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邱楷淇雲林報導】遊行隊伍身穿布袋戲服裝向周圍民眾揮手致意，喧囂鑼鼓聲響徹虎尾市區。雲林縣政府在1日舉辦第20屆雲林國際偶戲節開幕活動，由偶戲嘉年華為節日揭開序幕，其中四米高未來小女孩《艾拉》讓參與民眾格外印象深刻。 開幕演唱會現場湧入大量布袋戲戲迷 圖截自雲林國際偶戲節官網艾拉是一位頂著稻草色捲髮，身穿吊帶褲的木偶女孩，她乖巧地讓操偶師坐在她的木頭軀幹內，緩慢追逐瓢蟲。表演過程中，孩子們圍著艾拉一同前行，時不時在艾拉快要捉到瓢蟲時發出尖叫，並拍手鼓掌。「我們希望藉由艾拉在同心公園裡的探索帶給觀眾奇妙、純真的感受。」藝術報國總監陳柏潔解釋道。就讀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的許瀞文負責在表演中操控木偶，看到表演迴響熱烈後，她欣慰地說：「雖然練習過程很辛苦，但看到小朋友們開心的樣子，就覺得很值得。」隨著偶戲嘉年華落幕，民眾魚貫虎尾高鐵特定區，響應國際偶戲節開幕儀式。開幕演唱會《轟動武林之誰是正英雄》由霹靂國際多媒體操刀，除了將傳統布袋戲結合現代投影技術外，傳統中樂與小提琴、搖滾樂融合演奏的布袋戲主題曲也悠揚會場，帶給觀眾視聽覺創新饗宴。「其實演唱會的重點，是要跟大家一起感念我們逝去的八音才子—黃文擇大師。」雲林縣縣長張麗善在致詞時感傷說道。布袋戲配音界第一號人物黃文擇大師在今年6月逝世，享年67歲，過去他聲線多變，將角色生旦淨末丑呈現地活靈活現，因而被業界譽為「八音才子」。主辦單位為了緬懷黃文擇大師，在表演串場中播放他的紀錄片，底下觀眾一見到已成為絕響的八音才子演出，紛紛拭淚。 由藝術報國帶來的《艾拉—第一次造訪》 圖/邱楷淇攝 「在國際偶戲節時，台灣的偶戲能夠和國外偶戲團體交流切磋，並學習國外是如何傳承、創新偶戲文化。」就讀中興大學的黃同學思索道，週末他特意返鄉，與家人一起到雲林布袋戲館觀看國際偶戲展，「我覺得雲林有努力去發展、宣揚偶戲這項文化真的很好。」西北木偶中心館長狄米崔·卡特（Dmitri Carter）在參與國際偶戲節一連串的開幕活動後表示，世界各地都有各自古老的偶戲文化，偶戲節的重要性是讓國際去了解不同的偶戲表演。第20屆雲林國際偶戲節不只著重傳承，也跟著潮流創新，並交流各國偶戲文化。 雲林布袋戲館內，一位媽媽正向自己的兒子講解布袋戲戲偶。　圖／邱楷淇攝第20屆雲林國際偶戲節自9月23日開跑以來吸引全國眾多觀光客到訪，主辦方廣邀國外偶戲團隊來台演出、策展，不僅讓豐富的傳統文化藝術進入台灣民眾生活中，也讓本土與國外偶戲團體互相觀摩演技。張麗善盼望國際偶戲節能讓傳統偶戲文化薪火相傳、永續發展與創新，並藉此找回流失的布袋戲觀眾。

【專題記者劉亭妤、張博涵、羅子恆、吳凱西綜合報導】行走在各色燈光堆砌而成的道路上，腳步伴隨滑鼠聲噠噠，朝著演唱會場前進，倏地，在服飾店前停下，線上付款購買歌手聯名款服飾並一鍵換上，唯有身著這件衣服才有擠進搖滾區的資格，粉絲身影之間凝結出屬於彼此的認同感。此時，門鈴聲一響，才驚覺原來剛剛所經歷的，是虛擬角色帶領自己享受的一場線上演唱會，而手上剛送來的包裹中裝著沉甸甸的衣裳，和方才虛擬世界中所著一模一樣，享受音樂的快樂也因此得以延續到現實。幾坪大的否極泰來音樂股份有限公司裡，執行長李漢群在採訪進行中丟出他的大膽想法，那是他對音樂元宇宙的想像：設定虛擬角色，在參與虛擬演唱會的過程中體驗「現實」與「非現實」交織而成的嶄新體驗，「我們會去想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從裡面去開發一些商機。」李漢群深信流行音樂產業能引領社會，相信創新想法就像他所熱愛的音樂，只要彈奏出第一個音符，所有的想像都可能接連發「聲」。不只開發商機，也創造專屬虛擬世界的音樂體驗，觀眾能隨意走向鼓手，或者靠近吉他手，玩轉音源、體驗不同樂器的音量組合，「所以在音樂的設計上面，可以做各式各樣的玩法，它就已經不是我們平常聽到的音樂。」背對窗戶的辦公桌前，如此的想像已經不知道在他的腦中上演了幾回，若時序流轉回十年前，這樣的天馬行空猶如癡望夜間點點星光，如今，隨著新虛擬科技日新月異，畢書盡於民國109年出道十年之際嘗試運用VR技術舉辦演唱會；隔年A-Lin在360度投影空間創造沉浸式展演；同年Julia吳卓源與婁峻碩SHOU共演《在田星球－翻玩音樂趴》XR音樂節目；今年，五月天舉辦突破三維空間、以元宇宙為概念的《陪你跨年線上演唱會》...，音樂人紛紛嘗試虛擬形式展演，漸次走上音樂元宇宙的實踐之路，創新的想法得以像真切可觸的燈火，被捧在手心感受。 A-Lin去年攜手音訊品牌「Soundcore聲闊」演出《Soundcore聲音夢境：A-Lin線上音樂會》，創造出兼具視覺、聽覺的沉浸式體驗。　圖／展演製作團隊FREES 自由設計創意總監馮建彰提供疫步藝腳印：疫情成虛擬展演推手新冠疫情邁入第三年，即使疫情控制不斷被各種變種病毒打回原點，在一切看似沒有明顯地好轉的低迷時局，虛擬科技產業卻得到蓬勃發展的空間。「隨著科技本來就會線上化，但因為疫情，加速了這個產業的發展。」李漢群回憶，在民國109年疫情爆發之初，表演邀約陸續取消或延期，原先預估半年能有10場表演，突然之間只剩下一、兩場，表演模式也改成線上展演，「2020年疫情剛開始，就是在嘗試替代實體表演形式，那是一個轉型的情況。」旗下藝人YELLOW黃宣不只接觸LINE線上演出，也多了BEATDAY虛擬展演的合作機會，從單純的實體表演線上化，轉變成一種結合全息攝影、VR、AR、XR等新科技技術的表演與互動形式，透過立體建模、特殊的攝影方式，在觀賞體驗上創造更多種可能。展演製作團隊FREES 自由的設計創意總監馮建彰也期待虛擬音樂展演的未來發展，「我曾經有這麼想過，這（虛擬音樂展演）就只是因為疫情關係的替代品，但沒想到疫情到第三年還沒有結束，然後這樣的產品看起來好像在發展中。」樂樂欲視　藝人融新科技創出多元演唱會實際走到表演前線，我們看見藝人運用不同媒介、場域，展演的各種虛擬演唱會。金曲音樂人阿爆就曾在「双融域 AMBI SPACE ONE」舉辦《聲．森不息》虛擬演唱會，視覺上用虛擬影像360度呈現壯闊的自然場景，阿爆則在其中擔任領航者，帶領現場觀眾一邊漫步在海面、森林、山谷中，一邊聆聽著歌手嘹亮的嗓音。阿爆認為虛擬技術再現了他對自身作品的視覺想像，「視覺設計的根基都是從我的音樂去發想、延伸，再被其他人重新轉譯，那也會有他們自己的靈魂在裡面，我覺得是很特別的一件事。」相對於《聲．森不息》用實體空間展演的方式，饒舌歌手蛋頭則和我們分享截然不同的演出經驗。他去年曾與虛擬實境音樂平台BEATDAY合作，出演《大嘻哈時代》全息投影演唱會。BEATDAY將演出場景打造成末日西門町，觀眾能在家使用電腦，以遊戲角色的身分在此元宇宙中穿梭、飛行，獲得360度的觀看體驗，還能更換角色服裝和髮型，而演出者則是以3D全息投影（註二）的方式在場中央饒唱。初次接觸虛擬表演的蛋頭興奮地說：「我覺得蠻新奇的，最後看到成品也覺得很帥！」註二：3D全息投影又稱為全像投影、全像3D，利用光線原理紀錄與呈現真實立體影像，使用者無需配戴任何眼鏡或頭盔等特殊設備，僅用肉眼就可看到立體虛擬人物或物件，此技術可用在展覽、商演、娛樂、交通工具展示等場合。而上述的線上虛擬演唱會常採用「多視角」進行場景設計，除了舞台正前方的視角外，還有主唱、導演、側邊或後台等視角供觀眾探索。李漢群更透露，在黃宣未來虛擬演唱會的DEMO中，觀眾能透過手指或滑鼠調整觀賞角度，「我就直接轉到樂手的臉前面去，還可以看黃宣的光頭後面到底是怎樣，這個就會很有趣。」然而面對新型態的演出方式，歌手及音樂產業工作者們都仍在摸索、學習。阿爆分享，歌手在虛擬演唱會須注意許多有別於傳統演唱會的細節，例如在綠幕前與鏡頭互動時的距離掌控，也要讓肢體習慣面對鏡頭。蛋頭也提及在綠幕攝影棚中演出時，因自己的造型不適合後期製作，須當下臨時更改，「它細節要求蠻多的，我原本蠻喜歡我的造型，但我的頭髮比較不好掃描，所以我後來改戴黑色的頭巾，也因為身上有一些衣服顏色比較接近綠色，會被綠幕吃掉。」 《大嘻哈時代》全息投影演唱會團隊前期在360度綠幕攝影棚中拍攝歌手表演，後期再將歌手製作成虛擬替身並融合遊戲引擎，打造音樂元宇宙。　圖／饒舌歌手蛋頭提供雖有許多細節待適應，演出者對新型態展演多保持正面態度。阿爆表示更多樣的展演方式是必然趨勢，蛋頭也說：「希望自己的表演方式愈來愈豐富，有新的、有趣的元素都會讓我想嘗試。」音樂製作人李漢群也積極看待變化，「藝人有一個使命感：他必須要帶領所有群眾和這個社會往更好的方向走，所以科技走到哪邊藝人就要走到哪邊，甚至藝人要去帶領科技去走向我們想要的地方。」他認為藝人必須跟著時代趨勢轉型、嘗試，才能讓自己成為流行性的代表。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虛擬展演硬體、資金處處碰壁​​但當焦點轉回螢光幕後，卻能看見更多虛擬音樂展演的困難之處。以觀賞體驗來說，網速經常扮演關鍵因素，曾製作虛擬線上演唱會的馮建彰直言：「一慢的話什麼事都做不了，所以平台、硬體建置的網路要快是基本。」然而即使製作方的網速理想，接收方的網路頻寬不足，製作方的努力仍可能是徒勞，李漢群透露，「以個人化的手機來講，5G還是很弱，其實如果用過BEATDAY就知道，他（黃宣）在動作上面是有一點點卡的，有點lag這樣。」表演者阿爆解釋，若聲音、畫面產生延遲，將會導致觀眾無法感受到作品要表達的內容。此外，設備普及化也是難關，馮建彰指出，現在擁有頭戴式VR顯示器的人口比例不高，即使擁有顯示器也鮮少用作體驗音樂表演。在技術困難之外，馮建彰進一步說明製作方的成本考量。事實上，即使籌辦一場虛擬演唱會的花費比實體演唱會高出一些，也非製作方望之卻步的原因，真正的發展困境是成本難以回收：因為VR客群基數過少，且演唱會的受眾仍習慣觀賞現場演出，「這會不會回歸到演唱會是不是原本就該屬於現場的，你會很難去把它移植到虛擬上面。」所以虛擬演唱會是否能複製實體演唱會的模式？成果仍有待檢驗。除此之外，線上演出的付費機制也是成本難以回收的因素之一，華納音樂華語部行銷總監Catherine表示，票價的訂定還需要時間與觀眾共同建立價值概念，「要去小巨蛋或是要去北流開演唱會，你可能知道一張票3000、便宜一點的1600、VIP要4000，這些你是很有感覺的，但是一場線上演唱會，200你要出嗎？2000你要買嗎？」李漢群補充，因為線上演出大多都是免費入場，導致整體演出的收入僅靠廣告與贊助，甚至無法提供表演者該有的酬勞。最終產品的品質也影響民眾參與虛擬演出的興趣，馮建彰坦言，「這些虛擬產品其實是有的，但是拍攝下來的成果很糟糕。」但他將其歸咎於我國當前少有創作者在VR演唱會這項產品上努力耕耘，當未來更多人投入VR創作領域後，便有機會產製優秀作品；Catherine也認同這樣的展望，「以現在的角度來看2、3年前的虛擬音樂展演作品，會覺得有點好笑，這個產業、技術變化地其實真的非常快。」未來，當更快速穩定的5G網路涵蓋率提升、輕便又價格親民的VR眼鏡問世，虛擬世界的世代才會真正到來。夢想動畫企劃陳昶安認為，唯有在人手一副VR眼鏡時，元宇宙等虛擬型態的展演才有可能發生，目前BEATDAY的嘗試，僅是一場試圖提供大眾未來想像的實驗，並直指若是台灣要走到下一步，「技術一定要跑得比民生所能達到的程度還要快。」陳昶安身為虛擬內容產製團隊的一員，強調必須盡快完善場景設計、4D建模（註三）、動態捕捉等技術，台灣才能夠因應未來需求的發展。註三：利用多視角攝影機捕捉真實的人物動作 ， 再製作3D人物模型動畫。其攝影棚又分為綠幕攝影棚、LED攝影棚兩種。虛實共存開創展演無限可能　引領音樂產業步入嶄新旅程就目前的發展來看，實體演唱會與虛擬音樂展演仍是兩種不同的產品，任一方皆無法被取代。Catherine認為，實體和虛擬音樂展演存在著互補的關係，空間場域、互動設計與體驗上的差異，創造兩者並存應用的機會。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林日璇強調，只有將內容做出差異，才能在疫情後持續吸引觀眾欣賞、參與線上虛擬音樂展演，「不建議把實體演唱會原封不動複製。」Catherine則解釋，當華納選擇要舉辦演唱會時，如何在兩者間衡量？即使藝人、唱片公司、音樂圈在疫情時代下仍然重視實體演唱會，「我們注重的還是當下藝人和粉絲的需求或他們最想要的關係。」華納音樂華語部目前也正在接洽虛擬音樂展演的案子。不過虛擬展演尚需與其他媒介結合才能趨近音樂元宇宙的多樣化特質，馮建彰提出兩大可行走向，他認為，在電玩世界裡產出虛擬偶像，或將真實偶像投放到虛擬世界中，都具備高度發展性，「這在國外都發生過，只是台灣還沒有一個電玩的產品能夠讓人進去辦演唱會，但我覺得這是未來的可能性。」直播化也是另一讓觀眾更易於接近虛擬演唱會及表演者的方式。Catherine想像未來或許也能利用區塊鏈技術，形塑演唱會文化，「以前我們去演唱會會到旁邊買周邊，那我們也可以把買NFT當作買周邊，打造一個元宇宙的概念。」 展演製作團隊FREES 自由的設計創意總監馮建彰認為，虛擬與實體演唱會不但不相衝突，還可綑綁銷售，「看完真實演唱會後你會回味無窮，你多希望回到家後你的偶像又在線上跳出來說我們繼續安可一個小時，這是兩種不同的產品，在賣門票的時候就可以一起行銷。」圖為馮建彰工作照。　圖／馮建彰提供相較於台灣，目前國外已在虛擬音樂展演領域累積許多經驗，例如Travis Scott曾與電玩《要塞英雄》合作，化為巨大的虛擬分身在遊戲中開唱；Michael Jackson過世後還在美國告示牌音樂獎頒獎典禮上「出演」。林日璇認為這些跨平台、跨時空的應用便是虛擬音樂展演的迷人之處，「這是實體沒辦法達成的事，觀眾看到就會覺得好酷，真的是未來世界的演唱會。」若要借鑑國外經驗，馮建彰認為台灣音樂生態尚缺乏追逐偶像的氛圍，「台灣現在的走向都在講創作、獨立樂團，沒有追星偶像，很難營造那種去追逐藝人的氣氛，產品就沒辦法太火熱。」並解釋，擁有大量粉絲的藝人才具備足夠的資源去靈活選擇音樂展演形式，粉絲規模太小便難以創造大型產業鏈。也正是產業發展未成熟，所以才使得台灣現階段多由影像產製端邀約藝人進行嘗試，而非藝人主動尋求合作，整體音樂產業在環境影響下，仍然普遍缺乏發展虛擬音樂展演的動機與自主性。對此，馮建彰建議，因華語音樂較著重歌詞的表達，若要擴大台灣音樂市場，或許能從外國華語市場著手。Catherine則認為產業動向終將順從消費者的需求，「不管技術怎麼改，最重要的就是消費者為什麼會想要看演唱會，音樂人、創意人都應該要對觀眾有更多觀察及了解，才能做出更感動人的東西。」當民眾與音樂能猶如耳機的兩端創造共鳴，屆時不論透過何種形式展演，才能都讓專屬於台灣的聲音在人心震盪不絕。

【專題記者林宛賢、林子淇、劉苑杉、郭又華綜合報導】日本歌手米津玄師早前來台開辦演唱會，票券瞬間售罄後各大票券網站出現大量二手票券。有網友痛罵黃牛行徑，反遭嗆聲「我已經回本了，之後就算燒掉，我也不會原價給你們。」此事鬧上許多新聞版面，也凸顯熱門演唱會票券常供不應求，讓高價的二手票券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有價有市。為何管制黃牛的法律從未落實？黃牛業者遍地崛起，他們終有消失的一天嗎？身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應對？ 遊走法律邊緣的代購業者──黃牛依據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即俗稱「黃牛」。黃牛小綸（化名）表示，黃牛以往需親自排隊搶票、販售，社群平台興起後，黃牛便深入網路票券社團中。由於近年實體唱片銷售量下降，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演唱會盈利。相知音樂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解釋，民眾觀看演唱會次數增加，也間接導致娛樂產業中黃牛越來越猖獗。他表示，二手票券市場不大，但現今網路搶票需兼備技術與經驗，導致黃牛入行難度漸高。他補充，某些演唱會場次會產生削價競爭，「票券依照市場價格，像是一個多方賽局。」場場都能黃牛？ 「市調」深度決定專業度究竟演唱會市場隱藏什麼商機，使黃牛願意遊走法律邊緣？隨著入手票券漸多，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也越高。小綸表示，身為一名職業黃牛，必須要懂得觀察流行音樂市場，否則購入大量票券又無法全數銷售，將會帶來巨大損失。反觀，業餘黃牛萱萱（化名），只需銷售少量票券賺取利潤，因此觀察市場的必要性比全職黃牛來的低。他表示，他在搶購票券前僅確認需購入的票數、票券價格與場地。由於小本經營，他從未虧損，票券也均能售出。 各顯神通 黃牛營運模式大不同除觀察市場中的潛在商機，黃牛也透過自身技術和經驗，將這些商機轉為實際行動。無論觀察市場、搶票、尋找客群至販售，黃牛皆有各自的手段。其中職業黃牛的搶票經驗、知名度以及投入成本都比業餘黃牛更甚，往往能以更高價售出票券。為在短時間內搶到最多票券，小綸目前雇用約30名工讀生在網咖等地搶票，「命中率」約有五至七成。他認為相較於設備，熟悉搶票步驟更重要，經驗豐富的黃牛能更有效指揮工讀生，若同時搭配「輔助程式」，則更具效率。為防範黃牛搶票，主辦方會有時會設計數道與演出者相關的題目，試圖增加歌迷的搶票優勢。對此，萱萱說：「如果購票前有問答題，會花錢或用免費代購票券的服務，請歌迷幫忙做答。」阿文則會在部分演唱會前提供預購表單，在成功購入票券後，以優惠價先詢問固定客源，再於各大社群平台上公開售票資訊。此外，他會不時舉辦抽獎活動，作為公關手段，「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大牛』，知名度要打開，我們需先跟顧客建立信任度。」 不當得利？  黃牛社會爭議多消費者對於黃牛有不同質疑，例如使用外掛程式或壟斷票源，讓「真正想要的粉絲」無法取得票券。小綸特別針對「壟斷」解釋，現今網路購票機制更加公平，黃牛無法壟斷所有票源。他估計，單場演唱會約兩成票券由黃牛持有。雖黃牛在演唱會各區座位購票量不一，精華區競爭相對激烈，但整體而言，黃牛持票數不會造成壟斷。此外，並非所有黃牛都使用外掛程式，部分單靠人力搶票，有時也會向其他人求票。針對黃牛行為，江季剛認為，付出勞力的是主辦方，付出金錢的是消費者，黃牛卻以不公平的手段吸收票券市場的利益。對主辦方而言，即便黃牛花錢買票，卻需付出更多成本防範黃牛，「因為我們必須要承擔一些樂迷之間對唱片公司、主辦方或售票系統的指責。」評論黃牛正當性　歌迷看法兩極對於黃牛加價販售票券，部分歌迷表達強烈不滿。歌迷林楚佳曾因無法順利購買演唱會票券，在體育館外圍高舉「求票」標語。他表示僅願意以原價購買演唱會票券。歌迷林慶元表示，「只要原價以上都是黃牛，沒有原價的票，我就在外面聽現場音。」歌迷陳力瑋表示對黃牛反感，他將黃牛抬價的行為稱為「不覺羞愧」。雖小綸主張現今搶票模式相對公平，歌迷可同時守在在電腦前訂票，但陳力瑋反駁其看法，指出黃牛可能利用特殊手段搶票，且黃牛搶票後以經濟能力高低來分配票券，非值得提倡的精神。雖也有部分歌迷對黃牛持正面或中立看法，但相較於反對者，他們的聲量較小，通常不會主動表示與黃牛相關的言論。曾購買黃牛票的歌迷蔡雨倢表示，演唱會若有黃牛願意購票，代表演出者具備一定人氣，且總有些人無法從網路上搶票成功，「黃牛是幫助有錢但手腳沒別人快的歌迷。」歌迷賴資晴提及，他遇過的黃牛服務品質佳，雖不能議價，但代購費不高，且能幫助沒搶到票的歌迷，使他對黃牛改觀。他認為在搶不到票券的情況下，多花一點錢能欣賞偶像演出非常值得。 撲滅黃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灣現行法規以《社維法》規範娛樂票券二手轉售行為，但罰金遠低於黃牛票券利潤，因此部分輿論認為應加重黃牛罰則。對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徐則鈺坦言，不同於轉售交通票券會影響遷徙權，轉售娛樂票券對民眾權益的侵害程度較低，不宜加諸過重罰則，因此修法動機不大。他補充，根據《社維法》目前規定，有確實轉售的交易證據才可罰。他建議改為「意圖」轉售即構成違法，管制上會更加有效。民間常見討論抵制黃牛的方法大多為實名制。消費者需在購票系統上登錄身分並再次於現場核對持票者身分。阿文透露，只要在票券販售前開放預購單收集基本資訊，就「完全不怕主辦方打壓」。若該實名制場次允許一位受驗者攜一位不須受驗的持票人入場，黃牛則可利用「工讀生攜帶消費者入場」的模式售票，不僅破解實名制，工讀生的名額也排擠了更多消費者。小綸表示，限制轉讓票券的相關措施固然對黃牛帶來一定影響，卻也會對消費者產生傷害。他舉例，若消費者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演唱會，任何限制轉讓票券的措施都會讓消費者無法脫手已經不具價值的票券。江季剛也表示，票券相關規範雖能打擊黃牛，但相對的也造成歌迷和主辦方的困擾，「我們應該是要增加樂迷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防範黃牛而增加樂迷困擾。」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簡文政說明，一旦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跟「資訊不對稱」，黃牛便會誕生。這與小綸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黃牛對於票券二手市場的理解遠勝一般消費者，在票券供不應求下，消費者更願意以大量金錢競爭稀有票券，若要有效阻止二手票券的價格過高，可能的做法有兩種：公開二手票券的市場價格，或開辦更多演唱會，以降低票券的稀有性。對此，江季剛卻認為，主辦單位不願把「黃牛」這項變因納入考量。不論是加開演唱會或提高價格，主辦方所承擔的售票成本及風險遠高於黃牛，「供給方和需求方就是主辦方和歌迷，根本沒有黃牛的空間。」此外，二手票券分散於各大社群平台等不透明場域對黃牛有利，除非由政府或各大票券提供者聯合推行一個公開透明的平台，否則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將無法解決。礙於場地限制、演出者行程與成本考量等原因，加開場次往往不可行，因此票券供需失衡也無從解決。消極抵制非解方 積極爭取才是贏家簡文政認為，在票券市場中，黃牛是平衡供需時的自然產物。事實上，只要消費者需求超過主辦單位供給，黃牛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在如此環境下，消費者該如何應對？消費者可以自主選擇取得票券的來源。有些人積極練習搶票、求票；有些人使用代購價較低廉的服務，甚至為了票券不惜砸重金求票。徐則鈺坦言，「如果你跟黃牛買票，也是你願意的。」事實上，消費者並非被動遭黃牛壓榨。在黃牛不會消失的市場中，成為有選擇權、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把其傷害降至最小化。

【專題記者林宛賢、林子淇、劉苑杉、郭又華綜合報導】以《Lemon》一曲爆紅的日本歌手米津玄師，早前來台開辦演唱會，3000張票券開賣當下即被秒殺。隨後，各大票券網站出現大量二手票券，一張原價3000元的票券飆升至1萬8000元，甚至更高。有網友痛罵黃牛行徑，反遭嗆聲「我已經回本了，之後就算燒掉，我也不會原價給你們。」此事鬧上許多新聞版面，也凸顯熱門演唱會票券常供不應求，讓高價的二手票券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有價有市。當消費者發現自己沒搶到的票券以高價在黃牛手上出售時，對黃牛的怨氣從社群平台至媒體報導隨處可見。但為何管制黃牛的法律從未落實？黃牛業者遍地崛起，他們終有消失的一天嗎？身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應對？<b>遊走法律邊緣的代購業者──黃牛每當有熱門演唱會，黃牛必然在合法銷售途徑外從中圖利。依據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即為一般人俗稱的「黃牛」。因交通遷徙權比娛樂權更迫切，台灣在交通票券的罰責比演唱會票券來的高，各方在多年來也不斷對此爭議與討論，希望演唱會票券可比照《鐵路法》，加重演唱會黃牛的罰則。台灣早期可見黃牛穿梭在運動賽事與電影院售票口，高價兜售票券。黃牛小綸（化名）表示，以往需在售票口前排隊搶票、進行販售，社群平台興起後，他便將事業版圖拓至票券網路社團中。由於近年實體唱片銷售量下降，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演唱會盈利。「當然它（演唱會）量多了，供給和需求都變多，就會有人從中去賺錢。」相知音樂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解釋，民眾觀看演唱會的次數增加，也間接導致娛樂產業中的黃牛越來越猖獗。拓元售票系統法務專員莊詠晴也觀察，「這個（娛樂）產業只要是熱門的，黃牛就存在，因為有利可圖。」「全台灣知名的（黃牛）數目就落在30個以內。」小綸表示二手票券市場不大，黃牛相互認識，但現今網路搶票需兼備技術與經驗，導致黃牛入行門檻逐漸攀升。他補充，某些演唱會場次會產生削價競爭，「票券依照市場價格，像是一個多方賽局的結果。」黃牛阿文（化名）則認為黃牛間屬良性競爭，不會惡意壓低票券價錢，破壞市場行情。<b>場場都能黃牛？ 「市調」深度決定專業度 究竟演唱會市場隱藏什麼商機，使人們前仆後繼的加入黃牛之列？隨著入手票券漸多，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也越高。小綸表示，身為一名職業黃牛，必須要懂得觀察流行音樂市場，培養敏銳眼光，否則購入大量票券又無法全數銷售，將會帶來巨大損失。 小綸從事專職演唱會黃牛約四年，對於許多歌手都有一套自己的市場分析。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 阿文會集結其他黃牛，綜合客源做市場調查，了解顧客對於票券的需求後再投入成本。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反觀，萱萱（化名）作為一名業餘黃牛，只需銷售少量票券賺取利潤，因此觀察市場的必要性比全職黃牛來的低，市場調查的精準度也大為不同。「通常每一場演唱會都會有粉絲願意花錢購買黃牛票。」萱萱表示，他在搶購票券前會確認該場演唱會需購入的票數、票券價格與場地。由於小本經營，他從未遭遇虧損，所有票券均能全數售出。<b>各顯神通 黃牛營運模式大不同除了觀察市場中潛藏的商機外，黃牛也透過自身技術和經驗，將這些商機轉為實際的行動。無論觀察市場、搶票、尋找客群至販售，黃牛皆有各自的手段。其中職業黃牛的搶票經驗、知名度以及投入成本都比業餘黃牛更甚，往往能以更高價售出票券。為了在極短時間內搶到最多票券，小綸目前雇用約30名工讀生在網咖或辦公室等地搶票，「命中率」約有五至七成。他認為相較於設備，熟悉搶票步驟更重要，經驗豐富的黃牛能更有效指揮工讀生，若同時搭配「輔助程式」，能更快速且大量搶購票券。主辦方與售票系統為防範黃牛大肆搶票，有時會在演唱會票券開賣前，設計數道與演出者相關的題目，讓黃牛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搶票步驟，藉此增加歌迷的搶票優勢。萱萱說：「如果購票前有問答題，會花錢或用免費代購票券的服務，請歌迷幫忙做答。」阿文則會在部分演唱會前提供預購表單，「在搶票之前會先開放預購，價格也較公道。」在成功購入票券後，他會優先詢問固定客源，將優惠價格保留給熟客，再於各大社群平台上公開售票資訊。除此之外，阿文在逢年過節時會舉辦抽獎活動，從固定客源中抽出送禮名額，作為公關手段，「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大牛（大黃牛），知名度要打開，所以我們需要跟顧客建立信任度。」<b>不當得利？  黃牛社會爭議多許多消費者對於黃牛有不同質疑，例如使用外掛程式或壟斷票源，讓「真正想要的粉絲」無法取得票券。小綸特別針對「壟斷」解釋，現今網路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小綸表示，現今的單場演唱會大約兩成的票券會由黃牛持有，大部分的票仍由歌迷取得。雖黃牛在演唱會各區座位的購票量不一，精華區競爭可能相對激烈，但整體而言，黃牛的持票數不會造成壟斷。此外，並非所有黃牛都使用外掛程式，部分黃牛單靠人力搶票，有需要時也會向其他人求票。 現今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圖為示意圖）　圖／林子淇攝針對黃牛搶購演唱會票券，進而以高價售出的行為，江季剛認為，黃牛就是為了圖利自己，「演唱會對他來說只是純粹的商品、純粹的生財工具。」他更指出，付出勞力的是演唱會主辦方，而付出金錢的是歌迷、消費者，但黃牛卻以不公平的手段吸收了演唱會主辦方和歌迷的利益。江季剛表示，對於主辦方來說，即便黃牛有花錢向主辦方買票，但卻也同時造成主辦方的不便，也必須花更多成本防範黃牛，「因為我們必須要承擔一些樂迷之間對唱片公司、主辦方或售票系統的指責。」他坦言。此外，江季剛以五月天為例指出，「（五月天）一定會有一些相對便宜的票價，因為他們就是想要給更多人看，像學生、經濟能力較差的族群。」他表示，黃牛把票搶走後，這些族群的歌迷就會遭排擠，「我們想要讓更多、真正的樂迷去觀看演唱會。」<b>評論黃牛正當性　歌迷看法兩極對於黃牛加價販售票券，部分歌迷表達強烈不滿，時常在主辦單位的粉絲專頁留言，不僅抱怨黃牛，也要求主辦單位改進。米津玄師歌迷林楚佳因無法順利購買演唱會票券，在體育館外圍高舉「求票」標語。他表示米津玄師歌迷大多抵制黃牛、對黃牛反感，而他也僅願意以原價購買演唱會票券。同為米津玄師歌迷林慶元表示，「只要原價以上都是黃牛，沒有原價的票，我就在外面聽現場音。」 米津玄師演唱會中，仍有部分買不到票的歌迷在現場秉持一絲希望，等待有人以原價售出二手票。　圖／林子淇攝韓團GOT7的歌迷張庭瑜認為，黃牛搶票會造成真正想去的人無法入場，若黃牛持票未售出，演唱會現場則會出現空位，對歌手而言並非好事。他分享，他於社團觀察過的幾名黃牛態度皆高傲無禮，某次在不知對方是黃牛的情況下，私下詢問票券價格，結果對方開價比原價貴3000元，於是選擇已讀不回。五月天歌迷陳力瑋表示對黃牛反感，黃牛不僅讓歌迷無法觀賞偶像的演唱會，且將價錢抬高也「不覺羞愧」。他補充，「黃牛票沒演唱會籌辦成本，尤其是如果搶熱門場，就不怕賣不掉。」雖然小綸主張現今搶票模式相對公平，歌迷可同時守在在電腦前訂票，但陳力瑋反駁其看法，指出黃牛可能利用特殊手段的搶票，且認為黃牛搶票後以經濟能力高低重新分配票券，不是演唱會所提倡的精神。雖也有部分歌迷對黃牛持正面或中立看法，但相較於反對者，他們的聲量較小，通常不會主動表示與黃牛相關的言論。曾購買黃牛票的歌迷蔡雨倢表示，演唱會若有黃牛願意購票，代表歌手、樂團具備一定人氣，所以他不討厭黃牛。他認為總有些人無法從網路上搶票成功，「黃牛是幫助有錢但手腳沒別人快的歌迷。」已步入職場的歌迷陳效儀有一定經濟能力，他表示由於工作忙碌，無法隨時關注演唱會門票何時開賣，常錯過售票時間後才得知購票資訊。若無法順利搶購熱門演唱會門票，而黃牛所開出的價格又落在可接受範圍內，他認為購買黃牛票確實是一種好選擇。韓團Super Junior的歌迷賴資晴提及，他遇過的黃牛服務品質佳，雖不能議價，但代購費不高，且能幫助沒搶到票的歌迷，使他對黃牛改觀。「因為家裡是做吃的，所以要打烊後才有辦法去匯款，他（黃牛）也都能寬容。」他認為在搶不到票券的情況下，多花300至500元能欣賞偶像的演出非常值得。<b>撲滅黃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灣現行法規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娛樂票券的二手轉售行為，但罰金明顯遠低於黃牛票券利潤，因此部分輿論認為應加重黃牛罰則。對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徐則鈺認為，不同於轉售交通票券會影響遷徙權，轉售娛樂票券對民眾權益的侵害程度僅算「小事」，不宜加諸過重罰則，修法動機也不大。拓元股份有限公司曾對黃牛採取法律行動，卻無法對其轉售行為提出有力訴訟，僅能就使用外掛程式及申辦假帳號搶票等行為，控告其觸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及「偽造文書罪」。徐則鈺說明，根據《社維法》目前規定，有確實轉售行為才構成違法，沒有交易證據則無從罰起。他建議將此條款改成「意圖」轉售即構成違法，管制上會更加有效。民間常見討論抵制黃牛的方法大多為實名制。消費者需在購票系統上登錄身分並再次於現場核對持票者身分。小綸表示，黃牛只要事前申請多個人頭帳戶，便能輕鬆搶票，此舉只是增加少許購票成本，並無法真正影響到黃牛。莊詠晴解釋，主辦單位若要在演唱會現場驗證身分，將面臨許多限制。人工比對票券姓名與身分證明所需的時間與人力成本非常高，為避免驗票時出現鑽漏洞情形，主辦方必須同步所有驗票窗口的設備與管理方法。她認為，台灣演唱會的軟硬體設備目前不宜全面實施實名制，在多人的大場地更是難上加難。因此，目前確實執行實名制的演唱會，僅有規模較小的場次。 距離演唱會開始還有三小時，主辦單位早已在現場整隊。倘若實施實名制，歌迷等待進場時間將會更長。　圖／林子淇攝針對實名制，阿文透露，只要在票券販售前開放預購單獲取基本資訊，就「完全不怕主辦方打壓」。若該實名制場次開放身分受驗者攜帶不須受驗的持票人入場，黃牛則可利用「工讀生攜帶消費者入場」的模式販售票券，不僅破解實名制，工讀生的名額也變相排擠了更多消費者。小綸表示，限制轉讓票券的相關措施固然對黃牛帶來一定影響，卻對大部分消費者產生更大傷害。他舉例，若消費者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演唱會，任何限制轉讓票券的措施都會讓消費者無法脫手已經不具價值的票券。江季剛也表示，實名制及相關規範限制雖能減少黃牛的出現，但相對的也造成歌迷和主辦方的困擾，不僅主辦方要付出更多人力，也增加了歌迷在搶票、換票上的麻煩，「我們應該是要增加樂迷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防範（黃牛）而去增加樂迷的困擾。」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簡文政說明，一旦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跟「資訊不對稱」，黃牛便會誕生。這與小綸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黃牛對於票券二手市場的理解遠勝一般消費者，在票券供不應求下，消費者更願意利用大量金錢競爭稀有票券，若要有效阻止二手票券的價格過高，可能的做法有兩種：想辦法公開大部分二手票券的市場價格，或由主辦單位開辦更多場次的演唱會，以降低票券的稀有性。對此，江季剛卻認為，主辦單位不願把「黃牛」這項變因納入考量。不論是加開更多場演唱會或是提高價格，對主辦方來說其所承擔的售票成本及風險遠高於黃牛，「供給方和需求方就是主辦方和歌迷，根本沒有黃牛的空間。」他補充，主辦方的首要任務是制定合理票價，並將票券售罄，而非跟隨黃牛哄抬票價。然而，在台灣二手票券分散於各大社群平台等不透明場域對黃牛有利，他們不可能配合建立公開二手市場。除非由政府或各大票券提供者聯合推行一個公開透明的二手票券市場，否則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將無法解決。礙於場地限制、演出者行程與成本考量等原因，由主辦方增加供給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票券供需失衡恐怕也無從解決。 主辦單位需在演唱會開辦前半年至一年預訂場館，若票券供不應求，也無法臨時應因粉絲要求加開場次。　圖／林宛賢攝消極抵制非解方 積極爭取才是贏家簡文政認為，在票券市場中，黃牛是平衡供需時的自然產物。事實上，只要消費者的需求超過主辦單位的供給，黃牛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在如此的環境下，消費者該如何應對？消費者會因不同原因，選擇各自取得票券的來源。有些消費者積極練習搶票，以原價取得票券；有些消費者使用代購價較低廉的服務；甚至有消費者為了票券不惜砸重金求票，但有能力從他人手中求得原價票或稀有位子的消費者也比比也是。徐則鈺坦言，「如果你跟黃牛買票，也是你願意的。」事實上，消費者並非處於被動，只能遭黃牛壓榨。在黃牛不會消失的市場中，成為有選擇權、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把黃牛對自己的傷害降至最小化。&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