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天還沒亮，農業師傅們挑燈採收火龍果，將成熟飽滿的果實送回工廠分級包裝，他們埋首於農務，不見太陽已悄悄升至頭頂。農忙期的工作繁雜，錯過午休時間卻停不下手邊事務。當火龍果做產期調節時，農業師傅下午五點下班後，還需要在包裝廠待命，等晚上火龍果花開授粉，若授粉過晚，白天的班還是照常上工，「有時候我們騎車回家都會邊打瞌睡，因為太累了。」曾任農業師傅的青農黃宣翡分享。農業師傅有時會被農會派遣到路途遙遠的農場，黃宣翡曾因為前一天等待授粉過晚，回家休息時不小心睡著，半夜三點驚醒，立即跳上機車趕五點的白天班，他為省時而沒有按照交通號誌待轉，不料遭警察攔下，「紅單的錢比我們一天的工資還貴。」農場在農忙時期都會有大量的勞力缺口，在採收期的幾個月內需要聘用更多農工，但農業師傅作為農業缺工的解方，仍然無法補齊農場的人力需求量。 農民彎下腰，將果實一個個放入選果機，機器會依重量將果實分級後，還須其他人力裝籃、把關品質。　圖／花蓮區農改場提供<b>為補足農村人力　政府推廣農業師傅政策「成立農業技術團，第一個就要解決農村缺工的問題，還有解決農業高齡化的問題。」花蓮縣富里鄉農會總幹事張素華說明，農業技術團由各地農會招募的農業師傅組成，各團人數多約落在30至40人左右。全台灣共有14個農會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布的「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2.0措施」，刊登農業師傅的職缺在網路、報紙等宣傳管道，「報名的人都不少，每次都來了40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都有。」張素華說。各地農會收到應徵名單後，會先甄選出體能合適的人選，再引薦至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農改場）接受密集的農務教育訓練，筆試合格正式成為農業師傅後，才能進入農業技術團工作。而當前台灣農業缺工的性質可分為兩種：常態性缺工、季節性缺工。常態性缺工為整年皆需勞動力投入，例如，酪農業是長期處於常態性缺工的產業；季節性缺工則視作物採收需要，一年只有幾個月需要大量勞力，例如，果樹類等產物。農會招募農業師傅即為解決最主要的季節性缺工問題。「農業缺工的問題主因出自於勞動時的『痛苦指數』過高。」滿福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星叡指出，農業從業人員每日需重複彎腰、蹲、跪、搬這些動作，在陰涼處就很辛苦了，何況在大太陽下或是悶熱的溫室內作業。雲林縣菜農林春生也提及，從事農業需做大量體力活，多數年輕人不願意做，「假如時薪160元，他寧可在7-11吹冷氣，也不願在田間曬太陽嘛。」不同於農業現場的觀察，農會持另一看法，「很多人覺得台灣年輕人比較不能吃苦，可是富里這邊的資深農業師傅做了三、四年，都捨不得走欸！」對此現象張素華分析，因農會作為農場主與農業師傅媒合的窗口，可減少雙方自行接洽的成本，且農業師傅享有政府每月提供的額外獎勵金，並有勞保的權益，因此，農業師傅的流動率得以降低。 農業師傅的工作多以付出勞力為主，如除草、搬運和剪枝葉等。花蓮縣富里鄉農會總幹事張素華舉例，東部農業多在露天耕作，較沒有溫室和高大果樹能遮陰，農業師傅得承受艷陽導致中暑的風險。　圖／花蓮區農改場提供<b>農業師傅初出茅廬　課程、實習奠定基礎<b>　「大多人都做很久，像我們那期30幾個（農業師傅），跟我一樣第一年走的才四、五個，沒有很多。」自營農坊的百大青農（註一）楊鈞賀分享，他因決定回屏東務農，卻對家鄉作物不熟悉，所以先當一年農業師傅累積經驗、培養農作技術，這同為諸多人應徵農業師傅的理由。註一：青年農民定義在18至45歲之間，而為了協助青農穩健經營，並擴大規模栽種，政府設立「百大青農輔導計畫」，每兩年遴選一次，每次約選出100多位「百大青農」，進行重點培訓。但要成為農業師傅，須接受農改場的教育訓練與考核。現為農業師傅的劉憲偉說明，「就是教你大概、入門，講白一點，就是不要讓師傅去到農場，什麼都不會。」另外，農改場也設有實習機制，讓他們先有地方消化課堂上學到的理論，才會進一步實踐。劉憲偉表示，課程與實際下田多少有落差，因為農業的變因很多，但農改場只會教一種耕作、技術方式。而當過農業師傅的黃宣翡補充，學習「農業圈」語言也很重要，因農業具有諸多專有名詞，「而且像我台語很差，但下田的環境，大家都講台語。」他指出，當農業師傅必須學會融入圈子，這都是農改場不會教的。 花蓮縣壽豐鄉有機咖啡休閒農場負責人指導農業師傅修剪咖啡樹。雖然培訓過程也會走入田間或農場，但僅是聽課和操作幾次，難以真正奠定完善基礎。　圖／花蓮區農改場提供種植蓮霧的百大青農蔡協良，身任農業師傅實習時的教師，他談到，農業師傅接受教育後，得實際進到與農會配合的農場，進行約兩天的實習。實習農場會提供作物、產品讓農業師傅耕作，而農場主在一旁指導。希望藉由邊做邊學，建立實作基礎，使日後工作較好上手。「其實我很慘欸，我要提供樹給他們（農業師傅）鋸，做壞算我的，因為他們不會啊！」蔡協良無奈地笑說，他得自行花資本投入教導農業師傅，卻沒有補助。但他仍肯定實習的必要，「這是在幫農民，而不只是在幫改良場工作。」因農改場的課程和農業現場實作一定有差異，所以得讓農業師傅了解並站在農民的角度，學習做法和溝通方式。而站在農場主的立場，就算農業師傅受過培訓，依舊有許多事物得重新摸索。<b>課程與實務有落差　農業師傅下田後須再適應身為農場主的屏東瓜農吳先生（匿名）曾經請過農業師傅，卻誓言不再聘用，「我們農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跟改良場是不一樣的！」當時他教導農業師傅種植木瓜的方式，結果農業師傅卻擅自採用改良場的做法，導致他的木瓜產區採收一次後就全面報廢，「原本可以採收兩、三年的，如果以連續採收來算的話，那整個賠了40、50萬有。」黃宣翡表示，此工作存在一定限制，農業師傅無法拒絕派工，因此遇到觀念不合的農場主，也得撐到派工結束。「很多農場主走的是經驗法則，要求快，跟老師教的不一樣。」他以噴灑農藥為例，一些農場主會直接指派農業師傅灑藥的種類和範圍，但某些藥物混著用會產生抵銷作用，「可是農場主會覺得，以前也都這樣灑，方便就好。」除了觀念落差外，因農業師傅須遵照農會分派，到不同地點工作，短期內得重新適應環境和工作。百大青農楊鈞賀指出，上課偏向理論和建立技術基礎，但實務會遇到諸多變數，「重新學是一定的啦！比如說我從鳳梨田被調到果樹園，工作就差很多。」但他提到，農場主通常會先交代基礎的物理工作，像是拔草、搬物等。從農業師傅常見的工作內容，反映出當今農業缺工主要缺的是勞動力。「大部分的農業工作，都只需要操作員來做一些例行工作。」有申請農業師傅的農場主謝富羽以自身舉例，會將分派的工作簡化，讓技術含量降低，希望農業師傅能更快上手，待熟悉後才可能涉及更複雜的農業技術。「當農業師傅能學很廣，但要能學到技術，而且以後從農能用上，才能說是師傅，不然就是給人做工。」農業師傅劉憲偉提到，政策希望當過農業師傅的人，未來能投入農業，因此農業師傅要能將在職期間的經驗學以致用，才算達到政策目的。<b>農業師傅須配合農會輪調　農場主聘請意願低「當農業師傅對我自己創業，和申請百大青農計畫都很有幫助！」楊鈞賀肯定地說道，因為農業師傅的工作以付出勞力居多，所以可從中熟悉並專精在地作物。另外，當農業師傅還能初步了解農務產業運行狀況，楊鈞賀舉例，農業師傅在幫忙採收作物、進行作物分級包裝的過程中，就會間接知道作物如何保存、銷貨通路和管道，「從生產、管理、銷售，整個都看得到，這些都是一般創業很難看到的。」總體而言，大多當過農業師傅的農民，都對此政策持正向態度，雖農業師傅能銜接農業工作，但要解決農業缺工，可能尚難彰顯成效。黃宣翡坦言：「現在農業缺的是短期、季節性工人，但農業師傅都被派到長期缺工的農場比較多。」黃宣翡說明，諸多一年四季都缺工的農場，會定期向農會申請農業師傅，而農會可能固定分配一至三位農業師傅前去幫忙，一次派遣就三個月，當期限一到，便與另一長期缺工的農場進行人力交換。這樣的派工形式，讓缺工時間短、僅需人力一到兩天的小型農場權益被犧牲。「站在農場主立場，會覺得都在幫農會教學生，一個師傅來我這兩個月，才剛上手，就要被調走。」劉憲偉說明，此現象會影響工作效率，所以目前農會將派工期限放寬，農業師傅最長可在同一個農場待半年。黃宣翡補充，目前實施的形式，能便於農會管控人力，「畢竟也只有30個（農業師傅），一下這個田缺人、那個田缺人，農會就要一直接洽。」從當前派工時間來看，農業師傅仍難以補齊人力缺口，農業勞力之缺迫在眉睫，因此，政府於民國109年引進外國籍的農業移工。「我偏好請外籍工，現在聘了六位，比較刻苦耐勞，很多台灣員工不做的，他們都會做。」菜農林春生表示，因外籍勞工的聘雇合約以「年」為單位，農場主不必花時間等待農會分派農業師傅，更不怕面臨農忙期時，沒有足夠人力。但是，許多農場主即便缺工也不願聘請長期工，「透過正規管道申請的外籍勞工，必須要提供他吃、住，就是要養工。」楊鈞賀提出，許多作物為一年一收、或更久才採收一次，多數農場僅在採收期時需要勞力。因此，大多農場主不願花錢養工，使缺工問題仍未解。 菜農林春生一個月得支付一位外籍工3萬餘元，費用比聘雇台灣農工高，但他肯定外籍農工的工作能力，且時間彈性，可有效配合農場工作。　圖／邱海鳴攝農場主余致榮舉例，台灣工人、外國移工和農業師傅三種勞工中，最偏好聘請台灣本地人，但無奈人數日益減少；再者，會選擇移工，雖然需要付出的養工薪資較高，但能長期配合、較穩定。最後才會選擇農業師傅，因派工時間較短，等同教會並等待技術純熟後，就會被調走，且聘請農業師傅的成本又比一般農工更高，「就是說經驗不足，但是基本底薪是高的啦！」另外，對於農業師傅，林春生提出勞工「比較心態」的疑慮。「農業師傅就算沒遇到農忙期，一個月加補貼也有2、3萬塊，還有週休二日。」但一般算時薪的農工，工作得依天氣，難有固定假期，若當月遇到農忙期、加班，才可能拿到與農業師傅相近的工資，導致同工不同酬。他以雇主的角度說明，同行之間一定會比較，不同等的付出和收益，容易影響到農工心態。綜合種種因素，農業師傅仍難補齊農業大量的人力缺口，「農業是有生命的，不能像工業一樣排好工作行程，我覺得農業師傅這政策還欠缺考量。」林春生說道。<b>台灣多為小農經濟　農場主難聘請長期工<b>　長年關注農業議題的黃星叡感嘆，要解決缺工，應該先思索如何讓農業賺錢，「農場主自己收入不穩定，怎麼會有能力支付薪資呢？要解決問題，必須靠政府介入。」台灣農業以小農經濟為主，農民多採小面積耕種，田地的產值少、市場競爭大，導致收入不穩定。小農因產量與經濟問題，所以平時不會額外聘請人力，但遇上工作量大的採收期，仍須他人幫忙，以免錯過作物的黃金採收期。對此，黃星叡提出，解決此困境的關鍵在於，如何滿足農場主對「低價位臨時工」的需求。而政府去年開放的農業外籍勞工，即是希望由經營者自行養工，彌補農業缺失的勞動力。現有經營農坊的青農楊鈞賀認為，農業勞工較能解決的是長期缺工現象，「如果有能耐的話，農場主應該養工，讓自己變成管理者的角色，盡量把大部分工作交給工人去做。」不過，小農經濟下的農民收入不穩定，難以承擔養工費用，且小面積耕種也沒必要養工，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卻也未必能申請到農業師傅幫忙。解決農業缺工的現況前，農業師傅制度得先更加完善。劉憲偉說明，現今政策規定，一位農業師傅最多只能做五年，是否續約得看農會意願，就算續約，農會也僅幫忙分派工作地點，農業師傅須自行向雇主談薪資，不再由農會負責，且第六年開始全面取消福利金等補助，等同成為純粹「農工」。對此，花蓮富里鄉農會總幹事張素華認為，農業師傅的離職程序缺乏合宜配套。他解釋，像當地的農業師傅，多是二度就業或求職不易者，諸多人將農業師傅作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做滿五年即沒有福利和工作保障，等同強制這群人另求生計。「未必每個農業師傅都有農地可以做，而且現在耕作的面積小，不符合經濟規模，要他去從事農務工作，不會太好過。」張素華提出，當前政策導向希望農業師傅習得技術後，能投入或銜接農業工作，「有些農業師傅是做出興趣的！（政策）可以考慮延續，而不是時間到就強制要他們出去。」他補充，同一批農業師傅還可免去重新學技術的時間，對農業缺工更有長期幫助。面臨農業師傅「第五年期限」的劉憲偉也認同，政府不該一直給予補助，他已決定轉行做有機農業，希望將農業師傅經歷學以致用，「拖垮政府真的好嗎？會一起死欸！我還有家人在欸！」他爽朗地笑說。「（農業缺工）會愈來愈嚴重吧，因為老人開始在凋零啊！青壯年都希望當研究人員或頂尖人才，基層的工作都沒有人要做了。」農場主謝富羽感嘆地說。面對農業師傅制度與實際成效上的疑慮，農業缺工問題究竟何時能解呢？ 年事已高的農民，忍著身體不適、穿著護腰，將採收後的鳳梨套袋。中老年人務農已成常態，但他們退場後，靠誰來延續這龐大的產業呢？　圖／林良懋提供後記：因該次採訪遭遇重大疫情，「你們敢南下，我就把你們包軌踢回台北。」在受訪者嚴正脅迫之下，恕難下鄉採訪，故照片皆為疫情前拍攝或他人提供。

【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畢業的劉育昌，眼睛閃閃發亮地講起他的「青農夢」，他對於有機農業的憧憬，來自大學的課堂。當時，教授甩著畢業學長種植的有機葡萄，直接摘一顆放進嘴裡，說：「這才是真正的農產品。」劉育昌聽完教授的話，當下熱血沸騰，想要種出同樣令人安心的農產品。「沒有家裡撐腰，真的要看運氣、機率。」他談到幾年前草創時的艱辛歷程，無奈地說道：「收支打平就是真的很好，感謝天、感謝地了。」努力加上運氣，現在的劉育昌逐漸打出個人品牌，收入也慢慢穩定。但是，並非所有青農都跟劉育昌一樣幸運。同樣是農業相關科系畢業的阿華（匿名），緊握微薄的新台幣3萬元，憑著一股年輕人的衝勁，傾盡所有熱情於農業，作物卻被颱風與豪大雨無情地摧殘，使得他連續九個月都零收入，「幫人打工賺吃飯錢，大概每天只有100元。」三餐都無法溫飽，他只能收拾包袱，黯淡退場。夢醒了，迎向青農而來的困境是資金不足、租不到合適的農地、連續不斷的天災、病蟲害、還不出的鉅額貸款等，青農們背負著種種現實的壓力，將自己的人生當作籌碼，奮不顧身躍進深不可測的大賭局。<b>農業入行門檻高　青農不易尋覓資金、土地為減慢農村人口高齡化的速度，政府過去十餘年積極推動青年返鄉計畫，祭出許多補助、訓練計畫鼓勵青年回鄉從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將青年農民定義在18至45歲之間，並且建立青年農民輔導平台，提供技術、資金、土地等資源。而為了協助青農穩健經營，並擴大規模栽種，政府設立「百大青農輔導計畫」，每兩年遴選一次，每次約選出100多位「百大青農」，進行重點培訓。而青農的類型又可分為農二代和非農二代：農二代指具有農村戶口、80年代後出生的農家子弟；非農二代則有諸多可能身份，像從其他行業轉型務農的勞工，或農業相關科系畢業、選擇從農的學生等。兩者間，非農二代的青農所遇困境更為龐大。擁有資金和土地是青農成功與否的關鍵。農二代因家族已奠定農業工作基礎，所以技術較好上手，且多數有自家土地，免去尋找農地的步驟，他們投身農務的前期，會比非農二代者順利。身為農二代、高雄市大寮區青年農民聯誼會副會長洪明偉表示，目前青農的數量以農二代為大宗，家裡有農地，通常一、兩年就能立足，「但沒資本的五、六年都不一定站得起來。」 手中握有多少資金與土地，是青年返鄉後，能否立足農業的重要基礎，也決定了青農在務農初期能承擔多少風險。　圖／邱海鳴攝非農二代的高雄型農（註一）陳葵娟回憶過往，他因一次工作意外導致身體內傷，決定與丈夫從高危險的消防工程事業轉職務農，「剛回來的時候，因為收成不夠家裡開銷，我就把結婚的首飾、金飾都賣掉。」但因承租農地、作物種子、網室的材料等細項費用可觀，使他們剛起步便遇到入不敷出的困境。註一：「型農」等同高雄地區的青農，是高雄市政府創立的培育計畫。集結生產、加工到品牌產銷的各路青農，組織「型農大聯盟」，以農二代為主要成員，希望延續台灣農業人才。全職務農需要一定的資本，沒資本的青年多半選擇使用農委會提供的「青年從農創業貸款」，但耕作前幾年難有穩定收入，所以欠債屬於常態。政府因應此狀況提出多方補助政策，像溫網室、農機具和有機栽種等，皆有相對應的補貼。但政府的美意，並不能真正紓解青農的財務負擔。為避免種植農作物初期就遭高溫、豪雨侵襲，諸多青農會選擇搭建溫網室。執行溫室農業超過20年的菜農林春生，以種植蔬菜的成本，分析青農的初期耗資：一分地面積的溫室造價約200萬，政府補助三分之一，扣除稅額後，實際補助30多萬。還款期限為十年，就算是還沒有穩定收入的青農，扣除補助後，一年也得想辦法還10多萬債務。百大青農蔡協良補充，青農為了搭建溫室且支付債務，多半需貸款，但貸款需用土地、房屋作為抵押品，「青農會有抵押品借錢嗎？很多人最後都得靠爸媽的老本。」他說道，新進青農前兩、三年不會有穩定收入，許多人撐不到三年就跑掉，剩下的債都是父母幫忙還。而有家族傳承的農地，青農就不必耗時找地、負擔高額租金。「我算蠻幸運的，這塊地是我爺爺之前在種荔枝的。」百大青農廖學智站在六個足球場大的鳳梨田間笑說。他雖有家庭資源，但初期仍因不熟悉用藥，導致鳳梨遭病蟲害，損失百萬。他分享歷來經驗，大面積栽種考驗技術，高風險使諸多青農卻步，「大面積種賺得多，但賠也都是幾千萬。」青農以小面積栽種為常態，屏東縣青年農民聯誼會會長陳朝源提出另外一個原因：當今土地資源有限，找地不易，青農難以租到足夠面積的地。然而，就算有大面積租地，青農也難以負擔昂貴租金。以台糖租地為例，承租2甲（註二）地一年的費用為25萬，青農至少要兩到三年才能有穩定產銷，青農沒收入期間，一個月也得付2萬餘元。註二：1甲＝ 10分＝ 2934坪＝ 0.96992公頃，範圍約為一座足球場、大型體育館。陳朝源補充，諸多青農懷抱生態永續意識，投身做有機種植，但適合有機栽種的土地比一般農地更難尋，需考量周邊環境，避免鄰田噴藥後，隨風傳遞造成污染。高雄青農黃宣翡，5年前從程式設計行業投入農業，前年才開始租地、耕種，貸款300萬，承租6.4分地，種植有機蔬菜，「目前還沒有收入，很難熬。」黃宣翡坦言，種有機蔬菜的收成量較少，但成本龐大，前期要先整地、牽水電、建立生態，將青蛙引進田棲息、增加土壤蚯蚓數量，這些皆是農務的隱形成本。 諸多青農偏好選擇對環境友善的耕種方式，但不使用農藥，就會有病蟲害問題。與病蟲共存的同時，如何保持作物的品質與價格，是青農必然要面對的難題。　圖／邱海鳴攝<b>跳過傳統管道 青農自產自銷提高淨利青農除了要克服資金問題和找土地，還得面臨銷售難題。百大青農陳育旗解釋，農民主要的銷售通路為拍賣市場和行口（註三），兩者皆為台灣傳統、具規模且穩定運行的銷售通路。農民提供作物後，拍賣市場會依數量或行情定價，所以農民獲得的收益不固定。註三：果菜市場營業區塊又分為拍賣區、行口區。拍賣區由果菜市場的運銷公司主導；行口則由各個批發店家組成，裡頭攤位名稱就叫行口。高雄型農洪明偉舉例，高麗菜就是典型價格起伏大的作物，因為種植門檻低，且兩個月就能收成，拍賣市場的收購量也龐大，因此吸引大量農民種植。若收成期碰上好價格，高麗菜量大的農民，可獲益上百萬，「可是賠的話，也是好幾百萬，農業很像在賭博。」「台灣七成以上的農產品，都是送去果菜市場給行口，給攤販喊價。」身為農二代的洪明偉提到，父母也都採用傳統產銷模式。 傳統果菜市場的交易模式以拍賣為主，價格會隨農作物產量與品質波動，導致農民收入不穩定。圖為農民在行口領取農產品銷售收入。　圖／邱海鳴攝隨著行銷意識興起，多數產量不高的青農，會選擇創立品牌，避開拍賣市場的競爭。目前種植2.3甲鳳梨田的洪明偉，在鳳梨農中算是小農，為了避免價格波動，他創立自己的品牌，以網路宅配為銷售通路，產銷到售後服務一手包辦，「我不用給那些盤商操控價格，這樣辛苦比較值得啦！網路產銷的產量還可以小一點。」自營品牌除了能宅配、小規模販售外，外銷也是主要選擇。種植6甲鳳梨田的廖學智表示，一半的作物會採外銷，因為大面積種植的成本，比起小農來得高、產值穩定，適合大規模通路，以保障固定收入。「不過大面積不一定就賺得多，我朋友全部擺攤自己賣就贏我啦。」他說道，外銷還得扣除抽成，直接面對消費者的行銷反而最有利潤。廖學智以自身經驗舉例，朋友1甲地的作物，高於自己4甲地的產值。因為朋友全靠自己跑市集銷售，免去通路成本，淨利就相差近兩倍，廖學智說：「自己擺攤價格還不會受限，我賣15塊，他能賣30塊。」屏東青農陳朝源也採擺攤行銷，他認為，自己擺攤販賣雖利潤較高，但耗費的時間和體力也加倍，所以青農得自行評估隱藏成本的多寡。身為農二代的蔡協良，則是堅守傳統產銷模式。他認為，理想的銷售通路，應該是批發與宅配並行，「但是宅配一開始沒辦法做，要先批發賺錢了，再玩宅配。」如果將作物寄去利潤較低的行口，品質高也可以得到好價錢，下一步再將農產品單價拉高，直銷宅配到消費者手上，更能提高獲利率。<b>有機產品銷售通路少　品牌經營、作物品質穩定成關鍵現在青農以小農居多，其中有高比例選擇有機耕作，卻仍在摸索生存之道。根據農委會統計資料顯示，截至民國106年，全台耕地面積約79萬公頃，有機農田卻佔不到1%面積，在農業中只屬極少數，相對地，銷售通路也面臨不夠完善的困境。「有機的成本高、產量少，放出去的產物，不見得能碰到同等消費等級的市場。」高雄型農劉育昌感慨有機農的現狀，有機農作需要耗費更多人力，種植成本是一般傳統農法的兩倍。從農超過十年的陳葵娟表示，至今都不覺得能穩定銷售，作物價格仍會受拍賣市場漲跌影響，只能加強管控作物品質，拉攏固定客戶，以網路行銷、宅配的方式，維持收入。 台灣農地多為小面積耕種，田與田之間相隔緊密，青農若採有機農法，在種植端須避免鄰田污染等問題。生產成本高使價格抬升，到了銷售端，還得面對消費者不買單的困境。　圖／江俊緯攝政府近幾年積極開拓有機市場，學校團膳經辦阿華提到，現在學校的營養午餐、有機超市等，都能保障有機農的產銷通路。且合作的農民都需簽合約，等同保障農民有固定且穩定的收入，「至少確定我種的東西會賣給誰，不用擔心菜的價格是預期外的surprise（驚喜）。」另外，透過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也是青農產銷的另一趨勢。「怎麼種和怎麼賣都一樣重要。」身兼加工業和通路商的百大青農彭昱融表示，從生產到加工都屬於農作專業，某作物原本一斤50元，但加工成果乾類產品後，一小包就可以賣超過80元。加工後的農產品，不僅能滿足人們喜好，還可串聯產業，使經濟效益提升。不論選擇什麼產銷通路，青農都須做好品牌經營，以及提升作物品質。目前銷售通路穩定的廖學智提到，他初期投入農業時，也面臨找不到銷售商的問題，「沒有廠商敢要我的東西啊！」經過不斷精進種植技術，有好的作物，並且打出品牌名聲，外銷商才會持續合作，同時也帶來固定的客源。<b>本科生從農比例低　田間缺少專業人才 想打拼出一塊農地，要面對的不只是農作。蔡協良認為，即使他受過七年的農業教育，卻遠不能稱做從農業「畢業」，「從環境、氣候，再來農藥化學式、有機資材、微生物，再來加工、學行銷，工業行銷、農業行銷。我們現在的農業生物科技，你學得完嗎？」「自己在時間觀念和技術又還不純熟，應變能力不足，策略、做法也不足。」曾務農失敗的阿華以自身經驗解釋，在農田中實踐農業理論需要一定的磨合期，如何掌握好所學知識，並在適當的時機點運用，對這些本科出身的青農是關鍵。洪明偉談到，農業科系畢業後實際從農的比例很低，「印象中不到5%。」青年返鄉計畫鼓勵所有背景的青年返鄉從農，卻沒有針對農業本科系學生提供專業工作計畫，以及專為他們制定的誘因，讓許多農業科系的學生寧可去考取公務員，或到生物科技業上班，「政府花了好幾億吧，鼓勵其他行業的人回來務農，農業本科的（學生）卻一直走。」也因此，大部分青農都是從其他行業轉來，對農業專業非常陌生，再加上沒有上一代給予的土地、經驗，要在農業生存相當困難。對此，青農陳朝源也表示，青農的存活率只有三成多，而現存的青農也有約六成技術「不到位」。 一位對農業有興趣的青年，在嘉義一處溫室學習實務經驗。對於想從農的青年，習得專業技術、產出高品質作物，才能真正在農業領域發光發熱。　圖／林良懋提供實際上，自95年政府推出「漂鳥計畫」和「園丁計畫」，鼓勵青年返鄉務農後，許多地方都有開設多種農業課程，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與各地農業改良所也會指導作物種植方式。洪明偉說明，地方政府開設的課程很多樣，包括找銷售通路、建立品牌等，不是只有種植的教學，而各地農業改良場則開設針對特定作物的短期課程。但這些課程的內容也常為人詬病沒有與時更新，百大青農陳育旗批評，課程專業度不足，諸多基礎課程與20、30年前教的相同，沒有隨環境現狀改變，參與課程的人多半是抱持交朋友的心態參加。不過，這也反映「上課」是農民互相交流、尋找人脈的地方，除了能與他人交換耕種經驗外，種鳳梨的廖學智以自身為例，他就是在上課時，認識現在配合的內銷通路商，來擴展自己農產品的銷售管道。然而，除了這些提供給務農者的課程外，台灣卻沒有從零開始的農業人才培育。以同樣面臨農業人口老化問題的韓國為例，韓國為鼓勵青年從農、培育後繼者，從70年代開始推行相關輔導措施，對農學院畢業生、返鄉青農發放低利貸款，以及提供半年的農業課程，也建立三年制的農漁學院。韓國透過正規的農業教育課程，讓受補助的13萬農學院學生，其中九成投入農業工作。此外，日本栃木縣也成立農業大學，以為期三年、每天六小時的課程，培訓專業的草莓農。相較之下， 102年屏東縣政府也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共同開辦屏東農業大學，設立120小時的初階班、72小時的菁英班，教導欲從農者農業概況、品質管理、品牌行銷等。然而，屏東農業大學並非正式大學，不包含在正規的教育制度之內，因此，難成為吸引學生進入農業的契機。<b>農業教育需納入經營意識　非執著種植技術導向回過頭來，除了培育未來的農業人才外，提升現存青農的技術水準也是重中之重。學校團膳經辦阿華說道，政府應該從需求端區分農民，給予不同教導。現在學校提供的農業教育，皆是種植技術導向，像園藝作物、農藝作物、病蟲害管理等課程，缺乏系統分類。阿華提到，若能重新整合教學模式，從消費者、需求端為導向，可使經營意識更清楚。他舉例，如果學校開設外銷班、團膳班，專門培育某通路的人才，學生畢業後即可掌握通路的門檻，「這批人才就能直接提供給供應商，農民和廠商不是就皆大歡喜嗎？」除了開設給農民的課程外，政府透過設置交流平台，也能促進農民之間互助互惠。高雄市政府農業局主任秘書梁銘憲分享，高雄型農大聯盟注重農業整合，會將通路、加工、生產線的農民匯聚在一起，讓上下游產業有機會交流，更希望促進彼此合作的機會。不可否認的是，務農就像在賭博，各自憑運氣，但還是有可以評估自己要不要入行的方式。從工廠作業員轉行務農的型農林料得則呼籲，要評估好自己適不適合當全職農民，「如果你的薪水超過50萬，不要來務農。」他認為，如果薪水低，倒是可以借貸50萬、租一分地嘗試看看。 對於懷抱著農耕理想的青年，該如何引導他們投入農業，並協助他們在農田間營生，是未來台灣農業發展的一大課題。　圖／邱海鳴攝此外，對於那些懷有遠大青農夢的青年，百大青農蔡協良指出，沒有任何農業背景的人，可以先去當農業師傅（註四），至少每個月會有穩定的收入。他說明，擔任農業師傅除了能夠進農業改良場與農會訓練外，也會接觸到很多農作物的種植方式，在替人耕種時更能認識到不少人脈，為將來自己種田時打下一定基礎。註四：依據農委會「改善農業缺工措施計畫」，各地農會可以依照需求聘用農業師傅，依各轄區不同作物之農忙時期，靈活調度農務人力協助支援。蔡協良鄭重地建議想返鄉的青年，蒐集完相關資料後，沉下心來分析利弊，並且釐清完整的流程，算好成本再下決定。「所以，要來當青農嗎？歡迎啊！要死一起死啊！」他調皮地笑說。

作為農田中的保護傘，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否真能夠替農民遮風避雨，又或者只是毫無用處的空傘架呢？　圖／江俊緯攝【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我受傷是兩年前的5月6號，我永遠記得那一天。」農機操作員洪國華回想起被農耕機壓斷腿的那天，仍然心有餘悸。「爸爸，帶我去蹦蹦！」在洪國華的三歲兒子眼中，爸爸賴以為生的農機只是會發出「蹦蹦」聲的玩具。殊不知，那天應兒子要求去田裡「蹦蹦」的洪國華，差點被失控的農具奪去性命，眼看著金屬製的笨重農機朝自己襲來，他卻來不及反應，應聲被擊倒在地，「短短兩秒鐘之內，你只有一個想法，死啊。」洪國華頂著刺眼的陽光，站在雜草叢生的農地中，重現兩年前被農耕機猛力撞傷右膝蓋的場面，並擺出倒地無助的神情。雖然事發後，洪國華幸運地重建斷裂的十字韌帶，但為了營生，手術後他強忍著劇痛立刻接續工作。他模擬當時用繩子將塑膠椅吊起作為階梯，再以左腳用力蹬上發財車，才能順利上下農機，「（開車時）用左腳踩右側的油門，避開沒力的右腳。」「什麼農民職災攏嘸啊（都沒有），我從來沒聽過，不知道。」洪國華回憶，當時他只慶幸能活下來，醫院和農會從未向他提及理賠事宜，至於治療的開銷，因為他沒有加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農民職災險），無法申請職災理賠，只能摸摸鼻子認命，繼續工作想辦法賺回來。然而，發生意外兩年至今，他的右腳仍會在行走時隱隱作痛。 屏東縣農機駕駛員洪國華兩年前右腳十字韌帶斷裂，動完微創手術後卻直接工作，沒有養傷及復健，至今仍可看出右腳微跛。　圖／邱海鳴攝洪國華的案例只是冰山小角。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統計，民國109年農業就業人口為55萬餘人，且這些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高達62歲，如此龐大且高齡化的群體，卻被排除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勞工職災險）之外，沒有被視為相同的勞動力，那當前能夠保障農業工作者的權益是什麼？<b>同是勞工卻兩種制度　<b>農民職災險功能薄弱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農保）為保障農民權益的主要法令，希望讓農民享有與一般勞工相同的保障。台灣於107年修正農保部分條例，全面試辦農民職災險，保障從農者的職業安全，補貼農民因職業災害產生的傷害、身心障礙、就醫及喪葬等花費，保費為每月新台幣25元。農民職災險採自願性投保，農民只需月繳保費15元，另由政府補助10元。不過，低廉的保費卻沒換來顯著成效，據108年行政院院會議案公告，全台農民投保率僅有15％，以今年桃竹苗地區為例，農民投保率皆不及三成。農業工作者投保農民職災險須符合兩種身份：一、具有農保資格的實際從農工作者；二、現在有實際從農工作，但已領過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或其他社會保險者，能以健保第三種類人身份申請加保。此外，農委會現在也正增修範圍，希望納入不具農保身份、但有實際務農的實耕者。農民職災險積極廣納多種身份，原因在於，先前的農保，無法落實農民健康給付的功能。「農保本來就是掛羊頭賣狗肉，雖然叫做農民健康保險法，但實際就是領退休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良榮解釋，現在的農保雖仍具「健康」保障，但因為給付過低，逐漸被84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條例》（簡稱健保）取代。而現在農民投保農保的首要原因，是為了在退休時，領到相當於勞保老年給付的「老農津貼」。為保障農民工作權益，農委會開始試辦屬於農民的職災險，林良榮認為，農民職災險應比照勞保制度做整合。他以4月23日通過的勞工職災險做比較，此法將原先勞保的「職業災害」項目單獨立法，不僅提高補償給付、完善職災認定機制，更擴大納保範圍，被稱為「勞工節最好的禮物」，但法定勞工範圍卻不包括農民。林良榮分析，勞工職災險單獨立法，能更有系統地保障各領域勞工，「但勞工的給付提高，農民跟一般勞工的給付就會有明顯落差。」他說明，同樣付出勞力工作，但農民和一般勞工卻使用兩套職災保險制度，導致受到的保障不同，對照改善後的勞工職災險，凸顯出農民職災險的功能薄弱。<b>田間傷害難舉證　<b>理賠審理程序亦冗長 農民只有在工作中傷亡，才能獲得農民職災險理賠，但判定上卻存在模糊空間。林良榮說明，農民職災險強調「先傷後病」，即優先辦理職業傷害，而暫緩理賠慢性職業病，因為判定職業傷害遠比隱性疾病容易。除認定職業疾病困難外，相關醫療服務也尚未完善。目前全台只有兩家農民醫院，其中一家是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該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主治醫師李念偉說道：「農民來看診的很少，一年大概十幾個而已。」而且多為明顯外傷，少有農民因為職業病就診。他另提及，慢性的骨科疾病應該為農民職業病大宗，但現在農民職災險並未保障，導致農民就診意願低。疾病發生不像外傷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因此農民難以舉證。「農民說噴農藥導致職業病，說不定是阿伯自己愛抽菸、嚼檳榔。」林良榮解釋，目前台灣沒有專精農業醫學的專家，因此在判定農民職業病時，不免難以鑑定。另外，農業的工作場域自主性高，上班時間和路徑會依據季節、天氣或供水時間等因素改變，通勤時的職業災害沒有統一判斷依據，使得保險理賠條件更難認定。「阿伯從農途中，可以繞一下先去吃個早餐啊！」林良榮舉例，下雨也可能導致農民臨時更改上班路線，而農民職災險並無考量這些不確定因素，反倒全然由農民自行舉證。農業職災的舉證程序涉及法律知識、網路操作，需要農民自行提出資料佐證，常讓理賠對農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屏東縣養豬戶許先生（匿名）憤慨說道：「小傷還可以照相，有的人已經躺在那邊，要怎麼照？」他還提出，多數老人家不會用手機，農民職災的舉證制度，仍有諸多改善空間。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分享，曾有農民在深夜巡田時發生意外，申請理賠時，卻被懷疑是要去朋友家裡喝酒的「假職災」。經由農會協助後，透過行車事故鑑定，證明農民當時穿戴著雨鞋，輔以當地輪番灌溉的時間表、委請專家協助農民製作的路線圖，才成功幫助農民取得職災理賠，舉證過程耗費諸多人力和時間。 屏東縣農民鄧振宗在採收檳榔時，左手拇指不慎被農刀割傷，他表示，為了生計，受傷也無法休息，更無暇顧及傷口有破傷風的可能性。　圖／邱海鳴攝儘管如此，與農民第一線溝通的農會，只能負責幫農民辦理申請程序，最終認定仍交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然而，勞保局不諳農業事務，導致諸多理所當然的田間耕作常態或傷害，卻需花上冗長的判定時間，以及勞保局、農會及農民之間數次溝通。屏東縣長治鄉農會經辦洪怡芬分享案例，一對夫妻在田裡灑水時，老婆幫忙牽水管，卻不慎絆倒導致膝蓋受傷，農會協助申報後，勞保局竟回函詢問工作時牽水管的原因，「牽管一定需要協助，在田間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洪怡芬無奈地說。前屏東縣政府勞工處處長林德輝也強調，勞保局的審議委員未必了解農耕生態，所以農會需要花更多心力解釋及舉證。面對難以認定的農業職災案例，勞保局也會轉交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農監會）協助、提供專業農業知識。被聘為農監會委員的鍾清輝形容道：「像是再一個複審的機會，怕會錯殺農民權益。」此方法雖然提高審核理賠的正確率，但同時也顯示出農保特殊的法律地位，不像勞保原先就由各領域人才進行審查，農業職災卻需要另組織單位判定。<b>農民身分難認定　投保、請領困難重重 「其實一開始是要把勞工、農業、漁業、軍公教，統一包在國民保險（註一）裡的。」前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處長林良懋補充，但各職業的工作內容差異過大，難以統一訂立保險身份及理賠申請，所以最終選擇分開納保。註一：國民保險（簡稱國保）為一種政策概念，主張所有職業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並未實際辦理。然而，各自立法後並沒有妥善分配接管單位，農保仍全權交由勞保局負責管理，使農民職災險缺乏農業領域專家和適用的審核制度，導致職災判定過程曲折，更顯示出農保、勞保條件的不平等，甚至連最基本的農民身份認定，也依舊懸而未解。如何界定納保人身份，定義出農民與其他勞工的差別，為各自納保後的首要難題。研究勞動法領域的林良榮表示，農保在被制定時，斷定農民都是長期務農、藉此營生的人，在這樣片面的思考模式下，認定長期務農者理當擁有自己的農地。因此，農保資格大多以農地為判斷依據。「時代轉變、從事農業的生活型態變得多元，就產生了很多人沒有農地，但實際在從農工作時發生職災。」林良榮補充，現今有諸多投身休閒農業的都市農，或是政府大力推廣的青農，這幾類從農者多半沒有自己的農地，但有務農事實，也可能發生農業職災。同樣可歸類為農民，但農保卻將他們排除於保障之外。農業保護傘外，仍有一群身份沒被界定的農民。雲林縣青年農民聯誼會總會長陳鳳義提出，現在農民職災險存在癥結，因為農民需要有農保資格，才有投保農民職災險的門檻，「很多真正的農民沒有農保，但是很多不是正常的農民有農保。」台灣目前僅劃分出農民與勞工界線，但仍有一大區塊需要被界定的農業工作者。農民被強制與勞工身份畫出區隔，更導致農民職災、職業病難以認定。有在務農的林德輝說道，農業屬於特殊工作，台灣有諸多兼業農，上午耕作完、下午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職災分類變得困難，「像中暑過熱、心血管疾病，怎麼知道農民是因為其他工作，還是從農造成的？」 菜農林春生注重工作場域的安全，要求員工要穿鞋工作，包裹頭部防止中暑，希望將農民受傷的機率降到最低。　圖／邱海鳴攝林德輝補充，勞保配有專門預算和職業醫師，負責預防與認定勞工職災，但農業部分，卻沒有人教導農民安全知識，「應該涵蓋到所有勞動力，不應該只在有勞保身份的勞動力者。」他認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稱職安署）範圍涵蓋士農工商，農民和其他工作者一樣，都是付出勞動力工作，勞動部應該也要照顧到農民。「保險是風險管控，跟場域、地點有很大關係。」林良懋提及，現行的勞工職災法，區分出各行業別，計算不同行業的費率，但農民職災險卻沒有分類。實際上，農民在不同環境、從事各類務農，危險程度會有差異。保證責任台灣佳沛果菜生產合作社理事陳育旗談道：「在外面（務農）比較危險，有水會掉下去，保費應該要加高一點。」而在裝置齊全的溫室中耕作，發生職災風險較低，保費應該因應工作安全程度做出區隔。<b>讓預防先行於救濟　與農互信成宣導關鍵 「15塊保險，我一天吃一顆蛋，身體還會比較強壯一點。」陳育旗笑說，他認為農民職災險的保障內容不完善，認定職業傷害的標準也模糊，不如自己另外保意外險，或是與農業工作者共組職業工會，加入勞保，在較健全的職業災害制度下受庇護。農民除了會因環境，導致中暑、熱衰竭等傷害，農機操作也是傷亡的另一主因。根據《聯合報》資料庫「聯合知識庫」過去的資料顯示，全台每年約有一至兩件、因為農民操作耕耘機不慎，導致壓傷、死亡的案例。「我從國小四年級就開始工作了。」洪國華從手持的小鐵牛（註二）開始學，慢慢到高中才接觸大型農機，「因為我爸是開火黎（註三）的，我不喜歡唸書，就去開農機不讓老爸唸。」洪國華已有近三十年的農機操作經驗，但是他沒有安全防護觀念，即使再熟悉小鐵牛，還是敵不過意外突襲。註二：小鐵牛為手持操作的小型農耕機，因為比傳統耕田牛隻有更好的功能、效率，所以有「鐵牛」之稱。註三：火黎為人工駕駛的大型四輪農耕機。洪國華的經驗絕非個案。相反地，多數農機駕駛都是邊開邊學，沒有人教導才是常態。對此，林良榮指出，政府除了給予職業災害救濟之外，更應從根本做好預防受傷的教育。「沒人想到農業預防，更不可能想到教農民做預防。」林德輝點出棘手的現況。他以日本借鏡說明，日本農民擁有「自主預防」的概念，像在操作機械、割草時，農民會替自己預留一塊安全範圍，作為遠離機械的動線，台灣農民卻習慣極盡使用農地，導致發生事故時無法即時應變。除了建立農民的預防觀念外，陳育旗也談到農機附有安全設備的重要性，「進口的機械設備絕對不會有人死掉。」他描述，進口農機是密閉式車廂，且裝設空調，可防止摔落和中暑。而且，若行進間沒繫上安全帶，進口農機的移動速度會自動大幅降低。 許多農民沒有受過正規農機操作訓練，而農機也沒有安全帶等安全設備，當農機故障時，農民沒有緩衝時間可以逃生。　圖／邱海鳴攝事實上，若農民真的發生職災，現在並沒有能幫助他們重回、適應職場的措施。現行的勞工職災險皆有「職業重建」制度，但是，唯獨農民無法享有相等權利，林良榮感慨說道：「現在的農保這麼薄弱，給付這麼少，農民發生職災後，要如何重回農務工作？」針對單薄的農保制度，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認為，政府應該利用施行農民職災險近四年的經驗，蒐集農民申報職災的案例，了解每個地區常見、特有的農業職災，再進一步精良相關農用設備、宣導安全觀念等，建立一套適用各地區的農業預防機制。可惜的是，根據農委會統計，目前全台農民職災險平均投保率僅有二成七。對此，鍾清輝以工作經驗分享，美濃區農會的農民職災險投保率將近四成，「重點在溝通，農會要建立好的信用基礎。」他舉例，因為美濃區有諸多客家族群，所以他會將複雜的農保資訊，轉換為客家話再重新轉述，和當地農民建立良好關係。「我們只有跟農民擁抱在一起，農民才會信任我們。」鍾清輝豪邁地笑說。 早期溫室裡最高溫可能高達攝氏45度，現在多藉由在溫室設置遮陽布，並在適當距離配放插座、風扇，預防農民在烈陽下工作時中暑。　圖／邱海鳴攝

【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頭家娘，啊我酪梨要用什麼藥？」農民熟門熟路地走進農藥行，望向陳列於櫥窗裡琳瑯滿目的農藥，這是南部農藥行的日常。 北部早已沒有人務農，巷弄中，農藥行除了迴盪整日的電視聲外，偶有常客來採買自家用的園藝藥劑，順道嘮家常。　圖／邱海鳴攝農藥行的主要任務，是針對農民的需求販售藥物，並教導用藥方式，讓農民除去作物病蟲害時，也保持外表美觀以利販售。農民與農藥行之間有著互信互助的聯結，因此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1月突襲式公告，7月將正式實行農藥實名制政策時，農民第一時間就趕到農藥行詢問。「現在要實名制，我們（農藥行）麻煩，農民更是不懂。」屏東縣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植保公會）理事長郭永俊拿出一本登記簿，上頭記載農民的姓名、電話與地址。他表示，實名制是政府的美意，希望從源頭控管食品安全，但目前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更缺乏與農民溝通，「政府把食安的壓力都放在業者身上。」他憤慨地說。政策無配套 實名制增業者經營壓力 農藥實名制政策規定，農藥經銷商與業者必須以POS系統（註一）登記農民身分證字號、作物和病蟲害名稱，並每天向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陳報農藥產銷記錄，用以追蹤農藥流向，間接管理農藥殘留的問題。註一：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POS），是一種廣泛應用在零售業、餐飲業、旅館等行業的電子系統，主要功能在於統計商品的銷售、庫存與顧客購買行為。實名制雖立意良善，但多數農藥經銷商持反對意見。屏東縣植保公會監事朱正文舉例，像家庭園藝、農地種電（註二）都需要除草，但因實名制僅限農民身份，且需登記種植作物、病蟲害，阻斷諸多農藥需求者的管道，「實名制沒有對應的配套，總不能寫種電除草吧？」註二：農地種電是政府為了發展太陽能產業推動的政策，在農地建設太陽能板，讓閒置的農地發揮最大作用。 農藥實名制強制農民購買農藥需提供身分證字號，用以追蹤藥物流向，卻忽略實際務農的問題。　圖／邱海鳴攝郭永俊提出另一反對理由，從三年前開始，購買農藥就需登記姓名、聯絡電話和地址，並造冊管理；批發商和果菜市場也都會登記農民出售的作物，掌握貨源方便追查。而即將施行的實名制要求出示身分證字號，不免有矯枉過正疑慮，且使農民擔憂隱私外漏，「農民年紀都比較大，對身分證這種個資都很敏感。」過去實名制為宣導性質，但今年變為強制政策，不僅影響農民，對農藥行更是一大衝擊。「我們（農藥行）當然反對啊！現在就已經在做了，突然說要增加POS系統，又要身分證，那之前做假的？」位於大稻埕的農藥行許老闆（匿名）說出諸多同行心聲。農藥經銷商立穎有限公司業務林俊吉補充<b>，現在近八成農藥行沒有年輕人，並超過一半沒裝電腦，農藥商得從手寫登記轉而適應電腦操作。面對實名制，屏東縣農民陳志雄堅定表示，農民絕對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但現在農藥制度有諸多與實務相衝突的現象，尚未被看見和解決，「比起要不要拿身分證，我們只要作物賣得出去就好了。」 約莫下午四點，果菜市場開始傳來此起彼落的叫賣聲，來自四面八方的農民聚集於市場，登記姓名及作物後，交由果菜市場販賣。　圖／邱海鳴攝農藥管理制度不完善 農民難取得有效藥劑 「明明很多農藥是同成份，但濃度不同，就沒辦法噴在同個作物。」郭永俊以農藥「陶斯松」為例，濃度48％可以噴在稻米，但毒性較低的40.8％卻不行。農民陳志雄也說：「我也想用低濃度的，對人體比較好啊！」但礙於需要登記種植作物，農藥商只能賣給農民對應該作物的藥，可見農藥管制不夠完善。屏東縣植保公會常務理事許曹乙舉例，大白菜與高麗菜雖然是同一菜種，用藥卻不能通用，「只因為這藥登記在大白菜，沒有登記在高麗菜啊！」滿福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星叡解釋，農委會規定，農藥僅限用於有登記的植物，只要藥商不願花錢登記多種作物，就會讓有效藥劑只能使用於特定作物，而沒登記的作物，只好不斷重複使用已產生抗藥性的農藥。「農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加重農藥量或密集使用，一個是依照規定使用，然後因為病蟲害嚴重而沒有收入。」黃星叡無奈地說。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下簡稱毒試所）退休研究員楊秀珠談到，政府有推行「農藥延伸使用」，農民可申請擴大農藥適用的作物種類。例如農民在種植番茄時，發現特定藥物可治某疾病，便可向政府申請，「農民應該要講出來讓政府知道，覺得必要就會幫他們做評估，而且不用錢。」「有在延伸使用應該選擇要變多才對啊！」但許曹乙反駁，成功延伸使用的藥物佔比不高，且申請流程冗長。新藥還在送檢時，舊藥可能因為政策限制、作物出現抗藥性等原因，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困境，因此農民能用的農藥種類越來越受限。黃星叡以多年接觸農藥議題的經驗分享，只要合法推薦用藥有效，實名制就不會遭受那麼大的反彈。但目前大部分的推薦用藥都效果有限，無法精準改善作物的病害，所以農民被逼著提高藥物濃度、使用頻率，導致作物的農藥殘留量倍增。不精準的用藥制度，等同逼農民使用無效藥劑施作，黃星叡感嘆，農民為了保住收成，難免會使用未登記在該作物、但可以有效防治病蟲害的藥劑，「嚴格說起來是違法的，但是不噴又不行，會沒有收成。」在惡性循環下，實名制將導致農民無法取得有效藥劑，成為務農的一大阻礙。採收期規定難執行 農民違法護生計除了缺乏有效推薦用藥，農藥上標示的「安全採收期」，也為政策與務農間的模糊地帶。安全採收期規範農民，藥物施用後需隔多久時間才可採收，目的為降低殘留於作物上的農藥量，讓消費者食用不會有安全疑慮。在毒試所教導配藥技術20餘年的楊秀珠解釋：「採收期是有它的意義的，農民貿然去噴、去採，是不是對自己、對產品都會有問題？」安全採收期經過層層檢驗把關，目的就是保障農民和消費者健康。而他也提到，農藥實名制更可加強防治農民使用非法藥物，「農民抗議說沒登記的藥就不能買了，但那本來就不能用啊！」屏東縣農民古先生（匿名）對此提出癥結，現今規範的安全採收期並不符田間實際採收期。他曾因作物的藥物殘留量過高沒通過檢驗，事實上，藥品從噴灑到採收最快三天至一個禮拜，「那像小黃瓜這種每天都要採收的作物怎麼辦？要我噴後放三天讓它爛掉？」他透露，因為制度缺乏與實務配合、變通，農民會為生計而違反規定，「我問櫃檯小姐（採檢單位）這樣怎麼辦，他說：『被抓到算你衰！』」郭永俊分析，政府推行實名制不只是打壓農藥，另一方面是為推行有機農業。有在從農的許曹乙說明，有機農作在台灣的市佔率僅不到1％，「台灣小農居多，一塊田都種三、四樣，病蟲害很多，有機不適合。」也因台灣這樣密集且繁雜的農耕模式，讓農業工作者認為實名制窒礙難行。許曹乙談到，因為土地作物種類多，所以噴農藥時容易污染其他鄰近作物，導致出貨作物的農藥殘留量違規。就算有實名制也難以追溯真正農藥噴灑的源頭，「如果一塊田上種五樣要怎麼噴？防檢局跟我說：『那就噴有機的！』」朱正文道出他從防檢局收到的回覆。 台灣勞力密集式的耕種方式，再加上作物種類繁多，並不適合大面積農藥噴灑，也難以管控農藥流向與殘留藥劑的源頭。　圖／江俊緯攝農藥污名化 大眾認知不足「實名制讓農民只能造假。」郭永俊預測，如果農民沒辦法取得需要的農藥，就會謊報種植作物的名稱，助長不法藥物或讓更多農藥在檯面下販售。而農民能合法使用的農藥數量也不多，屏東縣植保公會監事朱正文解釋，新藥需農藥商花錢做試驗才可核准使用，但通常礙於時長，農民會重複使用舊藥。造成農民無藥可用的原因，可從制度面看起。台灣農藥管理為登記制，農藥商向防檢局提出新藥劑申請，經由毒試所進行檢驗，「要兩年，兩百萬。」楊秀珠提及試驗過程耗時且成本高。郭永俊補充：「一家花錢試驗後，所有廠商都能跟著用，那誰會願意（當花錢的人）？」即使經過繁瑣、嚴謹的試驗過程，但大眾對農藥的認知不足，仍無法消弭消費者對於農藥的懼怕心態。「消費者只要一聽到農藥就覺得是毒藥，農藥不是毒藥啊！它是來幫農民解決問題的。」美林植物保護有限公司經理曾祥義強調，當農民合法使用藥劑，加上遵守政府規定的安全採收期，即為安全用藥。至於電視新聞、農委會常提及作物被驗出「不可使用的農藥」，其實不一定會對人體或環境不好。此類沒有經過試驗核准的藥物可分成兩種：禁用農藥、未核准使用農藥。禁用農藥通常毒性較強，人類攝取可能危害健康，或殘留於環境許久。至於未核准使用的農藥，農傳媒創辦人汪文豪舉例，有支藥物能同時使用於杭菊和茶葉兩種作物，抑制相同的病蟲害，但是藥物僅合法登記於市場廣大的茶葉，因此，未登記的杭菊為未核准使用。諸多媒體不懂其中差別，直接下「毒杭菊」這類誤導消費者的標題，使大眾恐慌、更使農民不滿，「很多記者分不出這些差距，未核准使用不代表它很毒。」汪文豪說。農藥管理為消費者導向 犧牲農民權益 民國108年台灣全面禁用農藥「巴拉刈」，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曾表示，考量巴拉刈對人身安全有無法回復之影響，且曾民眾飲用巴拉刈自殺的案例，再加上具有可替代藥劑，所以為了不讓民眾再食用巴拉刈自殺，因而禁用。「那我為了防止別人跳樓自殺，以後就不要蓋大樓。」曾祥義認為，農藥的功能是保護農作物，應該以對植株、環境的傷害程度去訂定農藥規範，而非因為極少數人誤用而禁止。實際上，巴拉刈在溶於水後可被土壤分解，且相較現行的替代藥劑「固殺草」，巴拉刈殘留時間短，對作物與土壤傷害也更小。曾任防檢局局長的黃㯖昌也說：「我當局長時公開反對過禁用巴拉刈，因為那是農民需要的，是最好的除草劑。」台灣農藥的毒性分級是根據對人體的傷害，而非對環境的危害。「其實農藥沒那麼可怕，吸最多的是我們欸！」農民陳志雄坦言，有些藥已經販售十多年，早跟土地和平共存，但「劇毒農藥」的標籤不僅讓民眾害怕，也讓政府禁止劇毒農藥更加名正言順，卻犧牲掉環境與農民的權益。在消費者意識抬頭後，政府也漸以消費者角度制定農藥規範，「因為一講到食安，沒有一個官員敢去說服消費者說農藥是安全的。」曾祥義無力地嘆了口氣。「不斷禁止與限制農藥的使用，反而讓農藥愈用愈多。」屏東縣九如鄉果菜批發市場檢驗實驗室研究員郭哲孝認為，近年來農藥在消費者眼中妖魔化，因此政府不斷禁止使用農藥，或下修農藥殘留量，卻沒有提供可替代的新藥給農民使用，會導致農民為了達到原先的效果，提高噴灑農藥的頻率，反而與農藥減量背道而馳。 許多農民考量自身年紀大、種植面積廣，無法自行噴農藥，因此會請專業農藥代噴，代噴人員時常一個上午要跑許多農田。　圖／邱海鳴攝依據毒試所公告的農藥使用資訊系統，農委會將農藥的作用機制編號，並建議農民不應連續使用相同代碼的農藥，以免讓害蟲產生抗藥性，來延長農藥有效使用壽命並降低成本。再加上合法農藥愈來愈少，也造成農民在選擇農藥時，面臨無藥可選的困境。郭哲孝也補充，近年來防檢局推薦用藥名單更動頻繁，但農村地區時常因通訊設備不齊全，或對科技產品不熟悉，導致政府與農村形成資訊落差。未收到訊息的農藥行，還是推薦舊藥給農民使用，或是農民根本不知道規定改變，仍使用舊藥噴灑，最終被檢測出農產品不合格。「農民不是不接受，是沒辦法做啊！」朱正文雙手一攤，神情窘迫地說。實名制顯露原有政策問題 農藥觀念教育成解方農業工作者普遍認為，當今農業政策是以消費者為定位，忽視實際從農的狀況。對於即將上路的農藥實名制，農民和農藥行紛紛指出「缺乏配套措施」為最大弊端。農藥實名制討論會議4月1日在立法院紅樓展開，農委會在陳報管道、政策輔導期上做出讓步，也承諾給予每人上限1萬5000元的電腦設備補助金。但對於農民來說，最大的難處並非實行農藥實名制，而是實名制顯露出既有農藥政策錯誤。「希望像日本一樣，制定容許殘留量。」屏東縣植保公會的許曹乙認為，除了提出更多可使用農藥給農民，當前單一作物匹配特定農藥的限制，應該要改成僅限制農藥殘留量，規定作物不可以被檢驗出超過一定劑量，並由政府列出合法藥物，讓農民自行依照需求使用。屏東縣九如鄉果菜批發市場特助陳政綱則以自身經驗分享，果菜市場透過主動幫農民檢驗農藥，並以檢驗結果提供不合格的農民施藥輔導。若檢驗通過則給予合格標章，除了是對品質的肯定外，若之後因故被政府檢驗不合格，則可以作為佐證請求複驗，「缺配套其實是缺了一個緩衝期。」陳政綱說。郭哲孝也談到，實名制的重點不應只是開罰，而應該給予農民輔導的空間跟額度。他舉例，長效藥的安全採收期長達兩到三個月，如果政府願意在三個月內給農民兩到三次的複驗次數，並予以農藥施作輔導，「我覺得農民就會願意接受吧。」「也許政府應該把放在實名制政策的心力，用在建立農民、消費者或農藥業者的一個（對農藥）觀念會好一點。」農藥行許老闆（匿名）則感嘆，比起透過農藥實名制強制限縮農藥使用，最應該著手改變的，是一般民眾對農藥的恐懼與不解。回到最直接受衝擊的農民立場。夕陽時分，餘暉落在一位農民身上，他在果菜市場嘈雜的聲音中怒斥，「農藥實名制不可能啦！」他轉身騎上摩托車，揚長而去。 清晨，農民戴上面罩行走於檳榔樹間噴灑農藥，藥物飄散在空氣中，呈現一片霧濛。農民是接觸農藥的第一線，政府把關用藥安全之餘，更應該了解農民實務上所遇問題。　圖／邱海鳴攝

【記者駱芷萱綜合報導】「印度是個尊重農夫的國家，Jai Jawan Jai Kisan！（向軍人致敬，向農夫致敬！）」印度聯邦院9月通過三項「新農民法案」，農民擔心其中放寬農產品最低價格管制的條款，會使他們遭受大型農業公司壓榨。11月起，數萬名來自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的農民湧入首度新德里抗議，印度各所大學與學生協會亦鼎力支持農民示威。 數萬名來自旁澤普邦和哈利亞納邦的農民湧入新德里抗議，印度學生協會鼎立支持農民示威。　圖／維德諾・吉爾提供三項新法案包括《2020農產品和貿易法案》、《2020農民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及《2020基本商品法案》。有別於以往需經過中間商轉賣的程序，法案允許小農直接將農產品銷售給大企業。政府說明，此政策將使農民擁有自定農產品價格、儲藏地點及簽訂買賣契約的權利，並可直接與買家接洽，且無論收割量多寡產品價格都會受到保障。看似「友善農民」的法案卻受到農民們極力反對，因新法案同時限制印度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gricultural Produce Market Committee, APMC）為農民提供的「最低支持價格（Minimum Support Price, MSP）」保障。這使他們曝露在受大企業壓榨與剝削的風險中，甚至淪為他們的奴隸。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報導，印度68%農民擁有的土地小於1公頃，屬於小農經濟。農民擔心若沒有足夠的議價權，他們將無法取得合理的售價，甚至難以營生。科澤科德全國理工學院（Government Engineering College, Kozhikode）學生穆罕默德・穆赫辛・S（Muhammed Muhsin S）解釋，小農常於交易中受到大企業擺佈，「若大企業違反契約上的條款，農民根本無法為自己討回公道。」此外，多數抗議的農民生活於交通不便的旁遮普邦和哈利亞納邦，法案使他們失去原本協助運輸農產品的中間商。礙於經濟壓力，無法自行至城市銷售農產品的農民，營銷難上加難。印度學生協會（Student Federation of India, SFI）會長維德諾・吉爾（Vinod Gill）透露，他與協會多數成員皆來自哈利亞納的農民家庭，他說：「農夫們也是我們的家人，我們有義務與他們肩並肩抗戰。」學生協會成員為抗議的農民們準備食物、設立醫療站，也捐錢讓農民購買床鋪，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印度學生協會在示威現場為農民提供食物也給與捐款，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圖／維德諾・吉爾提供農民已持續示威超過十天，與政府三次談判卻尚無定論。印度農民工會主席巴爾比爾・辛格（Balbir Singh）於《新德里電視台（New Delhi Television Limited, NDTV）》受訪時表示，他們在逐條與政府討論法案之後，更加確認該法律是違憲的，「政府實施法令是讓貿易商受益，而不是農夫們。」辛格也闡述，政府已準備修改法案，但並無意將其廢除。拉吉・里希・巴爾特里哈里・瑪夏大學（Raj Rishi Bhartrihari Matsya University, RRBMU）學生阿扎德・汗（Azad Khan）來自農民家庭，他透露道：「若政府沒有撤回法案，這個行動將會持續。」 印度學生協會也設立醫療站，他們表示會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農民。　圖／維德諾・吉爾提供根據印度學術網站《商業頭腦（Trade Brains）》，新政策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政府於新農民法案立法過程中並未聽取反對派與農民的聲音，導致政府與農民對法案的認知產生極大落差。穆赫辛也表示，農夫是國家的脊梁，「我們會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農民。」他認為，農民若因新法案受影響，國家經濟必定遭到拖累，屆時學生將是主要受害者之一。&nbsp;

【記者蕭淳云綜合報導】稻穀含水量是影響買賣價格的重要關鍵，每多1％含水量，大約會增加二倍烘穀成本。為提升稻作品質與效益，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楊明德帶領團隊研發出「陸空協作之水稻最佳收穫模式」，將無人機結合大數據運算，得出稻穀的含水量變化，協助農民規劃最佳收割時間。該發明在2020未來科技展中獲得「未來科技突破獎」。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團隊研發「陸空協作之水稻最佳收穫模式」在2020未來科技展中獲得「未來科技突破獎」肯定。　圖／許鈺群提供團隊利用無人機空拍，大面積蒐集稻穀在不同含水量呈現的特徵變化。團隊成員中興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生許鈺群表示，機身上裝設的感測器對於植物體內葉綠素與水分變化十分敏銳，能精準測定含水量。而蒐集到的大量數據會再經由DNN演算法（註），利用穀粒外觀、葉綠素變化等資訊，歸納出含水量數值，建立最佳採收期評估系統，農民上網就可查看分析結果。註：DNN演算法又稱深度學習演算法，巨量資料透過多個處理層的轉換，自動抽取出具代表性的資料，可以節省人工計算所花費的時間。 團隊在無人機上裝設感測器，大面積蒐集稻穀的含水量數據，為農民規劃最佳收割路線。　圖／許鈺群提供然而，空拍機造價高，並非所有農民都能負擔，因此，團隊另開發LINE APP測定模式，不需使用到空拍機，農民只要加入LINE好友，拍攝單株稻穗圖片上傳，即可獲得穀粒含水量等相關資訊。楊明德提到，水稻並非高經濟產物，因為獲利不高，「農民不會花太多錢去照顧它，所以變成要用很低的成本做（含水量測定），不然成本太高，沒辦法落實。」一般來說，農民將收成的穀物送至農會後，會取部分稻穀以烘穀機測定含水量百分比。許鈺群解釋，不同於農會普遍使用的破壞採樣方法，團隊開發的技術不管是用空拍機或手機拍照測定，都可以在不破壞穀物的前提下得知含水量，提供農民更科學化與準確的採收時機判斷依據。此裝置除了可以輔助農民決定收割時間，也可應用於規劃收割機路線。彰化縣伸港鄉水稻農民周秀墨解釋，為節省成本，通常多位農民會合用一台收割機進行採收，然而收割機跨越田埂的成本耗損很高。有鑑於此，團隊利用LINE APP測定模式系統，整合周遭區域的稻作含水量，規劃出花費最少的收割路線。不過周秀墨認為，除非此技術被鄰近農戶廣泛使用，否則即使知道最佳收割日期，還是會為了配合周遭農民而無法落實。 團隊收割稻米，進行樣本採集，並在實驗室蒐集地真資料，檢測樣本的含水量。　圖／許鈺群提供團隊闡述，他們利用空拍機與大數據研究稻作栽培已邁入第三年，希望透過科學方法降低不必要損失，提升農民收益。楊明德表示，未來將申請科技部的產業落地計畫，期許透過農民的廣泛使用，找出裝置潛在缺失，讓水稻最佳收穫模式能繼續發展與改良。&nbsp;

【專題記者倪旻勤、王昱翔、邱于瑄、李昕芸、陳韻如綜合報導】傳統市場、超市、蔬果商行……，你平時都去哪裡買蔬果呢？在台灣，農民收成作物後，並不直接將農貨輸入消費者熟知的通路，而多透過中盤商「行口」，再轉手進入零售市場。近年，網路通路、農夫市集日漸發達，越來越多農民尋覓新管道自產自銷。隨著農民與市場距離逐漸拉近，作為兩者交易橋梁的行口將如何發展？農民又為何渴望另尋出路？<b>行口日常　走入午夜喧騰的蔬果批發場 台北第一果菜批發市場從深夜便揭開序幕，直至天明都還有許多小販走動。　圖／王昱翔攝深夜十一點，明華水果行的行口沈秋錦正起床、收拾出門，身兼家庭主婦的他，總習慣安頓好晚餐後，抓緊一、兩小時的短暫睡眠，為半夜一點即將開始的「大夜班」做好準備。「我們（行口）都要很早來上班啊，一點半到兩點就來了，因為要去看一下市場。」沈秋錦說。行口是農民與零售商的中間人， 會向合作農民批發農貨至果菜市場，再依品質尋找合適的通路販售，並從中抽取一成左右的利潤。曾任行口的鄭永進坦言：「做這行要跟產地有關係、有認識，你才可以去做批發市場呀！」他說明，若沒有與產地農民建立信任關係，農民多半不敢隨意委託代賣。從前一天下午至當天半夜，來自各地的貨車會陸續運載農貨，進入台北第一果菜批發市場。沈秋錦抵達市場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確認農貨有無順利運達、當天市場的總貨量多寡。貨到後，沈秋錦會依當天貨量，評估是否需要額外買貨，他解釋：「所以早上要很早來，知道說今天的到貨量是不是（符合）我個人所需求。」在農貨送至水果行後，沈秋錦會檢查當天農貨的品質，進一步訂定價格。他說明，農貨會在產地依照外觀、大小、甜度分裝，區分為不同等級，各有不同的價格和客群。沈秋錦解釋說：「要慢慢去認識各個顧客和他們的需求，你要他來買，就要找適合賣他的東西。」在確認並整理農貨後，約莫兩點到四點，沈秋錦開始迎接第一波客人，他表示：「比較頂級的客人這時會來買頂級的貨。」例如忠孝東路、中山市場附近，專賣精緻禮盒的水果店，多半會於此時前來批貨。但若發現這段時間鮮少人光顧，代表當天價格可能必須再降低，甚至可能賠本，「很漂亮的東西，沒有在那個時間點賣掉，後面的客人其實（購買的）單價都不會很高。」沈秋錦說明，繼專買高價位農貨的客人後，湧入批發市場的則轉為偏好中等價位的小販，相較前者，小販能負擔的價格也較低。 沈秋錦（左）將農貨整理好後，便開始接待不同需求的客人。　圖／王昱翔攝「清明常常下大雨、寒流冷得要死，小販就不願意買水果回去，價錢一定大崩盤呀！」鄭永進說。天氣的好壞，有時也影響生意的興旺與否，若提前得知氣候不佳，他會趕緊通知果農減少出貨量。但若當天已進貨，又發現貨量過多難以售出，鄭永進則會想盡辦法將農貨轉交其他行口或超市，任其低價售出，他感嘆：「結果通常都會賠錢。」若遇上生產旺季，行口也會面臨無法完銷的日子，沈秋錦無奈地說：「就必須壓低價錢、賠錢啊。」他舉例，有時賣上一兩天的芒果外皮會出油，小販多半不願收購，所以儘管是以一箱五百元購入的農貨，最後也可能以三、四百元的賠本價售出，沈秋錦說：「很多做加工的、冰店會收，但是收的單價就不是很高，做生意不是百分之百賺錢。」直到十點半左右，若有尚未賣完的水果，沈秋錦會先收攤、隔日再賣。一天連續工作逾十個小時的他，收拾完後還需處理匯款等事務，下午兩點才能享受短暫的睡眠，沈秋錦有些無奈地說：「我們習慣了啦。」<b>行口交易不透明　農民擔憂遭剝削日夜顛倒、工時長，是行口的日常，此外，作為生產者和零售商的中間人，能屈能伸、能言善道是他們必備的生存條件，然而這樣的形象卻使他們被媒體冠上剝削的罵名，也讓農民對行口充滿不信任。行口這條通路對田匠物產負責人廖偉順來說，不僅風險高，也容易賠錢。「我們貨給他（行口）這麼多，大部分都是沒有先談價格，等賣一賣再給我們錢，中間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利潤在哪裡。」廖偉順認為，託貨給行口販賣，農民並不清楚販賣過程經過哪些環節，只能等待行口報價，然最後價格通常不佳。 農民託貨給行口販售，並非先談好價格，而是在貨品賣出後才知道總體單價。　圖／農民提供務農近三十年的蓮霧農倪榮彬指出，農民難以接觸行口買賣過程，導致行口有許多操作價格的空間，「有時候他（行口）給你漲，他也不會跟你講啊，他就自己賺去。」倪榮彬以過去和大型行口合作的經驗為例，若行口賣出一斤40元的蓮霧，向農民報價38元，每斤就能多賺兩塊錢，「一斤他昧著良心多賺兩塊錢，那一個月多賺多少？」以他合作過最大的行口來說，一天收1000件貨、一件貨品40斤，不計算抽成的傭金，就能多賺八萬元。鄭永進坦言，不肖行口時常透過「話術」將小販和農民玩弄於股掌之間，以得到更多利潤。如告知農民今天下雨，小販少、買氣差，讓農民接受低價；同時和小販說明因為產量不佳，所以價格高。當雙方都相信行口時，行口便可多賺取中間的價差，也可繼續與雙方保持合作關係。鄭永進說：「這個就是要有辦法去套他們（農民、小販）的話，你有辦法，他就聽你的，這就是做生意又騙又拐。」<b>行口扮演協調者　需考量小販和農民的利益然而當行口賣價低於行情太多時，也可能使農民不願繼續合作，行口因而也有倒貼農民的時候。如蓮霧全國平均一斤30元時，某行口因地域、顧客等級、當地天氣等各種因素，最高僅能賣到20元，低於平均十元。此時行口為了使農民繼續供貨，因而不告知農民真實賣價，而是自抬五元為每斤25元。扣掉2.5元的一成傭金後，行口實際匯給農民22.5元，仍多出一斤2.5元的成本。鄭永進表示，因為向農民報價要面對的是全台平均價，「所以市場的賣價跟果農報的價，是不同價。」水噹噹香蕉的行口林筠玫認為，行口就像是中間人，若貨品賣不出去，就必須扮演好中間協調者的身分，替農民拜託熟客收購，「能夠幫農民補貼多少是多少。」不過身在其中，行口也須顧慮到小販的生計，鄭永進說：「有時候我們要站在中間的蹺蹺板，觀察一下他（小販）會不會賺。」若貨品價格太高，小販面對的客戶負擔不起，便要考慮減少農民的利潤，以低於行情的價格賣出。鄭永進解釋：「你不能一直都顧果農，當有一天果農貨很多的時候，你也會需要小販。」「這都是一種環環相扣的東西啦。」沈秋錦表示，行口得在農民期望和小販利益間取得平衡，盡可能讓雙方滿意。鄭永進更坦承地說，要取得平衡，就是得減少自身利益，如補貼農民、降低給小販的價格，「做行口是做兩邊啦，你要把你的利潤縮小一點，做生意要實一點，不要大賺。」不過市場變動難預測，每個市場的狀況也都不同，沈秋錦解釋，因為他僅能以台北第一果菜批發市場的行情定價，因此當其他市場的價格較好時，他會建議農民將貨品送至該地，「你那邊可以下多一點（貨品），我不會說你一定要給我。」與行口互動良好的荔枝農倪榮城表示，固定合作的行口會向他解釋市場狀況，也會在出貨前，預測隔天市場的到貨量和價格，進而建議出貨量，以確保價格維持在最好的狀態。今年倪榮城有高達九成的貨品都交由行口販賣，替他省下不少聯絡客戶的時間，「就是相信他（行口），彼此互利，不要猜忌，農民比較不會累。」 倪榮城的荔枝多交由行口販售，並與行口建立良好的關係。　圖／倪旻勤攝<b>行口限制多　農民轉戰自產自銷雖然現今農貨透過行口買賣占多數，但有越來越多農民透過網路與宅配自產自銷，亦有農夫市集可販售農產品，農民也能自行與市場攤販、超市接洽。除了可以省去行口在販賣過程中的抽成，也能有更多議價空間，保障農產品利潤。「（我們可以在）這個市集盡量曝光，吸引一些客戶進來，我們可以自己玩自己的遊戲。」在田裡有腳印市集擺攤的日森有機上將梨果園老闆廖俊欽說。  「以自產自銷來說，我們可以多一點利潤。」家和果園園主林欣瑩表示，二十年前，果園大部分的葡萄都透過行口賣出，然而由於行口販賣價格不透明，也無法議價，利潤缺乏保障，因而走向轉型。家和果園從市場擺攤開始累積客群，在十多年前透過網路與宅配走向自產自銷，去年也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的畢業製作團隊合作，除了共同經營臉書粉絲專頁外，也經由短片、圖文設計建立新的品牌形象。此外，下游小販大多向行口購買較低價的普通農貨，有機、有產銷履歷和精緻等高成本、高價的農產品若想透過行口與其競爭，只能降價求售。廖偉順說：「一般外面的市場、行口好像都不看這種食安的問題，所以他（行口）價格並不會比較好。」老莊有機農場農民莊榮宜解釋，自己投入較多成本種植有機，但過去在臺北農產運銷公司拍賣時，竟與一般農產品價格差不多，「就是一個字慘，入不敷出。」故許多種植高品質農產品的農民考量到利潤，選擇轉戰自產自銷。 莊榮宜（左）假日在田裡有腳印農夫市集擺攤，販賣自產的有機蔬果。　圖／邱于瑄攝廖偉順也舉例，由於自家種植有產銷履歷的南瓜，必須額外負擔農藥、產銷履歷等檢測費用，成本相對較高，故他直接與超市接洽、販售農產，比起行口多了議價空間，「除了（考量）行情價之外，我們也會跟他（超市）說品質的部分。」雖然必須與超市簽約，保證穩定的品質與供量，但若遇上颱風季產量大減或是市場價格波動，都可與超市協商供貨量與價格。蒲公英有機農場的劉芳伶也提及，行口會要求一定數量及重量的農產品，小規模種植的有機農產無法符合要求，故他選擇在市集擺攤、自行販售。且透過市集的販賣，農民能與顧客面對面接觸，可以親自介紹農產品特色外，也讓顧客對於產品的來源更安心。<b>農民銷路多元化　行口仍佔主要通路不少農民藉由網路、農夫市集自行銷售農產品，減少對行口的依賴。但多數的農民認為行口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威木農舍負責人張凱宇表示，生產量較大的農民仍多透過行口販賣，「因為他自己絕對沒有時間去賣。」廖偉順也表認同，他解釋，農民人力有限，在無法兼顧農貨品質和行銷服務的情況下，就會將農貨交由行口，讓其擔任行銷的角色。林筠玫表示，的確有不少農民轉用網路販售，但他不認為會影響到行口的生存。「我們算是批發，你不可能用網路去批發呀，因為一次一箱就15公斤了，不會有人去網路上買15公斤的。」林筠玫解釋，行口是以大量販售為主，跟網路行銷的客群仍有區別。此外，林筠玫也進一步指出使用網路行銷蔬果的困難，他表示，傳統、大眾化的水果如蘋果、香蕉，其實並不適合做網路銷售。「蘋果三粒一百，網路四粒一百，你會去買四粒一百嗎？你不會為了一粒然後多付65元的運費吧？」林筠玫認為，如農民想利用網路平台販售蔬果，應考量自家作物的特色，「像是有機蔬果，就比較會有人買。」林筠玫表示，網路平台仍算小眾市場。 行口以大量販售農貨為主，林筠玫認為不會與網路平台的客群有所衝突。　圖／倪旻勤攝鄭永進則認為網路行銷與宅配的發展，確實有衝擊到行口的利益。「宅配發展起來後，市場上比較漂亮的貨有在減少。」鄭永進說明，農民會透過宅配將品質最好的貨直接賣給客人，剩下品質普通、甚至較差的貨再交給行口賣到市場。「如果客人知道可以用便宜的錢跟產地買到漂亮的貨，他哪會跟小販買？」但鄭永進指出，行口消失的機會不大，「或許傳統市場會不見，但行口是不會啦。」他表示，行口串起了農產品的上下游，產地與銷售方仍須靠行口去牽線、從中協調價格。沈秋錦也認同鄭永進的想法，他認為行口與農民、運輸業、小販皆有密切關係，「所以你說要它（行口）在市場消失，有可能嗎？」不過，沈秋錦也強調：「市場觀念改變，我們就要轉型。」他指著攤位上一箱箱的梨子解釋，從前行口進貨量大，但現在為因應大眾消費習慣的改變，開始走小包裝、小禮盒的精緻路線，也會根據季節調整販賣種類。沈秋錦笑說：「大家要求進步啊，你能適應社會就適者生存嘛，不適者它就會慢慢被淘汰掉。」隨著網購、農夫市集的風氣吹向農產品，自產自銷的農民日益增長，消費者的購買管道也更多元。儘管多少影響了行口的農貨來源，但行口都有自己的應對招數，比如積極與小販牽線、減少收貨量。林筠玫表示，行口是個特殊的工作，要同時面對小販及農民，「好的時候大家一起好，不好的時候，我會協助你（農民）把東西推出去。」作為一個農產品推手，行口仍會在凌晨的果菜市場中持續工作著。

【記者徐佳渝綜合報導】來自印度各地區數千名農民和農工於11月28日及29日步行至德里，要求政府舉行為期21天的特別會議。本次抗議行動「解放農民遊行（Kisan Mukti March）」由207個農民組織組成的「全印度農民衝突協調委員會（All India Kisan Sangharsh Coordination Committee, AKSCC）」發起，希望能實現「撤銷農民債務」及「農作物採購價再議」兩大主要訴求。 抗議民眾舉著「國家和農民聲音同在」的標語，傳達出跟農民並肩作戰的決心。　圖／艾薇塔．羅德里格斯提供根據《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報導，鉅額債務、旱災、自殺等問題已困擾印度農民數十年。「聽說有大學生為了抗議而蹺課，我就知道一定要參加這次的農民行動。」聖史蒂芬學院（St. Stephens College）學生艾薇塔．羅德里格斯（Evita Rodrigues）表示，雖然遊行正好遇到考試時間，但位在維達婆、納西克等許多地區的大學生都選擇蹺課支持農民，讓他明白站出來幫助農民生活改善，「沒有任何缺席的藉口」。 一位身穿紅格子衣服的學生正舉著抗議板子表達訴求，支持農民抗議行動。　圖／艾薇塔．羅德里格斯提供參與者、就讀聖史蒂芬學院的什米西塔．菈納瓦（Sharmishtha Ranawat）則分享，印度坦米爾納德邦農民的隊伍讓他印象最深刻。「在寒冷的11月，他們只用一塊綠布裹身。」他描述，坦米爾納德邦農民拿著自殺農民的頭蓋骨和其他骨頭，講述他們生活的痛苦以及承受巨額債務的壓力。而其實在去年，坦米爾納德邦農民就曾遊行至新德里的簡塔·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並在現場吃老鼠、飲尿，表達他們欲改變現狀的決心。但菈納瓦提到，當時政府完全不予以理會，「這些故事讓包括我在內的遊行民眾都非常震驚。」 民眾高舉「全印度農民衝突協調委員會」的紅色旗幟在現場表達訴求。　圖／什米西塔．菈納瓦提供印度農民自殺事件頻傳，菈納瓦指出過去20年以來，有約30萬名農民自殺，但政府最近兩年甚至沒有公開農民自殺的相關數據，「他們始終受貧窮和債務的惡性循環所苦。」而這次遊行兩大主要訴求，第一點為要求政府撤銷農民背負的龐大債務，第二點則是希望改變農作物最低採購價格的訂定方式，另有如成立農民救災委員會等訴求。不過菈納瓦表示，歷屆政府常給農民開空頭支票，再加上官僚機構效率低落，都是農民生活無法好轉的重要因素。 數千位民眾和農民跟著長到看不見盡頭的遊行隊伍一同步行至議會。　圖／艾薇塔．羅德里格斯提供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elhi, DU）、安貝卡大學（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 AUD）及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JNU）等數所學校的學生皆支持本次的農民行動。「遊行的熱情氣氛讓我很感動。」菈納瓦提到，看到如此多民眾願意為農民的生活挺身而出，讓他確信改變能夠實現。但另一方面，羅德里格斯指出，遊行民眾其實夾雜著憂慮、掙扎的心情。他表示農民在近幾年發起多次抗議，不過政府都不當一回事，「非得要遊行至德里這樣的大城才會受到矚目。」羅德里格斯認為，遊行民眾不確定這一次會不會促成改變，「在看似聲勢浩大的遊行中，也明顯能看出無奈。」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農民身著鮮艷的傳統服飾，坐在遊行民眾之間特別引人注目。　圖／什米西塔．菈納瓦提供被認為引起大眾關注農民議題的資深記者芭拉古米．聖伊納斯（Palagummi Sainath）在印度雜誌《瞭望（The Caravan）》的專訪中表示，這次最讓他感動的是中產階級的響應。他提到今年的農民運動中，有些醫生會醫治長途步行中受傷的農民，也有商人在現場提供1000雙鞋子給赤腳遊行的民眾穿戴。菈納瓦也分享，遊行民眾不分階級皆團結一致，「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農民的抗議遊行，而是每個印度人的戰鬥。」

【記者林宛賢綜合報導】近年來由於農業人口老化及食安危機等問題，使得台灣農業面臨永續發展的挑戰。而針對上述兩項台灣農業困境，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陳文亮與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林一平跨領域合作，帶領學生團隊開發「AgriTalk」智慧農業系統，以科技監控農作物生長的方式，落實無毒智慧農業。 台灣農業近年來面臨許多嚴峻挑戰，包含農業人口老化、農藥使用過量等問題。　圖／ 林宛賢攝交大團隊的「AgriTalk」系統正好呼應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廣的「智慧農業4.0」。農業4.0是指期望能將工業4.0科技如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在農業發展上。而「AgriTalk」則是以林一平的「IOTtalk」物聯網平台為基礎，進而結合生物科技研發而成。林一平說：「資工系的專業應用在智慧農業上有兩個面向，一是人工智能，二是互聯網。」此套系統除了使用到資訊工程技術外，也結合生科系團隊所研發的生物抑制劑、驅蟲燈和捕蟲罐等，進行跨領域的整合。林一平補充，遍佈農田的有線感測器會收集光度、濕度、溫度和病蟲害數，並將所有數據送到後端平台，進而計算出何時應該噴灑農藥或是預防害蟲的侵襲，「但最重要的還是在生物科技上的技術，否則只有資工技術，無毒農業一切都只是空談。」而在生科方面的技術應用，陳文亮解釋，團隊利用有機的方式萃取出防治蟲害的生物抑制劑、有機肥料及驅蟲劑，並且於人工智慧系統中導入老農耕作的經驗，在人工智慧系統上做出更加人性化的設計，以簡易的操作方式，幫助農民預防蟲害、病害以及進行灌溉、施肥的調控。 AgriTalk是個結合科技與農業，並以有機無毒方式對農產品進行監控的智慧系統。　圖 ／ 鄭毓茜提供跨領域合作模式使得溝通成為最重要的關鍵。研發團隊成員、生科所博士生黃鳳凌說：「不同科系間有不同的思維，主要會反映在概念上和技術上的溝通。」關於概念上的溝通，她舉例雙方必須將彼此領域的專業名詞口語化，否則對方也無法理解；而在技術溝通上，則是必須協調好雙方對於操作儀器、獲得數據方面的認知和理解。黃鳳凌說：「未來希望能將這個系統發展成簡易操作、具大數據學習並能針對個別不同作物的Superfarmer系統。」而針對台灣未來的農業發展，陳文亮則說：「不是一味地去發展智慧化，為了智慧化而智慧化。」她認為，智慧農業的發展必須真正提升農產品價值、解決產品問題。目前該團隊也正積極向青年農民推廣此一系統，希望能吸引年輕人返鄉耕農，透過易學又有機的智慧系統改善現今台灣農業困境。

【記者洪婉恬台北報導】打開圓形飯盒，以少見的紅蔾、黑米或秈米為底，搭配山藥、彩椒、秋葵等當季蔬菜，讓經常外食的大學生也能吃得健康。十幾位國立台灣大學的學生組成的「小農飯盒」，精選有機或友善耕作生產的食材，每週一次推出四種菜色、葷素皆有的便當。 「小農飯盒」精選有機農業或友善耕作生產的食材入菜，提供台大學生美味健康的外食選擇。　圖／陳麒鈞提供創始人邱晨起初想讓身邊同學有更多外食選擇，便開始幫忙代訂便當；後來她希望更多人擁有「吃得好」的機會，於是去年10月加入台大「Net Impact社會創新社」成為短期專案。沒想到團隊越做越起勁，期許透過飯盒推動台灣的農業轉型，因此半年後決定成立小農飯盒。大部分農友都支持團隊，並感到欣慰。成員、台大國際企業學系的傅爾健說：「他們對年輕人願意接觸這塊領域覺得很開心。」他也發現，許多農友是單純出自對土地的熱愛而採友善耕作，即使收入微薄也不在意。例如一位原本賣農藥的農友，因為孩子的出生而改種有機地瓜，令他很感動。因此團隊認為，與小農合作是能給予他們最實際的回饋。現在平均訂購量已從起初的50個提升至120個，將近三成都是回頭客，未來小農飯盒希望取得校方核可並正式營運。傅爾健期許消費者跳脫標章認證制度的框架，與農友建立互信，讓他們把友善的農產品帶進飯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