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隨著全球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提升，社會上關於精神疾病的討論不曾止息。根據民國107年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分析，身處於當今「憂鬱世代」的人們，因精神疾患而選擇就醫的人數高達270萬人。其實，這些亟待癒合的靈魂並不孤獨，總有一群無名英雄陪伴患者跨過無數深淵。他們，是精神疾病照顧者。然而，患者受疾病纏身的痛苦太顯眼，照顧者因而隱沒在大眾視野中，讓社會不自覺地忘記關懷照顧者。每日的照護與陪伴無可奈何地束縛他們，讓照顧者在承擔責任與追求自我的矛盾中不斷掙扎。無數次面臨沈重壓力，照顧者的心緒又該由誰來承接呢？警語：以下心理師建議採訪自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周璟言。每則報導僅針對個案情況分析，僅供參考，並非適用所有相同精神疾病的精神患者及其照顧者。若有諮詢需求，請尋找專業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求助，或是撥打相關照顧者專線。以下報導中會出現患者對於自殺意圖的描述，目的是讓讀者了解照顧者的處境，並非對於自殺的描寫，請讀者諒察。（點擊以下圖片觀看完整報導） 照顧者資源：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0800-507272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安心專線：1925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24小時服務專線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學生們一個接著一個，蹲在花圃邊把鬱金香球莖種入土中，他們的雙手和膝蓋上都沾滿了泥土，但眼神裡卻是滿滿的笑意。黃色鬱金香計畫（The Yellow Tulip Project, YTP）是美國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他們致力於消除精神疾病污名、建立關懷社群，並激發不同族群之間關於身心健康的對話。組織成員包含四位領導人、13位青年領袖以及上百名學生大使。 黃色鬱金香計畫是美國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廣心理健康議題。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秋季時，黃色鬱金香團隊會帶領學生和社區組織在「希望花園」裡種植象徵希望的黃色鬱金香，讓大家能在春季時迎接鬱金香的盛放，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溫暖的心靈對話空間，讓人們在鬱金香的陪伴下，互相撫慰彼此的情緒。黃色鬱金香團隊透過這個經典活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同時也讓參與者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身一人。 「希望花園」在美國各州遍地開花，持續引起大眾對於黃色鬱金香計畫的關注。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心理健康的議題影響著我們，不論是青少年或成年人，它值得被用力推動。」黃色鬱金香計畫公關總監康拉德．加布列（Conrad Gabriel）說道。加布列是一名充滿熱情的大二學生，參與鬱金香計畫已經長達四年，他回憶起剛加入團隊，以青年大使身份參加秋季種植鬱金香活動時，看見到場響應的民眾十分踴躍，讓他受到很大的鼓舞，「這讓我相信自己在推動消除精神疾病污名的路上並非獨自前行。」青年大使安德里亞．馬格斯（Andrea Maggs）也表示，一群人聚在一起分享境遇讓他更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故事，談論他長久以來對於推動心理健康議題的努力。 種植完鬱金香球莖後，參與者會在「希望花園」展開心靈對話，互相撫慰彼此。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新冠肺炎爆發後，對全球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影響，其中也包括我在內。」加布列擔憂地說道。除了種植鬱金香，黃色鬱金香團隊也以全國各地的學校為據點，建立人數高達上百人的黃色鬱金香青年大使團，以社團方式進駐校園，期望在校園的各個角落傳達黃色鬱金香計畫的理念，呼籲青年正視心理健康相關問題，並傾聽內心的聲音。加布列指出，青年大使的角色是團隊成功的基礎，在黃色鬱金香這樣以青年領導的組織當中，他們的聲音非常重要。 黃色鬱金香計畫為青年領導團隊，其中上百名的青年大使更是組織成功的基礎。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該計畫源自於創辦人茱莉亞．漢森（Julia Hansen）的親身經歷。漢森高中時曾罹患憂鬱症，過程中充滿強烈的孤獨感與無助感，加上當時社會普遍對於心理衛生相關疾病充斥著汙名與標籤，讓他在尋求幫助時困難重重，更因此失去了兩位好友。漢森因而更堅定地推動這個計畫，不僅期望能為需要的人提供相關諮詢及協助，更期盼能除去社會大眾對於心理衛生疾病的汙名與標籤。 青年大使在校內以社團方式活動，將黃色鬱金香計畫的理念帶進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此外，黃色鬱金香團隊也定期舉辦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活動與展覽，其中最著名的是「黑白攝影展」。此展覽以黑白肖像的方式展出，展覽中的作品呈現出創作者面臨心理健康的挑戰，以及個人受親友患病產生的影響。希望能透過展出的作品呼籲社會大眾正視心理健康的問題，加布列表示，「我們應該專注於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它可以帶來更好、更輕鬆的生活。」。 黃色鬱金香計畫團隊期盼持續散播「希望會發生」的正向能量，引起社會關注。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目前，黃色鬱金香團隊仍持續推動種植鬱金香的活動，在美國各州幾乎都能見到「希望花園」的身影，團隊成員也期望心理健康議題能像鬱金香一樣遍地開花。訪問的最後，加布列語帶自豪地說：「我知道這不容易，但我們跟許多支持我們的人一起，在路上並肩前行。」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我們不可能活得毫無情緒，既然如此就應該學習如何察覺它。」Stand By 憂團隊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展開了「國際鏈結」、「情緒影展」以及「情緒石頭湯」等計畫。他們以線上互動的方式，期望陪伴參與者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學習與之共處。團隊的核心成員林家安堅定地說：「我們希望關心到每個人的情緒。」Stand By 憂啟動自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民國110年度的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原先陌生的五個人因為精神疾病和覺察情緒等議題聚在一起，共同創辦了Stand By 憂。他們的創辦理念源自於「Stand By You」的陪伴意象，期待透過情緒陪伴情緒、生命陪伴生命的概念，​帶領大眾一同覺察情緒，陪伴彼此。 Stand By 憂團隊關心情緒察議題，希望透過線上活動凝聚關注。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核心成員林家安曾為憂鬱症患者的陪伴者，回憶起當時，他表示自己太晚意識到對方的情緒，屢次希望對方多談談自己的感受。當時對方突如其來的一句「我昨天突然就覺得活著好像沒什麼意義，想要自殺。」才讓他驚覺對方需要協助。林家安因而開始關注情緒覺察的議題，「如果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試著接住他的情緒，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陪伴他多走一段路？」他遺憾地說道。多數現代人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情緒，甚至不清楚自己身處於什麼樣的情緒當中，「我常常教我的個案思考情緒，不只思考憂鬱、緊張這些相應的結果，也要專注在自己遇到什麼事件導致這樣的情緒，或者中間經歷了什麼內在思考的歷程。」談到情緒覺察，臨床心理師蕭仁釗指出，其中的一大重點是自己能為情緒做些什麼，而非停留在當下的情緒泥淖中，包含求助朋友或是相關心理諮商機構等，讓自己恢復到生活的狀態。 情緒影展以線上形式呈現，民眾可以隨時隨地觀展並練習情緒覺察。　圖／Stand By 憂提供為了替情緒找到出口，Stand By 憂致力於開發人人皆可用的情緒工具，他們在線上網站Gather Town上推出「情緒影展」，邀請理想混蛋、綠繡眼等創作者和民眾一同參與展出，以繪畫、歌曲、短文等形式書寫情緒。參觀完一整圈展區，最後會走回原點，象徵情緒應該經過覺察後走過，而非忽視。情緒影展上線兩個月即獲得不少好評，團隊成員也分享有參與者回饋道：「我覺得我的感受被收進一個信封，輕輕地闔上，可以沒有負擔地帶走。」 情緒影展分為三大主題區，讓參與者在情感上以及專業知識層面都有收穫。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也邀請曾有「傾聽運動」經驗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學生廖庭儀加入團隊，負責籌劃「情緒石頭湯」活動。每個月不定期邀請各個主題的講者透過Google Meet分享自身經驗，並穿插創作活動與參與者互動，學習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廖庭儀表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情緒石頭湯的創作時間，其中一位參與者在留言板拋出了「大家還好嗎？」的問句，引起許多參與者的共鳴，若有其他人回覆自己過得不好，拋出問題的參與者便會以溫暖文字安慰他。參與者自發性地互相療癒也充分體現了Stand By 憂互相陪伴的理念，讓團隊成員受到相當大程度的鼓舞。 團隊邀請各界素人主講情緒石頭湯，讓參與者學習以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　圖／Stand By 憂提供上個月，曾在10月擔任「情緒石頭湯」講者的插畫家尹湘選擇離開世界。廖庭儀作為其好友難掩沉痛，他表示尹湘一直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患有思覺失調、重度憂鬱症、焦慮症以及強迫症。一直以來，他用自己擅長的繪畫鼓勵著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友們。「看著他的背影，我總是自卑，我追不上。」廖庭儀苦笑說道。該次活動，參與者受到尹湘的鼓舞，在創作時間以各種方式抒發自己的心情，彼此安慰。廖庭儀談到那次的「情緒石頭湯」，眼裡充滿了自豪，他說：「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石頭湯能夠成為求助者的浮木，只要有一個人在那兩個小時專心傾聽，那他至少在這段時間就是安全的，也許他會因而改變他的想法，做不一樣的選擇。」林家安也補充，情緒石頭湯創造了機會打開不同身份的交流，也呼應到了Stand By 憂的另一個核心命題：社區觀念。社區觀念是陪伴憂鬱症病友歷程中很重要的部分。Stand By 憂團隊期望除了陪伴者以外，能引導會與之接觸，並給予幫助的角色，例如，老師在教學場域遇到學生，即使只是短短一堂課，也能產生其影響力；又或許因為自殺事件介入的警察，也應該被引導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況。此外，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與國外身心健康組織互動，進行「國際鏈結」計畫，替外國組織翻譯文案與作品。除了希望推廣、套用國外的模式以外，也期望能從台灣出發影響國際，建構出專屬於華語世界的專業社群網絡，不只承接更多社會大眾原先忽視的憂鬱情緒或病症，也帶著大家認識自己的喜怒哀樂，學習辨認自己在不同狀態下呈現的不同樣貌。 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推廣心理健康議題相關專業知識，望帶領民眾認識該議題。　圖／Stand By 憂提供目前團隊仍持續舉辦情緒石頭湯的活動，期望累積更高的知名度，讓素人主講為導向的活動產生更多影響力，累積長期的受眾，而不是變成以邀請知名人物吸引參與者的狀況。廖庭儀擔憂地說：「我會很擔心講者會失望，以為自己的東西沒有人想聽，但不是的，只是大家的時間對不上，還沒接觸到想聽的人。」未來，團隊除了會持續推動各項活動的宣傳，也將在明年二月與青年署指導的專案團隊「時習教育」合作，協力推廣Let’s Talk活動，讓大眾一同討論校園心理健康議題的支持與穩固，除了讓教育工作者或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士參與討論，也希望能聽到還在學或已經離開校園的人分享自己的遺憾，或許是在學期間沒有能夠向輔導老師求助，或者從來不清楚輔導室在哪裡，因而感到無所適從的經驗。期盼透過與青年署和教育團隊合作的方式，將影響力擴及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林家安補充：「我們可能很少被看見，但我相信情緒覺察和心理疾病的議題非常重要。」

近年國內對憂鬱症的意識逐漸抬頭，陪在患者身邊的照顧者面臨的心理拉鋸及其需求也逐漸浮出檯面。圖為陪伴者情境示意。　圖／林琮恩攝【專題記者傅有萱、王薇妮、林琮恩綜合報導】「身為一個（憂鬱症）照顧者，經過三年我不知不覺因為壓力過大，而自律神經失調。」2019年底，知名YouTuber理科太太發布了影片，表明因老公受憂鬱症所苦，自己的生心理狀態亦欠佳，將暫停拍攝影片靜養一年。事實上，在台灣關於憂鬱症的討論不曾止息，然而相較患者本身，像理科太太這樣的「照顧者」卻鮮少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而他們在照顧患者過程中承受的負面影響也較難受到正視。      「As usual」可以嗎?陪伴者的戒慎恐懼如何解套？日前，藝人吳宗憲於節目中發表關於憂鬱症的言論，認為患者的發病原因僅為對現況感到「不知足」。此話一出立刻引發社會輿論，對此理科太太也發文回應表示，許多人在規勸患者「要知足、想開點」的同時，卻忽略了他們是因為生理因素而無法想開。「會得憂鬱症絕對不是因為不知足。」就讀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的陳怡靜無奈地說道。即將升上大二的那年暑假，陳怡靜因失眠問題，在男友孫培剛的建議下就診，卻意外得知自己罹患憂鬱症。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打亂了她的生活步調，由於擔心自己給男友添麻煩，陳怡靜甚至產生了分手的念頭，「我還要繼續跟他在一起嗎？這好像就是在拖累他。」得知女友罹患憂鬱症後，沒有任何相關經驗的孫培剛，開始蒐集資料並試著調適心態。他提到，雖然大家都對「憂鬱症」略有了解，但當真實發生於自己的生活圈時，卻不是人人都能體諒患者及照顧者。「其他人知道女友的情況後就常問我有沒有花時間陪伴她、跟她吃飯等等。」但孫培剛認為，知悉患者的情況後，人際圈中的朋友皆可以是照顧者，能適時給予患者能量，「我們都在同樣的位置。」面對女友的情況，孫培剛並無更動原先的相處模式，「不要把他們當患者，當一般人對待就好。」他認為現代社會中人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憂鬱症傾向，因此不必過度反應。且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他透過網路瞭解到，照顧憂鬱症患者時「As usual（一如往常）」的對待是關鍵。然而他也表示自己仍會受到女友狀態影響，因此常需要檢視並調適自身心理狀態，「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若有一天撐不住了，我也會去尋求醫生的幫助。」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坦言，對照顧者來說，長久地維持原況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照顧者最後要不就是跟著陷下去、要不就是與患者漸行漸遠。」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也建議，一如往常的陪伴雖是基本的照護模式，但若要讓患者更快地回到生活常態，則需要觀察他們整體的生活環境並從中慢慢找到待改善之處，「慢慢地往前是對的，但不能一直As usual，否則會困在同樣的困境中。」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建議照顧者多方觀察患者，適時並適當的協助照顧者回歸生活常態。　圖／林琮恩攝受傷的療癒者 患者與照顧者的角色轉換「我們學了一堆理論、學會怎麼聽別人講話，但在家裡時卻不一定會是這樣的角色。我還是會覺得家人很煩、希望他們不要跟我講話。」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邱俊穎坦言，因就讀科系被賦予的社會期待，讓他在身兼照顧者與患者的雙重身分下有些壓力。兩年前，母親突然向家人吐露輕生念頭，幾經溝通與勸導後邱俊穎與家人陪同母親就診，確定母親罹患憂鬱症。初面對母親的病狀，邱俊穎也措手不及，「媽媽較常和我姊姊傾訴，讓我其實有些自責。我想是不是我平常沒有建立好和他的關係，他才會連想自殺的想法都沒跟我說？」升上大二前的暑假，邱俊穎也罹患憂鬱症，但並未讓家人知情。在他陷入嚴重低潮時，母親亦同時發病，兩人時因小事產生衝突。母親甚至有時候會說出「這麼辛苦要不要死一死算了」等言論，「因為當時我也處在同樣難熬的狀態下，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安撫他」。心理輔導相關科系的包袱，也讓邱俊穎感到自責，「我明明是學習這些的，卻連家人遇到的事都沒辦法處理好。」在邱俊穎回復良好狀態後，則盡可能時常陪伴母親聊天、聽他分享內心想法與情緒、載他去看診等等。對邱俊穎而言，身為患者兼照顧者帶給他不少幫助，「正因為我也經歷過，所以更能理解憂鬱是怎麼一回事。」 挽起袖子，邱俊穎手腕內的刺青字樣「Wounded healer（受傷的療癒者）」一詞來自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代表著能夠治癒別人的人自己必定也受過傷。這是他送給自己的20歲生日禮物，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我提醒自己要好好處理自己的傷口，並與傷口並存。」　 圖／林琮恩攝撥去烏雲的那雙手 醫療協助憂鬱症家庭重回日常其實，像邱俊穎這樣照顧者同時也身為患者的例子並不罕見。方俊凱說明，一般到診的患者是家庭中憂鬱症程度最嚴重者，而其他家人也常出現焦慮或是適應障礙等問題，只是病徵較不嚴重。因此他在診斷個案後也會詢問家屬是否也需要接受治療。方俊凱舉例，曾有患者前來看診後，幾年內全家人都陸陸續續開始接受診療，「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家庭很可憐，但我認為能一起互相扶持、慢慢回復相對穩定的家庭狀態是很好的。」在醫療系統介入後，此個案家庭中近20年的愁雲慘霧才得以消散。由此不難發現，憂鬱症照顧者的所承受的情緒壓力極大，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長余春娣過去的論文中也提到，與憂鬱症患者共同生活者，其實也是罹患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等情感性疾患的高危險群。台大的「OVER BLUE 跨越憂鬱」團隊以憂鬱症照顧者為主要關懷對象，團隊共同發起人邱子瑜說：「照顧者群體的需求相對比較隱性，在社會上的曝光度也較患者本身來得低。」邱子瑜以友人及自身作為憂鬱症照顧者的經歷，陳述照顧者身為親密伴侶時面臨的心理漩渦。他表示，為了陪伴身為患者的親密伴侶，照顧者時常需要犧牲額外時間，無法盡情從事自身興趣或紓壓活動，伴隨不斷發生的爭吵，常讓照顧者產生矛盾。「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到底讓他變更好還是變更差。」他吐露，他們曾在與患者衝突後產生「為什麼要活得這麼累」的念頭，加上社交圈中輿論對於照顧者的種種要求，甚至使他們被指責為加深患者低落情緒的原因。這使照顧者陷入很大的懷疑，「好像沒有人會真的去感謝你。」針對照顧者產生的自我懷疑，楊建銘說明，有許多案例中的照顧者都提出過相似的疑慮。他說：「有的家長很愛自己的孩子，陪伴他、照顧他，希望他的憂鬱症快點好起來。但後來家長會反過來想，會不會自己給孩子的壓力也是讓他憂鬱症惡化的原因之一？」在社會輿論的壓力底下，這些照顧者很可能因自我懷疑、自責、內疚等負面情緒，非但讓自己深陷痛苦的泥淖，也無法給予患者妥善的協助。「許多憂鬱症患者的家庭中也有些長期問題，若家人也處在痛苦之中，讓一個痛苦的人去幫助另一個更痛苦的人，如此會讓家庭內部情況更加惡化。」方俊凱提到，目前醫院的個案管理服務即涵蓋患者家屬的個別諮商、家庭治療等，也會開設家屬支持團體及相關講座，希望家屬藉由連結此類外部資源，促進整個家庭往更穩定的狀態發展。「你沒那麼偉大」——給自己喘息機會 照顧者亦能向外求援楊建銘透露，照顧者總用盡全力希望將患者從憂鬱中拉出，卻無法輕易達到，最終常使自己也陷入低落，抑或開始疏遠患者。「一方面要認知到患者生病了，另一方面要相信他們有能力好起來。」若是自責情緒浮現時，楊建銘常以「你沒那麼偉大」這句話提醒照顧者，是疾病本身而非照顧者的言行使患者陷入低潮。「那些一直陪在患者身邊的人，其實很值得給予掌聲，不過要注意的是，人在積極照顧別人的時候，往往會忘記自己的需要。」方俊凱鼓勵照顧者，多加衡量自身心理狀態，並積極向醫療院所管道求助，也呼籲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有復原的力量與求援的權利。隨著政府、非營利組織及醫療單位的倡導，憂鬱症相關議題漸漸被廣泛討論，除了導正大眾對於憂鬱症的錯誤認知外，也令其逐漸意識到這項疾病的重要性。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曾將憂鬱症列為2020年需重視的疾病第二名；此外，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光是在台灣就有約8.9％人口罹患憂鬱症，其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負擔嚴重程度之高，為所有疾病中名列第二。而憂鬱症也是所有造成失能疾病的第一名，因此不僅是患者本身，他們身邊的家人、朋友、伴侶等照顧者也深受影響。不同於其他疾病病患的照顧者，憂鬱症照顧者除了需要了解如何提供患者適當的協助外，更需要許多心理調適，才不致於受患者的情緒拉扯，或是照顧過程產生的自我懷疑而一同陷入憂鬱症的綑綁之中。方俊凱引用《聖經》中「愛人如己」的概念提醒照顧者，「愛別人要像愛自己一樣，關鍵是要愛自己、保護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幫助別人。」適當關注自己、不把焦點完全置放於患者身上，再進一步從旁協助患者，才是對患者、照顧者本身都有益的模式。

【記者林宛賢高雄報導】舞者拿著京劇中常見的道具「翎子」隨著音樂緩慢而優雅地搖擺起舞，手中的翎子如同畫筆在空中揮舞，然而隨著音樂加速，翎子越發失控，轉而控制舞者狂暴地舞動。翃舞製作Hung Dance於去年12月28日至29日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廳演出舞蹈作品《無盡天空》。《無盡天空》探討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於作品中融入憂鬱症等精神疾病親友的感受，表達人如何面對並對抗生命中的荒謬、限制與衝突。藝術總監、編舞家賴翃中表示，因為身邊就有憂鬱、躁鬱症的朋友，所以能理解身心不受控制的狀態，「希望可以透過這作品去觸動到更多人可以關心他們。」作品中特別運用了大量媒材如藤桿、翎子、燈籠和繩索等拼貼組合，使肢體律動與媒材、理念三者間的結合成為作品特點。 舞者（楊雅晴、鄭伊涵、黃翔）藉由京劇中常見代表情緒延伸的翎子，表現精神疾病患者對自身疾病的焦慮及抵抗。　圖／Luk Huang提供在劇中，賴翃中使用京劇中代表情緒延伸的媒材「翎子」。最初舞者手拿著翎子，像在書寫般隨著音樂翩然起舞，而後音樂加快，舞者也越加狂亂地揮舞著翎子。最後，由翎子完全掌控舞者舞動的方向及速度，直至翎子由舞者手中飛出。舞者、甫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碩士的鄭伊涵表示，演出最困難的部分，便是控制翎子搖擺的方向及速度，「很多動作沒有掌握好的話，畫面會看起來很像、很凌亂。」她補充。除了象徵書寫，翎子也象徵殺人的利器，「羽毛（翎子）象徵夢想、畫筆，但又可以說你的夢想和書寫出來的文字可以破壞一個人的內心。」賴翃中解釋。為呈現出精神疾病患者內心中的混沌世界，賴翃中將舞蹈結合藤桿，利用其能彎能直的材質特性，表達精神疾病患者內心的焦慮。舞者杵著藤桿緩慢地出場，隨著舞蹈進行，象徵支撐、承載的藤桿卻又成為了束縛，限制住舞者的自由。無論舞者如何踏步、移動，藤桿還是如影隨形地跟著舞者不放。「看起來是固態，但又是柔軟的，就像人情上有一定的彈性和寬容。」賴翃中解釋。 舞者楊雅晴被困在由藤桿所組成的牢籠裡，象徵可以支撐卻又柔軟的藤桿也能是囚禁的束縛。　圖／Luk Huang提供在掙脫藤桿的牢籠後，舞者又與藤桿拉鋸，也詮釋精神疾病患者內心不斷翻騰、拉扯的糾結。而舞者、就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的楊雅晴解釋，演出時整張臉被布蓋住，象徵人的五官知覺被屏蔽，找不到方向。《無盡天空》中利用象徵著希望、光明的燈籠，同時成為束縛般的圍牆罩住舞者的視線。一開始隱形的繩子套住舞者們，由後方另一舞者拉著隱形繩索牽引著其餘舞者們如動物在地上向前爬行，代表著患者內心欲掙脫的野獸。後半段，繩子完整的形體才出現，舞者頭套著繩索，象徵著精神疾病患者欲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最後，繩子成為了患者的逃生繩索，燈籠也驅走了患者心中的黑暗，帶來光明與希望。賴翃中說明：「從天上掉下來的繩子，原本可以來結束生命，但也可以帶來救贖。」同是舞蹈創作者的觀眾張雅婷說：「我覺得編舞者在處理有關憂鬱這件事相當細緻。」他說明，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類似的精神疾病困擾，他也認為現代人多少都有憂鬱症，因此如何與精神疾病共存很重要。觀眾唐如珮則表示非常喜歡表演中舞者欲自殺使用的繩子，到最後卻變成救命繩索的設計。 舞者們跪坐於地板上，雙手抱頭或是掙扎扭曲，詮釋出精神疾病患者內心的焦慮、不安與拉扯。　圖／Luk Huang提供 許多雙手由舞者黃翔的後方延伸出，利用肢體、舞蹈動作詮釋憂鬱、躁鬱等精神疾病患者內心的掙扎。　圖／Luk Huang提供

【記者林莉庭台中報導】服藥完畢後留下的藥殼隨時間層層堆疊，形成用藥人的生命軌跡。目前就讀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在職專班的王信瑜6日至11日在東海43號－創藝實習中心舉辦《空的時間》個展，透過錄像作品表現對時間的主觀感受，也將憂鬱症患者自我對話和觀看世界的角度融入創作中。  王信瑜透過創作錄像抒發心情，將憂鬱症患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呈現在作品中。　圖／林莉庭攝王信瑜說明，他將自身對時間的認知放入作品，藉由加速、放慢或倒轉作品的時間，讓觀者體會物件變化的樣貌。「我就是呈現出我世界的時間。」他解釋此次展覽命名為《空的時間》，是讓時間脫離客觀標準、不受外在因素影響，形成與外界隔絕的真空狀態，並將他對時間的主觀認知帶入作品。「會覺得我的時間就是用藥物來計算的。」王信瑜在作品中表現對生命逝去的體悟，親人離世、同學自殺的接連衝擊一度令王信瑜難以承受，需倚靠藥物穩定情緒，他坦言：「我對於情感上面的復原能力很差。」作品〈堆疊〉便將藥物作為拍攝對象，隨著藥殼越疊越高，代表持續服藥的時間越來越長。觀展民眾賴彥碩也對作品〈堆疊〉印象深刻，他坦言自己也需固定服用藥物，作者在作品中呈現生命以藥物為計時單位的觀點，提醒他藥物已改變他的生活作息。另一件作品〈管〉以色彩鮮豔的藥丸投入長型試管，隱喻藥丸吞入食道的過程，藥丸被擺設地像罐裝糖果，與一般人對藥物的印象不同。王信瑜指出目前大眾對精神病理解不足，「大家會覺得吃藥很嚴肅、絕望。」但對他來說藥物僅是一項維繫生活的必需品，服藥就像人需要吃飯一樣自然。「統一性的東西套在不同個體上是很暴力的。」王信瑜認為，許多人由於忽略每個人對情緒處理能力的差異，因此不理解憂鬱症。他在作品〈復生〉中安排時間倒轉，使原先看來相似的灰燼，隨時間逐漸顯現出被燃燒的紙鶴原貌，他補充每隻紙鶴原先樣貌皆相異、擁有各自的特質，不能以單一標準評斷。 作品〈復生〉中的灰燼是紙鶴燃燒產生的結果，透過焦黑的外觀難以辨認原貌。　圖／王信瑜提供對王信瑜而言，創作錄像是自我療傷的過程，經由反覆述說並與人分享創傷，能學習與原本沈重的情緒和故事拉開距離，王信瑜說：「變成作品後，就可以用另一種角度去看它。」 王信瑜希望作品不僅療癒自己過去的創傷，也能增進觀者對憂鬱症的理解。　圖／林莉庭攝王信瑜的指導教授、東海大學美術系專案約聘助理教授徐嘒壎表示，王信瑜的錄像作品具有迷你劇場的風格，像是藥物系列的作品即在鏡頭前細膩地擺設藥品及包裝。 錄像創作的特性為觀者需花時間與作品互動，體會作品營造的時間感。　圖／王信瑜提供「有創傷、憂鬱的人，需要的並不是正面的話語，而是陪伴。」王信瑜強調，陪伴對憂鬱症患者而言最重要，他創作時因作品相伴得以修復創傷，他也期望作品不僅陪伴自己，也陪伴前來觀展的人們。觀者需花時間體會作品的氛圍及作者編排時間的用意，在觀看的過程中人們便在共同的空間互相陪伴。 王信瑜認為憂鬱症患者最需要的是陪伴，也期許作品可以促成人與人相伴，一起度過悲傷的時光。　圖／林莉庭攝

【記者劉穎為、林宸佑台北採訪報導】冬天一到，你是否會因為陰冷的天氣狀況，而時常悶悶不樂呢？提醒你，這很有可能是冬季憂鬱的徵兆。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生周姵吟表示，冬天天亮時間很短，尤其下午四、五點時，會覺得其實還很早，但此時卻已經天黑了，心情因而變得煩躁。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張庭肇也談到，遇到沉重的陰天，便會讓他產生不好的念頭。另外，他還計算12月的晴天日數，「昨天算晴天大概是第四天」。冬季憂鬱是憂鬱症的一種類型，每年一到冬天，光照時間變短，使得腦內調節心理功能的血清素分泌減少，而血清素在抗憂鬱中扮演重要角色，體質敏感的人，常會因為不適應血清素分泌量改變導致情緒低落。此外，調節睡眠功能的褪黑激素，也是影響情緒的因素之一。政大心理學系教授楊建銘解釋，褪黑激素通常在晚上分泌，太陽出來就壓抑下來，但冬天太陽光改變，量變小的時候，褪黑激素也可能產生調節上的問題。日照時間縮短是冬季憂鬱的主因，內分泌激素量改變造成情緒惡化，嚴重的患者甚至會有輕生念頭，需要依靠藥物來控制病情。精神科醫師楊幹雄說明，抗憂鬱藥物主要提升體內血清素跟腎上腺素濃度，像百憂解好了，它是讓血清素回收的抑制劑，讓血清素能留在腦子內。除了藥物治療，專家也表示，多去室外運動、曬曬太陽，都是治療冬季憂鬱的好方法。不過維持穩定、規律的生活型態，才是對抗憂鬱的不二法門。https://youtu.be/ImFRzVdNos8

展場設立幻覺體驗區，民眾可以體會精障者幻聽時出現的聲音。圖／陽明精神醫學服務隊提供　【記者丁敦蓉台北報導】陽明大學精神醫學服務隊16日於「黑鳥HN藝廊」舉辦「懼精諱神——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展覽」。主辦單位邀請伊甸活泉之家的「真人圖書館」，讓民眾透過「借真人」的方式與精神障礙者交流，盼撕除大眾對精障者貼上的無法自主生活、暴力犯、反社會人格等標籤。　民眾圍著桌子坐著，聽起「真人圖書館」Alice（化名）的過往。Alice回憶，有人曾問她：「精障者可以自己刷牙洗臉嗎？」，讓她十分無奈地回應，那自己應該是相當「聰明」的精障者。　Alice指出，她曾被醫生診斷罹患中度憂鬱症，但她並非無法自理生活，而是需要學習控制情緒。她聽從前夫建議省思發怒動機並沈澱情緒，再加上父母悉心照料，其生活已與一般人無異。　「有太多人做了壞事，就想拿殘障手冊頂罪。」Alice提及，許多社會案件犯人為脫罪，便指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導致大眾普遍認為精神疾病患者都會做壞事。她認為，縱使部分重度病患有失控行為，仍不應以一概全。　主辦人、陽明醫學系學生汪廣恆解釋，精障者患有思覺失調，常伴隨著幻聽、幻覺等現象，進而影響心理狀況，產生憂鬱症、躁鬱症等心理疾病。且他們經過長期醫療照護，與社會分隔時間長，因而需要家庭、社會支持照顧。　而汪廣恆也意識到，若要改變大眾的刻板印象，就必須走入社會傳遞精障者不為人知的心聲。因此，他們將展覽分為治療、康復、回家、展望四大主題，並由學生導覽，講述精障者從得病到痊癒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去污名化就是要從暸解開始。」觀眾、陽明大學牙醫系學生賴宗筳表示，生活中不常接觸精障者，其認知往往來自電視或電影中的誇張橋段，因而產生誤會。他覺得精障者就是生病而已，藉此活動能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而破除誤解。　此外，汪廣恆也提及，精神疾病的病程大部份都相當長，但台灣對精障者的資源並不足夠。再加上城鄉差距，偏遠地區能獲得的資源又更少，因此，他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社會福利以改善精障者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