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宜婷台北報導】113年臺北市中正盃壁球錦標賽於10月26日至27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行。壁球分級依程度高低，男子分做A至E組，女子則分做A至D組，預賽採分組循環三戰兩勝制，雙人輪流將球擊回正牆有效攻擊區（註一），並利用截擊（註二）或彈地一次回擊球進攻，最先獲得11分即可拿下賽局。來自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的陳宥鈞在分級比賽中擊敗對手，榮獲男子C組冠軍。 註一：正牆會有三條橫的紅線，有效攻擊區範圍在最高紅線至最低紅線間的範圍。 註二：趁球尚未落地前擊球，使對手減少反應時間的進攻方式之一。又稱作Volley。 陳宥鈞以直落二的成績打敗同組兩名選手，取得四強的門票。他說道：「對自己的球技與手感都增加信心。」在爭奪冠亞資格的比賽中，陳宥鈞率先取得發球權， 利用正、反拍擊球與敏捷的步伐，成功將對手節奏打亂，掌握得分點。比分最後以11：5、11：4，拿下兩局，晉級冠亞賽，最終也在冠亞賽的廝殺中獲得冠軍。 談及踏入壁球世界的契機，陳宥鈞笑說：「國中時姐姐有打過，只是自己當初想踢足球，但媽媽說打壁球可以吹冷氣，就被勸服了。」因此，他選擇就讀以壁球著稱的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開啟了壁球之旅。提到參賽動機，陳宥鈞也說：「想要看看自己這一年的訓練成果，手感有沒有生疏。」他解釋，由於剛升上大一，課程繁忙，因此訓練時間縮減，僅能利用課餘時間或賽前加緊練習。對於比賽最大的收穫，陳宥鈞坦言：「終於不用卡在這不上不下的組別了。」他說明，自己在C組卡關已久，「除了訓練不足，也缺乏想要爭奪名次的企圖心。」透過心態上的調整，陳宥鈞贏得這次的冠軍，也終能如願晉升到下個組別。 曾被選為國手，參加2024世界青少年壁球錦標賽的陳宥鈞論及到壁球的發展，他表示大眾對壁球的認識不如熱門球類，在學校也較少課程規劃的安排。明志國中壁球隊教練李嘉洲也提及：「學生大部分開始接觸壁球的平均時間可能都在國高中以上，那在國際上的一些比賽，能力就會跟別的國家會有一些落差。」他認為，壁球的接觸與訓練應從小開始，才能更有效銜接在往後的推廣。 壁球在2028年列入奧運項目，不過我國對於壁球的推廣卻不盡人意。臺北市體育總會壁球協會理事長王麒景強調：「推廣的最大阻礙是壁球場。」他解釋，臺灣現今的壁球場地有限，在師資、場地資源不足下，壁球的發展也將窒礙難行，難以走入校園。他期許政府可以提供完善的資源挹注，改善壁球發展上的困境。未來他也會向下扎根，推動小學壁球社團的設置。

【記者林婕宇綜合報導】近期校園輕生事件頻傳，12日一名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在Dcard上發文，表示聽到同學墜樓的尖叫聲，引起留言區一片嘩然。然而，此現象已非首例，2020年臺大就曾三天內發生兩起學生自殺事件，顯見校內心輔資源需求增加，且學生心理壓力需更被重視。為更積極處理學生面對的困難，臺大於去年初設置學輔中心，並在今年9月引進學輔專員駐點各院進行服務。 學輔中心於2021年2月成立，而學輔專員是今年9月才進駐服務。學輔中心不只負責學習相關的事務，主要任務為初級預防、資源連結、紮根院系，能處理的問題範圍非常廣泛。諸如人際關係、經濟問題都能找學輔聊聊。　圖／林詠崴提供目前大學校園內心輔資源普遍不足，常有預約額滿和等待時間長的問題。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的小菜（化名）就曾因等待時間過長放棄預約校內諮商，轉而去校外付費諮商，造成自己經濟上很大的負擔。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生王聖華則認為校內諮商無法給予太大幫助。他表示過去曾等待超過三週才開始接受諮商，已過了自己狀態最差、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低潮期僅能靠自己走出。 各校目前普遍面臨心理諮商師供不應求問題，近期《學生輔導法》修正草案中，預計將輔導人員師生比，從原本的1：1200調整至1：900，以擴大心輔人力資源。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會長何傑恩表示，因應此政策，政大也在積極爭取更多心理諮商師。希望從原本的13位專任心理師增加至18位。　圖／林婕宇攝為更加健全學生輔導網絡，同時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臺大於2021年成立學輔中心，並在上學期起陸續招聘學輔專員至各院所。多為社工、教育背景的學輔專員，擁有較多助人的經驗，透過晤談瞭解學生面臨的問題，如生涯規劃、經濟狀況、情感壓力等，並快速媒合或提供相關資源管道，有效地協助學生解決問題。學生可透過線上預約和寄信，情急下也可直接走進學輔中心進行諮詢。目前駐點於臺大管理學院的學輔專員曾昱豪解釋：「學輔中心比起輔導，更像是個諮詢的角色。」他也補充，學輔中心如同社區健康中心或家醫科，任何雜事煩惱都可以尋求學輔專員協助。 國立臺灣大學目前共有六名學輔專員駐點八個學院，分別是文學院、管理學院、社科學院、法律學院、生農學院、生科學院、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目前正在積極擴展其他駐點學院，圖為專駐社會科學院的學輔專員。　圖／林詠崴提供由於心輔中心預約困難，部分學生因此轉往學輔中心尋求幫助。臺大法律學系A同學（化名）說：「它讓我有一個抒發情緒的管道，也給我安全感，知道有人可以幫自己的忙。」他認為學輔專員的建議有效改善他的日常煩惱，對他很有幫助。但臺大圖書資訊學系L同學（化名）則沒有獲得預期的幫助，「我去了之後他才跟我說，你的問題只有心輔中心可以幫你。」他解釋，學輔專員認定他的困擾為情緒性問題，無法給予太多意見，反而建議他尋求身心科的協助。L同學建議學輔中心的定位與目的需更清楚，才能讓同學對應自己的需求，找到能真正解決問題的窗口。 根據學生經驗，學輔中心的服務較少人使用，因此比起心輔中心較容易預約，原因也可能是部分學生尚未清楚此中心的功能。　圖／截自臺大學輔中心諮詢服務網目前許多學校僅設有心理諮商師，尚未如同臺大學輔專員專門解決學生校園生活煩惱。政大學生會長何傑恩觀察到，學生除了諮商以外，輔導上的需求相對處理得並不完善。諮商師人力不足，導致個人工作量龐大，較難在提供諮商服務時，又幫助學生尋找相應資源，因此何傑恩認為學輔專員能填補這項空缺，從學業面及資源面上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作為初級預防（註）角色。他表示目前政大校方已向教育部提案爭取設立學輔專員的經費，此外，何傑恩也欲推動專責導師制，讓系所中對輔導具有熱忱的老師擔任此職務，以便更有效地發揮導師功用，完善校園心理健康環境。註：校園輔導工作分為三級預防，初級預防指針對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何傑恩觀察到現今大學內導師與學生關係並不緊密，導師失去初級預防的功能。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於11月底在校內舉辦學輔中心靜態展，期望讓同學更了解學輔中心及學輔專員，日後更能善用此資源。　圖／臺大學生會學權部提供

【記者吳冠緯綜合報導】近日論文抄襲風波不斷，引起各界對學術倫理教育（以下簡稱學倫教育）的質疑聲浪。目前國內有118所公私立大學將學術倫理課程列為必修，並由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統一課程內容。學生需透過線上閱讀文章與觀看動畫影片自主學習，經測驗合格後取得認證，才可獲得必修學分。然而，不少學生質疑課程學習方式與實際應用無法連結，亦有教授指出目前的學術倫理課程淪為填鴨式教育，過度簡化倫理應有的思辨過程。 教育部於2014年成立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其規劃的線上課程目前為國內118所公私立大學之必修課程。　圖／梁家柔提供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伯芬認為，線上修課與測驗模式雖能讓學習不受時空限制，卻無法讓教師確認學生的吸收成效，造成學習效果打折扣。「網路基本上都得到答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學生蘇心婕指出，學倫教育作為研究生必修科目，其測驗題庫卻能透過網路輕易取得，令他質疑這項畢業門檻的重要性。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學生張景閔則表示，學倫教育測驗一天共有五次機會，且每次考題差異不大，通過此測驗對多數研究生而言相當容易。 在網路上搜尋學術倫理教育測驗時，其搜尋建議中便出現測驗與測驗解答。　圖／截自Google學術倫理旨在提升台灣高等教育的學術倫理知能與涵養，但戴伯芬認為，以填鴨式教育與簡單測驗檢視學習僅是應付行事。蘇心婕也表示，測驗中不少題目過於死板，難以實際應用於日常學術寫作中。「這就是國內教育過度簡化倫理思辨的結果。」戴伯芬評論道，他認為倫理是一種兩難的狀態，因此教學中應著重思辨，才有助學生在研究中能因應困境思考解決之道。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伯芬強調倫理教育不應該以填鴨式教育進行，他分享過去曾教授學術倫理教育課程，透過經典案例討論，以思辨之方式進行建立學生對倫理的概念。圖為示意圖。　圖／吳冠緯攝不少學生質疑，學倫教育不分系所通用的學習內容並不合適。對此，張景閔認為學術倫理應根據學門而定，而非所有學生使用共同的教材。他以法學領域和理工科目為例說明，前者注重文獻分析，後者則包含統計和質性研究等方法。由此可知，不同領域對於學倫教育的需求不同，因此張景閔認為目前的制度對研究生們效益不大。就讀理工學科的蘇心婕也認同研究過程存在學門差異，由於所屬領域較多為撰寫自身研究發現，較少進行文獻引注，因而相對較少遭逢相關倫理問題。 目前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所架設的學術倫理課程形式多元，包含漫畫、影音、圖表等方式，然對學生在學術倫理教育的具體幫助為何，仍待討論。　圖／截自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官網對於未來學倫教育的調整，戴伯芬、張景閔與蘇心婕都認為，將學倫教育規劃成一門課的模式缺乏必要性。「強制要求學生在畢業前要完成學術倫理線上認證，就是一件不倫理的事。」戴伯芬認為即便學生通過測驗，也難以斷定他是否已熟知學術倫理的概念。他建議應從大學課程中強化學生的倫理概念，教師可在教學過程中藉由個案分析引導學生思辨，讓學生將討論中遇到的倫理兩難帶入自身研究，並進一步思考如何取捨。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伯芬分享哈佛大學線上公開課程中的討論何謂正義，並認為此類引導學生思辨的課程內容應是教授倫理課程的理想模式。　圖／截自哈佛大學YouTube除了對教育內容的調整外，接受學倫教育的時間點與教師素質亦為重要關鍵。蘇心婕指出，多數台灣學生書寫心得時，常參考網路或書中內容，甚至有照抄的狀況，但教師常視而不見，導致學生從小對抄襲與引用的界線十分模糊。因此，他認為應從小建立倫理觀念，由根本改善，才有助於養成學生在學術倫理上的行為操守。戴伯芬也強調，倘若教師本身缺乏倫理概念導致上行下效，恐將使學術環境持續惡化，因此教師本身也應具備倫理概念，才能正確地引導學生建立良好的學術倫理觀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11月初於教務會議上通過，未來將開放學生申請以雙主修科系畢業。會後，師大學生會於粉專公告此案，卻掀起部分學生對雙輔制度積怨已久的不滿。校內熱門科系的資源分配問題，儼然成為正反攻防焦點。「新的方案出現會像是大學申請和指考根本就是一場空，我只要進到師大我就一定可以選擇我要讀的系。」一名就讀心輔系的學生留言表示，此方案對「原先努力考上該科系」的學生並不公平，開放外系生也能以雙主修科系畢業，等同讓本系生入學前付出的努力白費。目前師大雙輔制採登記制，意味外系學生僅須修習足夠的本系課程，就能登記申請雙主修身份。為了容納更多有欲雙主修的學生，心輔系師長僅能額外開設課程，讓作為本系生的他不禁質疑：「心輔系吃得消嗎？」他不希望系上資源遭瓜分，須和雙主修生搶選課名額，也憂心教學品質因而下降。此則留言目前有超過80個讚數，為留言區內獲得最多讚數的發言。師大自2020年將雙輔制從甄選制改為登記制，開放學生僅須修畢足夠的課程，即可申請登記輔系生或雙主修生。即便這項制度有利於多數學生跨域學習，卻引起校內熱門科系學生的擔憂。多位心輔系學生於貼文處留言表示，自登記制上路後，系上課程的修課人數暴增，大班制恐影響教學成效，他們認為校方廣開雙輔制度時，仍要考量各系量能，制定配套措施。但根據目前師大雙輔制度，外系生若欲成為雙主修生，須先修畢該系「先修課程」成為預修生，修讀足夠的學分後才能爬升為輔系生或雙主修生。此外，選課優先次序也有身份差別，依照本系生、雙主修生、輔系生、預修生的順序排列，意味本系生的選課名額不受外系生排擠，外系生能否取得雙主修身份，取決於是否能幸運選到課。事實上，該留言的論述中潛藏「排擠外來者」心態。師大心輔系穩坐全台大學輔導諮商學類科系龍頭，相較校內其他科系錄取成績也較高。在此背景下，留言所說的「努力白費」，即是認為外系生入學成績不夠高，卻能透過改制得到和他一樣的學歷。 入學成績有高低落差的一群人，最終卻以一樣的身份畢業，正是留言同學認為的不公平之處。平平都修習一樣的學分數和課程，又何來公平性問題？當外系生一邊修習主修科系，一邊憑藉正規管道，甚至得靠著運氣獲得雙主修身份，為何本系生仍舊認為他們是在「侵門踏戶」？再者，本系的資源就應當歸屬於本系生？究竟是他的資源被瓜分，還是所有修習課程的學生可得資源皆被縮減？留言處有學生分享，高中畢業時並未清楚自己的志向，進入不瞭解的科系就讀，迷失到大二才選擇休學進行興趣探索。他在復學後，剛好碰上雙輔改制，使他能全心投入在較有興趣的領域，重拾學習樂趣。此案例並非特例，說明目前國高中教育無法協助學生進行興趣探索，若各大專院校能廣開雙輔制度，勢必能給予迷茫的學生一絲救贖，協助他們專注於興趣領域。近年來，跨域學習成為高教趨勢，各校逐漸廣開雙輔制度，期望培養學生多元能力。然而，制度規劃不周與排外心態卻造成學習阻礙，若各校能給予更好的雙輔環境，輔導各系所，根據系上狀況制訂合適的篩選機制和名額，學生也能夠接納各系學生，不去因科系而對學生進行高低判斷，促進更友善的跨域學習環境。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陳謙、張珈爾綜合採訪報導】五月中開始，國內本土疫情爆發。根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諮商全聯會）統計，全國超過5萬人被迫中斷心理諮商的治療。部分心理諮商機構因而推出「通訊諮商」服務，力求透過線上視訊等無接觸方式，提供個案穩定的心理支持。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闕玉欣表示說：「雖然沒辦法實體，但我們還是可以用另外一種線上的方式來進行的話，那對我自己來講心理上還是能有一大程度的排解。」除了正面的回饋外，也有民眾對非實體的會談方式產生疑慮，擔心效果無法和實體治療相比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學生籃怡靜形容，如果在通訊諮商的時候，諮商師無法觀察她的肢體動作，做出相應的回應。此外，擁有通訊諮商許可權的各地方政府審核規範不一，導致通訊諮商普及度低落。例如，台中市限定民眾需年滿20歲才能使用通訊諮商服務；新北市甚至不接受大專院校提出申請。因此對於年紀大多介在18到22歲的大專院校學生來說，將無法獲得同等權益。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啟正分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在7月19日以前規定20歲以上才能夠進行通訊諮商。而此對於各大學體系來說是不太適用的。因此，諮商全聯會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訴求包含：即刻實施遠距諮商免申請作業、衛生福利部應主動邀集相關團體重新研商擬定統一的參考原則等。諮商全聯會希望政府能夠調整相關規範，使全國各地適用統一辦法，同時顧及各族群的諮商需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表示，提案連署不是唯一的方法，他們也曾與衛福部開會，提出連署案中的所有訴求。連署案已在8月19日達到附議人數5000人的門檻，衛福部則須在10月19日前給予正式回應。疫情升溫期間，「通訊諮商」給予個案及心理師對話的機會。但大專院校適用的原則仍須持續溝通與協調，以研議出適切的規範，才能即時且有彈性地承接更多失落學子。

【專題記者陳品融、張華真、李加祈、廖澄妤綜合報導】 「噔！」重擊聲響清晰地迴盪在寂靜的教室中。國中英語教師郁琪（化名）走近學生座位，試圖拿走學生手中的聯絡簿，突然間，學生一腳踹過來，速度快得他無法招架。帶著滿腹委屈的郁琪，走回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他還來不及調適挫敗心情，又要接著處理家長的投訴電話。郁琪每天穿梭在教室與辦公室間，還要處理突發事件，沒有絲毫喘息的時間與空間。工作壓力使他長期深陷憂鬱之中，郁琪常責問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子？為什麼讓自己壓力很大？」校園隱密的角落是他唯一的容身之處，只有在那裏可以不必顧忌旁人眼光，盡情地宣洩積累已久的情緒。「不只是我，我聽過有老師偷偷在沒人的角落哭，一大堆啦。」郁琪並非是唯一面對情緒問題的教師，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強調：「教師也是人，是人都會有心理相關的問題。」教師在承擔工作壓力與情緒問題的同時，也背負著家長對為人師表的期待，「家長會覺得：『老師怎麼可以有負面情緒，這樣怎麼教小孩？』」郁琪無奈地談到多數家長對教師心理素質的嚴苛要求。「我自己都還是得仰賴外面的身心科診所幫忙，學校是不太可能啦。」郁琪提及校園缺乏教師的心理諮商資源，而不完善的教師心輔系統不只不利於老師的身心健康，更可能損及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品質。「情緒議題帶來的影響是很全面的，教師的授課品質會有影響。」陳品皓補充，若教師同時擔任班導師，還會影響到師生關係與親師關係等。根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近十年的統計分析報告，「高中以下教職員自殺、自傷」數在民國99年為四件，但近年已攀升至每年超過20件，逐漸提高的案件數凸顯出教師心輔支持系統的重要。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提到：「（教師自殺自傷事件）實際嚴重程度與數量比教育部登記的來得高。」背負龐大壓力的教師迫切需要心輔資源的介入與協助。《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b><b>為人師表的既定印象下 教師不敢尋求心輔協助當壓力席捲而來，被逼得喘不過氣的教師們，仍得在眾人面前戴好面具，佯裝一切如常。「多數老師遇到壓力或教學問題，都先質疑自己『會不會是我不夠好？』」高中教師欣穎（化名）時常為了設計多元課程，忙得焦頭爛額，「大家不敢去找人幫忙解決，找人幫忙就好像自己很無能。」欣穎回憶過往參與校內輔導室舉辦的紓壓研習課程，當他以畫筆描繪內心的負面情緒，並傾訴種種壓力後，卻反被同事們的驚訝表情震懾住，「大家好像都想營造自己是正向陽光的人，可是我們不是要來抒發負面情緒的嗎？」他說，「之後我就不敢參加，怕別的老師覺得我有病。」就連參與諮商研習都得小心翼翼，更遑論直接求助。患憂鬱症的郁琪長年於身心科診所看病，但即使出了校外，也難保不被異樣眼光纏身。「如果在診所遇到家長，又被到處傳的話，學校、家長就會自己腦補：『啊那個老師有憂鬱症！』、『那個老師會不會對我的小孩情緒失控？』」郁琪嘆道，即便在心理疾病普遍存在的現代，多數家長加諸在老師身上的道德標準，仍使他們難以脫身，些微的失序，都免不了被否定與指責。除了畏懼異樣眼光，教師們還常因工作彈性小，連尋求協助的時間都沒有。「我們不是想求助就能求助，如果我狀況很不好，學校有辦法找人幫我代課嗎？」任教於技術型高中的馮靖（化名）說。他說明，自108課綱上路後，多數教師都承擔更重的教學壓力，若擔任導師，又必須隨時處理學生與家長的狀況。教師時常要忙到晚間七、八點才能下班，身心俱疲下，他們很難撥空尋求心輔資源。而代理、代課老師礙於薪水與未來發展，更不可能請假調養。「正式老師還能請病假或留職停薪，代理老師有考教甄的壓力，代課更慘，請假薪水就沒啦。」身為代理老師的郁琪嘆道。在忙碌的日常中，教師的情緒沒有出口，當壓力累積至臨界點，他們通常會先向學校輔導室求助。過去在高中擔任實習教師的鴨子（化名）曾因壓力大而踏入輔導室，卻收到「輔導室主要只針對學生服務」的回應，那時，因為專業諮商費用過高，他只好選擇找朋友聊聊，「校外的輔導是算時薪，以實習老師來講，沒有支薪，比較不容易使用校外資源。」在目前校園心輔資源專屬於學生的情況下，郁琪也直言：「學校內給老師的支持系統一定要夠，支持系統崩壞的時候真的會逼死一個人。」 部分教師面對極大的工作及私人壓力，卻因心輔資源不足、或礙於異樣眼光而難以求助，只能獨自承受負面情緒。（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b>同事察覺異狀卻難開口　協助無病識感教師困難重重「有些老師在心理上、精神上就呈現出有問題，但是學校要輔導他去看醫生，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不想面對，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形不是一件兩件。」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主任劉朝芳談起校園內的心輔困境，娓娓說道。他提到，學校裡除了存在心輔資源不足的問題，部分教師因擔憂自己會成為不適任教師，而拒絕正視自身心理問題，因此，要協助這些未有病識感的教師更是困難重重。「有次我去上課，學生突然就跟我説他們數學老師怪怪的，他整節課就開著麥克風，然後一直拍（麥克風）。」高中退休教師舒慧（化名）想起多年前的往事，如此說道。經過多方確認後，舒慧發覺該位老師精神已失常，然而當時，身旁同事礙於彼此間不熟悉、或擔憂傷及對方尊嚴，往往難主動伸出援手。台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校長林瓊惠則補充，校方觀察到教師有心輔需求時，雖也會提供校外諮商訊息，卻無法進一步介入，「你只能提供資源，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去，都成年人了沒辦法強迫他就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林上能也提到，他過去在學校擔任輔導組長時，校方曾請他與一位老師聊聊，讓對方理解自己需要心理協助，「大家都覺得輔導老師比較會講話，但在學校我們都是同事，其實很難去提點老師說：『你要不要先想想你現在為什麼這麼焦慮？』這應該會吵翻吧？」此外，輔導室平日以輔導學生為主，若同時又擔任老師的諮詢者，難免出現角色重疊的問題，「那我要站在誰的立場跟他談呢？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由輔導室來做滿怪的。」在身旁同事幫助有限的情況下，這些無病識感的老師難以面對自身問題，更遑論透過諮商排解情緒。舒慧口中精神失常的數學老師，直到家人強制帶他就醫，才請長假休養，最終主動離職。在那之前，校方、學生也僅能默默旁觀。林上能也點出，心理諮商仰賴當事人主動求助，在校內建立起關懷機制雖是很好的觀念，老師卻未必領情，甚至會質疑個資遭外洩，「如果諮商支持系統在學校發生事情時主動去關心老師，校方、心理師絕對會被罵爆，反而應該先讓他們理解在面對困難與壓力時，本來就可以使用這樣的資源。」<b>當崩潰教師進入課堂：失當言行恐成學生長久陰影梳理不開的情緒並不會因無視、逃避、擱置而消失，感受到無力和疲憊的郁琪，仍舊拖著未消化完的情緒走進教室，「他們（學生）一定會感受到『我的老師不開心』。」現於實驗中學任教的Lemon（化名）在實習期間，曾目睹老師瀕臨崩潰時學生的反應，「在一個發瘋老師的課堂中，小孩子就會變成同樣脾氣暴躁、更暴走、更想反抗老師跟權威。」當教師情緒難以排解、壓力又不斷累積，排山倒海的負能量最終灌入課堂，波及教學品質和師生關係。「我有看過老師自己情緒來了，就叫學生跪在地板上，或是在上課的時間，把學生叫來罵20分鐘，不讓他去上他自己的課。」Lemon難以相信這個情景會在學校上演，他覺得教師對學生發洩情緒會讓孩子感到困惑與自責。林上能提起臨床上的觀察，當心思較敏感的孩子遇到教師失控時，易冒出「老師會這樣罵我，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很差勁？」的想法。林上能就曾碰過一名憂鬱症學生，因服用藥物而導致嗜睡，一開始導師十分理解並給予尊重，但在數月未見好轉後，各科老師與家長開始向導師抱怨：「你們班上有同學整天趴睡，影響孩子學習或老師教學。」導師的壓力漸大，收斂不住脾氣，直接叫學生到教室後面罰站。原本情緒就不穩定的孩子開始責怪自己，自責漸漸轉變成對導師的敵意，最後拒絕上學。師生衝突或化成傷疤、或埋沒心中跟著孩子長大，林上能指出：「很多成人的個案，回頭都會談到他們當年跟老師的衝突，他們不敢當下跟老師反應，到成年之後都還受到影響。」他提到曾經有一個無法抑制自己責罵、嘲諷下屬的小主管，在諮商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些行為起於他學生時期與老師的衝突，「這就是當年最受不了老師對待他的方式，現在卻用這種方式在對待自己的屬下、家人。」 教師心理狀態一旦未受支持，可能會將情緒發洩在學生身上，造成嚴重的師生衝突，甚至影響學生日後的人格發展。（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在長期缺乏心理支持下，有些老師因心理狀況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被扣上不適任教師的帽子，進入校內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註一）審查。 舒慧過去曾是教評會的一員，然而他談到，教評會常因不願得罪人，往往不忍心直接將有心理狀況的教師解聘，「誰都不想當壞人，因為你解僱一個老師，可能背後就是整個家庭、他的名聲、自尊，他的疾病甚至會更加嚴重。」舒慧認為，走到這一步之前，若有足夠的關懷機制及輔導資源協助老師抒發心情，或許便能預防情況越演越烈。也正如林上能所說：「我覺得這些老師不一定就是不適任，有時候只是他的情緒或是心理狀況需要被照顧，他安頓以後，一樣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老師。」註一：教評會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立，置委員5至19人，負責處理教師初聘、續聘、解聘、停聘等審議。 <b>建專屬支持系統、營造友善氛圍　盼讓教師安心求助為促進教師心理健康，108年立法院通過《教師法》修法，規定高中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依此，教育部109年成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支中心），協助老師處理工作、人際、情緒管理等方面的困擾。由於才剛上路，教支中心目前僅推出諮詢專線與團體工作坊，預計未來會再提供個人諮商。林上能肯定教支中心獨立於學校之外，可避免心理師同時輔導學生及老師，又與當事人為同事關係。不過，他也提出執行上的疑慮：「 我今天想去做教師諮詢，可以請假嗎？要請什麼假？如果我請假，是不是人事室、全校都知道我去諮詢？」林上能提醒，教支中心應提供完善的保密機制，讓使用者安心。與教支中心合作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則表示，請假的問題需要校方配合，如果能嚴格要求人事室不洩漏教師請假之因，可以增加他們求助的意願。教支中心隸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服務對象僅限國立學校的老師。至於縣市立與私立學校，部分地方政府也正籌備教師輔諮系統，台南市即率先於今年5月通過相關辦法。不過，林上能指出，在某些縣市的規劃中，教師支持系統歸學生輔諮中心管轄，仍有心理師同時輔導師生的疑慮。他建議參考桃園市政府的員工協助方案，政府與市內幾間專業諮商機構簽約，凡是市政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的員工，皆可在保密原則下申請特約機構的服務。每人每年有固定次數的諮商機會，費用全由政府負責。除了校外資源，校內的支持體系也不容忽視。有些學校會舉辦團體諮商，雖然較難讓教師傾訴極私人的心事，但可以共同討論教學上遇到的困難，並交流解決方式。Lemon即在團體諮商中受益良多，「我覺得這種共享自己作法的方式很有用，畢竟一個人單打獨鬥滿孤單的。」舒慧則認為，透過定期的團體諮商、課程，一方面老師能彼此學習，另一方面，輔導室也能達成固定關懷的效果。在諮商室外，教師平時若能互相幫助，共創良好的職場環境，同樣有助於心理健康，如同馮靖所說：「廣義的心輔體系，是你周遭的同事、工作partner。」郁琪也分享，某次課堂上他被學生欺負到哭，本來下一節還得狼狽地趕去上課，但教務處的長官見他狀況不佳，便好心安慰、讓他先在辦公室整理心情，由有空的同仁暫時幫忙顧班。憶起同事的友善，郁琪至今仍十分感激，「職場環境很重要，畢竟每天都要生活在那裡，生活8個小時啊！」建置了完善的支持系統後，終究還是要教師願意使用，這些資源與關懷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諮商是一種主動求助的服務形式，應該要讓老師們去認識、了解、接受心理諮商。」林上能表示，可以先加強落實既有的學生三級輔導體制（註二），從學生開始營造友善心輔的環境，進而讓老師們認同，尋求心輔資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註二：根據《學生輔導法》，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個層級的輔導服務。第一級為班上導師，第二級為校內輔導室，第三級為校外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會福利中心、醫療院所等。「問題通常不是資源，而是環境是否承認心理健康也是教師工作很重要的一環。」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同樣指出，營造重視心理健康的氛圍十分重要。如今教育部帶頭採取行動，成立了教支中心，正有助於塑造友善的環境，「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好事情，代表教師心理層面的需要被重視。」對許多老師而言，教育不僅是事業，更是長遠的志業。「我們到學校教書，有理想抱負想達成，但現實上一定會碰壁，或遇到需要妥協的地方。如果沒有專職的機構或誰能陪你聊聊，也許十年後就職業倦怠了。」馮靖說道。當教師因心理上的困難而影響到教學時，他們需要的並非懲戒與責怪，如同林上能所說：「教育體系知道如何善待老師，老師才會知道如何善待學生。」而這些暫時迷航的教師也期待著，總有一天能帶著滿滿的支持與能量，重返教室，在莘莘學子面前拾起熟悉的粉筆。 對於身負重擔的教師們而言，唯有獲得足夠的心理支持，才能更加堅定地走在教育眾多學子的道路上。（圖為示意照）　圖／陳品融攝

【專題記者陳宥菘、甘媄心、黑立安、詹湘淇綜合報導】「資源班老師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幫助孩子成長，產生獨立性。」曾任教於台北市某國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小芯（化名），不假思索地說出特教教師對於特教學生的意義。然而，任教於基隆市某國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鍾正信直言：「這十幾年當中，有多少孩子在師資員額不夠的狀況下接受特殊教育？」他一語道破當前特教學生所處的特教環境資源貧瘠，也吐露身為特教教師的無奈。近年來，教育部推動「融合教育」，將身心障礙學生安排於普通班級接受教育，以增進特教學生與普通生的社交互動。而若特教學生有特殊教育需求，則會在特定時段離班至分散式資源班接受個別化、彈性化課程。但是，在民國98年大修《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後，並無特教相關法規規定分散式資源班人數上限，也無明定師生比，導致特教教師面臨肩負過多學生的窘境。針對失衡的特教師生比，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議，盼教育部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分散式資源班訂定班級人數上限，以保障特教學生受教品質。該案已於11日通過5000人附議門檻，主管機關教育部則須在兩個月內回應。<b>特教生狀況殊異 個別化教學耗費教師心力近年來，即便出現少子化趨勢，特教學生人數仍逐漸增長。「因為大家對特教認知提升了，家長也比較能接受。」鍾正信指出，隨著特教學生人數、需求類型趨於多元，特教教師提供的服務變得更細緻，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工作負擔。「教學和備課還蠻吃重的。」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祐祐（化名）服務的學生橫跨一至三年級，因此要在一週內準備三個年段的課程，其中除了國語、數學等學科課程外，也包含教授社交技巧、動作技能的特殊需求課程。相較於普通班學生，特教學生的樣態較為複雜，即便是同一障別的學生，障礙程度與服務需求可能也相差甚遠。因此，特教教師在教學現場須針對不同學生調整教學方式，包含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具製作、教學評量、行為與生活輔導等。以課堂作業、學習單為例，同一科別的普通班教師經常可以相互協作，但特教教師負責的學生年級、能力不一，須為不同學生設計個別化題型。「出考卷也是很爆炸的狀態。」祐祐指出，每逢期中、期末考，除了得出三至四份不同程度的考卷，在考試中也得提供相應服務，如報讀、幫忙謄寫考卷、將學生隔離至單獨考場，業務壓力較普通班教師高出許多。而在教學之前，按《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規定，特教教師在每學期初應與學生、學生家長、普通班導師共同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 以下簡稱為IEP），以評估不同學生的能力、家庭狀況、所需服務、評量方式及轉銜輔導服務（註一）等向度，且相關內容與會議皆須在開學前完成。註一：《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明定，轉銜輔導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由於IEP涵納的評估內容眾多，許多特教教師為此耗費大量心力。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軒仔（化名）表示，自己目前負責的學生共有15位，光是召開會議就要花15節課的時間。他進一步指出，在早期，課程內容不必在開學第一週就教授，但在普通班教師強力要求下，現在各縣市學校幾乎在第一週就開始正式上課。因此，特教教師不但得提前備課，準備IEP、額外開會的時間也因此被大幅壓縮，導致許多工作都得提前至寒暑假進行。 特教教師在教學現場常須分外留心孩子的身心狀況，對於個案差異大的特教學生，還須擬定個別化的課程計畫。　圖／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祐祐（化名）提供<b>工作項目繁雜 特教教師如蠟燭多頭燒瑣碎的行政工作也在無形中成為特教教師肩上的重擔。「像是我們要寫各式各樣的表單申請啊、助理員申請、專業服務團隊申請，或比如說這個孩子有情緒障礙，那你就要寫行為介入方案，才可以幫他申請到資源。」祐祐無奈說明這些文書工作皆需繁複的手續，耗時也花費心力。撇除行政業務，教師們的研習工作也佔據一部分時間。「除了要達到法規規定特教教師每學年的相關研習時數18小時，普通班老師的研習我們也一次都不能缺席。」軒仔點出，特教研習的內容大部分仍屬精實，確實可對教學產生幫助，而真正研習負擔過重的問題，是來自特教教師還需花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參與普通班的研習。祐祐補充，因為研習工作具有強制性與時效性，有時甚至可能壓縮到教學品質，「（新北市教育局）局端那邊會根據學生的障別發不同類別的研習，但其實這個可以不需要用時數來規範，老師也可以自發性地去做。」他也強調，特教類別的研習工作也許能視狀況彈性調整，降低研習影響教學本身的疑慮。新北市特教教師的業務還囊括每學期40小時以上的「間接服務」，意即學生家長有任何問題需要洽談，教師須和家長討論並完成服務紀錄，此外，特教教師還必須額外花費時間和學生的普通班教師洽談。軒仔表示：「有些學校會要求每個月都要交服務時數。我們已經有行政工作了，還要接受普通班老師還有家長們的諮詢。」「每項工作都像不多的稻草，但累積下來就變得很重了。」任教於新北市某國小分散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阿政（化名）將自身比喻為背負稻草的駱駝，他提到，心理評量工作耗費心力，以及行政工作、備課、教學間的時間分配吃緊，皆是特教教師深切感受到負擔過重的因素。雖然特教教師不像普通班教師須一次面對整班30位以上的學生，但個案狀況差異大，再加上教師的疲憊大多來自於潛在、不為人知的教學與行政工作，更遑論當學生人數早已超出教師所能負荷之量。<b>各地資源班師生比規範不一  且落實程度仍低追根究底，其實資源班師生比失衡，源自於法規疏漏。在特教相關法令中，僅規定國立高中普通班加總的身障生人數達21人，校方須開設資源班（註二），但並未規範國民中小學資源班的開設條件，且相對於集中式特教班由中央明定、有全國一致的師生人數規範，分散式資源班的規定權責下放地方政府（註三），各縣市規定不一的現況，遭部分特教教師譏諷是「一國多制」。註二：根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一款，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21人以上的班級，應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分散式資源班。註三：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三條第二款，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的班級人數依各級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規定。回顧98年《特教法》修法時，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討論過特教師生比問題，並將分散式資源班師生比1：8納入附帶決議中。但附帶決議僅對行政機關有建議性質，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因此十多年過去，仍未有地方政府落實。同時身兼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教總）特殊教育委員會副主委的鍾正信批評：「附帶決議通過時的特教學生（現在）都變大人了，問題還擺在那。」一位特教教師負責八位特教學生，是教師與部分參與修法立委認定的服務量合理上限。但未能寫進中央法規，地方政府也未能執行立法的建議，最大的原因就在於「經費」。鍾正信指出，倘若中央法規明定資源班師生比、限制班級人數上限，依現況老師大多「超載」的情形，各校勢必需要增班、也就需增聘教師。但隨之增加的師資員額、費用，地方政府會希望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承諾給予補助，「但是國教署每次都很難給出肯定的回覆。」鍾正信說。但對特教教師來說，還有更糟的情況——即便地方政府已訂定師生比，卻仍形同虛設，教師肩負的學生數超標狀況仍層出不窮。阿政直呼：「我們的師生比都超標了啊！」祐祐也無奈表示：「地方法規都訂師生比以幾比幾『為原則』，但實際上都會超過原則。」<b>特教需求計算因身分別而異 導致師生比失真事實上，特教師生比中的學生身份不僅限於正式生（註四），某些縣市會採計「疑似生」為「0.5名特教生」來計算。所謂疑似生，是指可能有學習障礙或過動症狀等隱性障礙的學生，他們並不會第一次就被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輔會）鑑定為有特教需求的學生，而是在一年後會再重新提報鑑定。然而，疑似生仍有接受特教服務的需求，且特教教師需額外規劃心評鑑定工作，相較於正式生，疑似生在人數計算中少了半名，卻讓教師多了其他的業務量。註四：指經過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專業評估及鑑定後，發現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給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學生。除了定位易使人混淆的疑似生外，新北市還有一種獨有的學生身份別「校篩生」。「我們其他縣市的老師會稱為『黑牌』，普通班老師覺得這個孩子有困擾、可是他沒有身份，會請特教教師來看他有沒有特教需求。」祐祐解釋，校篩生和正式生、疑似生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校篩生並沒有接受過相關鑑定，所以必須入班觀察學生上課狀況，以便日後搜集資料、檢送鑑定流程。但祐祐也嘆道：「這的確會耗費一些資源與心力。」當未經評鑑的校篩生有特教需求，特教教師仍會盡快給予支持。未被妥當採計人數的疑似生，以及未被列入計算的校篩生或黑牌學生，已導致師生比失真，外界無法全然洞見特教教師的困境。<b>短期目標為落實1：8師生比 盼保障特教生受教權對於各縣市特教師生比長期無法達到《特教法》附帶決議中的要求，鍾正信希望教育部落實1：8師生比，以減輕特教教師的負擔。而為了達成此目標，全教總已向國教署初步提出建議，國教署也回覆，未來將和地方政府取得共識後，再進一步召開相關會議，並朝修法方向邁進。除了透過修訂《特教法》降低師生比，部分特教教師認為透過數字上的規範，減低教師需面對的學生數量，效果相當有限。若要減輕特教教師的壓力，應在調配師生比時，納入學生障別、程度、需求等多重因素。舉例而言，若一名特教學生障礙程度較重，教師相對需花更多心力照顧。然而，此名學生卻與其他學生在計算師生比時，同樣算為「一人」，明顯無法真實反應特教教師的工作量。對此，鍾正信認為將學生的需求納入考量，調配師生比，長期而言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若要實現，需考慮其他許多複雜的因素，且所需的師資人力也將隨之提升。他解釋：「短期內有一定難處，因為明確標準還需要細部思考。」因此全教總目前仍以要求教育部落實1：8師生比為目標。然而，若要減輕特教教師工作負擔，還須回頭從教師的工作量檢視。隨著近年來大眾對於特教學生的受教權意識抬頭，特教教師的工作也逐漸細緻化，無形中增加教師許多負擔。雖然降低師生比必定能減輕教師壓力，軒仔仍希望政府與校方能重新檢視部分行政工作的必要性，「我們還是要去檢討，有些事情到底我們有沒有必要做。」祐祐也無奈表示，「很多事情一來，第一線犧牲掉的就是學生。」而面對增加師資員額可能產生的額外費用，鍾正信也呼籲：「教育本來就不是要拿成本效益來看，教育的效益不該用錢來衡量。」他盼國教署與地方政府別再以「經費不足」，作為師資員額無法擴增的藉口。在大眾關注特教學生權益之際，特教教師的工作困境同樣需被重視，否則特教學生的受教權，也將難以提升。&nbsp;【6/4更新（國教署回應）】國教署說明，未由中央統一規定分散式資源班人數的原因，是為考量各縣市學生數、學校分佈、經費狀況不同，以及學生障礙類別、程度與需求差異，且各地方政府也建議保留彈性空間，故由地方政府各自訂定上限。而集中式特教班人數之所以能由中央規定，是因其安置的學生障礙程度較重，且多以智能障礙類為主，運作模式相對明確，故有統一規範。國教署也透露，在4月的縣市諮詢會議中，中央已與22縣市政府代表達成資源班「每名教師服務學生人數將以不超過10名為原則」的共識。而針對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國教署表示已請各地方政府盤點所屬學校資源班師生比現況，未來將會同各地方政府研商提案可行性。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沿著一條漫長的馬路前進，兩側所見只有一片片檳榔田，筆直的道路盡頭，是位於屏東縣萬巒鄉的赤山國小。赤山國小校舍老舊、腹地與一般偏鄉學校同樣狹小，站在門口便能一覽校園全貌。全校不到100人，有六、七成的孩童為中低收入戶。赤山國小與我們一般認知中的偏鄉學校無異，但在國家眼裡，它不被視為法定的「偏遠學校」。距離赤山國小僅十分鐘車程的泰武國小則有著完全不同的面貌。泰武國小為原住民族小學，校舍牆上彩繪著色彩鮮艷的文化圖騰，學校經營完善，規劃歌謠、木雕等特色課程，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民族教育。泰武國小與赤山國小兩間距離相近的學校，卻於教育部頒布的偏鄉學校標準中被分至兩個層級，泰武國小為偏遠學校，赤山國小則是「非山非市」學校。 屏東縣赤山國小鄰近的兩所國小為客家生活學校五溝國小，及原住民族學校泰武國小，分別能得到客委會及原委會的補助，而夾在中間的赤山國小為非山非市學校，能明顯感覺到資源落差。圖為赤山國小空拍圖。　圖／赤山國小提供一線之隔的分級落差　背後深藏百萬資源差距非山非市學校過去俗稱「不山不市」學校，被遺忘在都市與偏遠山區之間，比不上都市學校的交通便利，卻又不似典型資源難以到達的偏遠學校，成為教育體制下資源不對等的缺口。根據《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非山非市學校與偏遠學校適用不同補助辦法，進而影響到補助經費多寡。再比對要點內文，偏遠學校與非山非市學校的補助金額差距多達百萬。針對學校設備、教學器材及學生就學所需費用的項目，偏遠學校每三年最高可申請200萬補助，而非山非市學校僅可申請100萬，遑論還有多個項目僅提供偏遠學校申請名額。此外，教育部於民國108年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作業要點》草案，期望能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也鼓勵教師運用多元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多元適性發展。此份活化教學計畫於「教師專業支持」及「發展學生多元試探活動」項目，分別給予偏遠學校每年最高25萬元補助，而非山非市學校及一般地區學校能申請的補助經費只有：每年上限10萬元的「推動教師實踐自主活化教學」（主要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及上限15萬元之「發展彈性學習課程」（主要精進學生課程內容）。非山非市學校被教育部歸類為「教育資源需要協助之學校」，但在活化教學計畫當中，非山非市學校的定位和一般學校相同，資源較偏遠學校來得少。嘉義縣六美國小教務主任陳盈霖舉例：「為了推廣全人教育（註一），我們開了很多社團，但在非山非市這個等級，教育部政策是完全不補助的。」註一：以實施我國國民教育而言，達成五育均衡發展的全人教育目標，是要從德育出發，在此基礎上，並重推展智育、群育、體育和美育，務使學生認知發展、情意發展及體能發展，都能同時均衡開展，以達全人的目的，以顯全人的人格特質，以彰全人的精神特徵。現行政府制定一套機率公式，衡量學校所屬類型。然而許多弱勢學校卻因判定數據的細微差距，與百萬補助金擦身而過。這些學校也想因應時代推動多元課程，卻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了經費傷透腦筋。 嘉義縣六美國小發展全人教育，期望孩童走出書本知識，學習多元技能。學校推動課後社團包括書法、舞蹈、美術、足球、音樂、陶藝、閱讀、圍棋及兩個英語班，給予學生挖掘自己特長的舞台。　圖／陳盈霖提供分級標準難兼顧各校需求　恐漏接資源缺乏學校「錢絕對是不夠，學校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屏東縣赤山國小校長李文欽苦笑道。對於資源不夠充足的學校來說，政府補助就像是及時雨，讓學校可以維持營運與推動特色課程。至於補助多寡的決定大權，由學校被認定的類型一手掌握。學校類型初步可概分為偏遠學校與一般學校，過去主管機關並未插手偏遠學校的分級標準，由各縣市地方政府決定偏遠學校的校數與名單。自107學年開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稱國教署）新增非山非市層級，並統一由中央核定各縣市偏遠地區學校與非山非市學校數量。深入分析學校分級條件，《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當中明訂一套估算系統，綜合考慮各校的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等各項指標，依程度區分為極偏學校、特偏學校與偏遠學校。國教署不具名人士進一步解釋：「所有學校數據都是用公式一起跑出來的，標準都是一樣的。」至於非山非市學校，便是在估算模型中未達偏遠條件，跟都會區學校又有落差。財團法人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會研究追蹤組組長吳東懋了解估算模型的設計過程，他指出設計過程十分嚴謹，「用數字跟系統算出來的，現在的標準跟各縣市定義相比更公平。」且考慮到各校指標會隨時間變動，學校類型認定每三年調整一次。他補充目前已將原訂的9項指標擴增至16項，新的標準也將於110學年適用，「從9項到16項也不一定能達到完全公平，但三年一次修正會越來越準確。」對於學校類型認定，吳東懋坦言只要是依程度分級，便難以避免因細微的落差導致部分學校被漏接，「一定會有前一級學校的尾巴跟後一級學校的頭，（學校狀況）的確看起來會有點像。」法規無法彈性因應各間學校需求，分屬不同類型的兩間學校即使狀況相似，卻面臨巨大的補助資源落差。不只輸在資源　「不夠偏遠」也影響教師福利「我在高士國小待這麼久都沒有覺得資源缺乏，但來到赤山國小就能明顯感覺到。」李文欽感嘆道。他過去於政府認定為極偏學校的屏東縣高士國小擔任校長，高士國小除了有政府給予偏鄉學校的補助外，也因被認定為原住民學校，能得到原住民委員會的補助，相較於分級為非山非市學校的赤山國小，高士國小資源豐厚許多。學校分級認定標準除了影響硬體設備升級及修繕經費，在軟體方面的補助差異也會影響學生學習權益。臺中市大坑國小從偏遠學校轉變成非山非市學校，教務主任謝譯瑩說：「相較之前能申請的計畫比較少，辦的活動比較少，學習資源也就比較少。」分級結果帶來的資源落差，除了影響學校、學生權益以外，無形中也影響了教師選擇學校的考量。根據《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指出，教師若選擇任教於偏遠地區學校，能依照偏遠程度得到不同的年資加成及加給補助，而非山非市學校的地理位置也未必比偏遠學校方便多少，卻沒有任何吸引教師選擇的誘因。此外，謝譯瑩分享道：「在非山非市學校調動會比較困難，教師在徵選考試時，如果有偏鄉教學經歷也會加分。」教師若曾有偏遠學校教學經驗，將有利於申請調動到他縣市服務，而教師在申請校長主任教師徵選儲訓的權益，也會根據學校分級有不同的加分條件。調整分級門檻高　學校只得聽天由命「學校是不是偏遠」這句話的背後直接牽涉到政府如何給予補助。位在屏東縣的僑智國小於107年從偏遠學校被劃分出去，如今被視為一般學校。僑智國小教導主任蔡佩琳坦言，學校前後可申請的津貼有所落差，不只無法接受教育部的大額補助，原先針對電力設備及網路建置的經費也隨之取消。「我相信一大部分的非山非市學校都認為（自身）應該要（被歸類）在偏鄉。」李文欽無奈道。政府判斷各間學校是否為偏遠，一次認定就適用三年，過程有無保留調整空間？教育部於《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第五條提到，若偏遠級別的校數有增加必要時，由地方主管機關提報國教署審查。六美國小曾向嘉義縣政府求助調整分級碰壁，陳盈霖提到，一般縣政府承辦人員以不變應萬變，尤其六美國小已申請非山非市補助經費，這三年間若有機會調整層級，政府也需評估是否再開放申請補助，後續流程複雜。赤山國小同樣也曾尋求救濟，潘嘉明同時擔任赤山國小家長會長與赤山村村長，他向屏東縣政府及議員反應需求，卻未見起色，潘嘉明表示：「這是教育部處理的，（縣政府或議員）不敢跟你確定說教育部那邊有沒有辦法。」針對多所學校希望調整層級，國教署不具名人士說明，這些需求將由專家委員審核，國教署考量認定標準涉及多數人的權益，「並不是說他們想要提我們就可以給他通過。」另外，關於中央政府如何調整每個層級學校數，國教署則計劃沿用上次的配額制度，避免更改幅度過大引起地方反彈。經費缺口難補　非山非市學校如何另闢蹊徑非山非市學校介在偏遠學校和一般學校之間的模糊地帶，少了偏遠學校的計畫資源，非山非市學校該如何生存？事實上，學校還是有許多爭取資源的管道，例如國教署、各縣市政府提出的競爭型計畫，或是政府針對特定項目的經費補助，若校方積極撰寫計畫申請資源，仍可為學校爭取到經費。此外，企業、民間基金會等給予學校的贊助也是重要的經費來源，但由於社會不了解非山非市學校的定位和情況，少有民間組織會將資源投入於此，反而偏遠學校通常容易拿到民間資源，「大部分的人會覺得越偏鄉它（學校）的資源就會越少，但其實資源最少是非山非市。」李文欽說。而學校也會向校友會、家長會募款，不過偏鄉學校的學生多來自農業或勞動階層的家庭，收入普遍不高，家長能提供的經費贊助有限，「我們也沒有辦法，只能努力支持學校。」潘嘉明說。對學校而言，若希望資源和經費能滿足學校需求，也只能透過校方盡力向民間和政府尋求資源填補。 嘉義縣六美國小為非山非市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多務農，學生少有機會能接觸各項才藝。因此，六美國小積極向外爭取學習資源，推動課後多元教育社團，希望能讓學生發展全人教育。　圖／陳盈霖提供發展多元教育受阻　誰來點亮非山非市學校的希望？「我們也會想要發展藝文方面的社團，但是這些東西都需要經費，他們（偏遠學校）有中央政府的補助，我們沒有。」李文欽表示，雖然赤山國小已積極募款，但經費仍不足以支撐社團長期運作。學校教學資源較缺乏，也沒有經費發展社團，往往使得學生外流，潘嘉明提到赤山國小學生外流情況嚴重，「家長看到旁邊學校的資源比較好也一定會把小孩往那邊送。」六美國小也同樣需要經費發展社團，目前雖然已積極推動，但社團老師的鐘點費也造成龐大的負擔，沒有充足的資源，使得社團難以發展完全。陳盈霖說明社團對於六美國小學生的重要性：「以前這裡的小孩沒有什麼學習動機，後來因為有社團的支持，他們開始有努力的方向。」教育部設立非山非市層級的初衷是讓教育資源能更公平地分配，然而現行制度卻導致一些真正需要資源的學校被排除在外。教師積極推動學校進步的冀望，有誰願意傾聽？而正處於自我探索階段的學生，他們對多元教育的需求該由誰來承擔？ 都市學校在學業表現具有優勢，偏鄉學校則以多元教育見長。拿不到足夠資源的非山非市學校，在少子化衝擊下，為了不被裁併校，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圖／陳盈霖提供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23歲的芋頭（化名），從小對英文感興趣，國小就報名美語補習班，相較班上同儕，芋頭的英文成績優異，甚至在月考拿過滿分。然而，升上國中，芋頭因曠課和記過太多，僅拿到肄業證書。此外，他更涉及毒品買賣，還差點背上妨害自由的罪名。不喜歡上學的他，高中就讀私立高職夜間部，不僅曠課連連，還接觸非法博弈業。芋頭平日白天睡覺，傍晚上課，下課後擔任博弈場控到隔天清晨，維持這樣的生活近一年，他無法從校園生活找到樂趣，「那時候覺得讀書賺不到什麼錢，而且好累，曠課又一大堆。」 芋頭高中時期無心向學，曾是校園的問題人物，抽煙、喝酒、翹課、飆車樣樣都來。　 圖／王崴漢攝於是，不顧班級導師和媽媽苦口婆心規勸，芋頭的休學心意已決，草草跑了幾間處室辦手續，成為法律定義的中離生。在他休學之前，芋頭班上30多位學生中，已經有四、五位學生退學或休學。「中離生」泛指高中職中途離開學校的學生，高中職生只要連續曠課達三日以上即成為中離生。與國中小失學的「中輟生」不同，中離生不受台灣義務教育規範，校方無法強迫學生復學。根據教育部公開資料顯示，107學年度的中離生逾1萬6000名，而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以下簡稱台少盟）指出，其中約有6成的中離生未就學也未就業。他們中離後的道路是好是壞，難以預測。<b>離校背後看不見的中離百態　「每個中離生的故事都不同，離開學校的原因及人生經歷也都不盡相同。」台北市教會聯合會乘風少年學園資深專員林哲寧說道。中離生小議（化名）從國中開始就在後段班，對基本學科毫無興趣。選擇就讀高職的他喜歡焊接、零件組裝等實作課程，也成功考取證照。但就算就讀高職，小議仍難以擺脫得不到成就感的國英數基本學科，他抱怨道：「我國中都讀不好了，高中幹嘛要再學一遍。」小議的學習熱情在一次又一次罰抄下消磨殆盡，他厭倦老師以懲處代替關懷，每天依舊早起出門，但目的地從學校變成網咖，或是偷偷溜回家。高二他開始在便利商店兼職打工，一週只去學校一兩天。班級導師曾打來關心，但小議多以「不愛去學校」搪塞，漸漸地學校也收起對小議的關懷。而家人則認為不想念書就去工作，於是小議在高二休學。同樣不喜歡學科的芋頭，高中就讀觀光科。在實際接觸後，發現觀光並不如他所想像般有趣。然而，談到學校的實作課程，原先少話的他主動分享課程內容，比如調酒技能等。但學校一週卻只安排一堂實習課，芋頭說道：「如果學校增加實作互動課程的話，我應該會每天去吧。」芋頭接著分享，其實班上同學大多偏好實務訓練，常曠課的學生遇到實習課幾乎也不曾缺席。事實上，他們曾向班級導師反應，希望調高實習課占比，但這些聲音似乎未被校方採納。詢問他希望在離開學校時從校方獲得什麼幫助，他只無奈地回應：「沒什麼幫助吧，（我）不太需要他們。」學習態度叛逆、外表也具個人特色的可樂（化名），理著平頭、雙手與後頸刺滿刺青。剛服滿三年刑期的他，從國中就開始翹課，應著家人的期許唸高職資訊科，但他不愛去學校，不到半年便選擇休學。可樂沒想過未來要做什麼，也沒有可作為職業發展的興趣，休學後就去工地打工，「通常輟學一開始都先選工地，因為不知道要做什麼。」「對學習沒興趣」一直是高中生中離的主要原因，學生無法從正規課堂中得到成就感，更遑論確立生涯目標。無心向學的同時，有人面對經濟壓力，有人面對賺錢的誘惑，最後往往讓這些學生導向相同的結果：離開學校成為中離生。然而，現行的中離生輔導條例中，仍以「復學」為重。對欲中離的學生來說，與其以復學將他們挽留於校內，就業輔導能否為他們另闢新徑？ 可樂現年24歲，從事非法行業多年，不了解自己的志趣，難以找到人生目標。　圖／王崴漢攝<b>政策表現停滯不前　就業資源乏人問津 十二年國民教育廣開高中職教育大門，卻使學生中離的後門難以闔上。近年中離生統計人數因少子化有所下降，但中離生佔整體比例仍維持2％，顯示中離問題未見改善。近年來教育部提高中離意識，於民國109年修定《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要求校方落實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事項，同時提供就業輔導資源。攤開台少盟製作的「中途離校學生資源地圖」，可看見中離生若有就業需求，能藉由兩種管道，分別為勞動部搭建的台灣就業通網站，以及各縣市的公立就業服務站。然而，教育部仍以學生復學為目標，未將足夠就業資源深入校園環境。台少盟副秘書長劉志洋透漏，這些政府資源實質上被使用的比例過低，例如使用就業服務站的中離生僅佔整體2％。他直指，學生難以碰觸資源，而資源實質上也不適用於青少年。劉志洋說明，政府資源的申請程序過於繁瑣，中離生在兩到三個月的職訓期間無法賺錢，與其參與職訓，直接就業反而更符合他們需求，何況中離生早已對課堂失去興趣，「中離生為什麼要去？他們就不喜歡上課了。」劉志洋進一步質疑，各縣市公立就業服務站雖開辦青年專區提供輔導資源，但當前就業輔導人員也未受過青年培力課程，不具備完善的輔導意識，「政策本身就不是為青少年設計，都沒有人說要怎麼跟青少年溝通。」<b>民間援手難伸 資源入校困難重重 除了政府資源，民間也注入輔導能量。針對中離生問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期望民間團體發展多元彈性課程，以協助中離生復學或是輔助就業。例如乘風少年學園與勞動部合作辦理「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提供多元職業探索及工作體驗。而台少盟也接觸過各樣態的中離生，劉志洋指出台灣關注青少年就業的服務單位非常多，政府應該更加重視這群孩子並與民間攜手合作。他坦言民間團體有能量，但是資源曝光度不高，況且中離生不會主動向民間團體尋求協助。劉志洋解釋，許多民間團體發起的協助計畫，基於個資保護，民間無法直接取得中離生名單，需透過政府與教師轉介，將資源傳遞給中離生。然而，由於教師擔憂輔導就業計畫恐導致學生輕易決定離校，大多不會主動提供民間輔導管道，民間資源因此難以及時進入校園。 民間團體長期關懷中離學生，結合多元職業探索課程，幫助少年了解職種、認識自我，進而發展職業興趣。　圖／王崴漢攝民間團體缺乏接觸中離生的管道，也欠缺足夠資源協助輔導。林哲寧分析民間團體的定位，他提到社工體系的民間團體主要也依靠政府補助，才能擴大輔導不同樣態的中離生，而近年補助金額因少子化問題不斷縮水，徒增民間團體的無力感。劉志洋期許政府訂立個人化政策，同時擴編預算，提供民間更多發揮機會，「政府在開這些委託案、合作案時，要給民間團體更大的空間跟尊重，民間團體畢竟才是第一線跟這些青少年接觸的。」<b>中離破網如何補 政府重視成關鍵 中離問題究竟如何解？如果說民間團體扮演的角色，是在後端試圖接起被遺忘的中離生，那政府更應該在前端架設完善且暢通的軌道，讓青少年不會因為中離學校而與社會脫軌。行動源自訂立的計畫，政府應籌畫更完善的輔導機制以減少中離問題。立法院法制局副研究員趙俊祥提出，目前該實施要點缺乏明確授權依據，他建議提高法規層級，將要點改為「辦法」、「標準」或「準則」，讓校方更嚴謹地回報及追蹤中離生問題。林哲寧強調，政府應透過教師通報了解中離生的真實需要，身處第一線的班級導師只需辨識學生的中離狀況及背後原因，再搭配輔導專員或是民間資源，讓學生透過職業試探訂立未來方向，進一步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學校完成學業。 林哲寧呼籲政府應重視城鄉差距問題，除了資源不均外，都市和鄉下的中離原因也不盡相同。　 圖／王崴漢攝劉志洋也同意政府應更重視中離問題，他強調，中離生就業經驗不足、學歷及專業技術也不及他人，「出了台北，工作機會將更稀少，究竟這群中離生要去哪找工作？」<b>脫下校服後　中離生未來藍圖從何畫起 一年前，芋頭因為資金周轉不靈而離開博弈圈，目前正在工廠上班，他戒菸、戒酒，也不再飆車，談到過去的生活，芋頭平靜地說：「會後悔欸，不會搞這些的，我應該從國中就開始認真讀了吧！」他分享，如果有機會，他想回到高中完成學業，「還是要高中畢業的吧！不然我國中也沒畢業，這樣找工作很難看。」小議休學後嘗試多種工作，包括超商店員、餐飲業與工地。他目前從事水電相關工作，也終於從中找到工作的樂趣。在職涯規劃上，若有機會小議希望進修專業技能，考取水電執照，成為正港水電工。可樂後來在朋友牽線下，進入經營博弈的非法組織，賺起快錢卻也染上毒癮，現在身上背著槍砲與毒品的罪名。他剛服完三年的槍砲刑期，還在等待執行一年多的毒品刑期，「快的話今年年底入獄。」中離生的面貌百百種，如果在當初血氣方剛的年歲，有一雙手可以承接住他們的無所適從，也許可樂不會多次出入監獄，芋頭可以完成學業，而小議的水電之路可以走得更加順遂。中離之後，不再曲折。 小議中離後生活穩定，賺錢補貼家用，然而並非每位中離生都能與他有相同境遇。　圖／王崴漢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