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鼓勵大專院校「運用多元形式推廣，以傳遞轉型正義價值文化」，包含舉辦讀書會傳達轉型正義理念、參訪不義遺址以反思威權統治，或以拆除蔣公銅像等威權象徵，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然而，這樣的補助計畫真能讓大專校院師生充分理解，並將轉型正義付諸實行嗎？ 相較於德國、南非等威權轉型國家，台灣的轉型正義教育起步較晚。台灣政府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開始規劃轉型正義，包含處理不當黨產和人權教育問題，例如保留並修繕白色恐怖期間關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和「綠島監獄」，並將之作為人權教育的展示基地。可惜當時朝野並未對轉型正義形成共識，致使許多關鍵法案無法順利通過，轉型正義進展緩慢。 但過去的歷史如果因今天的政治角力而無法還原，將非常遺憾，因此在談論轉型正義時不該混淆政黨政治立場，推動轉型正義不在報復仇恨，而是建立在和解的精神。2021年，國家教育研究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首次舉辦「教科書轉型正義」研討會，並將國家暴力和轉型正義議題納入108課綱。至此，國高中生得以透過正式課程，了解人權議題，並反思歷史。而如何在大專院校持續推動轉型正義教育，並讓未接觸過108課綱的大專校院師生也能深入理解轉型正義，則是當前教育政策面臨的挑戰。 教育部的補助計劃立意良好，但若要避免教育政策流於形式，在鼓勵大專校院師生實地走訪不義遺址、去除威權象徵之前，應先著力於不義遺址保存運動。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定義不義遺址意指曾經作為威權體制服務的場所，用以拘禁、酷刑、偵訊、處決、掩埋該時期政治受難者，它們不僅是具體的物理空間，也代表特定時空的事件背景。 然而隨著環境變遷，不義遺址因各種開發案而逐漸失去原貌。此外，在所剩為數不多的不義遺址保存運動過程中，民眾很難能實際參與保存的規劃，經常遇到政府資訊不公開、無法取得足夠檔案的問題；另一方面，不義遺址的調查研究工作缺乏足夠的可近用資源，也使得在地的民間團隊難以形成、延續。保存不義遺址與去除威權象徵的工作密不可分，不義遺址若難以辨識，也表示該歷史事件的記憶再無物質憑依，也將使「去除威權象徵」的討論更加無以為繼。 因此，除了補助大專校院師生走訪不義遺址，也應鼓勵他們深入思考不義遺址的保存方案，甚至親身參與這些保存運動。透過實際參與，師生才能夠更具體地理解不義遺址保存運動中的困境，以及其留存對社會與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參訪活動則可參考「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模式，邀請政治受難者現身說法，帶領青年實地走訪白色恐怖等歷史場景，將這些經歷與現代人權議題連結，促使學員自發反思歷史，並持續關注台灣的轉型正義。唯有透過這樣的方式，大專校院師生方能理解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並賦予轉型正義更深遠的教育價值，進而實現承認與修復過往大規模人權侵害所留下的歷史傷痕，最終達到和解的目的。

近日中華職棒球星周思齊在台北大巨蛋舉辦引退賽。根據中信兄弟球團，兩日賽事皆湧入4萬名球迷進場，創下台灣棒球比賽單場最多觀眾紀錄。挺過多次假球風波，中華職棒儼然是台灣最具規模、最成熟的職業運動賽事，加上近年國際賽、大巨蛋啟用、第六隊、啦啦隊等諸多亮點，中華職棒熱度再攀巔峰。可惜的是，台灣整體運動文化仍需提升。 我國拳擊好手林郁婷和羽球好手李洋在2024巴黎奧運勇奪金牌，卻因代言麻將手遊掀起爭論。有人認為此舉恐不利運動選手的正面形象，但也有其他奧運選手指出，奪牌選手因為國爭光，吸引廠商注意，才獲得代言機會。這多少反映了台灣社會對運動的關注並不持久，可能僅四年一次，體育尚未融入一般民眾生活的現況。 為了拿到更多獎牌，政府的補助預算大多投入亞、奧運的運動項目。教育部體育署自2018年啟動「黃金計畫」，以賽事成績將運動員分級，依照級數分配經費。最頂尖、有望奪牌的第一級選手可獲得1500萬的補助，並享有最佳的訓練環境。政府的目光始終放在獎牌，這種看得見、摸得到的目標，無怪乎近年網路出現「台灣的國球是贏球」的說法，而過度著眼於運動賽事的輸贏，對提升台灣運動風氣未必有益。 政府投入體育發展的預算年年提高，今年更預吿成立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每年將編列200億預算，欲打造屬於台灣的國際賽事。不過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台灣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我國規律運動人口僅33.6%，且運動相關產品與服務付費的觀念有待提升。然而「從上到下」的推行方式終究難顧及產業的所有方面，若想全面推動民眾參與運動，需要民間企業共同投入。近年愈來愈多企業冠名贊助路跑活動，以及富邦、中信、台新等大公司爭相競逐台灣職業籃球舞台，便能看出運動產業的發展潛力。 運動賽事能讓全台民眾團結一心，尤其每逢國際賽，我們為了台灣選手加油、吶喊，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但若想要台灣的運動風潮不只四年颳一次，政府可先從維護、升級社區和學校的運動場地做起，讓民眾能輕易地接觸運動。藉由增加規律運動人口，增加民眾在運動相關產業的消費意願，進而擴大產業規模。此外，政府也該正視亞、奧運以外的運動項目，投注更多資源。而民間企業除了找明星選手代言、拍廣告，也可試圖投資尚待開發的運動賽事與產業，甚至贊助資源較少的基層選手，既可節稅也能幫助台灣的體育環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今年巴黎奧運為例，其首創「全民馬拉松」與「線上馬拉松」，合計共約8萬8000人參與。此種不限於運動選手，讓一般民眾也能實際參與體育活動的方式，充分體現主辦國對普及運動的意識。此外，巴黎政府也在本次奧運嘗試環保、降低碳排放的永續措施，像是盡量使用原有場館、提供低碳餐點，以及使用艾菲爾鐵塔翻修剩下的鐵片製作獎牌等。另外，巴黎政府也試圖延長奧運帶來的影響與效益，例如將奧運選手村轉變為當地的社會住宅。上述巴黎政府的種種做法，讓其他不同領域的價值觀透過運動賽事被實踐，並毫無保留地向世界展現在地文化，將影響力擴及至全球，足以顯現運動產業的潛力不僅限於運動本身，更能附載多元的價值，達到推廣本土文化的效果。 台灣要實現《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中「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願景，或許我們需要先跳脫奪牌迷思，藉由公私部門共同努力，厚實運動文化底蘊，讓運動成為民眾的日常，而不僅是轉瞬即逝的激情。

今年9月，教育部推出「0-6歲國家一起養」少子化政策宣傳片，卻被爆出歧視動漫公仔族群、不尊重個人興趣，引發熱議。教育部雖迅速下架影片，但由於內容多處不恰當，加上網友翻出兩年前兩支前傳廣告，在網路上不斷掀起批評聲浪。多數批評圍繞歧視動漫族群展開，不過筆者更關注的，是廣告中性別角色設定不合理，背後存在家庭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而網友戲稱看完廣告讓人不想結婚，部分言論卻開始「檢討台灣女性」，將不婚原因歸咎於女性，也實在弔詭。因此本篇文章將聚焦性別議題，釐清爭議事件中過時、偏頗的性別觀念，並檢視社會中性別對立之現象。 教育部「0-6歲國家一起養」少子化政策廣告引發爭議。　圖／截自Youtube爭議廣告劇情中，一名男性不敢將公仔寄回家，因此拿錢託母親代收公仔，卻被質疑「都當爸爸了還在玩『尪仔』」，接著母親擅自將錢拿去添購嬰幼兒用品，妻子在一旁表示贊同。兩支前傳廣告中，則能看到妻子多次對喜歡玩具的丈夫擺臭臉，還無奈表示丈夫是家中第三個孩子，揭露丈夫不敢將公仔寄回家之原因。首先在人物設定上，女性被定調為「家庭動物」，不論是婆婆將爸爸的錢拿去買育兒用品，或是媽媽贊同婆婆行為、反對丈夫買公仔和遊戲機，都營造出女性最為家庭著想、天生是照顧者的氛圍，過度強化母職是女性天職。而男性則被設定成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在前傳廣告其中一幕，爸爸還說出「我養家很辛苦」，呈現傳統觀念裡，男主外女主內的老舊思維模式。綜觀三支系列廣告，男性被塑造為最大受害者，懷抱赤子之心卻在婚姻裡被迫犧牲興趣；女性則被醜化成隱形中的加害人，以「家庭為重」作為剝奪丈夫興趣的理由，試圖掌控家中一切。廣告描繪之家庭角色過時而不當，強化傳統性別分工框架，也深化偏頗的性別刻板印象。教育部身為我國最高教育機關，本應秉持平等、自由的精神，卻放任問題廣告上架，儘管沒有干涉劇情腳本，但未盡審查之責為事實，的確需要好好檢討。接著，筆者觀察網路論壇留言，不少人笑稱廣告裡的丈夫是台灣男性的真實寫照，並將其稱為「台男悲歌」。但也不禁讓人感到疑惑，現實生活中的台灣男性真如留言所述，在家庭中地位卑微，處處被限制且喪失自由嗎？諸如「可悲台男就是乖乖工作機器養家」、「台女就是這樣誰要結婚生子」等言論，反映眾多男性對於自身家庭地位的不滿。然而，這些言論似乎帶著一絲「得意」，彷彿抓到女性把柄，藉由將男性塑造成受害者，製造兩性之間的對立。值得反思的是，原先應該批評的主體應為教育部廣告，為何轉而檢討現實中的女性？此廣告的歧視性和扭曲倫理觀，能被大眾快速而精準地揪出、譴責，但為何影片所刻畫的性別形象，卻能在評論區找到默認和贊同的觀點，甚至進一步拿出來審視現今社會的女性？無形中衍生的性別對立，無疑只會使大環境越趨不友善。最後，回歸廣告爭議本身，除了顯現台灣在文化層面得更加兼容並蓄，尊重、包容不同喜好，不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他人，「性別教育」層面也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期待未來我們不再被錯誤性別框架套住，台灣能真正落實性別平權。

【專題記者吳冠緯、戴婧雯、彭嘉輝、李念庭、廖嘉嘉綜合報導】「我欲叫斑芝花，毋叫『木棉花』」教室裡，老師帶領學生朗讀著臺灣台語課文（註一）。從去年9月開始，根據文化部推動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本土語成為高中生的必修課之一。課程包含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等（以下簡稱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但隨著政策的實施，許多問題漸漸浮出水面。像是匱乏的師資導致客語、原住民族語課程無法正式開課，選擇這些語言的學生被迫跟著學習台語課程。或是不夠生活化的教材導致學生們難以快速上手等。剛上路的政策在進入校園後所遇到的困境有哪些？本土語課程必修化是否真的能達到初衷，保存各式母語文化呢？註一：臺灣台語為現行訂定之官方說法，然多數學校的臺灣台語課程仍以閩南語稱之。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本土語課堂中，台語因為是多數人選擇的本土語，由教師實際入班授課，其他本土語修習者以跑班形式學習。黃振彬於內湖高中教授台語，為了豐富課程，將台語廣告短片融入課堂，並以不同速度播放，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盡量理解內容。　圖／吳冠緯攝<b>本土語政策倉促上路　全體動員投入教育仍難達預期面對首次加入必修的本土語課程，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指引下，大部分高中都配合政策配合規劃課程，盡力安排師資或遠距課程，以期達成政策「傳承和保護本土語文化」的目的。但本土語文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委員朱清義分析本土語教育，認為「目前要真的履行（本土語教育）課綱，還有很大一段差距。」實際在落實的過程中，校方的確面臨了政策進程緊促之下所帶來的窘況。「去年暑假，全國的教學組長、教務主任，只能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在找老師。」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教學組長張馨云無奈表示。對於本土語教育的推行，儘管他認同是一個很好的理念，但他也覺得政策推行面還是過於急促。而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教學組長郭智威也認為，目前環境和師資等配套尚未到位。而除師資問題外，政策實施後也有其他的狀況出現。像是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教學組長陳承遠分享近半年來的觀察，注意到學生和家長會疑惑為何要修習課程，而老師們也未必能夠了解這門的課程內容。為了實現落實文化平權、保護語言文化的理想，政府決定將本土語教育透過《國家語言發展法》，正式納入國民基本教育的各個階段。「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是國家的重要資源。」朱清義強調初衷，表示本土語的維護和發展是必需的。然而就目前校內的狀況來看，政府的期許似乎正逐步落空，趕鴨子上架的推動方式，不免令人擔憂本土語教育是否真的能夠達到預期效果。<b>教學現場問題一籮筐  學生反應成效不彰落實高中本土語教育的第二學期，目前的教師資源仍然匱乏，因此多數學校皆採取實體遠距並行的上課方式，然而遠距教學的授課模式，卻使學生產生對自身學習效果的疑慮。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黃同學反應，「老師在隔壁班實體教，我們班開Google Meet 聽，大多數同學都沒在聽，把這節本土語課當成自習課。」他認為在此情況下，本土語學習成效幾乎等於零。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戴承睿也表示，自己原先不會說台語，以遠距的方式上課更無法集中精神，難以聽懂或跟上老師的教學內容，「班上同學大多都在滑手機，因此沒有太多收穫，不理解本土語上課用意何在。」對於遠距上課的學習成效，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學教務主任詹坤達則認為取決於學生人數，他指出：「當學生數在五人以下時，老師有辦法與每個學生互動，因此遠距上課的成效不錯，但當學生數較多時，學習的成效就略顯不彰。」然而，內湖高中陳同學提到，即便只有自己與教師一對一上閩東語線上課程，有時會遇到網路連線品質不佳，聽不清楚老師的上課內容，因此遠距教學的成效仍存在爭議。不同於多數學校線上線下並行，臺南女中111學年度採全面實體的方式進行本土語教學。「我們覺得實體授課對學生比較好，因為有互動、有看到臉，學習成效也會比較好。」張馨云進一步解釋，校方透過多元排課方式，讓十九個班級的學生無論選擇何種語言，都能實體到班上本土語，並聘用全國唯一的台語代理教師吳嫣珉，擔任校內唯一的台語本土語教師，確保每個學生的學習資源相同。但張馨云也點出此做法無法作為全國統一準則，「臺南女中這種方式有幾個學校做得到？我們班級數夠多，才可以聘用吳嫣珉老師。」由於聘用代理教師須達16堂課才得以開缺，然而小學校班級數少，校方只能聘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教支人員）（註二）或鼓勵校內教師考照兼任，但目前教支人員供不應求、校內教師負擔重，仍無法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註二：具有特定科目、領域之專長，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者。依各校實際授課時數核給鐘點費，每週時數不超過20節。本土語教支人員需取得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明及高中教支人員合格證書，才得以在高中任教。除了本土語課程上課方式的問題，還有部分學校出現學生無法修習所選本土語的情況。像是麥寮高中原先有部分學生選擇阿美族語、泰雅語和客語，卻因未尋得教支人員，最後只能讓學生去上台語課。郭智威無奈表示：「雖然主管機關有提供名單，但名單上的老師不想來、沒意願教，變成要靠人脈才有機會找到老師替學生線上上課。」當學生無法依其志願學習本土語時，似乎與原先「傳承各項本土語文化」的政策理念背道而馳。此外，課程內容與實際成效也是待解的問題。就讀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李同學透露，由於上本土語（台語）的老師即為班上國文老師，真正上本土語的課堂大概只有兩節，其餘時間皆被拿去填補國文正課。「詞的部分雖有略懂一些，但口說的部分完全沒提升，特殊單字大概考完就忘得差不多了。」他認為，學校對於本土語並不重視，考試也只需要背題庫就能拿到滿分，因此自己高一上結束後本土語幾乎沒有進步。「本土語應該著重在『講』的部分，但我們只從紙本題庫中學到一些完全沒看過的詞語，平常生活中根本不常用到。」東山高中羅同學補充，本土語教學在教材方面也有明顯的不足，學校沒有提供任何課本或講義，老師發下的題庫內容也過於艱澀。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李同學有類似經驗，他表示雖然有本土語課本，但平常課堂上都在念課文，只能接觸到平時用不到的專有名詞，因此他認為學習效果不佳，期待未來本土語教材能更貼近生活。 高中本土語課程以台語為例，希望學生具備日常較欠缺的書寫能力，課堂間教師從課文延伸至句型，透過造樣造句讓學生熟悉台語文句型。　圖／吳冠緯攝<b>本土語危在旦夕　校園急救效果有限不僅學生對教材抱持困惑，在教學現場的老師也困擾於本土語的教材內容，「原本的教材太難了，編得不好，幾乎幫助不大。」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生物兼台語科教師游雲霞說道。他認為現有的台語課本參雜太多中文語法，這樣的台語並不「純」。他認為課本中應以生活化的對話取代難懂的文章，才更有利學生學習。內湖高中台語教支人員蘇世雄也評價：「這本課本（奇異果文創出版）幾乎沒有老師會選，不是不好，是因為太深了。」他認為該出版社的課本中選用許多台灣文學的文章，對學生的學習負擔大，僅適合作為課堂中的補充教材。實際上，本土語首度出現在高中課表，面對過去從未有人教過的課程，第一批任教的授課教師遇到的教學問題不只是教材。「這不是我的本科，又是第一年教授，對於教法甚至是學科內容都不見得熟悉。」郭智威分享，為了面對非自己的原授課科目，郭智威是自願額外參與本土語研習，以期增進教學能力。即便解決教師專業性的疑慮，課堂中學生的台語能力仍是第一線教師的困擾。以景美女中為例，游雲霞發現學生台語程度差異大。「當一門課中，學生程度差異太大時，老師（的熱忱）會被耗損掉，進而導致政策走向死路一條。」因此他認為學校未來可建立分級制度，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在課堂有所收穫。「現在這一屆高一，在國中時完全沒有接觸本土語，程度比小學生還差。」蘇世雄評價，並進一步點出此狀況難以改善的窘境。「高中階段升學壓力較大，本土語若不納入升學考試，難以引起學生注意。」同為內湖高中的台語教支人員黃振彬則持正向態度，他希望孩子們不要討厭本土語就好，課程中不給學生太多壓力，再慢慢帶起學生興趣。作為一堂高中必修課程，學生本土語程度參差不齊，程度低落者也不一定有心提升。各本土語的發展亦有不同課題須面對，以現階段而言，台語作為資源相對豐富的語言，仍然會出現不少問題，其他語言在教學上更是舉步維艱。黃振彬形容目前本土語的處境，指出現今華語作為強勢語言的社會下，台語是需送進急診室的語言，客語已到加護病房，而原住民族語更要戴上氧氣罩了。客語教支人員的黃脩雅即分享，目前任教於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的他，全高一僅一位學生選擇客語。「相較台語班上人比較多，成效上一定不同。」他說。由於只有一人上課，且課程地點被安排在圖書館，無論在設備、課程互動上都因此受限，許多課程設計在較少人選擇的語種皆難以實踐。<b>師資缺口成最大困難　多元任教管道填補仍未果目前擔任本土語課程的師資來源複雜，主要以在職教師兼任、教支人員與教師直播共學三種構成。無論是教支人員或在職教師，都需要取得本土語檢定才可任教。儘管因應本土語教育政策，部分師培大學已設立各本土語的師培課程，期待培育專業性高的本土語的專任教師。然而，由於較晚設立，且學校多優先將教師的聘用額度用於升學科目，難留額度給本土語師資，所以很少開缺。因此以實體授課而言，仍然多以在職教師兼任與教支人員為主。以游雲霞為例，他屬於自願兼任台語科的在職教師，在政府鼓勵在職教師考取檢定前，他基於對台語的興趣，就先行報名並順利取得中高級的可任教標準。然而，並非所有老師都有此熱忱承擔，本土語教育上路後，在麥寮高中擔任教學組長的郭智威，正因找尋師資未果，只能自己額外負擔校內台語課程，「起初有鼓勵校內老師考檢定，無奈參與狀況不佳，只能自己跳下去做了。」他苦笑著說。除了在職教師外，作為補足師資缺口的教支人員也在新政上路後遇到過去未曾遇過的難題。按照原本師資招聘規則，教支人員需通過「高級中等學校閩客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考試」才能在高中任教。但因為通過人數太少，各校行政人員找尋合格教支人員難度過高，國教署逐步放寬標準。蘇世雄分享，不少像他一樣過去在小學擔任教支人員的老師，在調整招聘規則後紛紛加入高中本土語師資的行列。然而，面對不熟悉的教學對象，許多教支人員需要調適不一樣的師生互動。「高中生是半個大人了，不能再用對待小學生的方法上課。」黃振彬評論。陳承遠也表示，不少教支人員向他反映在教學上挫折感很大。不僅是台語，各語言皆面臨數度放寬招聘教師標準的狀況。「這個政策超級髮夾彎。」張馨云直率說道。他分享，原本政府對師資要求高，但後來尤其在原民族語的部分，由於真的找不到授課教師，因此認定只要是「耆老」即可，但法規上對於耆老的定義模糊，根本無法可管。 黃振彬是少數通過「高級中等學校閩客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考試」的教學支援人員，對台語教學充滿熱忱的他，分享台語是擁有八個聲調的語言，是具有音樂性的語言，有別於台灣語言系統中的其他語言。　圖／吳冠緯攝<b>文化保存有賴制度完備　盼正式師培解師資問題如同多數科目，本土語同樣設有師培管道。然而，現行環境卻無法提供師培生一展長才。像是校方幾乎沒有開設客語專任教師的缺額，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邱祥祐表示，「羨慕其他同學，其他科目不怕沒課教。」作為一名客語師培生，除了完成自身學業，考取檢定外，還須經過實習才能進入教學現場，將所學傳承。但他點出現況，提供客語實習的學校非常稀少，學校開辦專任教師的職缺幾乎為零。從長遠來看，為了彌補本土語教學人力空缺，大學端透過師培管道與增設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以下簡稱二專班），試圖培養未來本土語專業師資。師培生和二專班不僅需要學習語言，課程中更包含文化、文學，相較參與36小時培訓的教支人員，師培生與二專班學習更為廣泛。但由於現行本土語政策每週僅一堂課，有限的授課時間難以突顯師培生所學習的專業。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呈現，多數同學反而認為教支人員教學專業且有趣，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汪同學表示，「校外的感覺會比較專業一點，畢竟只專門教本土語。」顯示校方目前仍然缺少聘請師培生的動機。協助客語中高級檢定培訓研習課程的邱祥祐則是表達，對於僅透過考取檢定，在學校有其他專業科目的老師，擔任本土語教師有矛盾感，「我們（師培生）修完這麼多客語的課程，客語的語法教學、教學導論、教案撰寫，好像我們存在就沒有那麼有意義了。」邱祥祐期盼教支人員僅是暫時措施，並提供師培生更多的教學機會。擔任台語二專班的指導老師陳彥君回應，針對教支人員、考取中高級檢定的專任教師，目前教育部有祭出「六年條款」，希望在六年內培養足夠專業師資，並讓救急的教學支援人員順勢退場。不過實際上師資人力缺乏是否能夠藉由師培生與二專班補齊仍有疑慮。陳彥君表示，「儘管每間大學每年培養75到100名教師，由於本土語實施包含國中端，會瓜分高中段端的教師名額，恐怕未來師資仍然缺乏。」目前礙於政令實施過於倉促，儘管已有多間大學致力培養人才，仍然無法立即填補現場的師資缺口，導致許多學校在111學年度開學後，仍須招募本土語教師填補缺額。「若要等待老師培養完善，在培養期間內，已經獲取資格的老師要做什麼？他們同樣需要工作，所以師資問題，在推動語言時，是一定會遇到的。」針對政令實施急促的疑慮，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林佳怡回應，在二十年前推廣國小本土語教育時，也面臨相同問題，然而等到一切就緒再推動是不可能的。回頭看國小本土語政策，經過培育現今體系已經非常成熟，林佳怡認為現行高中本土語政策會如同當時國小的本土語政策逐漸完善。儘管本土語政策實施在師資缺乏、上課方法迥異的情況下，是否能達到增進學生本土語能力的目的仍有疑慮，不過目前師培生作為解方，希望能夠藉由完善教學體制，帶給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已有豐富教學經驗的黃振彬強調，期盼由年輕人接手傳承本土語的精神，「我認為要讓年輕人進來，我們這個世代要慢慢淡出。既然他們去念台文所，都有教師證，他們是專業的。」語言的功能不僅是作為溝通的媒介，背後所乘載的文化也同樣需要記住。期盼未來健全本土語教育，將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手語妥善保存與復興。

【記者梁家柔綜合報導】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是全台少數仍規定學生需著校服上課的大專院校。據《鏡週刊》報導，近日有高餐師生投訴，校內的員生消費合作社疑似未按照正常採購程序招標制服廠商，引發學生議論校服訂定過程的透明度。此外，近期高餐推動「新制服運動」，將以「休閒服」代替體育服，更加深學生對服儀制度的關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規定學生需著校定服裝上學，而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李真文認為，若是校方多花心思提升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或是增加對服飾穿搭的美感經驗，讓服儀課題成為有意義的學習，而不是棘手的管理問題。　圖／楊同學（化名）提供根據高餐《學生服儀禮節輔導實施辦法》規定，111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在校內需穿著學校制式服裝，包括制服、系所專業服裝及運動服。而111學年度入學的學生，則不需再購買校定運動服，並可在運動場域自備服裝。此外，高餐也在九月修改服儀制度，正式新增休閒服，讓學生可於平時上課活動，以及非正式場合時穿著，並預計在下學期上路。近期校方發起的「新制服運動」，遭學生批評政策必要性不足。高餐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季紫茗（化名）表示，校方以方便學生穿搭為由推行休閒服，不但沒有對應學生需求改善服裝品質與功能，甚至造成校園服儀規定混亂。此外，更令學生不滿的是校方推行新制服運動的專制態度。高餐旅館管理系K同學（化名）認為，雖校方有舉辦新制服的公聽會，但過程中僅是吿知學生決策，並非雙向的溝通討論。高餐餐旅管理研究所Ray（化名）則提出建議：「學校應提前公告會議時程，並開放系所代表以外的學生加入，以傾聽學生們真實的想法。」 校方近期推出「新制服運動」，其中又以休閒服爭議最大。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Ray表示，希望校方能以公投的方式，讓學生們自行挑選校服。　圖／截自新制服運動會議成果報告對於高餐仍存在制服規定，多數學生雖能理解其存在意義，但仍舊認為服裝的樣式與規定有待改善。Ray對制服抱持支持看法，他指出高餐學生未來多是從事餐旅產業，因此服儀是學生接軌業界時必須適應的制度。然而，也有學生認為制服價格與品質對學生相當不便。高餐旅館管理系林妘（化名）表示制服費用確實對他造成困擾，「制服本身開銷已相當大，再加上學校強制住宿，還需另外支付給學校洗衣房洗制服的費用。」而高餐餐飲管理系邱同學（化名）則認為制服保暖效果不佳，但校方又規定學生攝氏20度以下才能外加自備衣物，樣式與品質皆不符合學生真實需求。除了制服規定，高餐也尚存髮禁規定。根據該校《學生服儀禮節輔導實施辦法》，學生頭髮髮色須為自然髮色，男生頭髮也不可過長。高餐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究所楊同學（化名）近日才因違反髮禁而被教官警告，若複檢未通過則會遭記小過。他氣憤地說：「大法官釋字已宣告髮禁違憲，學校卻還有髮禁規定，大學自治和人民基本權利到底孰重孰輕？」楊同學也補充，即便已和學校反映無數次，但仍無所獲，投書教育部也未有明確回覆，「目前有在擬定要尋求外部力量支持，希望能讓學校及教育部正視這個問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的教官會在門口檢查學生是否有違反服儀規則，特定時間也會有糾察人員在學生必經的路段抽查服儀。　圖／楊同學（化名）提供針對學生對於新制服運動的疑慮，高餐校方表示，自推動新制服運動起，已協同學生代表、家長、校友、教師成員代表與服裝專業設計人士等，共召開10次相關會議討論。此外，校方也有舉行公聽會與說明會公開說明並彙集多方意見。高餐學生會成員小虧（化名）表示，學生會經常收到同學對校服規定的申訴，但也無能為力。對此，校方則說明，本學期至今僅收到四則服儀相關反應，將來會與學生溝通。此外，校方也呼籲師生若對服儀相關規定有疑慮，皆可依行政流程提出意見，透過校園民主討論並增修。

【記者梁家柔綜合報導】近日，總統蔡英文在民進黨中常會中，提及許多人向她反應「教官千萬不要退出校園」，使教官退出校園議題再次引發熱議。對此，教育部於9月29日表示，原定在2023年讓教官全面退出校園，預估將要延後至2030年，才能完成計畫。這項說法遭到立委質疑計劃成效不彰，也遭青年民主協會批評。2013年，立法院審查《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正案時，以附帶決議的方式，要求國防部及教育部必須在八年內完成教官退出校園。而2018年，行政院於《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第八條修正草案》中，明定教官自2023年8月1日應全面退出校園。而在5日，教育部長潘文忠於立法院質詢時表示，教育部在2017年就停止招考新進軍訓教官，考量目前軍方空間有限，且教官工作權尚須保障，因此，目前計畫仍以教官自然離退為主，不會強迫退伍。 教官除了教授全民國防課程外，仍然負有其它行政工作與學生輔導，最重要的是當學生發生緊急意外事件時，負責第一時間協助處理。　圖／王子綾提供根據教育部統計，大專院校現職教官約500人，相較四年前減少約400名。對於「教官退出校園」期限越拉越長，校園內仍有教官的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李貽安認為，教育部應加強配套措施，像是教官離校後輔導轉職等，而不是一直延長期限。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諮詢小組委員朱軒立則認為，教育部必須說明延後的理由讓公民團體瞭解，必要時則須進行社會溝通。教官退出校園的政策已實施近五年，但全民國防課程的教學人選卻始終是爭議之一。2016年，前政大野火陣線社長楊子賢張貼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海報，後遭教官撕毀。事後，他號召百人抗議，向教育部提出「教官退出校園」的具體訴求。而針對此次討論，他也表示自己強烈支持全民國防教育，但不一定要由教官擔任。他說：「轉型讓無論是軍職轉任經考試應聘，有相關能力的專業教師進入校園上課，校園的安全，交給保全處理；校園的教育，交給教師負責。」 由於近年兩岸情勢緊繃，教官退出校園後，全民國防教育的教學工作，也引發熱議。　圖／梁家柔攝近年來，許多大專院校的教官已陸續退出。部分教官人數較多的大學仍保有軍訓室，一些學校則因只剩零星幾人，而將軍訓室併入其他行政單位，甚至也有大學的教官已全面退出。為了補足全民國防課程的師資，各大專院校也相繼調整課程規定。政大目前只剩下一名教官負責全民國防課程，因此對於課程的新安排也刻不容緩。談及未來課程規劃，政大學生安全輔導中心主任古孟玄說明，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日後將聘任相關教師授課，細節仍在規劃中。而保有軍訓室的國立成功大學，其軍訓室主任呂兆祥也表示，未來全民國防課程將會由通識教育中心辦理。事實上，像是教官已全面退出的國立臺灣大學，全民國防課程早已改由國防專業教師擔任。 多數校園的教官室（又稱軍訓室）將成歷史。以成大為例，未來將整併軍訓室與駐衛警察隊，移編至祕書室成立校園安全維護組 。　圖／ 王子綾提供不僅國防課程問題，轉型正義更是「教官退出校園」的核心爭點。「教官退出校園不只是把校園裡的不民主移除，更是主動創造民主校園的運動。」朱軒立激動地說。對此，古孟玄也認為，教官退出校園並非是不需要這樣的角色，而是對軍職身分出現在學校具有疑慮。教育部自2017年起，已停止軍訓教官招考作業，顯示教官退出校園已成必然。對此，呂兆祥認為，未來學校應著重於現有人員與新進人員的經驗傳承，與在職教育，以避免產生校園安全維護的空窗期。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我覺得我們已經焦慮很久了。」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三年級的丘婉盈不禁嘆道，作為108課綱的首屆學生，從民國103年發布課綱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擔心著不確定的未來。依據108課綱資訊網，教育部自信宣示：「我們準備好了！」然而，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三年級的高婕恩認為，雖然新課綱為了學生做出改變，卻沒有人願意傾聽高中生的想法。「教育部認為我們理所當然要經歷這個實驗性的階段，而我們也只能接受。」事實上，學生才是教育方針要重視的主體。上路三年的新課綱，真的準備好了嗎？ 一名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學生，在上課期間背著書包獨自走過走廊。每個高三班級的門口，皆高掛著象徵「包中」的粽子許願吊飾。　圖／王嘉瑜攝新課綱趕鴨子上架 申請將近才釋出製作指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稱108課綱），以「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希望翻轉傳統升學主義的考試制度，著重學生在高中教育的學習軌跡、個人特色與能力發展。因此，自111年起，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的第二階段首度以「學習歷程檔案」取代實行20年的備審資料，讓高中生​​彙整三年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資料以申請大學。根據教育部說法，學習歷程檔案的設計初衷，除了補足考試無法呈現的成果、減輕高三學生製作備審資料的負擔外，更期盼學生定期紀錄自己的學習表現，從中探索個人興趣與志向，進而將學習歷程檔案作為生涯定向的參考。然而，過往教育改革都經過試辦，或進行部分實驗，但108課綱的前導計畫中，並未包含學習歷程檔案的試行。新課綱實施的理想與美好憧憬之下，埋藏著學生對於未來的茫然與忐忑。多位學生指出，即使新課綱籌劃了10年，學習歷程檔案也沒有在第一時間清楚說明並給予指引。像是直到課綱發佈後，教育部才於109年底調增了學習歷程檔案上傳的限制；甚至到111年3月，具公信力的指引（註一）才初次透過「作伙學」發布，但直到申請前夕仍不停修正，讓學生無所適從。註一：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作伙學」團隊協助教育部，在110年7月至10月，於全國各縣市舉辦五十場審議論壇，邀請大學教授、高中老師、學生、家長，討論學習歷程檔案要如何呈現、如何審查。並於111年3月彙整成「作伙做學檔—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建議」手冊。滾動修正的新制度 高三生淪學習歷程檔案白老鼠「教育部直接將學習歷程放上檯面，它就只好邊錯邊改，那我們就很可憐。」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三年級的蔡定燁肯定學習歷程檔案的良善立意，但是教育部「邊試邊改」的做法，讓校方及學生沒有可以依循的固定架構。「我不喜歡學習歷程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是第一屆，老師、學生、校方都很茫然。」​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三年級的詹苡柔指出，大多數人高一上傳的學習歷程檔案都很空洞。彰化女中三年級的蘇姿榕則提到，學習歷程檔案不一定能幫助高中生申請大學，「很少有人能夠在一年級時就確定志向且沒有更改，很容易對最終要申請的校系一點幫助都沒有。」針對諸多高中生的徬徨無助，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綜合業務組組長王友聖回應，108課綱目前才實施到第三年，學生和校方都還在摸索和學習。教育部跟招聯會持續推動相關的計畫，協助高中老師在課程教學上、學生在自主學習方面，都能有更清楚的指引。然而學習歷程檔案還未走到個人申請階段，問題卻逐漸浮現。像是「81所學校學習歷程檔案遺失」、「上傳檔案格式反覆修改」、「大學申請仍可參採備審資料」，凸顯學習歷程檔案制度的不完備。為了上傳而寫，還是為了自己而寫？ 記錄恐減少探索機會多元探索是108課綱的主要理念之一，而學習歷程檔案是搭配108課綱的精神所推動的政策。可是要求學生記錄學習軌跡，與期許學生自主學習、探索，真的存在直接相關性嗎？三年的時間，究竟該拿去「記錄」，還是「探索」？「高中生需要更多時間去摸索、去生活，給予我們『課堂外』的時間實際探索，才有可能了解自己喜歡什麼。」今年17歲的自學生巫瑀涵說道。巫瑀涵坦言，學生必須在兼顧大量課業的情形下，擠出時間參加課外活動，如今再加上撰寫學習歷程檔案的負擔，根本沒有多餘時間可以投入，導致多元探索更為困難。即使巫瑀涵早在國中便發覺對語言的興趣，也無法深入了解自己熱衷的領域，最終是自己決定跳脫傳統體制，才得以擁有更多彈性時間探索語言領域。「我認為學習歷程檔案的目標是好的，可以透過記錄，釐清參與活動的省思、成長。」巫瑀涵肯定地表示，同時強調教育者應該要真正信任學生，而不是規定學生該做什麼。因為他投入任何活動的出發點都是「自己想要」，並非受到學習歷程檔案的驅使，但身旁許多傳統教育體制內的朋友會將重點放在「寫」學習歷程檔案上，巫瑀涵因而希望上位者在更動教育方針時，應思考如何改善困境並確實達成目標。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三年級的王柏翰也認同學習歷程完全「搞錯重點」，他覺得製作學習歷程檔案並不會讓學生開竅、了解自我、懂得反思或多元探索，高中階段的教育應該導入更多培養學生技能的課程，「如果制度面上，課程並沒有相應的優化及精進，那學習歷程檔案帶來的預期效益並不會比備審高多少。」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長徐建國心疼表示，學校會請大學教授來高中分享經驗，不過連大學教授都不太清楚學習歷程檔案的完整內容，學生們也很茫然。圖為建中學生在上課途中穿過操場。　圖／王嘉瑜攝個人時間遭壓縮　「記錄學習」更費時耗力除了探索時間的壓縮外，製作時長也是一大問題。「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去做學習歷程檔案，紀錄我學習過程的失敗，跟我怎麼克服。我想花更多時間探索、更多元的學習。」國立中興高級中學三年級的李瑞霖鬱悶地表示。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老師陳禹仁提及，很多制訂108課綱的教授、老師認為製作學習歷程檔案沒有增加學生的負擔，但他不同意，「拍『一部電影』，和拍『我的電影如何被產出』所需耗費的時間，後者遠遠超出。」陳禹仁分享一位學生的公民科學習歷程檔案，不僅內容符合官方要求的課程摘要、課程目標、反思心得、能力增值、學習過程等詳盡記錄，就連版面設計、表格製作也全不馬虎，精美程度甚至超過一般大學生所繳交的書面報告。他心疼地表示，該位學生從開始撰寫到上傳，加上來回尋求意見指導、修改的時間，一份共43頁的學習歷程檔案，需耗費整整兩個月才完成，「而這樣的成果，我的學生一學期通常會上傳到六份。」彰化女中的詹苡柔同樣對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感到疲憊，「等於多了一個很麻煩的作業，必須犧牲我的假日時間來製作。寒暑假的時候，因為怕做不完，有些營隊或是社團活動就無法參加。」 製作學習歷程檔案需要高中生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學生們參與社團活動、多元探索的時間因而縮減。　圖為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學生們在體育課上認真暖身。　圖／王嘉瑜攝大學端仍重核心競爭力　多元學習不應淪為多「錢」學習「學習歷程檔案做得這麼辛苦，希望教授真的會認真看。」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三年級的張至瑩因為校方規定，必須在三年間不斷上傳「課程學習成果」，努力達到18件的系統上限（註二）。然而，學習歷程檔案洋洋灑灑數十頁的文字與簡報內容，大學教授是否同樣重視？而大學端究竟期待看到學生呈現什麼樣的內容？註二：學習歷程檔案中的「課程學習成果」項目由學生「每學期」進行上傳，包括修課紀錄及學分數之課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果。而「每學年」由學生勾選至多六件，經由學校人員提交至中央資料庫。然而最終學生自中央資料庫勾選提交至大學招生單位之件數上限，大學至多三件，技專院校至多九件。「說實話，這些教育政策的改變並不是大學端要求的，從來沒有一個教授說他想看那麼多資料。」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陳明賢直言，100個學生的資料，教授即使一份只看三分鐘，也需要五個小時才能看完，根本不可能細細閱讀學生上傳的大量檔案。作為臺大資深教授，陳明賢擁有多年面試新生及豐富升學計畫演講經驗，他坦白說到，自己並不會因為新課綱改變評審方法，「我只想看到核心競爭力。」他深入指出，核心競爭力即知識、能力以及態度。知識包含高中科目知識、大學科系所學的基礎概念；能力分為個別科系需要具備的「硬實力」，和大學部通用的溝通、合作、領導能力等「軟實力」；最後，因為招進來的學生代表未來十年要跟自己在相同領域一起學習，因此負責任、正直等特質，都是教授會重視的態度。陳明賢堅定表示，臺大每位老師都希望找到最適合的學生，也希望透過公平的程序挖掘不同類型學生。「但絕對不是現在制度設計出來的樣子，讓學生把所有時間都拿來寫成果報告、編輯多元表現，他還有時間去探索嗎？」他不解為何要學生準備如此複雜的申請手續，認為當今的制度剝奪了學生思考、探索心之所向的機會。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副主任吳瑞裕同樣表示，其實學習歷程檔案中所上傳的檔案只是附件，「重要的是百字簡述怎麼吸引大學端注意，並利用一至兩頁的簡報呈現內容的重點。」他期望打破迷思，讓學生不再一股腦地上傳大量的檔案，忽略整合與思辨的重要性。「這同時衍生出很多問題，我們都稱多元學習為多『錢』學習。」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陳鐵虎長久質疑教育部的方針，往往使資源較多的學生擁有更多升學管道和機會。學習歷程檔案在二階高達50％的佔比，使學生和家長拚命找尋各式資源，包括花費大量金錢請補教業幫忙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等，確保孩子能在申請大學時展現最好的一面，因此產生當今社會嘲諷的「軍備競賽」現象。中部某名校校長也指出，還曾看到學生花上萬元找補習班諮詢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把升學視為一場無法回頭的豪賭，已與108課綱的立意背道而馳。​​然而， 108課綱為削弱「成績至上」的社會風氣，在多元課程設計和學習歷程檔案上付出的努力，至今仍是蚍蜉撼樹。若要改善台灣教育長久以來存在的爭議，仍須改變以成績作為進入大學殿堂首要門檻的固有思維。新課綱與考招制度接合後　接踵而至的問題「如果要推學習歷程檔案，學測篩選的倍率應該放寬，或是通過第一階段的名額變多。」松山高中三年級的張寬平說道。他期望看到學習歷程檔案賦予他們更多升學的機會，才不會顯得三年來的努力徒勞無功。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三年級的廖宥甯也補充，目前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的篩選倍率看重學測成績，多數落榜的學生因為一兩級分的差距，辛苦耕耘的成果淪為廢紙。因此，他認為第一階段篩選應加入學習歷程檔案，讓成績不再優先於他們課程學習以及多元探索的成果。然而，專家卻抱持不同意見。眼見持續存在的階級複製現象，陳鐵虎希望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的面試和學習歷程檔案占比降低，僅作為輔佐的參考，仍以成績為依歸。108課綱的制度變革引發了許多問題，但學習歷程檔案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真正的關鍵仍在於課綱與考招制度的掛鉤，使得108課綱的原意遭抹滅。但學習歷程檔案仍須和考招制度並行，由升學來推動學生紀錄自身的學習軌跡，這項新制度才不會形同虛設。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長徐建國直指，許多人對課綱和考招制度有所混淆，誤會了108課綱原先的立意。新課綱的設計本身有值得讚許的部分，包括新增多元課程、彈性自主學習等。然而，課綱和考招制度掛鉤後，卻使得學生的學習不完整；朝令夕改的制度也讓教育現場混亂，師生及校方無所適從。 放榜的日子所剩無幾，高三學生們懷著緊張的心情，準備將三年心血呈現至大學教授眼前。　圖為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學生在下課時間向老師請教課業問題。　圖／王嘉瑜攝教育朝課綱目標持續推動 各界望打破升學主義綜觀來說，目前學習歷程檔案制度實行邁入第三年，最受肯定的是其良善的立意，透過學習軌跡的紀錄確實有機會讓學生對於學習狀態更有把握，進而使他們思辨與整合。因此，雖然存在許多反對、質疑的聲浪，各界仍無法全盤否定其制度本身。然而陳鐵虎指出，學習歷程檔案是學習國外的制度。由於國情上的不同，社會風氣也不一樣，不少台灣家長鼓勵孩子選科系，都希望孩子選擇對將來比較有前途的科系。學習歷程檔案推廣生涯探索的初衷，在台灣社會重視升學主義的價值觀面前，無可奈何地成為空談。「我覺得如果教育做得好的話，思想就可能改變，思想改的話台灣就能變得更好。」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三年級的張奕琳說道，眼神裡散發著光。他認為新制度上路一定會存在很多不夠完善的部分，但台灣讀書和升學的風氣勢必要改變。他補充，困難的不是教育不願變動，而是家長跟學生太注重成績。因此，他期盼著未來台灣教育能夠成為他理想中的樣態，注重每個人的特長，不再只是表面的數字和排名。接合高中、大學與教育端 攜手促成108課綱理想「希望之後會有更多可以相互對話的機會，讓高中端的師生知道未來的走向，以及大學端期待孩子在高中培養什麼能力？」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教師李啟嘉期許道。各界引頸期盼教育部、大學端以及高中端能更努力建立溝通的橋樑，讓大學端選材和高中端育才整合，達成一致性的目標。並由教育部訂定完整的制度與統一的評分標準，讓在新制度中迷失方向的學生，能更自由地自我探索，找到未來的志趣與方向。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黃耀南另提出，教育現場存在很大的M型化現象，資質比較好的學生，學習主動性也高，展現出來的成果就比較多元；反觀學習主動性比較弱的學生，甚至沒有上傳檔案的動力。無論是教育部抑或是主事者，都是在理想的狀態中推動制度，卻與實際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師生產生斷裂。他心灰意冷地說道：「對於上位者訂定政策的時候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也沒有考慮到基層學校學生和家長面對新制度的困難，我覺得這是很令人痛心的。」大學個人申請第一階段通過結果於3月31日出爐，第一屆實行108課綱的高三學生正處於極為焦慮不安的情緒中。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他們沒有過去的成品得以參考，當前的每一個選擇都像是場賭注，賭上了自己的未來。任何制度上的改革都難以立竿見影，教育也是同理。各界期待教育部能從制度不夠完善的部分汲取經驗，在108課綱良善的立意奠基下，建立一個健全的教育環境。然而，我們都在觀望，上位者何時能從理想的象牙塔中探出頭來，看見第一線師生以及大學端懇切的呼籲？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高三學生們，在印著「心想事成」、「第一志願」、「金榜題名」的許願牌上，各自寫下對於大學的想像與期待。　圖／王嘉瑜攝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廚藝科五專學生藉由餐飲實務課程，接軌未來就業。　圖／陳紫玲提供【專題記者吳姿芳、黃弈軒、單師樵綜合報導】身著廚師服的學生，目光聚焦於餐飲老師手下料理的製作過程，將每個步驟重點劃記在食譜上。一間廚藝教室裡，乘載五專生希冀成為廚師的夢想。「因為我國中就有自己在學甜點，看到高餐就報名了！」畢業於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廚藝科，現經營甜點工作室的甜點師林永清說道。這些五專生從16歲就踏入特定領域專業，學習五年的理論與實作課程，培養未來進入職場的基礎技能。現今大學林立、文憑觀念興起，五專生「畢業即就業」景況已不全然。教育部原先設置五專是以培植職場人才為主軸，讓國中畢業即踏入五專學習的學生，將大量時間挹注在專業領域，但他們畢業後往往礙於學歷尷尬，選擇升學取得大學學位，置身於實務與學術的模糊邊緣。我們透過訪談各領域的五專學生、老師及教育部，揭開五專生的學習歷程，以及五專教育體制在台灣社會下的疑慮，共同檢視現今五專生立足之處。不受高中職課綱限制　五專盼培養就業人才五專全名為「五年制專科學校」，具不同領域科別（註一），招收對象為國中畢業生，並以「五專優免入學」及「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管道為主。與高中職不同的是，學生不受學區限制，可報考全國學校，但北、中、南各區限報名1所，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註一：五專現包含醫事、幼保、餐飲、機械、外語、觀光、美容、商管、藝術等科系。專科學生過去在台灣社會中被定位為「中階技術人才」，是技術密集產業不可或缺的市場主力。政府為推動十大建設、台灣高科技產業，於民國60年至70年間大量設立專科學校。但因應近年產業趨勢，台灣逐步導向「研究型人才」，教育部從民國95年開始推動專科升格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造成五專數量驟減，而大學則在十年間暴增61所，原先專科畢業證書也演變為「副學士學位」。五專教育體制沿革至今，持續以就業需求導向為主。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專門委員徐振邦指出，現階段並無推動五專畢業生的升學管道，依然將五專生規劃為「具備就業能力之人才」。根據教育部近三年統計，全台國中畢業人數每年將近20萬人，約有11萬人升學至五專與高職，且五專就學學生約佔其中的13%。國內目前有46所學校設立五專部，其中12所是專科學校，其他則升格為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我們不需要再經過聯考、統測去升學，所以比較著墨在專業科目。」高餐大餐飲廚藝科科主任陳紫玲說道。相比於高中職課程受108課綱規定，五專更注重於專業領域。徐振邦表示，五專學生須修習34學分的學術科目，但因各科專業不同，於是交由各校自行規劃五年課程內容，彈性較大。五專生走向專業領域　轉換道路需五年代價五專學生須接受三年專業理論教育及兩年的實務教學，多數學生在學期間最後兩年投入校外實習一年或一學期。目前就讀於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的學生邱芃榕表示，學生須在校內練習傷口護理與血壓量測等工作，並於專四和專五至醫院實習，「實習過後你才知道能不能適應醫院的生活，面對活生生的病人跟在學校練習其實是有差別的。」林永清亦提到，他過去曾透過高餐大配合的校外實習單位，至永新鳳茶餐廳擔任外場服務生，實際在職場中培養與客人的應對能力。「其實不是因為我想要什麼而選擇五專，而是不想再繼續沒日沒夜地讀書，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畢業自高餐大餐飲廚藝科的主廚黃聖元說道。國中畢業生站在升學交叉路口，部分學生因不想長期承受升學壓力而選擇五專，他們認為與其將大量時間投注於課業，不如提前奠定就業基礎。另一部分學生則因認知自己不擅長的科目進入五專，如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科）五專部的畢業生劉宥然深知數理能力較弱，因此決定先就讀五專，再透過轉學考進入世新大學就讀，她說：「國中在數理方面沒什麼天賦，讀高中的話可能考不上很好的學校。」對於志向未明確的學生而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教授毛治文認為風險很高，若五專學生發現學習領域並非符合自身期待，仍需耗費五年獲得學位，而高職生僅需三年便能轉換跑道，「如果他是念高職的話，比如念會計的，覺得這塊沒興趣，大學可以轉去念新聞系，但五專要整個念完五年，才能拿到一張文憑。」甚至有些學生選擇退學另找出路，畢業於慈惠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的護士陳姿燕說：「原本一年級進去有55位，後來準時畢業的只有11位，其實我們的淘汰率還蠻高。」 五專學生國中畢業後即踏入五年專業領域學習，但若發現自身興趣不符，仍須耗費五年才得以獲得該科系的學位。　圖／黃弈軒攝畢業即就業？　五專處學術實作間模糊地帶畢業時，五專學生面臨繼續升學與直接就業兩種選擇，因人與科系而異。陳紫玲說明，高餐大畢業學生的升學比例為50%到70%，「要看學生個人特質，如果他是實務導向的人，不需要靠學校補足他的學歷，趁早就業就好。」在餐飲業職場中，相較於學歷，面試官更注重技術與態度，例如主廚林若喬與甜點師林永清皆於高餐大餐飲廚藝科畢業後直接就業，林永清說：「學歷只是我要進去請他看一眼，後面升職、加薪都是看能力跟經驗。」林若喬亦認為，工作過程能熟練操作技術，「每天接觸那些操作，比如說醬汁、不同的海鮮或是一些刀工，下班還會去查很多資料，確實學到很多東西。」另一方面，對於商業類與語文類的五專生而言，畢業學位較無法滿足未來就業的需求，因此有些學生選擇繼續升學，教授毛治文說：「五專百分之百都是要升學的，甚至有很多插大的。」劉宥然同樣選擇轉學考，他認為求職者普遍擁有大學學歷，副學士學位便相形失色，「畢業之後（學位）不上不下，不是學士而是副學士，誰會要副學士學位來工作？」畢業自文藻西文系（科）、現就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二技的學生蔡孟芸也表示認同，「如果在台灣沒有一張學士畢業證書的話，工作會有點難找，薪水也比較不好。」但他在選擇科系的過程中，發現二技的科系少，五專畢業生的升學之路比高中生更狹窄。為數不多的五專學生，畢業走向早已與過去「畢業即就業」的現象有所出入。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徐振邦解釋，五專教育仍以就業導向為主，「他不會想到升學這個問題，反正我就好好紮實地學五年，在四年級、五年級再思考未來的人生規劃。」他提到，教育部一直沒有改變五專就業導向的目標，而非升學。他也補充，民國109年五專畢業生就業比例將近三成，就業導向仍然明顯。為補足技術人才缺口，教育部又於民國107年重新推廣五專教育，並由科技大學恢復五專部招生。然而，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務主任方慶豐認為政府不應該力推五專，「20年前五專的地位比較高，而現在大學普及了，又少子化，家長一定都想讓小孩大學畢業啊，專科畢業以現在的就業市場太低了。」他更指出，專科新進的教師大多為碩、博士等學術人才，較不熟悉實務操作，「他是普通大學畢業的，一些車床等等的機器，以前根本沒有操作過。他有可能也自視甚高，因為大家會覺得你是比較差，才會去教專一的。」針對師資問題，徐振邦回應，科技大學強調產學合作，因此五專也引進許多業師協同教學，師資結構應該更充實。 五專學制以培養中階技職人員為目標，然而部分畢業生考量就業競爭力而選擇繼續升學。　圖／吳姿芳攝學生望經歷換學歷　學制轉型育「新五專」人才歷經時代變遷，五專培養的學生已不全然是過去的「中階技術人才」。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例，該校自民國107年恢復五專部招生，推出「智慧自動化工程科」，並與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合作，將人工智慧領域納入課程，培養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北科大智動科學生李善得是第三屆「新五專」體制下的學生，原先能以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能進入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就讀，但他卻選擇走上一條不同於他人的道路。「我們一學期除了考試，還要做報告、寫程式做專案。」他說明，智動科因學習特定專業領域，二年級就碰上大學才會接觸到的微積分，還有物理的靜力學、動力學等專精課程。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黃維賢提供五專制度發展的可能方向，他指出政府想要再興五專，須以技術型高中（高職）為基礎，而不是讓科技大學處理。「應該要讓幾所優秀的高職，先設立五專部。」先由一個班、兩個班慢慢施行，再擴大規模。他說：「五專前三年的課程基本上都在，接下來四、五年級，可以到產業界去實習。」他認為此方式有助於減少國家缺工之問題，同時導正社會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概念。「我蠻自豪的，從一年級就可以開始累積實作經驗，但他們要等到大學。」北科大智動科學生周漢文自信地指出念五專的優勢，他將課餘時間應用於興趣上，自己鑽研程式寫出遊戲，提早培養出自己的競爭力。李善得也提到，北科智動科課程較多報告，有不少發言、思考機會，「比起填鴨式教育，下課就衝補習班，在未來我覺得我們是比較有利的。」就算社會多看重學歷，周漢文也堅定地相信自己的優勢，「我們累積的是經驗而不是學歷。」同時，因五專接軌就業市場，在五年學習期間也能接觸到業界資源，拓展眼界。因此，就讀高中、大學不再是尋求穩定工作的唯一方向，在廣設大學的今日，五專教育也可以是國中畢業生選擇的一條路。

【記者張博涵綜合報導】康寧大學台南校區近年面臨少子化衝擊，目前已全面停招，110學年度校內僅剩41位學生。據《聯合新聞網》報導，在民國106年，康寧校方曾違法招收69名斯里蘭卡籍學生，並以實習名義要求學生至工廠、屠宰場打工，此案在相關單位介入後才得以改善。如今康寧尚有18位斯籍學生在學，近期卻又傳出校方未開課供學生修讀，導致學生被迫延畢的情況。對此，教育部已於16日邀集校方及學生代表召開協調會，會後校方承諾將盡快協助學生完成學業。 康寧大學台南校區已全面停招，110學年度校內僅剩41位學生，包含18位斯里蘭卡籍延畢生。而近期卻傳出校方未開課供學生修讀一事，對此，教育部於16日邀集校方與學生代表召開協調會，會後校方承諾將盡快協助學生完成學業。　圖／張博涵攝。「在入學以前，學校說會給我們全額獎學金，還可以為我們安排實習，所以我才想透過這個機會來台灣追夢。」就讀康寧資訊傳播學系的斯籍學生馬度（Madhu，化名）一心想到國外求學，來台後才發現校方承諾的工作內容與實際情況不符，且學費須從工資中抵免。近年違法打工案爆發，教育部介入處理後，斯籍學生才拿到當初校方承諾的獎學金。馬度現已大五，距離畢業僅剩一門必修課學分，但校方於108學年度後卻未再開授該堂課。且校方也不再補助斯籍延畢生獎學金，使斯籍生的生涯規劃備受阻礙。馬度表示，他已決定再到台灣其他大學攻讀研究所，卻因尚未取得康寧畢業證書而無法申請，且若未來補修該堂課，還須再支付1萬元的學分費。 就讀康寧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的斯里蘭卡籍學生馬度（Madhu，化名）興趣廣泛，自行在宿舍架設影音設備。他希望能儘早畢業並到台灣其他大學學習藝術、傳播等相關知識。　圖／馬度提供。就讀康寧健康數位科技學系的斯籍學生尚恩（Shane，化名）則認為校方不該以延畢為由終止獎學金，「剛入學時學校從我們的工資中抽出學費，雖然現在情況已經改善了，但後續學校沒有還給我們之前應得的獎學金，導致我們少領了一年半的補助。」 就讀康寧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的斯里蘭卡籍學生馬度（Madhu，化名）指出，現今校內許多設備皆不堪使用，向校方反映也僅得到消極回覆，「學校即將關閉，所以不再維護設備，像現在路燈及球場燈壞掉了也沒有人修。」圖為康寧校景。　圖／張博涵攝。事件爆發後，校方於15日發布新聞稿表示，部分斯籍生延畢原因是缺曠課過多或成績不佳，且重補修辦理方式屬大學自治範疇，行政機關不得干預。教育部則回應，康寧校方不僅未依該校選課規定辦理重補修，更違反《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以下簡稱「停辦原則」）（註）。註：《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第十條：經本部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招生之私立大專校院，學校仍應持續開班授課，及保障現有學生受教品質與權益。針對校方說法，馬度認為未能通過課程不全是學生的責任。他進一步指出，斯籍學生於入學前已向校方表明自己想就讀的科系，來台後，校方卻未依承諾安排，他輾轉修讀了三個不同的科系，其中也有許多教師僅用中文授課，導致他因為興趣不符及語言隔閡而不及格。 康寧大學校方認為部分斯里蘭卡籍學生延畢原因是缺曠課過多或成績不佳，然而，康寧資訊傳播學系斯籍生馬度（Madhu，化名）表示，校方科系安排及授課方式不符合原先承諾，因此未能通過課程不全是學生的責任。圖為示意圖。　圖／馬度提供。另外，校方在新聞稿中主張，斯籍學生於學期中要求校方開授先前未通過的課程，恐怕會對其他學生造成不公平待遇。然而，康寧教師于保羅（化名）透露，斯籍生所屬的三個科系，原已於110學年度開學前排定供延畢生補修的課程，但在7月康寧舊董事會重新上任後，卻廢除原開課計劃，隨後校方又拔除三位系主任、三位系導師，延畢學生也因此無法在校內修課。于保羅補充，若學生無法選課，將喪失學生資格，並遭強制遣返，「學生處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況。」事後，該師協助斯籍學生向校方抗議，校方才允許學生修習外系課程以保留在學身分。針對學生重補修一事，教育部於16日協調會後要求校方於學期中及寒、暑修期間積極開課，「若必修課有1人以上修習；選修課程有3人以上選修，即應開課。」且須於年底前向教育部回報開課計畫，作為後續檢視教學品質的參考，若校方未依開課計畫執行，教育部將依《私立學校法》及相關規定議處學校人員。對此，校方已於19日擬定「康寧大學個人重補修規劃調查表」，了解各學制延畢生、在學生的修課及重補修需求，並將以多數決決定開課時間。 康寧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斯里蘭卡籍學生馬度（Madhu，化名）表示，因寒、暑假須打工賺取生活費，他希望重補修課程能在學期間開設。圖為斯籍生上課示意圖。　圖／馬度提供。然而康寧現今專任教師少於10位，開課後的授課方式是否能滿足外籍生需求，也有待觀察。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阿草（化名）指出，在教學語言隔閡部分，康寧並非單一個案，「台灣很多開設外籍生專班的學校都沒有太多資源去聘任英語授課教師， 就算教育部提供補助，他們多半也都把這些補助拿來減免學生的學雜費，以招收到更多學生。」近年因少子化衝擊，許多私校面臨停辦、停招，卻無法建立完善的配套措施。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認為，此現象的成因為教育部政策思慮不周，「目前的政策沒有強硬的規範，導致學校在還有學生在學時關閉，使學生被迫改變系所甚至轉學。」于保羅則補充，教育部雖訂立「停辦原則」，卻未規範具體罰則，使政策失去約束力。于保羅強調，受康寧此事件影響的不只是外籍延畢生，「學生不了解學校的行政體系，若沒有及時透過合適的管道發聲，權益恐怕會因不當的教育行政而被犧牲。」因此，他呼籲專任教師協助學生舉證，並與相關單位建立溝通管道，且教育部應具體要求各校落實「停辦原則」，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隨著立委高嘉瑜遭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的男友林秉樞施暴的事件曝光，引起大眾關注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不少網民質疑高嘉瑜擁有法律學位，理應具備法律救濟的知識；周遭秘書、親友察覺異狀未及時相助的行徑，也在網路掀起熱議。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於11月30日公布之「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統計調查」，高達19.62%的18至74歲婦女終生曾歷親密關係暴力，其中又以「精神暴力」為最大宗，接序是「肢體暴力」、「經濟暴力」、「性暴力」及「跟蹤騷擾」。該調查也發現，有將近四成婦女在遭受親密關係暴力後並未求助，具大學以上學歷受暴者有43%未求助，高於平均值。沒有人冀望在情感生活中被另一半暴力對待，不幸遇到親密關係暴力的情境時，如何排除自身恐懼心理與自責心態，勇敢求助，成為所有人都需學習的課題。 立委高嘉瑜受暴事件驚動全台，引發親密關係暴力討論。圖為示意圖。　圖／鍾晨沅攝因為顧慮個人隱私，許多人即使發覺異樣也選擇不過問。或許一句「你還好嗎？」，都有機會拯救受暴者傷痕累累的心靈，建立親友間的「信賴關係」，也有助於減少親密關係暴力被雪藏的機率。而本次事件加害者林秉樞的學生身份，也引發校方如何處置相關問題的討論。目前政大校方的回應為：「按政大校規，若林秉樞就讀的系所提請學生獎懲委員會依相關辦法審議，且通過，按校規可記大過至退學不等的處分。」然而，本次事件因社會關注度極高，校方不得不作為，且相關懲戒機制仍不透明，實難不憂慮，當一般學生遭遇校園內的親密暴力行為時，加害人是否能受到適當懲戒。校園是練習發展人際關係的場域，在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也不時會耳聞部分情侶間發生親密關係暴力，除了受暴者自身，當身旁好友遇到相關問題時，學生也很難應對。因此，教育部或各校如何藉由相關制度的修正，建立完整的保護機制，對校園內潛藏的施暴者起到嚇阻的效果，值得持續關注。揭開瘡疤絕非易事，高嘉瑜受暴事件也絕非唯一，然一張張怵目驚心的驗傷照片，凸顯的是甜蜜相處的親密關係背後，潛藏的暴力危機。培養自我保護意識，建立對親密關係暴力的敏感度，在察覺異狀時早日溝通、矯正抑或割捨，是最重要的。沒有人願意在親密關係中遭到暴力對待，但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高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