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樂怡、周依恩、鄭孟佳、吳恒儀綜合報導】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辦公室裡，充斥成堆的標語布條和貼紙。「作為學生，我們應該要突破這個社會對『學生』兩個字的限制跟想像。」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副理事長許靜玟說。他娓娓道來投身政治參與的歷程，從香港反送中運動帶給他的啟發，到2020年罷免高雄前市長韓國瑜時和朋友籌組「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再到如今在臺灣青年民主協會擔任幹部。「我覺得我作為青年會有一個使命感，或是說一個責任感。」他說道。

學生的身影穿梭在台灣歷史中的每個政治現場，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因交通紀律與日本警察爆發衝突，促成台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事件。台灣的學生運動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野百合學運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學生抗議行動，聚集上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野百合學運」不但影響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更培養出一群走入政治圈的「野百合世代」，掀起改革的浪潮。當時廣場上巨大的野百合塑像，至今仍是台灣民主化歷程中鮮明的符號。

這股改革的動能，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再次爆發。為反對立法院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主要由大學生組成的抗議者翻過圍牆，佔領立法院靜坐，直至立院停止審議該協議。此後學生關懷社會、參政形成一股風潮，各所大學、高中相繼成立關心社會運動及公共議題的異議性社團，如國立臺灣大學濁水溪社、國立政治大學野火陣線、國立成功大學零貳社等。

雖然十載光陰後的今日，青年社運和異議性社團的熱潮逐漸消散，但仍有大學生願意投身公共事務。今年4月，政大及多所大學的學生因應「2025年大泛藍立委罷免」，在校園中擺攤設置連署站，掀起政治與校園間界線的討論。

政大社會系教授黃厚銘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參與是公民責任的一環，而對這群學生而言，大學提供了更多接觸與學習政治參與的機會，讓他們能進一步實踐公共參與。然而，政治是否應該出現在校園內、進入校園的方式是否恰當等問題仍具爭議。政大學生自主發起罷免連署活動，並在臉書社團「NCCU政大學生交流板」發布訊息，就有網民留下「這沒領錢真的不信」等質疑言論。

「在校園內，不管是討論政治還是舉辦相關活動，都是在培養學生與社會接軌的能力。」政大野火陣線前社長李喻哲說道。他提到，許多大學生認為政策對自己沒有直接的影響，從而容易忽略關注社會的重要性，但一畢業進入社會，就會明顯意識到政策帶給自己的直接影響。「只是希望學生能花個一兩分鐘，了解今天台灣或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認為，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投身政治，也應培養基本的公共意識與社會關懷。
黃厚銘分析，大學生的行動往往動機單純，且敢於挑戰權威與發聲，這些特質正是進入社會後難以維持的寶貴資產。大學生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擁有更多時間和自由，也較少背負養家糊口的壓力，「就是 nothing to lose（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他說道。

許靜玟認為，如今所有群體關注政治比例皆降低，不只出現在年輕人當中。他指出，社會沒有創造好的環境去讓大眾進行討論，他們表達立場往往會招致批評，甚至怨懟。「所以他其實是害怕，而不是不想。」許靜玟說。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年滿20歲的學生即已具備完整的公民權利，理應與社會大眾享有平等的政治參與空間。學生不只是學生，他們同時也是選民、公共議題的利害關係人。黃厚銘指出，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台灣社會對學生的政治角色，總帶有一層難以抹去的不信任。

目前就讀於臺大政治學研究所，也加入國民黨青年團的徐致遠認為，大學生的聲音常被貼上「沒有判斷能力、社會經驗不足、見識的不夠多」的標籤。他表示，社會大眾以政治骯髒、政黨洗腦學生等理由將學生隔絕於政治，這些發言背後隱含著對學生群體的不信任，將他們幼體化，認為學生沒有成年人的判斷力和政治知識。
李喻哲提及，他在進行公共倡議時被幼體化的經驗已經數不勝數，他無奈地說道：「做什麼都會被人家說『學生懂個屁？』」。 他認為社會應給青年的聲音更多空間，不應一方面期望學生將寶貴的一票投給利於國家未來的候選人，另一方面排斥學生談論政黨政治與社會議題。「這是自相矛盾的。」李喻哲分析道。

徐致遠表示，「有沒有（政治）判斷能力不是任何人可以去認定的，也不是國家可以去認定的。」徐致遠認為，政治判斷能力跟年齡或學生身分無關。「倡議或是公共參與並沒有分很多的身份，你無論是誰都可以進行這些行為。」許靜玟解釋。許靜玟說明，社會認為學生還在學習的階段中，是尚未完整的人，但學生其實是一個思想完整的人，與其他公民並無不同，同樣具備理性思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不應該矮化學生討論議題的聲音。

除了參與公共事務外，也有學生透過參與政黨來接觸政治。平時就相當關注政治的涂彥謙，去年暑假剛加入民進黨，他說：「我覺得民進黨是目前（政黨）價值觀裡面（和我）最相近的，我就想要抱持著試試看的態度加入。」涂彥謙在青年部的活動組中負責發想、協辦活動。涂彥謙認為辦活動能讓更多人認識自己想推廣的議題，是提出自己觀點的好機會。徐致遠也表示，走進政黨體制可以接觸到政治權力和資源，「他會把你當自己人，你如果要去推議題也比較容易。」

不過徐致遠也指出，加入政黨容易被外界貼標籤。「不管你自己本人的立場是什麼，你都會被這個黨的立場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徐致遠說道。徐致遠舉例分享，有人會因為國民黨親中親共的標籤，而懷疑他加入國民黨是否就是支持中共統一台灣。涂彥謙也澄清，身邊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盲目支持黨團決策，例如民進黨當政執行死刑時，便有許多黨內青年在社群平台上表態反對。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提及，台灣過去在黨國體制下，校園內不但設有國民黨黨部，更監視師生是否有反黨反國的言行，解嚴後的「政治退出校園」運動，便是希望校園能擺脫黨政軍的監管。政大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解釋，現今《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的「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即是為了還給師生政治自由，因為校方不中立，等於在校園空間內扼殺政治自由，然而該條法律的內涵經常遭到誤解。政大學生在校內自主發起罷免連署收件時，學校便以行政中立為由，拒絕學生借用場地公開倡議。對此黃厚銘澄清道，《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的中立原則，規範對象是學校，而非學生，因此不能支持或限制學生的政治立場。

林佳和說道：「在民主時代，不要把學校想像成純淨不受外界影響的封閉式無菌室。」他表示只有在威權統治下，才會將「乾淨」的校園視為理想，不允許師生在校園內表達政治意見。「不是黨和政不能在校園裡，而是不能像過去只允許單一政黨的活動。」林佳和語帶堅定地詮釋學校機關的「中立」原則。

政大野火陣線前社長游博安則指出校園容許不同立場的重要性，如果為了讓學生理解不同政見而允許政黨入校宣傳，就要平衡各個黨派的聲音。「中立不會存在於真空之中，勢必要在多元並陳的狀態下，（才能）接近所謂理想中的中立狀態。」游博安說道。

針對校園內出現政治活動，政大學生阿茗（化名）擔憂，夾帶政黨利益的政治行動出現在校園內，可能操作學生的意識型態，拉攏學生加入特定立場，抹殺個人自主思考的空間。李酉潭反對校內有政黨組織，他說：「台灣政治文化跟制度都還不太足夠，過去的歷史脈絡、黨國體制遺毒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好，還有中共因素。」他認同政黨勢力退出校園有「矯枉過正」的必要，以避免政黨意識型態干預校園運作。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劉嘉薇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的必然，「學校不可能禁止（政黨進入校園）。」他說道：「最好的管理就是讓所有言論都可以在校園內發生。」徐致遠則補充，政黨可以透過正當的官方程序存在於校園，如透過發函給校方申請公開政黨青年活動資訊，藉此提供學生理解政黨運作的機會。

「（民主）不需要動輒得咎，但也不應該毫無顧忌。」林佳和說。他認為，師生可以於課堂上自由談論政治，但必須在合理的界線內，例如教師不能以立場不同為由，藉扣分等方式侵害同學權益；學生亦不得因政治意見相左，便干擾教學秩序。「沒有一種民主或意見交換是沒有界線的。」林佳和說道。他更補充，言論自由以民主為前提，須建立在尊重人性尊嚴之上，應避免辱罵他人、鼓吹武力統一台灣等踩到民主紅線的言論。

「我自己的理想狀態，應該是大家都可以很自然而然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許靜玟說。不過他認為，台灣過去曾有白色恐怖的集體歷史創傷，導致社會氛圍不鼓勵相異立場之間交流，因此校園中的討論風氣，需要時間推動。許靜玟感性地分享，他看見台灣許多前輩為民主制度打下地基，激勵了自己守護台灣的真心。身為大學生的他認為，年輕公民是舉起火把照亮社會的人，將火把舉起，大家才會看到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