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在2023年頒布「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並根據指引於2024年編列2.5億預算，推動「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希望照顧到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不過，落實到大學校園，相關經費被納入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而根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大專院校僅需在健康中心備有生理用品，即可符合規定。有急需的學生無法及時就近取用，讓教育部的美意打了折扣。 「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補助經費進入大專校院後，被納入「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的生活助學金，提供弱勢學生申請。因此，校方若想在校園中設置多元生理用品取用點，只能仰賴自籌經費。例如北部某國立大學目前每年自籌近八萬元購買生理用品，提供全校逾6,500名的女性教職員生使用。換言之，缺乏專款的支持，大專校院要做到「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給「急需者」，僅能憑校方誠意。 此外，生理用品的供應量與取用點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有些大學因擔憂生理用品保存不易，或可能被校外人士大量取用，故將取用點集中在行政人員辦公區域，無法照顧到可能突有急需的學生。即使願意擴大取用點範圍，生理用品補充又成為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有時不免出現生理用品僅剩空盒的現象。 簡言之，缺乏專款的直接支持，教育部旨在打造「無壓力取用環境」的美意，卻讓大專校院飽受壓力，望「盒」興嘆。教育部應提供專款協助大專校院維持取用點的運作，並明確規範取用點的基本要求，落實保障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如此，大專校院方能跳脫「空盒」困境，實現「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中所說的，無壓力及友善的取用環境。

全球愈來愈多使用者將生成式AI 當成傾訴對象，《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調查指出，從2024至2025年，生成式 AI的主要使用情境已逐漸轉為「心理治療／陪伴」。尤其對大學生來說，尋求AI的心理陪伴不必排隊等候、擔心社會評價，即使在凌晨也能找到願意無條件傾聽的對象，而迅速成為學生族群的情緒出口。但當我們愈來愈習慣向 AI 吐露自己心中的焦慮、脆弱與無助，也須正視這些對話涉及的資料處理、風險與責任分界問題。 雖目前市面上主流生成式 AI 平台會在隱私政策中載明，使用者的對話內容在特定情況下可能被用於模型訓練、系統優化，部分資料也可能因第三方協作或跨境服務而被再利用。然而，這些政策多以概括、抽象的方式說明資料的保存方式、使用範圍與再利用情形，使一般人難以掌握資料的實際流向。在缺乏明確資訊的情況下，使用者可能讓自己在對話中透露的焦慮、創傷與心理特徵被蒐集並進入平台的資料處理流程。在告解室裡，你說的話本該被守護，AI時代的告解室也不應例外。 對此，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將「足以推論或揭露個人生理或心理健康狀態的資訊」列為需高度保護的特種資料。因此，與 AI 的對話內容若反映出失眠、創傷經驗或長期情緒困擾等個人身心狀態，通常會被視為特種資料範疇，不得在缺乏合法事由下任意蒐集或再利用。GDPR 亦將 IP 位址、瀏覽紀錄等數位軌跡視為可識別的個人資料，並要求資料控制者遵守保存期間限制、保密性、與透明化等核心原則。 雖然 GDPR 在實務上仍有以上疑慮，其至少明確將心理健康相關資訊分類為特種資料。反觀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僅以：「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的資料」作為一般個資的概括定義；第六條所稱特種個資也僅限於「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與健康檢查等範疇」。依此觀之，即使使用者在與 AI 的對話中透露足以推論心理健康狀態的高度敏感內容，也不屬於現行法律下的特種個資。此外，由於 AI 心理陪伴功能在近幾年才發展成熟，此類「非醫療但與心理健康狀態密切相關」的資訊仍缺乏實務見解與判例，使其在台灣法制中仍處於模糊定位。 另方面，我國雖已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其中規定應避免不必要的個資蒐集、強化預設隱私保護。但該草案仍停留在原則層次，尚未針對 AI 心理陪伴情境設置專門的資料處理規範，使相關保護仍須回到《個資法》的既有架構處理，然該架構對心理相關資訊的定位本就模糊。未來，無論透過施行細則、主管機關指引或個資法的配套檢討，立法者皆應審慎思考，此類與AI涉及個人心理健康的高度敏感對話，是否應納入更明確、也更嚴謹的保護範圍。 AI 或許能提供我們短暫的情緒支持，陪伴我們渡過漫漫長夜，但它既不是能真正理解人類世界的朋友，更非心理諮商師。作為使用者的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己向 AI 傾訴的心理私密對話並未獲得與醫療或諮商紀錄同等的保護，並保留一定的警覺，避免在不清楚資料保存方式、用途與再利用的情形下，對虛擬的AI好友交付出可識別身分與心理健康狀態的個人敏感資訊。理解平台的隱私政策限制、適度調整自身與AI互動的分際，並在需要專業協助時尋求具有心理師證書資格的心理師，都是在法律護欄尚未完整建置前，能夠保護自己最基本的方式。

11月16日中午，國立臺灣大學傅鐘底下人聲鼎沸，據平面報導，數百名群眾與多家新聞媒體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校方甚至出動駐衛警維持秩序。然而，這並非校慶或抗議，而是一場源於臉書粉專匿名投稿的集體空等。 這起事件起因於鳳凰颱風過境台灣前夕，臉書粉專「黑特帝大」出現一則匿名投稿。投稿人賭上「大氣系招牌」，揚言若台北市完全沒放颱風假，將發送各三百份雞排與珍奶。之後台北市政府宣布正常上班上課，形同確立了這項賭注的兌現條件，這則匿名投稿則在六千多則留言及近千次分享的推波助瀾下，話題熱度持續攀升。而這場一開始就吸引大量媒體報導，卻「無人現身」發放雞排與珍奶的鬧劇，正揭示網路時代的兩大病灶：匿名言論在缺乏咎責機制下的失控，以及新聞媒體因為輕忽查證之責，而嚴重損害了公眾對新聞的信任。 臉書粉專的匿名投稿，已成網友交流、發聲甚至揭弊的管道。然而，此次事件卻再次顯示出匿名機制被濫用的隱憂。現行部分匿名投稿平台雖提供便利的發聲管道，卻缺乏可追溯的身分驗證機制。投稿人利用此一管理漏洞，透過「黑特帝大」串接的外部匿名投稿平台，擅自賭上「台大大氣系」的專業權威性，對公眾做出虛假承諾。這種行為展現出網路匿名發言的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網友幾乎無須成本，便可輕易引發大眾關注並虛耗社會資源，卻無須承擔任何後果。今日只是讓民眾浪費時間，排隊空等雞排與珍奶，但若此類事件反覆上演，將嚴重耗損大眾對網路資訊的信任，未來若真正需要幫助的聲音或具公共利益的揭弊出現時，恐將淹沒在社會的冷漠與懷疑之中。因此，我們不能僅將此事視為惡作劇，輕忽匿名發言應負的責任。政府應當積極在保障言論自由與遏止匿名造謠間取得平衡，加速研擬平台責信機制，釐清平台業者對匿名內容的管理義務。而身為大學生的我們，面對網路匿名發言，必須有所警覺，將我們的角色從「被動接收者」轉換為「理性查證者」，避免被不實言論所愚弄或操控。 如果將匿名投稿者比擬為點火的人，那麽新聞媒體便是擴大火勢的風箱。事實上，早在兌現日前一週，即有多家平面及電子媒體報導此一賭注，其報導內容卻僅憑一則未經證實的匿名投稿。記者在撰寫報導時，未向校方確認是否有活動申請紀錄，便將未經證實的匿名投稿包裝成新聞。這種輕忽查證的作為，不僅讓新聞淪為廉價的內容農場，更混淆網路趣聞與新聞事實的界線。新聞媒體應落實查證程序，嚴守事實查核底線。而身處資訊傳播網路中的大學生，也不應再當盲目的跟風者，而應落實「查證後再分享」的原則。唯有當我們拒絕轉發未經查證的資訊，讓謠言失去流量，新聞媒體版面才能留給真正值得被看見的公共議題。

2020年11月，六起大學生接續輕生的消息遍布各大新聞版面，學生「心理感冒」的問題再次引發社會關注。2023年，國立中山大學開出「心理調適假」第一槍，隔年教育部更推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給予學生覺察自我情緒與恢復心理健康的時間與空間。然而，當我們開始注意與關心學生的心理健康，卻不能忽略陪伴在他們身邊、肩負重責的教師，因為他們或許也同樣「心理感冒」了。 《教育部112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指出，教職員工自殺（傷）事件共計148件，是111年度70件的兩倍有餘，並提到「教職員工作壓力及情緒紓解，亦宜列為重點，並強化教師支持系統建構事宜」。之後，教育部在114年10月8日修正公布，增訂每學年3日，並可以小時計算的「教師身心調適假」。請假之教師無須提供證明，且學校不得拒絕。至於代課鐘點費，則由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共同負擔。然而，原本立意良善的教師心理調適假卻備受爭議。 根據我國《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之日數，均併入事假計算。」即教師並未因身心調適這樣的「事假」，獲得額外可請假的天數。對教師而言，此制度不但無法提供教師真正的身心調適假，更反映制度設計者誤判第一線教師的壓力根源。教師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這三天假，而是需要教育部正視並支持教師身心上的多重壓力。 時任（2023）未來台灣學會理事長葉丙成曾在其個人臉書中提及，教師壓力根源來自於隨新教育政策紛至沓來的大量工作與任務，以及許多家長將家庭管教責任轉嫁給學校老師。進而， 202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新增規定，一旦學校接獲檢舉，或發現教師疑似有損害學生的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和其他權利時，可以按照校事會議決議，調整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然而，來自學生及家長的濫訴，卻讓校事會議成為教師的新壓力來源。今年9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收集一萬名教師對於教師血汗政策的調查，其中超過97%教師認為應廢除「無差別受理校園投訴機制」。教師為避免被投訴，開始畏手畏腳，有時寧願冷漠對待在教育現場的人、事、物，甚至放棄可能不合家長或學生之意的教育方式。在教育現場的無力與挫敗感成為壓垮教師熱情與自信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引發預備教師的恐懼。準教師小慶（化名）就因此擔憂未來無法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擔心未來自己多教一些、多管一些、多創新一些，可能會隨時觸怒學生或學生家長。對小慶來說，學生與學生家長就像不穩定的未爆彈，他即將踏入的教育現場成為「危險戰區」，未來他可能不只是「心理感冒」，還可能「身心受創」。這些擔憂加劇台灣教師的人才荒，進而可能影響教育品質，使得台灣教育成為最大的受創者。 教師身心調適假的配套措施固然需要更完善，像是獨立設定假別額度，才能真正保障教師請心理調適假的權益。但教師身心調適假只是「退熱貼」，無法治癒教師的「心理感冒」，因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才是讓教師維持心理健康的根本解方。因此，教育部應該協助學校、教師與家長共建清楚的管教權責界線。當教育部願意治本而不只治標，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才能重拾健康，進而幫助學生不再「心理感冒」。

「美國努力創造了美國希望之夢，但今日美國夢已成了神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專欄中說道。 根據我國教育部統計，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臺灣學生留學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該命令自今年9月起實施，美國雇主若聘用以H-1B（Temporary Worker in Specialty Occupation）工作簽證申請赴美的境外專業人員，需繳納10萬美元（約新台幣310萬元）的一次性費用。這等於為想在美工作的外籍人士資格與申請條件設下更高門檻。而此舉也恐為許多懷抱「美國夢」的臺灣學生面臨更高的就業門檻與風險。 許多渴望留美工作的臺灣留學生常透過畢業後實習（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延長在美居留，藉此累積工作經驗，同時尋找願意提供工作機會的企業。若雇主願意為外籍人士提出H-1B簽證申請，申請文件將先經抽籤決定是否獲得名額，若抽中並通過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審核，申請人將可取得H-1B身分，並在美國合法工作。新的H-1B費用規定可能使雇主聘用外籍專業人士的意願下降，進而減少國際學生的就業機會。即便擁有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學位者也不例外。對於未來計畫留美的學生而言，可能導致實習與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增加留學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面對美國H-1B新規定帶來的挑戰，若臺灣學生計畫赴美國留學並尋找工作機會，應評估自身專業在美國的就業可行性與風險。 各國不同的簽證制度正改變國際人才的流動。舉例來說，英國於今年5月開啟「高潛力個人」（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的簽證途徑，提供過去5年畢業於英國以外的全球前50所頂尖大學人才的就業簽證。其中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者可獲得2年，擁有博士學位者可獲3年的工作簽證。澳洲則於去年推出PHEW（Post-Higher Education Work stream）工作簽證，提供為期2至5年的工作簽證給在澳洲當地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的國際學生。這些簽證制度也促使台灣學生重新思考留學的目的地與留在當地就業的可能性與策略。對於仍在考慮留學地點的學生而言，英國的「高潛力個人」簽證與澳洲的PHEW工作簽證，提供明確的在地工作期限與申請條件，將成為可行的選項。

教育部近期重申大專校院辦理赴陸教育交流活動應注意事項，嚴格審查臺灣學生赴中國大陸進行教育交流。教育部公開表示「不鼓勵」，並要求各校落實事前登錄與事後回報，藉此「保障我國學生人身安全與權益」。政府或許立意良善，但警惕這些「政治紅線」卻有礙學術交流，並侵害民主社會強調的學術自由與個人自主權。 教育部要求大專院校秉持「對等尊嚴」原則辦理兩岸學術交流，並提醒各校要對大陸當局主動邀約活動（如全額免費或落地接待）「提高警覺」。而且，根據陸委會副主任梁文傑所述，教育部已向各校發布「兩岸交流活動自我檢核表」，要求檢核公告活動訊息及交流活動「有無違反法令規定或涉有政治性內容」，特別對主辦單位為陸方黨政軍或具政治性團體、名稱活動可能矮化臺灣地位，或接受不合常理的招待，要「審慎再酌」。 尤其對於陸方提供「不合理招待」，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公開表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認為中共持續透過各種高誘因管道招攬臺灣青年，乃是試圖透過文化與學術之名，遂其政治目的。然而，我國政府不斷畫出政治紅線，再三強調違法風險，並迫使大專院校建立繁瑣的自我檢覈與內控機制，同時遵守活動開始日一個月前登錄、結束後一個月內回報概況的規定。這種防不勝防的層層通報與審查，難道便能有效遏阻統戰風險？會不會反而阻礙兩岸的正常、互利的學術交流活動，以及促進彼此學習、相互理解的機會？ 政府雖應對人民善盡提醒與保護之責，讓大專院校師生充分了解當前兩岸情勢與潛在風險，特別是中共頒布《保守國家秘密法》後，人身安全風險確實大幅增加。不過，政府政策仍須依循比例原則，衡量限制措施。事實上，憲法第十條明文保障人民擁有遷徙的自由，而交流與旅遊皆屬於自由移動的範疇。然而，在現行法規下，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的教師若違規赴陸，情節重大者可能面臨一次記二個大過並免職的懲處。為了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卻過度犧牲個人職業權益和自由。並且，儘管公立學校中未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和學生，依照法律赴陸無須申請許可或報准，但教育部仍有發函點名前往中國大陸之活動，大學需進行自我檢核。 這種全面的審查與提醒，實際上已在校園中造成了自我審查的壓力，導致寒蟬效應。教育部長鄭英耀也公開表示「反對、禁止，不應該交流只想到中國。」不僅傷害校園自治精神，也反映教育部對臺灣年輕世代擁有足夠的自主判斷力，缺乏信心。不僅如此，此種將學術交流活動無限上綱到國家安全問題，並以行政考核手段進行管束的作法，不但展現教育部的保姆式心態，更忽略學術交流的核心價值乃是為青年創造更好的成長環境與機會。如果我們把對岸的交流攻勢視為洪水猛獸，用保姆心態的過度審查來築起高牆，那麼這道牆最終將阻擋的不是統戰，而是臺灣社會的自信、開放與學術自由。 教育部應當相信台灣大專學生擁有自主權，且具備辨別學術交流與統戰的能力，不應以過度的審查與管制，扼殺大學生學術交流，以及拓展國際視野的機會。同時，台灣在學術上，也無法擁有更廣闊的國際觀，更無從了解大陸局勢。只有在開放的交流中，讓臺灣的經驗與價值自然展現，年輕人才能承接學術的接力棒，為包含兩岸在內的國際學術、教育交流尋求更良性的互動空間。 真正的民主自信，在於我們相信臺灣的年輕世代在獲得充分資訊後，能夠獨立自主地判斷和選擇。教育部應當將兩岸學術重心從「防堵」轉向「賦權」，透過深化「中國大陸識讀或兩岸關係課程」，教授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認知，讓大專學生具備判斷力並充分了解風險。亦或提供專案經費補助，鼓勵學生拓展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國際視野。

日前北區學測模擬考作文出現情意題〈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要求考生想像自己的母親成為代理孕母懷孕生子，書寫自己的思考過程與情感轉折。題目的爭議性引起群眾關注，不少考生也表示在作答過程中感到不適。 根據大考中心108年出版的考試說明，學測作文的情意題主要考驗學生「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連結問題情境與個人生活經驗，透過文字表達情感與體會。以此標準觀之，一個好的情意題至少要與考生的生活經驗相關，方有聯想之可能。然而，有些民眾因傳統道德觀念，對代理孕母存有「借腹生子」的疑慮，加上台灣尚未將之合法化，使得代理孕母議題較難與考生的實際生活經驗產生關聯。 此外，對在有限的作答時間下，力求高分的考生來說，若要以第一人稱角度抒發自己對〈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的「情意感受」，等於被迫代入此一有爭議的情境，將自己對母親成為代理孕母的複雜感受：不解、震驚、慌亂與擔憂等，快速轉化成文字。而這或許也是部分考生感到不適的原因。 〈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不適合作為學測作文題目，因為它不但與考生的實際生活經驗脫節，又迫使考生在短時間內回應過於複雜的「情意」問題。既是情意題，便應設計較易代入的生活情境，給予較廣的題材選擇空間，如109年的〈靜夜情懷〉，以兩件文學作品為例，要求考生抒發對靜夜的體驗，相較代理孕母議題有更多考生熟悉的情景可下筆，如挑燈夜讀、失眠、夜跑、興奮到睡不著等，；112年的〈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則讓考生從自己與大自然的互動中汲取寫作素材，盡情發揮自己的感受。 此外，出題者也應試圖代入考生所在的學測情境，避免迫使考生在短時間內處理高度私密或過於沉重的情緒，在問題情境聯想上保留距離與彈性。例如90年〈一個關於○○的記憶〉，讓考生書寫自己與一項物品的相關記憶，賦予考生自我揭露的選擇權，挑選願意透露的記憶片段，不致被迫表達過於私密的想法；113年〈縫隙的聯想〉則以森林需要縫隙方能孕育新生命為例，引導考生聯想縫隙的意義，如喘息空間、與他人的界線等，而非如〈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一般將考生套入題幹的情境中，要求他們寫出其中人物的心路歷程。 回顧此次模考作文出題爭議，命題團隊不僅以〈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砸了招牌，更浪費考生寶貴的應試練習機會。望其記取此次經驗，審慎把關此後的每份試卷，以重新贏取群眾的信任。

由YouTuber「酷」花費新台幣 500 萬元打造六集的實境節目《中文怪物》，邀請一百位外國人挑戰中文聽力、語調與朗誦等關卡，並頒發給優勝者 30 萬元獎金與「中文怪物」頭銜。截至目前，節目每集觀看次數皆突破百萬，也引發不少討論。 對年輕觀眾來說，《中文怪物》可謂集網路綜藝特質於一身。首先，「酷」擁有 210 萬訂閱數，且該節目邀請多位網紅參與，帶動社群擴散力與話題性。事實上，網紅也成另類「電視」明星，如電視節目《夜市王》找網紅 「Alizabeth 娘娘」、「韓勾ㄟ金針菇」擔任評審；《全民星攻略》則請網紅「HowHow」、「艾瑞絲」等人參與錄製。 其次，節目不同於《一字千金》寫國字、猜成語的比賽形式，而是融入廣告台詞、饒舌與流行語（如「雙標」、「閨密」），跳脫傳統中文競賽的設計框架。內容上，《中文怪物》中選手真實的語氣與情緒反應，甚至偶爾出現的髒話，都讓畫面更具真實與親近感。這種題材創意與真實互動的結合，正是網路綜藝能抓住年輕世代目光的核心，也是傳統電視節目容易忽略的觀眾期待。 其三，《中文怪物》僅以六集完整呈現競賽，剪輯節奏緊湊、不拖泥帶水。節目不刻意延長誰晉級或淘汰的橋段，也不以過多的參賽者反應畫面製造懸念，而是讓比賽自然推進。節目也在短時間內輸出大量比賽內容，例如第三集中同時包含淘汰與敗部復活戰，符合網路世代偏好的快節奏敘事。 最後，節目透過中文競賽，讓台灣觀眾看見外國人透過語言逐步認識台灣在地文化的歷程。節目內容融入許多台灣流行文化，例如以「諧音梗」為主題的猜詞關卡，考驗參賽者對中文幽默的理解。部分參賽者還能自然使用台語，甚至引用從八點檔學來的詞彙與俚語。此外，節目安排參賽者圍坐辦桌，他們還熟悉佛跳牆價格不便宜、南部羹偏重口味等內容，甚至聊起豬腳、碗粿、油飯等地方美食，都可見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連結文化的橋樑。 《中文怪物》的成功並非偶然，它滿足了年輕世代對流行題材、真實互動、快節奏的渴望，也展現出語言作為文化橋樑的力量。對傳統電視綜藝而言，這既是一個提醒，也是一個機會。透過理解觀眾對節目的需求，並參考網路綜藝的節奏與題材，傳統節目同樣有機會觸及年輕觀眾，做個「綜藝怪物」。

「僅依靠法律並不能保證言論自由；為了使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到懲罰，所有人都必須擁有寬容的精神。」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著作《愛因斯坦自選集：對於這個世界，我這樣想》中寫道。 今年9月，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創始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Utah Valley University）進行「美國復興巡迴」（The American Comeback Tour）活動時，遭到槍擊身亡。柯克的死亡可能揭示，美國追求及捍衛言論自由的努力，以及廣納多元觀點的寬容精神，正在逐步消亡。 事實上，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約自1790年代開始，在種族、經濟和政治等議題上的主張便越加分歧。爾後，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資源分配不公、種族歧視和移民等問題，讓美國民眾的政治光譜分別趨向兩大黨發展。這樣政治兩極化的現象到了社群媒體時代更為嚴重，網友以「取消關注」、「取消按讚」來抵制和討伐爭議或冒犯性言論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擴散到現實社會，發展成以暴力壓制不同言論，最終甚至出現剝奪和「取消」他人生命的極端現象。 去年，美國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選擇兩極化「polarization」作為年度代表字，凸顯美國社會「分裂為兩個截然相反的對立面」。尤其，是當社會觀點、信念或利益，不再呈現連續地分佈，而是集中於兩個對立的極端。 在高度對立和撕裂的兩極化社會中，根據沉默螺旋理論，人們會受到媒體呈現之強勢意見的影響，使得不同意見者會因為害怕孤立而保持沉默，導致意見市場中「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如今，人們不但害怕孤立，也可能因為擔心遭到「取消」而噤聲，抑或是投向同溫層的懷抱，加劇極化。 反觀台灣，我們也同樣面臨兩極化的威脅。近年在許多政治或社會議題的討論中，常見發言者採取極端的對立立場，彷彿所有議題皆黑白分明，既無須檢視事實或證據，也毫無討論空間。同時，人們又傾向輕蔑不同意見者，產生作家艾瑞卡．埃特森（Erica Etelson）所稱之「蔑視性社會」，使之永遠無法對話。尤其，當人們面臨道德判斷時，直覺常先於理性，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如此提醒我們。這解釋了為何人們在面對不同觀點時，偏向劃分敵我陣營，以情緒性發言和強硬的態度打壓「敵人」。甚至，將「言論自由」當作肆意攻擊「敵人」的免責聲明，公共討論空間逐漸轉變成只有「敵」「我」之分的言論戰場。這真是我們追求的民主社會嗎？ 所謂民主社會，是人民得以在不受國家的限制之下，享有實踐自治與自由的可能。除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寬容、合作、相互妥協的精神，也都是支持民主社會的重要內涵。以2025大罷免為例，罷免方以「民主防衛」等作為訴求，批評反罷方「賣台」；反罷方則主張罷免將使社會失去民主政治的監督制衡效果，控訴罷免方藉大罷免實現「獨裁」意圖。罷免雙方皆認為自己在「守護台灣民主」，卻不知在將彼此視為另一端的「政治敵手」，相互仇恨的同時，也正在親手瓦解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社會。 身為大學生的我們，是未來民主社會運作的主要動力。面對當前極化的社會，我們必須明白，政治、文化及各種議題的討論，從來就不只有對立的兩端。我們也必須學習傾聽不同意見者並尊重不同的選擇，倘若對話停止流動，那麼民主社會也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但這是我們想要的結局嗎？我們既成長於多元社會成熟發展的世代，享有前人爭取而來的民主生活，那麼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善用這樣的自由？或許，在我們感嘆青春似水年華的同時，也應期許自己成為最賦有能量、目光最為明晰的一代，成為得以洞察是非，驅使社會改變的一群人。如今，我們應該像青春期時，反覆思考「我想成為什麼樣的大人？」那般詢問自己：「我們期待擁有什麼樣的民主社會？」

運動部成立後，「體育班存廢問題」再次引發討論。1968 年，當時政府頒布〈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推廣體育運動，並培養優秀體育人才，因此成立「體育實驗班」，是為體育班的雛形。然而，半個世紀過去，體育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現在體育班面臨的困境又為何？問題主要集中在課業、心理與生涯規劃三個層面，且體育班制度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廢除」，也不應廢除，而是尋找更多配套措施。 首先，在課業方面，媒體報導指出體育班一學期平均有一個月都是比賽時間，且不包括日常訓練與交通時間。 國中體育生多數時間被訓練及比賽佔據，早晨便開始訓練，回到課堂後，體力與專注力下降，學習效率自然受到影響。根據平面報導，尤其有些學校會設計與考前複習題目高度重疊或較簡單的試題，讓體育生較易通過考試。這樣的做法雖能讓成績及格，但這樣的「練習」真的有效嗎？是否影響長期學習狀況？但是實際大考成績卻不盡理想，2022年會考生中有18%體育生取得五科待加強（C）的成績，與全國學生相比多上三成。 其次，華人社會長久以來相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將學業成績與考試視為升學關鍵，而因體育生以比賽等為重心，導致體育生被貼上「不會讀書」、「不愛唸書」的標籤，削弱體育生的學習動機與信心。也間接影響，體育生常對自己學業的表現感到焦慮，進而失去對課業的興趣與信心，產生自我價值認同的負面影響。 此外，由於競技體育的淘汰機制，層級越高對能力的要求也越嚴苛，淘汰能力不足的學生，因此並非所有體育生都能走向職業道路。故體育班如何保障學生有順利進入職業的能力？反之，若學生未能如願進入職業，那麼體育班應給予哪些幫助？對於體育生未來的職涯發展，體育班應有更多配套措施，保障學生未來出路。 而在大學端，若學校招收體育班學生，應該幫助學生串連課程，校方可整合教授、教練與學校資源，讓體育生在課業上有更好的銜接，同時也能讓學生了解如何利用學校資源，並透過自主學習、同儕與學長姐的互助更快找回學習興趣與自信。 另外，大學校方也可提供跨領域學習與產業連結的機會，開設「運動攝影」、「運動心理學」或「運動行銷」等相關體育課程，培養體育生建立更多元的能力，也透過跨領域學習找到新方向。 對於體育生升上大學後，學習接納多元事物，強化自我學業、體育能力，提升自我價值，擁抱未來的模糊性，從失敗中學習，建立創意思考的自信，詢問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勇於嘗試挑戰，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 體育班從來不是單純的「存」與「廢」，而是背後亞洲傳統教育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固化思想與配套措施的缺失。體育也兼顧人格、毅力、團隊合作與尊重對手等核心教育價值，若能有更多完善的配套措施，體育班將更完整地發揮教育價值，展現體育班不僅限於培養選手，「為國爭光」，更是教育多元化的實踐，以及社會重新認識體育價值的重要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