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1997年起，隨著女巫店、地下社會等音樂場館落成啟用，許多音樂創作者及樂團多了許多表演舞台。而從90年代開始，董事長樂團、1976、濁水溪公社、Tizzy Bac等不同樂風的獨立樂團，在live house表演，嶄露頭角，使得台灣獨立音樂文化逐漸成形。 所謂獨立音樂（Indie Music），意指音樂創作、錄音到出版，皆由創作者獨自完成，未經大型音樂品牌或主流唱片公司的資助。因此，早期的台灣獨立樂團，多半以現場演出、將作品寄賣於唱片行，或是親自設計傳單，分發到音樂活動或張貼在年輕人聚集的地點。然而相比起當時主流音樂圈，獨立樂團與其歌曲仍未能吸引大眾關注。 不過自2016年起，獨立樂團開始走入大眾視線，隨著串流平台、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興起，樂迷接觸各類音樂的管道更為多元。加上資訊流通迅速且廣泛，音樂創作者只需要將作品放到網路上，就有機會被看見。種種因素都讓過去較少受關注的獨立樂團，成功走出live house。例如以EP《金桔希子 JINJI KIKKO》成功吸引樂迷的落日飛車，或同年發行首張專輯《醜奴兒》的草東沒有派對，於隔年第28屆金曲獎一舉斬獲六項大獎。接下來許多獨立樂團，如茄子蛋、deca joins、老王樂隊、美秀集團、傻子與白痴等，也都紛紛崛起，主流音樂圈開始出現有關獨立樂團的討論。 不少主流音樂公司或是音樂製作人甚至開始將目光投注至成名的獨立樂團，提供他們更多創作資源，包含錄音設備的升級，或替樂團安排更豐富的行銷管道。不過於此同時，也有樂迷擔心進入主流音樂的獨立樂團，會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改變樂團本身的曲風、歌詞，因此遺失最初的風格，不但無法保持原有的「獨立」特質，也不符合獨立音樂文化的精神及價值觀。 然而，進入主流市場的獨立音樂，勢必就會走向「不獨立」一途嗎？ 不少進入主流音樂市場的獨立樂團，成名後持續深耕在他們所倡議的議題上。例如長期關注台灣政治與民主議題的滅火器樂團，在成立14年後，因替太陽花學運創作歌曲《島嶼天光》而廣為人知，但其並未受到矚目而改變初衷。 進入主流音樂的獨立音樂，不僅受主流音樂影響，也可能回頭影響主流音樂。例如，獨立音樂的歌詞、曲風的創新和多樣性，時常為主流音樂注入新的靈感，刺激創作者挑戰主流框架，也擁有更多資源探索不同的音樂風格和議題。 獨立音樂的「主流化」或許反映了這些獨立樂團順應時代潮流，從小場館表演成功走向更大的舞台，獲得更多人關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音樂風格或創作模式必然隨之改變。 儘管獨立音樂市場相較主流市場而言，起初的規模偏小，所幸傳播媒體與產業變化，將之拓展至更大、更完善的階段。獨立音樂日益受到大眾的關注的現象，也帶給流行樂壇更多啟發與機會。下一代的音樂創作者，無論是否隸屬於主流音樂公司，可能都會受到獨立音樂自由創作精神的影響，進而推動音樂產業的更多變革，創造新的火花與可能。

「反叛的歌聲總是鑲嵌在商業體制與自主創作不斷鬥爭的搖滾史中。」——張鐵志 這是作家、音樂評論家張鐵志在《聲音與憤怒》一書裡所寫的話。六〇年代，當抗議之聲逐漸在搖滾樂中根植並發芽，從此音樂成了陪伴改革者最有力的武器，換言之，它是否也成為了某些當權者的眼中釘？ 在高雄舉辦了11年的大港開唱無預警宣布停辦，引發一片譁然。「大港」為台灣最負盛名的音樂祭之一，每年都吸引眾多樂迷前來朝聖。　圖／黃俐榛攝從音樂祭變成政治角力戰場時間回到9月11日，在高雄舉辦了11年、台灣最負盛名的音樂祭「大港開唱」在臉書無預警地發布聲明宣布將「明年將暫時停辦一年」。此聲明引發各界譁然，支持大港的人認為停辦原因必定是新任政府打壓獨立意識濃厚的活動；對立者則認為大港開唱刻意用此方式抹黑執政單位。音樂祭停辦一事，儼然成為政治意識形態角力之戰場，看似與政治色彩不相干的「藝文活動」變成了一個被熱烈討論的政治議題，從獨立音樂生成的脈絡背景觀之，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 獨立音樂（Indie Music）近年來非常受到台灣年輕族群的歡迎，其中不乏許多將政治議題寫入歌詞的歌曲，許多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形式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音樂祭也成為了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抒發政治感受的場域。如同當年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深耕高雄十一年的大港開唱如今已成為台灣最富盛名的音樂節之一。許多的搖滾樂團以及藝術工作者將之視為一夢幻殿堂，期望有朝一日能夠站上大港的主台「南霸天」，唱出屬於自己以及年輕一代人的聲音；而一同相約回到高雄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盛宴，也已經成為許多「北漂」的異鄉遊子間不言而喻的默契。 停辦原因的羅生門？ 大港選在高雄市新政府上任、行政作為仍受到部分民眾放大檢視的跌宕時期宣布停辦消息，絕非偶然。作為一個強調在地、草根、獨派意識強烈的音樂祭，大港即便是退場也要製造價值觀的衝撞。當韓政府的種種作為被批評將高雄打造成「文化沙漠」，大港此舉可謂此說法之強而有力的後盾。更不用說在聲明稿中，大港官方提到「議堂上的打擊」以及「已經明顯感受不到市府對大港的支持」等說法，都直指讓活動停辦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不支持。反觀高雄市政府則完全否定此論調，表明政府立場並沒有不支持，是大港的主辦單位本身遲遲不提企劃案造成籌備時程延宕，卻將咎責推給高雄市府，有失公允。 「……我們這段期間一直被（議會）百般刁難地要求調閱文件。給了又要，給了也不看，然後繼續再要，調閱來調閱去。」——大港開唱主辦單位 兩方各說各話，大港停辦一事儼然已成為羅生門，但從意識形態觀點來看此事件，筆者認為大港開唱的停辦背後原因不可能排除政治力的介入。大港的主辦單位以及參與者一直都是抱持著與國民黨的親中政策相去甚遠的獨派立場，而國民黨內近期一枝獨秀、被選民尤其寄予厚望的韓國瑜市長執政的城市，若正是這樣一個充滿反叛、台獨精神的音樂祭舉行地點，市政府難道不會想要多少以行政窒礙難行之名行抵制意識形態之實嗎？當然，身為一市府補助案，大港的財務細項被「查證」是理所當然，但查證機關抱持之態度是否有預設立場，是否用冗長的拖延手段變相打壓與自身抱持相對立場之活動的辦理手續，對大港團隊的影響絕不容小覷。 意識形態衝撞下的犧牲品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後，其觀光文化政策數次被嚴厲批評。如白冰冰的觀光宣傳影片被評「質感低落」、元宵燈會「金銀河」的美術設計相較於台南以及屏東略遜一籌等。如今，這個觀光文化以「愛情產業鍊」為王牌、主打「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的政府，是否真的會將高雄的藝文活動推入谷底？白冰冰的宣傳影片、春吶中噓聲不斷的「讀你」、大港開唱的停辦，都有著濃烈的象徵意涵。傳統保守的價值觀念仍佔社會多數，崇尚自由發聲的精神有時並不如經濟利益被重視。如此形成之弔詭畫面即是，政府在不斷強調要讓年輕人回到高雄創業、推動新的但效力有限的「藝文」活動之餘，卻讓大港開唱這樣聯結一代人之集體情感與記憶、真正創造「人進得來」的活動聲稱被市府打壓而停辦。讓人不禁思考，為了迎合上一世代遺留下之既得利益者的意識形態，我們下一個犧牲的將會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