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法國巴黎巴士底廣場上，兩名18歲青年帶著寫有「我們瞄準高中畢業考，反犯罪小隊卻瞄準我們」的標語前往示威，卻在警方檢查背包時遭到沒收。《Mediapart》記者在現場記錄了這起事件。法國學生抗議，要求政府改善教育環境，連寫在紙板上的抗議標語都可能受到限制。 此次學生抗議始於9月17日，巴黎近郊聖修伯里高中缺乏數學、法文、歷史教師及護理人員，教師因此罷工，學生隨後封鎖校園聲援，更反映教室過度擁擠、校舍漏水、蟑螂出沒、天花板剝落，到教師長期缺勤。該校學生用社群媒體傳播他們的訴求，其他面臨類似困境的法國學生陸續加入，抗議便擴至馬賽、史特拉斯堡、雷恩、土魯斯等城市。 顯然，學生走上街頭，是因為學校連基本的教學資源與安全環境都無法提供。 臺灣世新大學的「舍我學運」也反映類似原因。世新學權前進陣線宣布啟動「舍我學運」，為爭取言論自由、校務資源配置透明。《教育基本法》第五條要求各級政府合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而大學如何運用校務經費，關係到學生的學習環境與受教權。此次世新大學分配教育經費，引發學生質疑校方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租借校慶場地，也置辦了KTV娛樂空間，卻未解決學生教室過小需要坐在地板上課、廣電系攝影器材不足等問題，甚至將系辦整併為聯合院辦，忽略學生真實需求。抗議後教育部入校訪視，認為學校在實施新制度前，沒有完善與學生溝通的程序，才要求校方限期改善。 1990年法國高中生就曾因校園設備不足、教學人力短缺及學習環境惡劣，發起全國抗議，政府隨後提出45億法郎的緊急改善計畫，學生代表更要求參與政府改善計畫的執行與監督；1986年臺灣自由之愛運動，大學生為言論自由、學生自治及大學改革走上街頭。過往學運爭取監督權利與校園自治，也提醒當代的我們，學生能夠發聲、參與校務，是得來不易、積極抗爭下的成果。 《大學法》第15、16條規定，大學校務會議應有學生代表參與，並審議校務發展計畫、預算及組織規程等重大事項。涉及系所整併、教學預算、行政服務及重大空間調整等影響學生權益的政策，校方應事前公布方案、預算與影響評估，讓學生代表有機會提出替代方案並參與討論。若校方未採納學生提案，也應具體說明理由，讓學生能檢視決策依據，而不是只能在政策實施後提出申訴。 法國與臺灣的教育行政制度雖然不同，學生卻都面臨教育資源分配與意見表達的問題。法國公立高中的教師配置、校舍修繕由國家及地方政府負責；臺灣的大學享有校務自治，教育部則依法監督。法國學生抗議後，政府提出改善教學條件的措施；世新學生持續陳情後，教育部也介入調查。當教育政策直接影響學習環境，政府與校方應在決策前公開相關資訊、回應學生提出的問題，讓學生的意見有機會影響政策。學生走上街頭，是為了捍衛自身的受教權；而既有制度能否讓學生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作用，才是整體社會在深化校園民主時必須直面的問題。

2023年杭州亞運首次將電子競技納入正式比賽項目，日前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也排案審查《電子競技運動發展基本法》草案，顯示電競逐步走向制度化與大眾化。隨著產業版圖擴大，電競的競爭不再只圍繞賽事成績，也延伸至選手個人魅力與粉絲經濟。然而，當電競開始採用偶像產業的經營模式，部分既有觀眾質疑電競文化正在「變質」，甚至將透過選手魅力接觸電競的女性新粉絲，貼上「不懂遊戲的迷妹」標籤。 近年，韓國部分電競公司開始引進類似傳統偶像產業的粉絲經營模式，包括推出選手與粉絲互動的聊天應用程式，以及販售選手小卡、娃娃等周邊商品。這些過去常見於偶像產業的經營方式，逐漸成為電競粉絲文化的一部分，也在 Threads 上引發討論。支持者認為，粉絲經濟能吸引更多人接觸電競、拓展產業受眾；反對者則擔心，粉絲文化的加入會模糊電競的競技本質，甚至質疑不看比賽、不玩遊戲的人，是否有資格自稱「電競粉」。然而，當我們將焦點放在粉絲是否理解遊戲時，也應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某些參與電競的方式，會被認為比其他方式更正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周姵岑於2023年發表的論文《偶像崇拜與體驗行銷對電子競技比賽觀賞意願之影響》，探討電競與追星文化結合時對觀眾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觀眾對選手或隊伍的偶像崇拜程度愈高，觀賞電競賽事的意願也愈高。這顯示，對選手的認同與情感連結，不一定與競技賽事相互排斥，反而可能成為觀眾持續關注電競的動力。 那麼，為什麼透過選手魅力接觸電競的粉絲，容易被質疑不懂遊戲？在部分遊戲與電競社群中，粉絲認同可能與遊戲技術、競爭性、戰術知識及對賽事的長期投入相互連結，這些特質不僅被視為理解電競的能力，也成為衡量誰是「真正玩家」的標準。當粉絲透過欣賞選手外型、關注個人魅力或購買周邊商品等方式參與電競時，他們的喜好便可能被簡化為情緒化或消費導向，進而被認定不夠專業。遊戲知識與競技分析固然重要，然而當特定的參與方式被當成唯一標準時，其他形式的參與便容易被排斥。 電競走向主流，參與者與其參與方式都變得更加多元。捍衛電競的競技價值，並不代表必須排斥以不同方式接觸電競的人；粉絲文化的加入，也不意味競技精神的流失。當粉絲因為喜歡選手而接觸電競，他們或許會從欣賞個人魅力開始，進一步認識賽事、隊伍與遊戲；即使有粉絲始終只關注選手，也不代表他們必須先證明自己懂遊戲，才能擁有喜歡電競的資格。電競文化不必在競技與粉絲之間二選一，應是讓不同的參與方式都有存在的空間。

3日下午，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持搜索票搜查同志酒吧，事後被在場客人爆出警方執法過當、違反程序與歧視言論等爭議。此事件除了顯示當公權力走進同志場域時，法律難以真正保障同志的人權與尊嚴，更讓人對台灣自同婚通過以來的平權成果打上一個問號。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148條規定，搜索應使用搜索票及出示搜索票，且只能依據票上記載的事項進行搜索，搜索後若發現違法事實才可逮捕。然而警方只向酒吧負責人出示搜索票，卻要求所有人蹲下、禁止交談、使用手機與穿上衣服，甚至強行搜包。事發當下警方也以高傲的態度進行搜查，還針對身障人士說出歧視言論，種種事跡違背員警執法時保障人民權利的義務，就算涉嫌違法，也必須現場告知罪名及權利，不代表可以不顧比例原則逕行執法。 警方在第一時間聲稱是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3條「於公共場所任意裸體、妨害善良風俗，且不聽勸阻」為由偵辦現場51位顧客，也否認有言語歧視與過度執法。直到越來越多相關影像與錄音曝光，才改口說是以證人身分將顧客帶回警局，以及承認數名警員的言行不當，並以申誡二次處分。警方若認為民眾違反社維法，須其達到不聽勸阻的要件才可直接逮捕；若是將顧客視為證人，則更缺乏強制力將所有人直接帶回警局。警方說法如此前後不一，且都有缺乏正當性的疑慮，若民眾真的因警方強迫性的指令與威嚇而懼於捍衛自身權利，此事件的真相是否將被模糊帶過？不論是禁止錄影錄音還是盤查民眾身分等行為，在現行的刑訴法和社維法上都給予警方一定程度的解釋空間，也因如此部分員警才得以濫用公權力。 回望1997年的常德街事件，多位荷槍員警以聚眾喧嘩、飲酒等行為為由在常德街進行大規模臨檢，將在現場社交的4、50位男同志帶回警局，甚至被登記拍照，使他們暴露在同志身份可能被公諸於世的風險之下。在這30年間，台灣從第一屆同志遊行，走到成為亞洲首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現在卻再一次發生歧視性執法，各方多年來為爭取平權的努力可能因此付諸流水。根據中央社報導，這起事件引發東南亞多元性別族群在社群上的討論，他們擔憂台灣是否還是友善安全的旅遊地點；路透社與BBC也皆有相關報導，儼然影響到台灣近年來同志友善的國際形象。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與其他團體提出的五大訴求，凸顯出台灣同志權益仍未完全受到保障，雖然同婚已合法化，但同志不友善依然處處可見。根據行政院2023年「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調查」，有48%受訪者表示，曾因多元性別身分感到被歧視或不舒服；另外也有7%的人曾受到警政司法單位人員的歧視，顯然僅僅一部專法並無法成為平權之路的捷徑。若台灣要確實地落實性別平權，首要任務應要將警察執法的依據與相關法規明確化，避免爭議再次發生；唯有公權力能尊重與包容多元差異和秉公執法，多元性別族群才能以國家為後盾，持續在社會上推行平權運動。

以韓國女團BLACKPINK成員身分走紅全球的歌手麗莎（Lalisa Manobal），於9月3日推出〈SaWaDiKa〉，在副歌唱道：「來自日內瓦的名錶」、「我的靛藍色法拉利」；面對這般歌詞，大眾的反應呈現兩極，不少粉絲表示盛讚的同時，也有部分聽眾相當反感，認為歌詞內容缺乏創作深度，甚至直言「浪費個人國際影響力」。 不過作為饒舌歌曲，紙醉金迷的歌詞早已是家常便飯，「金項鍊」與「名錶」等象徵奢華的物品出現在歌曲中，更不是件新鮮事。麗莎也並非首位以手錶比喻事業成功的藝人。早在近十年前，未來小子（Future）、揚・薩格（Young Thug）、基亞裡·肯德雷爾·塞弗斯（Kiari Kendrell Cephus）便曾推出歌曲〈Patek Water〉，以高級腕錶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彰顯成功。該曲更獲深耕音樂評論近30年、以獨到音樂品味聞名的《Pitchfork》形容歌曲中展示地位象徵的手法高名，給予正面評價。 然而，當相同的「炫富語言」出現在女性歌手身上，大眾評價卻似乎變了調。即使是著名饒舌歌手卡蒂・B（Cardi B），也曾因歌詞中的金錢與奢華意象陷入「物質主義」爭議。 女性饒舌歌手的崛起，仍難擺脫男性主導的嘻哈文化所形成的性別框架。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一項研究發現，相較男性，女性歌手往往需要透過情感與個人經歷展現「真實性」，才能獲得認可。看似只是音樂偏好的差異，背後卻反映女性面臨更多性別期待，難以循既有方式彰顯成功。 類似困境也存在於台灣。政治大學黃意能以〈女生沒嘻哈？臺灣嘻哈音樂的性別問題〉探討台灣女性饒舌歌手面臨的困境，研究指出，在男性長期主導的嘻哈文化下，女性不時受到性別框架的檢視，受訪者甚至曾遭批「台灣女生就是沒有饒舌」。當女性連成為饒舌歌手都須突破性別想像，他們使用金錢與奢華等既有的嘻哈語言時，是否也能與男性接受同一標準的評價，仍待追問。 一言以蔽之，〈SaWaDiKa〉的炫富可以被批評，但批評不該因性別而有兩套標準。當名錶、跑車與金錢早已成為饒舌文化彰顯成功的語言，女性應有同樣展現野心與成就的空間。唯有放下對女性歌手額外的性別期待，嘻哈文化才能真正走向平權。

教育部在2023年頒布「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並根據指引於2024年編列2.5億預算，推動「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希望照顧到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不過，落實到大學校園，相關經費被納入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而根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大專院校僅需在健康中心備有生理用品，即可符合規定。有急需的學生無法及時就近取用，讓教育部的美意打了折扣。 「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補助經費進入大專校院後，被納入「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的生活助學金，提供弱勢學生申請。因此，校方若想在校園中設置多元生理用品取用點，只能仰賴自籌經費。例如北部某國立大學目前每年自籌近八萬元購買生理用品，提供全校逾6,500名的女性教職員生使用。換言之，缺乏專款的支持，大專校院要做到「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給「急需者」，僅能憑校方誠意。 此外，生理用品的供應量與取用點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有些大學因擔憂生理用品保存不易，或可能被校外人士大量取用，故將取用點集中在行政人員辦公區域，無法照顧到可能突有急需的學生。即使願意擴大取用點範圍，生理用品補充又成為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有時不免出現生理用品僅剩空盒的現象。 簡言之，缺乏專款的直接支持，教育部旨在打造「無壓力取用環境」的美意，卻讓大專校院飽受壓力，望「盒」興嘆。教育部應提供專款協助大專校院維持取用點的運作，並明確規範取用點的基本要求，落實保障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如此，大專校院方能跳脫「空盒」困境，實現「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中所說的，無壓力及友善的取用環境。

全球愈來愈多使用者將生成式AI 當成傾訴對象，《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調查指出，從2024至2025年，生成式 AI的主要使用情境已逐漸轉為「心理治療／陪伴」。尤其對大學生來說，尋求AI的心理陪伴不必排隊等候、擔心社會評價，即使在凌晨也能找到願意無條件傾聽的對象，而迅速成為學生族群的情緒出口。但當我們愈來愈習慣向 AI 吐露自己心中的焦慮、脆弱與無助，也須正視這些對話涉及的資料處理、風險與責任分界問題。 雖目前市面上主流生成式 AI 平台會在隱私政策中載明，使用者的對話內容在特定情況下可能被用於模型訓練、系統優化，部分資料也可能因第三方協作或跨境服務而被再利用。然而，這些政策多以概括、抽象的方式說明資料的保存方式、使用範圍與再利用情形，使一般人難以掌握資料的實際流向。在缺乏明確資訊的情況下，使用者可能讓自己在對話中透露的焦慮、創傷與心理特徵被蒐集並進入平台的資料處理流程。在告解室裡，你說的話本該被守護，AI時代的告解室也不應例外。 對此，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將「足以推論或揭露個人生理或心理健康狀態的資訊」列為需高度保護的特種資料。因此，與 AI 的對話內容若反映出失眠、創傷經驗或長期情緒困擾等個人身心狀態，通常會被視為特種資料範疇，不得在缺乏合法事由下任意蒐集或再利用。GDPR 亦將 IP 位址、瀏覽紀錄等數位軌跡視為可識別的個人資料，並要求資料控制者遵守保存期間限制、保密性、與透明化等核心原則。 雖然 GDPR 在實務上仍有以上疑慮，其至少明確將心理健康相關資訊分類為特種資料。反觀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僅以：「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的資料」作為一般個資的概括定義；第六條所稱特種個資也僅限於「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與健康檢查等範疇」。依此觀之，即使使用者在與 AI 的對話中透露足以推論心理健康狀態的高度敏感內容，也不屬於現行法律下的特種個資。此外，由於 AI 心理陪伴功能在近幾年才發展成熟，此類「非醫療但與心理健康狀態密切相關」的資訊仍缺乏實務見解與判例，使其在台灣法制中仍處於模糊定位。 另方面，我國雖已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其中規定應避免不必要的個資蒐集、強化預設隱私保護。但該草案仍停留在原則層次，尚未針對 AI 心理陪伴情境設置專門的資料處理規範，使相關保護仍須回到《個資法》的既有架構處理，然該架構對心理相關資訊的定位本就模糊。未來，無論透過施行細則、主管機關指引或個資法的配套檢討，立法者皆應審慎思考，此類與AI涉及個人心理健康的高度敏感對話，是否應納入更明確、也更嚴謹的保護範圍。 AI 或許能提供我們短暫的情緒支持，陪伴我們渡過漫漫長夜，但它既不是能真正理解人類世界的朋友，更非心理諮商師。作為使用者的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己向 AI 傾訴的心理私密對話並未獲得與醫療或諮商紀錄同等的保護，並保留一定的警覺，避免在不清楚資料保存方式、用途與再利用的情形下，對虛擬的AI好友交付出可識別身分與心理健康狀態的個人敏感資訊。理解平台的隱私政策限制、適度調整自身與AI互動的分際，並在需要專業協助時尋求具有心理師證書資格的心理師，都是在法律護欄尚未完整建置前，能夠保護自己最基本的方式。

11月16日中午，國立臺灣大學傅鐘底下人聲鼎沸，據平面報導，數百名群眾與多家新聞媒體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校方甚至出動駐衛警維持秩序。然而，這並非校慶或抗議，而是一場源於臉書粉專匿名投稿的集體空等。 這起事件起因於鳳凰颱風過境台灣前夕，臉書粉專「黑特帝大」出現一則匿名投稿。投稿人賭上「大氣系招牌」，揚言若台北市完全沒放颱風假，將發送各三百份雞排與珍奶。之後台北市政府宣布正常上班上課，形同確立了這項賭注的兌現條件，這則匿名投稿則在六千多則留言及近千次分享的推波助瀾下，話題熱度持續攀升。而這場一開始就吸引大量媒體報導，卻「無人現身」發放雞排與珍奶的鬧劇，正揭示網路時代的兩大病灶：匿名言論在缺乏咎責機制下的失控，以及新聞媒體因為輕忽查證之責，而嚴重損害了公眾對新聞的信任。 臉書粉專的匿名投稿，已成網友交流、發聲甚至揭弊的管道。然而，此次事件卻再次顯示出匿名機制被濫用的隱憂。現行部分匿名投稿平台雖提供便利的發聲管道，卻缺乏可追溯的身分驗證機制。投稿人利用此一管理漏洞，透過「黑特帝大」串接的外部匿名投稿平台，擅自賭上「台大大氣系」的專業權威性，對公眾做出虛假承諾。這種行為展現出網路匿名發言的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網友幾乎無須成本，便可輕易引發大眾關注並虛耗社會資源，卻無須承擔任何後果。今日只是讓民眾浪費時間，排隊空等雞排與珍奶，但若此類事件反覆上演，將嚴重耗損大眾對網路資訊的信任，未來若真正需要幫助的聲音或具公共利益的揭弊出現時，恐將淹沒在社會的冷漠與懷疑之中。因此，我們不能僅將此事視為惡作劇，輕忽匿名發言應負的責任。政府應當積極在保障言論自由與遏止匿名造謠間取得平衡，加速研擬平台責信機制，釐清平台業者對匿名內容的管理義務。而身為大學生的我們，面對網路匿名發言，必須有所警覺，將我們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者」轉換為「理性查證者」，避免被不實言論所愚弄或操控。 如果將匿名投稿者比擬為點火的人，那麽新聞媒體便是擴大火勢的風箱。事實上，早在兌現日前一週，即有多家平面及電子媒體報導此一賭注，其報導內容卻僅憑一則未經證實的匿名投稿。記者在撰寫報導時，未向校方確認是否有活動申請紀錄，便將未經證實的匿名投稿包裝成新聞。這種輕忽查證的作為，不僅讓新聞淪為廉價的內容農場，更混淆網路趣聞與新聞事實的界線。新聞媒體應落實查證程序，嚴守事實查核底線。而身處資訊傳播網路中的大學生，也不應再當盲目的跟風者，而應落實「查證後再分享」的原則。唯有當我們拒絕轉發未經查證的資訊，讓謠言失去流量，新聞媒體版面才能留給真正值得被看見的公共議題。

2020年11月，六起大學生接續輕生的消息遍布各大新聞版面，學生「心理感冒」的問題再次引發社會關注。2023年，國立中山大學開出「心理調適假」第一槍，隔年教育部更推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給予學生覺察自我情緒與恢復心理健康的時間與空間。然而，當我們開始注意與關心學生的心理健康，卻不能忽略陪伴在他們身邊、肩負重責的教師，因為他們或許也同樣「心理感冒」了。 《教育部112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指出，教職員工自殺（傷）事件共計148件，是111年度70件的兩倍有餘，並提到「教職員工作壓力及情緒紓解，亦宜列為重點，並強化教師支持系統建構事宜」。之後，教育部在114年10月8日修正公布，增訂每學年3日，並可以小時計算的「教師身心調適假」。請假之教師無須提供證明，且學校不得拒絕。至於代課鐘點費，則由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共同負擔。然而，原本立意良善的教師心理調適假卻備受爭議。 根據我國《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之日數，均併入事假計算。」即教師並未因身心調適這樣的「事假」，獲得額外可請假的天數。對教師而言，此制度不但無法提供教師真正的身心調適假，更反映制度設計者誤判第一線教師的壓力根源。教師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這三天假，而是需要教育部正視並支持教師身心上的多重壓力。 時任（2023）未來台灣學會理事長葉丙成曾在其個人臉書中提及，教師壓力根源來自於隨新教育政策紛至沓來的大量工作與任務，以及許多家長將家庭管教責任轉嫁給學校老師。進而， 202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新增規定，一旦學校接獲檢舉，或發現教師疑似有損害學生的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和其他權利時，可以按照校事會議決議，調整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然而，來自學生及家長的濫訴，卻讓校事會議成為教師的新壓力來源。今年9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收集一萬名教師對於教師血汗政策的調查，其中超過97%教師認為應廢除「無差別受理校園投訴機制」。教師為避免被投訴，開始畏手畏腳，有時寧願冷漠對待在教育現場的人、事、物，甚至放棄可能不合家長或學生之意的教育方式。在教育現場的無力與挫敗感成為壓垮教師熱情與自信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引發預備教師的恐懼。準教師小慶（化名）就因此擔憂未來無法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擔心未來自己多教一些、多管一些、多創新一些，可能會隨時觸怒學生或學生家長。對小慶來說，學生與學生家長就像不穩定的未爆彈，他即將踏入的教育現場成為「危險戰區」，未來他可能不只是「心理感冒」，還可能「身心受創」。這些擔憂加劇台灣教師的人才荒，進而可能影響教育品質，使得台灣教育成為最大的受創者。 教師身心調適假的配套措施固然需要更完善，像是獨立設定假別額度，才能真正保障教師請心理調適假的權益。但教師身心調適假只是「退熱貼」，無法治癒教師的「心理感冒」，因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才是讓教師維持心理健康的根本解方。因此，教育部應該協助學校、教師與家長共建清楚的管教權責界線。當教育部願意治本而不只治標，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才能重拾健康，進而幫助學生不再「心理感冒」。

「美國努力創造了美國希望之夢，但今日美國夢已成了神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專欄中說道。 根據我國教育部統計，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臺灣學生留學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該命令自今年9月起實施，美國雇主若聘用以H-1B（Temporary Worker in Specialty Occupation）工作簽證申請赴美的境外專業人員，需繳納10萬美元（約新台幣310萬元）的一次性費用。這等於為想在美工作的外籍人士資格與申請條件設下更高門檻。而此舉也恐為許多懷抱「美國夢」的臺灣學生面臨更高的就業門檻與風險。 許多渴望留美工作的臺灣留學生常透過畢業後實習（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延長在美居留，藉此累積工作經驗，同時尋找願意提供工作機會的企業。若雇主願意為外籍人士提出H-1B簽證申請，申請文件將先經抽籤決定是否獲得名額，若抽中並通過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審核，申請人將可取得H-1B身分，並在美國合法工作。新的H-1B費用規定可能使雇主聘用外籍專業人士的意願下降，進而減少國際學生的就業機會。即便擁有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學位者也不例外。對於未來計畫留美的學生而言，可能導致實習與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增加留學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面對美國H-1B新規定帶來的挑戰，若臺灣學生計畫赴美國留學並尋找工作機會，應評估自身專業在美國的就業可行性與風險。 各國不同的簽證制度正改變國際人才的流動。舉例來說，英國於今年5月開啟「高潛力個人」（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的簽證途徑，提供過去5年畢業於英國以外的全球前50所頂尖大學人才的就業簽證。其中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者可獲得2年，擁有博士學位者可獲3年的工作簽證。澳洲則於去年推出PHEW（Post-Higher Education Work stream）工作簽證，提供為期2至5年的工作簽證給在澳洲當地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的國際學生。這些簽證制度也促使台灣學生重新思考留學的目的地與留在當地就業的可能性與策略。對於仍在考慮留學地點的學生而言，英國的「高潛力個人」簽證與澳洲的PHEW工作簽證，提供明確的在地工作期限與申請條件，將成為可行的選項。

教育部近期重申大專校院辦理赴陸教育交流活動應注意事項，嚴格審查臺灣學生赴中國大陸進行教育交流。教育部公開表示「不鼓勵」，並要求各校落實事前登錄與事後回報，藉此「保障我國學生人身安全與權益」。政府或許立意良善，但警惕這些「政治紅線」卻有礙學術交流，並侵害民主社會強調的學術自由與個人自主權。 教育部要求大專院校秉持「對等尊嚴」原則辦理兩岸學術交流，並提醒各校要對大陸當局主動邀約活動（如全額免費或落地接待）「提高警覺」。而且，根據陸委會副主任梁文傑所述，教育部已向各校發布「兩岸交流活動自我檢核表」，要求檢核公告活動訊息及交流活動「有無違反法令規定或涉有政治性內容」，特別對主辦單位為陸方黨政軍或具政治性團體、名稱活動可能矮化臺灣地位，或接受不合常理的招待，要「審慎再酌」。 尤其對於陸方提供「不合理招待」，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公開表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認為中共持續透過各種高誘因管道招攬臺灣青年，乃是試圖透過文化與學術之名，遂其政治目的。然而，我國政府不斷畫出政治紅線，再三強調違法風險，並迫使大專院校建立繁瑣的自我檢覈與內控機制，同時遵守活動開始日一個月前登錄、結束後一個月內回報概況的規定。這種防不勝防的層層通報與審查，難道便能有效遏阻統戰風險？會不會反而阻礙兩岸的正常、互利的學術交流活動，以及促進彼此學習、相互理解的機會？ 政府雖應對人民善盡提醒與保護之責，讓大專院校師生充分了解當前兩岸情勢與潛在風險，特別是中共頒布《保守國家秘密法》後，人身安全風險確實大幅增加。不過，政府政策仍須依循比例原則，衡量限制措施。事實上，憲法第十條明文保障人民擁有遷徙的自由，而交流與旅遊皆屬於自由移動的範疇。然而，在現行法規下，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的教師若違規赴陸，情節重大者可能面臨一次記二個大過並免職的懲處。為了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卻過度犧牲個人職業權益和自由。並且，儘管公立學校中未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和學生，依照法律赴陸無須申請許可或報准，但教育部仍有發函點名前往中國大陸之活動，大學需進行自我檢核。 這種全面的審查與提醒，實際上已在校園中造成了自我審查的壓力，導致寒蟬效應。教育部長鄭英耀也公開表示「反對、禁止，不應該交流只想到中國。」不僅傷害校園自治精神，也反映教育部對臺灣年輕世代擁有足夠的自主判斷力，缺乏信心。不僅如此，此種將學術交流活動無限上綱到國家安全問題，並以行政考核手段進行管束的作法，不但展現教育部的保姆式心態，更忽略學術交流的核心價值乃是為青年創造更好的成長環境與機會。如果我們把對岸的交流攻勢視為洪水猛獸，用保姆心態的過度審查來築起高牆，那麼這道牆最終將阻擋的不是統戰，而是臺灣社會的自信、開放與學術自由。 教育部應當相信台灣大專學生擁有自主權，且具備辨別學術交流與統戰的能力，不應以過度的審查與管制，扼殺大學生學術交流，以及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同時，台灣在學術上，也無法擁有更廣闊的國際觀，更無從了解大陸局勢。只有在開放的交流中，讓臺灣的經驗與價值自然展現，年輕人才能承接學術的接力棒，為包含兩岸在內的國際學術、教育交流尋求更良性的互動空間。 真正的民主自信，在於我們相信臺灣的年輕世代在獲得充分資訊後，能夠獨立自主地判斷和選擇。教育部應當將兩岸學術重心從「防堵」轉向「賦權」，透過深化「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教授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認知，讓大專學生具備判斷力並充分了解風險。亦或提供專案經費補助，鼓勵學生拓展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國際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