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推動「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補助項目包含使用政治檔案進行學術研究、拆除威權象徵物後的空間重建等，每案最高補助30萬元。不過國民黨立委葉元之質疑，政府是藉此將「政治黑手」伸入校園，推動台灣民族主義等特定意識形態。 教育部此計畫主要依據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據此，轉型正義所稱之「正義」，乃是站在確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之基礎，要求國家統治權[遵守法治原則；「轉型」乃指國家從結束威權統治、殖民統治或武裝衝突，過渡至民主和平期間 ，承認與平復前一時期大規模人權侵害造成之歷史傷痕。「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鼓勵大專院校「運用多元形式推廣，以傳遞轉型正義價值文化」，包含舉辦讀書會傳達轉型正義理念、參訪不義遺址以反思威權統治，或以拆除蔣公銅像等威權象徵，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然而，這樣的補助計畫真能讓大專校院師生充分理解，並將轉型正義付諸實行嗎？ 相較於德國、南非等威權轉型國家，台灣的轉型正義教育起步較晚。台灣政府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開始規劃轉型正義，包含處理不當黨產和人權教育問題，例如保留並修繕白色恐怖期間關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和「綠島監獄」，並將之作為人權教育的展示基地。可惜當時朝野並未對轉型正義形成共識，致使許多關鍵法案無法順利通過，轉型正義進展緩慢。 但過去的歷史如果因今天的政治角力而無法還原，將非常遺憾，因此在談論轉型正義時不該混淆政黨政治立場，推動轉型正義不在報復仇恨，而是建立在和解的精神。2021年，國家教育研究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首次舉辦「教科書轉型正義」研討會，並將國家暴力和轉型正義議題納入108課綱。至此，國高中生得以透過正式課程，了解人權議題，並反思歷史。而如何在大專院校持續推動轉型正義教育，並讓未接觸過108課綱的大專校院師生也能深入理解轉型正義，則是當前教育政策面臨的挑戰。 教育部的補助計劃立意良好，但若要避免教育政策流於形式，在鼓勵大專校院師生實地走訪不義遺址、去除威權象徵之前，應先著力於不義遺址保存運動。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定義不義遺址意指曾經作為威權體制服務的場所，用以拘禁、酷刑、偵訊、處決、掩埋該時期政治受難者，它們不僅是具體的物理空間，也代表特定時空的事件背景。 然而隨著環境變遷，不義遺址因各種開發案而逐漸失去原貌。此外，在所剩為數不多的不義遺址保存運動過程中，民眾很難能實際參與保存的規劃，經常遇到政府資訊不公開、無法取得足夠檔案的問題；另一方面，不義遺址的調查研究工作缺乏足夠的可近用資源，也使得在地的民間團隊難以形成、延續。保存不義遺址與去除威權象徵的工作密不可分，不義遺址若難以辨識，也表示該歷史事件的記憶再無物質憑依，也將使「去除威權象徵」的討論更加無以為繼。 因此，除了補助大專校院師生走訪不義遺址，也應鼓勵他們深入思考不義遺址的保存方案，甚至親身參與這些保存運動。透過實際參與，師生才能夠更具體地理解不義遺址保存運動中的困境，以及其留存對社會與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參訪活動則可參考「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模式，邀請政治受難者現身說法，帶領青年實地走訪白色恐怖等歷史場景，將這些經歷與現代人權議題連結，促使學員自發反思歷史，並持續關注台灣的轉型正義。唯有透過這樣的方式，大專校院師生方能理解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並賦予轉型正義更深遠的教育價值，進而實現承認與修復過往大規模人權侵害所留下的歷史傷痕，最終達到和解的目的。

Meta自2023年7月推出社群平台Threads，上架臺灣已滿一年，網友將其戲稱為「脆」。根據統計，臺灣的Threads主要使用者集中在16到24歲的Z世代，每日平均使用時長高居全球之冠。不少人認為，Threads逐漸超越Instagram和Dcard，將成為臺灣社群媒體的新寵兒。 Threads滿足了現今Z世代滿足隨手發「廢文」，在社群媒體上隨時更新生活日常訊息的習慣。與現有社群媒體相比，Threads 尚未被網軍或廣告入侵，使用者也更易接觸陌生人的發文，故成為網友談論政治的新天地。也因此，許多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紛紛加入Threads。使得Threads的註冊人數在2024臺灣總統大選期間，大幅提升。諷刺的是，使得Threads在臺引發話題的契機之一卻是Meta曾表明將不主動推送的「政治」內容。 Threads以文章留言數量為優先的推薦標準，使得網友若想在Threads獲取大量關注，就必須讓自己的發文能吸引眼球，進而引發共鳴與討論。因此，能在短時間以單一發文引爆話題的「流量密碼」，例如與獵奇、虐心、公審等有關的主題發文，便成為許多網友熱衷追隨的類型。然而，匿名性所帶來的自由討論空間，也讓部分使用者在互動中失去了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導致一系列脫序行為的發生。雖然Threads為台灣網友提供了另一個多元意見交流的平台，許多發文卻逐漸偏離公共討論的核心議題。隨著情緒在對話中蔓延，理性討論的界線常常被情緒化的發言取代，使Threads成為情感宣洩的場域。社群媒體上的公共論壇變得破碎，甚至令人感到焦慮或挫折。 Threads作為公共空間，用戶在發表任何言論時，必須謹慎考量其潛在影響以及應承擔的責任。而對社群平台而言，如何劃清言論自由與濫用之間的界限，以及在管理上取得自由與管制的平衡，是亟待解決的挑戰。平台應避免過度限制，以免壓制言論自由，然而也必須有效防止言論暴力和網路霸凌的蔓延。當涉及仇恨言論或獵奇內容等可能對個人或群體造成心理傷害的情況時，平台需明確界定與用戶之間的責任，確保雙方在管理與使用的過程中各自履行應有義務。

近日中華職棒球星周思齊在台北大巨蛋舉辦引退賽。根據中信兄弟球團，兩日賽事皆湧入4萬名球迷進場，創下台灣棒球比賽單場最多觀眾紀錄。挺過多次假球風波，中華職棒儼然是台灣最具規模、最成熟的職業運動賽事，加上近年國際賽、大巨蛋啟用、第六隊、啦啦隊等諸多亮點，中華職棒熱度再攀巔峰。可惜的是，台灣整體運動文化仍需提升。 我國拳擊好手林郁婷和羽球好手李洋在2024巴黎奧運勇奪金牌，卻因代言麻將手遊掀起爭論。有人認為此舉恐不利運動選手的正面形象，但也有其他奧運選手指出，奪牌選手因為國爭光，吸引廠商注意，才獲得代言機會。這多少反映了台灣社會對運動的關注並不持久，可能僅四年一次，體育尚未融入一般民眾生活的現況。 為了拿到更多獎牌，政府的補助預算大多投入亞、奧運的運動項目。教育部體育署自2018年啟動「黃金計畫」，以賽事成績將運動員分級，依照級數分配經費。最頂尖、有望奪牌的第一級選手可獲得1500萬的補助，並享有最佳的訓練環境。政府的目光始終放在獎牌，這種看得見、摸得到的目標，無怪乎近年網路出現「台灣的國球是贏球」的說法，而過度著眼於運動賽事的輸贏，對提升台灣運動風氣未必有益。 政府投入體育發展的預算年年提高，今年更預吿成立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每年將編列200億預算，欲打造屬於台灣的國際賽事。不過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台灣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我國規律運動人口僅33.6%，且運動相關產品與服務付費的觀念有待提升。然而「從上到下」的推行方式終究難顧及產業的所有方面，若想全面推動民眾參與運動，需要民間企業共同投入。近年愈來愈多企業冠名贊助路跑活動，以及富邦、中信、台新等大公司爭相競逐台灣職業籃球舞台，便能看出運動產業的發展潛力。 運動賽事能讓全台民眾團結一心，尤其每逢國際賽，我們為了台灣選手加油、吶喊，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但若想要台灣的運動風潮不只四年颳一次，政府可先從維護、升級社區和學校的運動場地做起，讓民眾能輕易地接觸運動。藉由增加規律運動人口，增加民眾在運動相關產業的消費意願，進而擴大產業規模。此外，政府也該正視亞、奧運以外的運動項目，投注更多資源。而民間企業除了找明星選手代言、拍廣告，也可試圖投資尚待開發的運動賽事與產業，甚至贊助資源較少的基層選手，既可節稅也能幫助台灣的體育環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今年巴黎奧運為例，其首創「全民馬拉松」與「線上馬拉松」，合計共約8萬8000人參與。此種不限於運動選手，讓一般民眾也能實際參與體育活動的方式，充分體現主辦國對普及運動的意識。此外，巴黎政府也在本次奧運嘗試環保、降低碳排放的永續措施，像是盡量使用原有場館、提供低碳餐點，以及使用艾菲爾鐵塔翻修剩下的鐵片製作獎牌等。另外，巴黎政府也試圖延長奧運帶來的影響與效益，例如將奧運選手村轉變為當地的社會住宅。上述巴黎政府的種種做法，讓其他不同領域的價值觀透過運動賽事被實踐，並毫無保留地向世界展現在地文化，將影響力擴及至全球，足以顯現運動產業的潛力不僅限於運動本身，更能附載多元的價值，達到推廣本土文化的效果。 台灣要實現《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中「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願景，或許我們需要先跳脫奪牌迷思，藉由公私部門共同努力，厚實運動文化底蘊，讓運動成為民眾的日常，而不僅是轉瞬即逝的激情。

台灣計劃與印度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勞動部長許銘春也於11月13日核實，消息一出即在國內引起爭論，更有「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於凱達格蘭大道發起遊行。處於大缺工時代的台灣，真的非得透過引進印度移工才能解決此問題嗎？倘若未來印度移工真的來台，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強調多元的台灣社會，能否藉此近一步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3日「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於遊行提出四項訴求：一、暫緩新增移工來源國；二、增設人民發聲平台；三、增訂移工管理辦法，解決失聯移工問題；四、改善台灣勞動環境，根本解決缺工問題。他們雖再三聲明活動絕無帶有種族歧視，僅盼政府重視此議題，且從四項訴求觀之也的確偏向中性。但實際從現場民眾的論述，仍可看到不少對印度移工乃至不分國籍移工的偏見。例如，在第三點訴求中，遊行群眾即指出若解決失聯移工問題，回流到勞動市場的移工可補足部分勞動缺口，仔細觀察，現場民眾的用詞卻有「失聯」與「逃逸」移工之分。所以，究竟是失聯移工還是逃逸移工？儘管遊行主辦方多以失聯移工稱之，但在不少新聞片段中仍可聽到民眾以「逃逸」一詞說明移工的失聯情況。事實上，過去移民署就曾公開呼籲，移工失聯的原因百百種，有時也並非勞方個人因素而「逃逸」，可能是在勞資不平等下，因資方的不合理對待而採取的最後手段。 「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12月3日於凱達格蘭大道遊行，抗議引進印度移工來台一事。　圖／胡王子行攝此外，針對遊行團體提到，解決失聯移工即可解決一部分缺工需求也可能並非絕對。誠如上述所言，在台移工與資方關係常處不對等。移工儘管失聯，但大多留在台灣形成地下勞動市場。許多雇主也會聘用這些俗稱的「黑工」，這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今年10月失聯移工人數已超過8萬5000人，約佔在台移工人數11%。因此，失聯移工雖未算入勞動力，但實際上仍補足不少台灣的缺工問題。現實來看，政府的確需解決失聯移工問題，但解決失聯移工後，回流的勞動力能否抵銷對印度移工的需求，此因果關係有待更精準地計算才能得知。回歸問題本身，我們真的需要印度移工嗎？根據勞動部今年公布的第四次人力需求調查，比較民國113年1月底與112年10月底人力需求增減，其中製造業與營建工程業的人力需求最大。而這正好也是外籍移工來台，排名第二與第三的職業類別。此外，移工來台從事最多的職業為家事移工（看護工），然對比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看護工，後者受《勞基法》保障，雇主的聘用成本落差可想而知。因此，從台灣的缺工需求與來台移工的職業推論，我們對移工的需求應該是存在的。然而，印度文化與我們同樣大不同，印度人多信仰印度教，再來則是伊斯蘭教。前者視牛為聖獸而不吃牛，後者視豬為污穢的牲畜而不能吃。兩項肉類在台灣家戶或日常餐廳都是常見的肉類之一，未來若印度家事移工進入家中，雇主對移工的文化敏感度顯得更重要。但進一步了解目前勞動部施行的「雇主聘前講習」，僅透過網路觀看影片即可完成。但文化的了解是需日積月累學習的，一小時的講習顯得非常流於形式。倘若真如政府所規劃引進印度移工，那我們又該注意什麼？也許可以試著回溯印尼移工來台的經驗。民國78年台灣開放印尼移工來台，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兩國間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但我們可以看到，從過去人們覺得穆斯林開齋節「佔據」台北車站，到現今台鐵會為開齋節慶典事先預備，以利活動與乘客雙方的順利進行，可見移工帶來的文化，能讓整體社會形成一個大型教室，同在其中的台灣民眾皆有機會一同在此實踐多元文化教育。因此，在真有引進印度移工需求的前提下，不妨將印度移工的引進視為我們學習多元文化的機會。現今台灣，不同族群間的互動愈趨和諧。以新住民為例，過去常稱他們為外籍新娘，如今以新住民稱之，除不以「外籍」稱之，更期待新住民的來到能將其母國特色注入台灣。儘管接觸多元文化的過程中難免有摩擦，或出現過於本位主義的評論，但若沒有人與人的交流、文化之間碰撞，是無法建立民眾的多元文化意識。且在文化教育學中，「體驗」（erleben）即一項很重要的概念，對於一個文化的學習，不能單靠書本了解，而需藉由實際接觸，才能達到下一個「了解」（verstehen）的層次。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我們重視多數，但也要保護少數；我們維護自身文化，同時更要嘗試擁抱多元文化，方能有更寬闊的眼界領略世界。而在現今的缺工浪潮下，倘若印度移工真能為我們補足勞力缺口，同時也還有機會讓我們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真諦，那引進印度移工一事似乎是可期待的。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創系於民國24年，在台灣的新聞傳播科系領域具領導地位，但近年來學生人數卻不斷縮減。　圖／梁家柔攝國立台灣大學近日傳出將增設新聞傳播相關學系，對此，台大新聞所長洪貞玲也在11月初證實，新聞所內部已通過設立大學部，並正式向社會科學院提案。在媒體不景氣、少子化的衝擊下，身為第一學府的台大逆勢設立人文社會科學系，立刻引發各界對於增設必要性的熱議。以目前新聞相關系所的報考狀況與人數，便可以發現有逐年遞減的趨勢。以台大新聞所為例，103學年之前報考人數將近兩三百人，但十年後的今日，報考人數僅有76人。而老字號的政大新聞系，在103學年度改為大三才分流新聞系後，隔年大三大四共有214位學生，現在則銳減至80位左右，一屆平均只有40位學生，由此可知，學生對於新聞系的興趣大不如前。學生對新聞系的就讀意願，最直接的影響便是近幾年台灣媒體環境的變革。隨著網路興起，社會大眾開始透過網路管道、社群平台獲取新聞，讓電視台、紙媒等傳統媒體的收入也跟著縮減。媒體不景氣，就影響到記者的勞動環境，陷入低薪、高流動率的惡性循環，人才也因此不斷流失。除了大環境影響新聞系的人數，許多人也認為，當記者不一定要讀新聞系，反而擁有跨領域的知識更能觸類旁通。當大家只關注社群網紅，忽視新聞記者專業，有些網友甚至直接說乾脆廢掉新聞系。然而，新聞系作為培育未來新聞人才的搖籃，若受到大眾忽視，媒體業少了優秀的新血進入，我們怎麼能期待有更好的台灣媒體，又如何能有更好的台灣社會？在民主社會中，專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除了是站在權力者對立面的「第四權」，也是作為溝通的橋樑角色，提供公眾交流意見的平台。政大新聞系創系系主任馬星野就曾說過：「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民主政治」，他認為培養負責任、尊重自由、有修養、道德高、觀察力強、 能正確反映民意的新聞記者有助實施民主。（轉引自《新聞專業的新視野：媒體實踐與台灣的問題》，蘇蘅）此外，以台灣目前的獨立媒體《報導者》每年所發表的「影響力報告書」來看，當記者發掘議題引起社會關注後，便有機會促成政府做出回應，甚至因而修正法律、改變政策。可見，一個文明社會需要進步的媒體，才能促進社會進步，同時也能提供更多元的觀點，引起大眾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綜觀社會科學相關學系，也可以發現新聞系是少數有對應行業的科系。我們認為，因新聞具有一定公共性，在學校除了技術方面的訓練，更重要的是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的新聞教育。學者Wilensky的研究指出，當一個職業是全職工作、擁有專業訓練學校、專業組織、專業倫理，以及從業人員受法律保護，表示該職業已發展成為專業。因此，當歐美各大學早在百年前開始有了新聞相關學院，表示新聞已被視為一項專業，並有其對應的科系。新聞系除了要研讀媒體相關理論外，也有實務課程。在學校裡，不講求業界最重要的速度，而是在意有沒有「新聞價值」。下標時也是以簡潔明瞭、不浮誇不吊胃口為主，與時下網路媒體最愛的釣魚標相差甚遠。在新聞系裡學到的理論與實務，儘管看似與業界有著明顯隔閡，但卻是讓學生能培養獨立思考的機會，學習看事物時以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新聞系的培養，除了技能，更重要的是「軟實力」。此外，新聞系的訓練也不一定是當記者。不管是在產製新聞一開始的資料搜集與彙整，還是溝通技巧，都是新聞系學生應具備的能力，而這也是未來在工作場域上相當加分的軟實力。在面對新聞現場時，資源、人脈都相對不足的學生記者，更是考驗著他們的危機應變與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這樣的特質，就算未來不在新聞媒體業，選擇轉換跑道也能擁有不斷調整自我的韌性，進而開創不一樣的人生道路。新聞系仍有存在的必要，而台大終於也意識到新聞傳播學系的重要性並有志增設，若成功設立新聞媒體相關系所，無疑能對媒體環境注入新的力量。然而，目前台大新聞所僅表示希望結合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領域，訓練能符合當前趨勢，且善用數位科技的國際傳播人才，未來的課程走向也必須思考，該如何與現今的其他大專院校新聞傳播科系做出區別與特色。我們也期盼透過台大對新聞傳播的新投入，能帶動其他學校進一步思考目前新聞傳播訓練的方向。

日本偶像圈的盛事TOKYO IDOL FESTIVAL，近十年來每年都有過百個大小偶像團體參加。近日，台灣亦有舉辦大型偶像音樂祭—《T-KI 無限∞偶像祭》。原本備受期待其能成為第一個大型的本土偶像音樂祭，卻在活動前一個多星期臨時以票房不佳為由取消，讓粉絲不免感嘆台灣的偶像市場還是太小。但歸根到底是喜歡偶像的人太少，還是喜歡「台灣偶像」的人太少？實際上，在台灣喜歡偶像的人絕對不少，今年3月韓國女團BLACKPINK在高雄國家體育場開唱，該場地座位最多可達55000席，他們亦是首個疫情後在此演出的海外偶像團體。今年五月天在同樣場地開唱，最高票價為台幣3880元，而BLACKPINK的卻是要價台幣8800元。即便如此，兩日共計9萬張門票從一開賣就秒殺，即使黃牛票炒高三至四倍的價格，仍是供不應求。由此可見，在台灣瘋偶像的人並不少，海外偶像也看準台灣市場，不少KPOP偶像亞洲巡演都會選擇來台。偶像作為各國文化輸出的重要一環，跨越國家和語言地追星，早已成Z世代年輕人的日常。他們正在看的，是有受過專業訓練包裝的KPOP偶像，是多元強調個人特色的JPOP偶像，或是語言相通的中國偶像，但彷彿台灣偶像從來都不是他們的選項。台灣偶像曾經有一段漫長的空白期，不過隨著選秀節目《原子少年》爆紅，話題不斷，讓台灣迎來一波偶像熱。當時碰上疫情，加上中國、韓國選秀節目空白期，《原子少年》成為亞洲的男團選秀「獨苗」，順利吸引不少原本海外偶像粉絲的關注。抱著同樣的期望，今年同樣推出《未來少女》，希望再帶起女團的風潮。然而根據統計，缺少像前作一樣「天時地利人和」的《未來少女》，網絡聲量還不及《原子少年》的一半，讓人不禁懷疑這波偶像熱是否只是曇花一現。再回來看《T-KI 無限∞偶像祭》票房不佳而取消活動的事件，彷彿驗證了此想法，本土偶像客群不足以支撐舉辦大型音樂祭。這是因為台灣偶像不夠優秀，留不住粉絲所造成的嗎？那要先了解一個偶像怎樣誕生。以席捲全球的KPOP偶像為例，有為人熟知的練習生制度，除了基本的唱歌和舞蹈訓練，也包括饒舌、詞曲創作、樂器等訓練，而且為了進軍海外市場，還會要求上各種外語課。甚至細微到時尚品味、體態、禮儀等都一一受過訓練，連性格是否適合團隊合作都會被列入考量。由練習生到出道，短則一至兩年，長則達十年。我們所看到在台上閃閃發亮的偶像，其實可謂是十年磨一劍。當韓國的練習生制度已經發展了快30年，而在台灣則在近幾年才開始跟進，像是華研國際舉辦的ZZ世代選拔已經進行三年，當中亦有練習生參加《未來少女》組團出道，他們推出的〈Hellokittybalahcurrihellokitty美味しい〉曾達KKBOX即時榜第4名，並在抖音上短時間內累積超過8000萬的觀看次數。除了傳統的娛樂公司，也有今年才成立，完全套用韓國製作模式的天空娛樂，而他們推出的女團--幻藍小熊，在《未來少女》中屬人氣前段班。可見，引入專業全面的訓練模式後，台灣偶像也得開始擺脫曾經過時俗氣的印象。只是台灣偶像再優秀，但關注度都只能停留在選秀節目播出期間，結束後就缺乏舞台讓他們發光發熱，彷彿注定他們只能如曇花一現，走不進大眾視線中。偶像不同於普通歌手，對歌手而言，一把吉他就能讓其在路邊完好傳達作品的魅力。但偶像大多以唱跳為主，換言之，還需要燈光、伴舞、舞台設計配合，才算完整的表演。在韓國一星期有六天都有音樂節目放送，偶像可以透過打歌節目宣傳作品，而經紀公司更特別設計舞台佈置、燈光等，配上電視台專業的攝影，並且在結束後在網絡上傳花絮、直拍等影片，能讓粉絲輕輕鬆鬆就能全面感受偶像的魅力。但當台灣偶像的粉絲就沒那麼幸福了，台灣沒有像韓國的打歌節目讓偶像的作品曝光，偶像就只能以線下活動為主。以《原子少年》、《未來少女》為例，節目中的團體出道後，大部分只能是一些商演、校唱、廟會表演以維持曝光度，但難免犧牲了舞台設計、伴舞等元素，讓偶像魅力大打折扣，亦不利於網絡傳播。試問這樣的舞台，如何吸引早已習慣華麗偶像的Z世代呢？原本這次音樂祭的執行單位--必應創造，是承辦了很多大型演唱會的演唱會製作公司，讓粉絲不禁期待偶像能否帶來更精彩的表演效果。而且，這次舞台是很多團體第一次登上的大型舞台，甚至準備了表演新曲，可惜最後活動無法舉辦，讓偶像和粉絲空歡喜一場。從大舞台走小舞台，我們總不能讓粉絲無條件包容和等待。所以台灣偶像該如何走出這個困局？在發展成熟的KPOP也許有例子參考，小公司女團FIFTY FIFTY靠著投入大量資源在海外TikTok宣傳而獲得成功，更能紅回韓國。最近，《未來少女》出身的女團HUR＋進行亞洲出道計劃，打著「讓世界知道台灣，也能做出跨越文化、直擊人心的舞台」的口號，藉著節目剛結束的熱度，向粉絲進行募資計劃，希望讓團體到韓國打歌，或許改變台灣偶像在本土缺舞台的狀況，說不定還真能實現「反攻」本地市場。政府注意到偶像產業的潛力和影響性，去年去年文策院為支持台灣演藝人才國際競爭力，與時尚娛樂經紀公司凱渥合作，成立「TDI台灣夢幻學院」投入資金共新台幣2.16億元，希望建立台灣的練習生制度。又與民間公司共同投資開始的踢帕娛樂，以年輕世代為市場定位，目標製作出精緻、具國際競爭力的娛樂影音作品，也簽下兩團《原子少年》出身的男團，並在今年製作了《未來少女》。接下來，文化部推出四年100億元、2024年30億元的「黑潮計畫」，以台灣文化內容為核心，涵括影視音文化國際台流、文化外交國家軟實力等文化藝術等6大面向，目前以台劇先行，至於偶像產業能否分一杯羹，從中獲益，仍有待觀察。目前投入的資源仍集中在表演人才的培訓，而韓國政府早已向全球招募故事創作、科技技術等幕後人才，並在2019年時的文化產業預算已達1800億台幣。經濟規模較韓國小的台灣，更應精準分配資金，惟現時黑潮計劃的面向廣泛，恐有僧多粥少的問題。之前歌手陶晶瑩在受訪時提及政府讓企業補助音樂活動時全額免稅，音樂節、音樂祭才能邁向國際舞台，也有望可為偶像提供更多持續的表演機會，讓台灣偶像被世界看見。

「為什麽世界抛棄了我們？」這是無數加薩難民們反復拷問國際社會的問題。10月7日，隨著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投逾5000枚火箭彈，及以色列不甘示弱對加薩地區採取報復行動，爆發了雙方近年來規模最大、死傷人數最多的衝突。持續近一個半月的以巴衝突，目前未有停火的跡象，死傷人數不斷攀升。聯合國多次針對衝突召開緊急會議，仍無法阻止衝突延燒；中國、美國等大國也無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看似應穩定國際和平局勢的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在關鍵時刻卻無法以第三方角色調停衝突。國際衝突發生時，聯合國是大家首先想到可以緩解衝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成立於二戰後的1945年，主要宗旨是維持世界和平。當以巴情勢日趨緊張之際，聯合國卻拿雙方沒輒。在聯合國的主要機構下，大會可以討論任何國際議題，唯所通過的決議只能作為建議，並無強制力。而重大議題如國際和平及安全問題，安理會則握有實權，可以做出強制性決議。聯合國組織架構的設計限縮了聯合國可以採取的實際行動，雖然聯合國對加薩人民表達高度關切，卻愛莫能助。爬梳聯合國安理會的運作，聯合國各會員國掌握的權力是不平等的。安理會掌握的權力過於重大，且只有少數國家在其中掌握話語權，其中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更具有一票否決權。在自身國家利益面前，常任理事國並不一定會從國際和平角度上考慮，公平地投票決議。從以巴衝突的情況來看，各國和以巴的外交及利益關係都會促使他們行使否決權，阻止聯合國採取行動，美國便是在考慮和以色列的關係下才投下反對及棄權票。即便聯合國安理會於15日終於達成決議「呼籲」以巴停火，還是將決議中字詞反復修改成各方都可接受的用詞。經過修改的決議，將決議中的「要求」修改成「呼籲」，失去了強制性，更失去了決議原本的意義。安理會的結構並無法充分反映出所有會員國的看法和國際期待的解決方式，制度的設計讓聯合國在調停以巴衝突時被束縛。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兩大霸權國家，中國及美國是很多人期待可以制約以巴的角色。不過截至目前，兩國沒有明確介入，因為以巴衝突牽動的背後勢力相當複雜。舉以色列來説，他們背後有強大的美國為他們撐腰。美國每年都會對以色列提供龐大的軍事援助預算，並和以色列有軍事武器交易。為了持續可以和以色列保持良好關係，即使以色列在國際上一直被其他會員國抗議侵犯巴勒斯坦領土，美國還是堅定支持以色列。身為世界霸權國家之一，美國必定得要擔負起領導的角色，以強硬的手法制裁以色列。例如，在俄烏戰爭發生的時候，美國雖沒有和俄羅斯有正面衝突，但對俄羅斯實施了經濟制裁，希望可以藉此讓俄羅斯停止侵犯。在面對以巴衝突的情況下，美國卻只是呼籲以色列立即停止侵犯人權，沒有實質作為，難免會讓國際不滿其過於偏頗地縱容以色列。另一世界霸權國家，中國亦未能於這次的衝突中扮演關鍵角色。中方僅以人道主義及國際法角度評論此次衝突，沒有選擇站在任何一方。中國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交好，部分國際學者認為這是為了和美國抗衡，因此選擇站在巴勒斯坦一方。中東是中國想要「攻陷」的區域，調解中東關係是中國重要的手段。奈何以中國目前的能力，的確在協助緩解局勢方面能做的有限。中國在中東的權勢無法讓中東國家遵從中國的意見，中國目前在中東的影響力還遠不及早已在中東扎根的美國。以巴衝突目前仍處白熱化階段，無論是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都明顯觸犯了國際法中的戰爭法及人道法，誰也不肯讓步。各國基於國家主權問題，無法插手干涉；考量和以巴的利益交易及關係，不便提出立場。以巴衝突每延續一天，就會造成更多平民無辜犧牲，甚至因為宗教信仰及民族主義的關係，牽動了其他信奉同樣宗教的國家及人民。若短期内無法看到好轉，只會激起這些極端組織的不滿，後果將不堪設想。

今年七月，一部上架在YouTube的短片《山道猴子的一生》，在網路上火速爆紅。雖然這部動畫的製作手法粗糙，配音也是使用低成本的AI智能語音，但至今上、下兩集，卻已累積超過1400多萬的觀看次數，相比國內許多製作精美、高成本的動畫或是MV都還要高出許多，點閱數相當可觀。 《山道猴子的一生》投射時下普遍年輕人的價值觀與對未來抱持的心態，引起不少網友的共鳴。　圖／截自YouTube《山道猴子的一生》之所以在網路上迅速竄紅，是因為它呈現出普遍青年在社會壓力下的心理狀態與面臨到的困境。片中的男主角彷彿是現代不少年輕人的縮影，在月領37k低薪、長工時的高壓就業環境下，使他對未來不抱持期待，開始注重「活在當下」的快樂，不惜花大錢購買重型機車。這也映出現今越來越多年輕人，即使舉債，仍會以炫耀型的消費尋求慰藉，形成所謂「精緻窮」的現象。另外，隨著近年來社群媒體的興起，人們透過拍照發文來包裝自我形象，導致人與人之間萌生比較心態，更加劇精緻窮的行為以及內心的人際焦慮感。不只台灣的青年遭逢龐大的社會壓力，在中國也產生了類似的現象。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今年7月的青年失業率為21.3%，創下歷史新高，相當於每五名中國年輕人就有一人失業。今年十月，抖音上的一首《躺平歌》，唱出了中國時下年輕人的心聲，同時也在掀起討論後遭到官方強行下架。所謂「躺平」，意指人們在高壓工作環境下，對生活開始感到疲憊、倦怠，因而產生與其努力，不如躺平耍廢的生活態度。不論是台灣《山道猴子的一生》的「精緻窮」議題，還是中國《躺平歌》的「躺平」心理狀態，其實皆是源自於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隨著資本家採用大規模生產、壓低勞工薪資等方式來達到最大利益，使財富累積於特定階級，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進而出現一群社會邊緣者。然而，這群貧困階層的年齡，也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根據今年勞動部的統計資料，民國111年平均畢業生起薪約為3萬4000元，相比民國88年的2萬7462元，只增長了23.8%，再回看這段時間內的通貨膨脹率，則增長到27.2%。可見薪資漲幅難以追趕物價上漲的速度，外加近年來節節攀升的房價，社會新鮮人的存錢買房之夢，更是遙不可及。現今年輕人生存在此般不友善的大環境下，「精緻窮」、「躺平」成了他們對於現實世界感到失望的回應。如今身處網路世代、先進社會的我們，看似擁有很多的選擇與自由，但當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階級焦慮來襲時，仍會感受到相較上個世代更處於劣勢的剝奪感。《山道猴子的一生》的男主角因積累已久的情緒壓力和情感上的波折，讓他在心情不佳之下，騎重機與他人較勁，最終在山路上與卡車對撞，不幸喪生。評論區有網友抨擊主角沒有理財觀念、太過個人主義且缺乏自省能力，但也有人欣賞他的樂觀心態以及堅韌的生存意念。的確，新世代的我們，雖然難以撼動舊有的社會體制，但卻擁有比上一個世代更活潑外向、靈動的性格，同時也有更多的創意，具備可塑性。但當「精緻窮」、「躺平」的行為太超過而不自知時，反而容易變得過於自大，讓貧窮現象惡性循環下去，甚至年老時仍過著中下階層的生活。因此，值得讓人反思的是，若片中主角最後沒有意外撞上卡車，他的未來又該如何？

台灣脫口秀演員德礎曾在youtube shorts上傳一段影片《歧視直男是唯一被允許的性別歧視，TELL ME WHY?》，內容敘述同性戀在社會上遇到許多刻板印象，但當同性戀者扮演直男時，也充滿各種歧視。該影片留言區中，部分留言表達認同，認為德礎的表演既有趣又呈現真實情況；但我們注意到另一派言論。有留言表示，直男在社會上屬優勢地位，本就該受到歧視或刻板印象，而這一切真的合理嗎？首先需要定義何為直男。直男，或做異男，原指稱異性戀男性，在英文中以straight一詞表示。straight在英文中有直線，筆直的意思，因此後來思考直線、木訥的男性同樣被延伸歸類為直男。近年來，針對直男，或著嘲笑直男的文章開始出現。「不懂得浪漫，只會講邏輯」、「難以理解的衣品」、「每次關心人都只會叫他喝熱水」、「不會表達情緒，有什麼都藏在心裡面」等成為直男的標籤，似乎直男正逐漸成為貶意詞。這一切有跡可循，泛科學PanSciy在〈【直男專欄】直男與他們的產地——直男在直什麼？為什麼他們彎不起來？〉中提到，隨著性別意識抬頭，過去被稱作常態的男性框架將被擁有自主權的性別重新檢視。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直男已經「打掉重練」，從原先大眾認定的優勢地位，成為眾目睽睽的被挑戰者。關於直男的標籤出現的同時，我們需要知道為何直男會成為這個樣態？事實上，直男並非天生就是如此，而是後天形成的。在過去的父權體制脈絡下，男性出生時便被期待有陽剛的氣質。「男兒有淚不輕彈」等俗諺反映男性不得輕意表現感情稍加柔弱的一面，否則可能被冠上「娘砲」的稱號。這進一步導致男性容易隱藏情感，在面對他人的情感時也會不知如何應對。再者，男性過往缺乏家庭角色的訓練，而被要求要以事業為重。這讓男性在家庭相處、育兒等方面都不太熟悉，甚至影響下一代對兩性關係的疏忽與不諒解。或許現代人們所不以為然的直男行為或者直男標籤，實際上是父權社會對男性留下的病徵與傷疤。更加深入的理解直男後，我們認為當今社會嘲笑、歧視直男的行為是相當去脈絡化的。過往在父權體制框架下被認定為合理或符合社會價值的預設樣貌，在社會發展後迎來陣痛期，凝視者如今成為被凝視的一方，相信這一轉變對直男而言仍需適應。因此，人們不該一味地戲謔這一轉變，而是真正的理解並尊重，否則一方面問題無法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將加劇社會性別間的隔閡。其實，一個性別多元文明的社會沒有所謂的優勢弱勢之說。而當人們了解每個社會性別，歧視才會徹底抹去，迎來真正的公平。但透過打壓舊有的社會性別以彰顯新聲音的存在，那多元開放究竟是一種進步，又或者只是《動物農莊》般，另一段專制的開啟呢？

今年9月，教育部推出「0-6歲國家一起養」少子化政策宣傳片，卻被爆出歧視動漫公仔族群、不尊重個人興趣，引發熱議。教育部雖迅速下架影片，但由於內容多處不恰當，加上網友翻出兩年前兩支前傳廣告，在網路上不斷掀起批評聲浪。多數批評圍繞歧視動漫族群展開，不過筆者更關注的，是廣告中性別角色設定不合理，背後存在家庭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而網友戲稱看完廣告讓人不想結婚，部分言論卻開始「檢討台灣女性」，將不婚原因歸咎於女性，也實在弔詭。因此本篇文章將聚焦性別議題，釐清爭議事件中過時、偏頗的性別觀念，並檢視社會中性別對立之現象。 教育部「0-6歲國家一起養」少子化政策廣告引發爭議。　圖／截自Youtube爭議廣告劇情中，一名男性不敢將公仔寄回家，因此拿錢託母親代收公仔，卻被質疑「都當爸爸了還在玩『尪仔』」，接著母親擅自將錢拿去添購嬰幼兒用品，妻子在一旁表示贊同。兩支前傳廣告中，則能看到妻子多次對喜歡玩具的丈夫擺臭臉，還無奈表示丈夫是家中第三個孩子，揭露丈夫不敢將公仔寄回家之原因。首先在人物設定上，女性被定調為「家庭動物」，不論是婆婆將爸爸的錢拿去買育兒用品，或是媽媽贊同婆婆行為、反對丈夫買公仔和遊戲機，都營造出女性最為家庭著想、天生是照顧者的氛圍，過度強化母職是女性天職。而男性則被設定成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在前傳廣告其中一幕，爸爸還說出「我養家很辛苦」，呈現傳統觀念裡，男主外女主內的老舊思維模式。綜觀三支系列廣告，男性被塑造為最大受害者，懷抱赤子之心卻在婚姻裡被迫犧牲興趣；女性則被醜化成隱形中的加害人，以「家庭為重」作為剝奪丈夫興趣的理由，試圖掌控家中一切。廣告描繪之家庭角色過時而不當，強化傳統性別分工框架，也深化偏頗的性別刻板印象。教育部身為我國最高教育機關，本應秉持平等、自由的精神，卻放任問題廣告上架，儘管沒有干涉劇情腳本，但未盡審查之責為事實，的確需要好好檢討。接著，筆者觀察網路論壇留言，不少人笑稱廣告裡的丈夫是台灣男性的真實寫照，並將其稱為「台男悲歌」。但也不禁讓人感到疑惑，現實生活中的台灣男性真如留言所述，在家庭中地位卑微，處處被限制且喪失自由嗎？諸如「可悲台男就是乖乖工作機器養家」、「台女就是這樣誰要結婚生子」等言論，反映眾多男性對於自身家庭地位的不滿。然而，這些言論似乎帶著一絲「得意」，彷彿抓到女性把柄，藉由將男性塑造成受害者，製造兩性之間的對立。值得反思的是，原先應該批評的主體應為教育部廣告，為何轉而檢討現實中的女性？此廣告的歧視性和扭曲倫理觀，能被大眾快速而精準地揪出、譴責，但為何影片所刻畫的性別形象，卻能在評論區找到默認和贊同的觀點，甚至進一步拿出來審視現今社會的女性？無形中衍生的性別對立，無疑只會使大環境越趨不友善。最後，回歸廣告爭議本身，除了顯現台灣在文化層面得更加兼容並蓄，尊重、包容不同喜好，不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他人，「性別教育」層面也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期待未來我們不再被錯誤性別框架套住，台灣能真正落實性別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