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許容瑄、黃俐榛、林奕辰、莊珺茹、謝承學綜合報導】「醫師是看活人，法醫是看死人。」傳統觀念中談到「死亡」時，人們往往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有一群人的工作就是跟死者對話，他們抽絲剝繭，在冰冷的解剖室裡試圖找出致死關鍵，他們是面對死因的最前線——法醫。不過，目前全台僅有五十多位法醫，且並不是全數都能解剖大體，而這些法醫正因矛盾的制度進退兩難。 「可解剖的人太少，不可解剖的人太多」：法醫動刀門檻提高法醫檢驗屍體的過程稱為「相驗」。若遇需解剖的案件，則需由具「解剖資格」的法醫參與相驗。據法務部統計，2013至2018年台灣平均一年送交解剖屍體的案件約2037件，然而全台能夠執刀解剖的公職法醫師僅有三位。因人力嚴重不足，剩餘的案件會分派給擁有解剖資格但不在公部門任職的「兼任研究員」處理，但全台的兼任研究員也只有八位。「這麼多年來，真正專任的法醫很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病理組組長、全台三位法醫病理專科醫師之一的許倬憲表示，一名法醫一年的理想工作量是解剖200具屍體，但目前的專任法醫師人數不足，不得已之下只能將工作委託兼任研究員。弔詭的是，雖然具解剖資格的法醫人力不足，但無解剖資格的法醫職缺卻始終僧多粥少。「當初會想唸法醫研究所是因為小時候看了很多（法醫相關）影集，進來之後發現不是想像的那樣。」國立台灣大學法醫研究所學生李俐融表示，他所屬的「乙組」學生成為公職法醫師後不具解剖資格，且公職法醫師缺額稀少。以2018年為例，全台灣僅招收一名缺額，卻多達11個人報考。激烈的競爭使得許多法醫研究生必須尋找與所學無關的工作、放棄多年努力，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和環境，造成台灣法醫界「可以解剖的人不夠，不能解剖的人太多」？ 也許要從2015年的一場修法探討起。 醫師法醫執照皆須具備  可解剖法醫人力驟減2015年立法院修訂《法醫師法》，引發法醫界與醫界的軒然大波，亦造成《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相互矛盾。修法前，依《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規範，具有「醫師」資格者可進行解剖。也就是說，若為醫師，即便沒有法醫執照，仍可以「顧問法醫」、「榮譽法醫」等名義執行解剖。但是立法院修訂《法醫師法》後，解剖需由「法醫師」執行，然而《刑事訴訟法》中仍規定「醫師」才能解剖。因此在不違背《刑事訴訟法》與《法醫師法》的條件之下，解剖者必須同時擁有法醫與醫師執照。台大法醫研究所教授、現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孫家棟醫師說明，解剖業務應由法務部法醫所內的專任公職法醫師負責，然而，台灣一年2000多件的案件對現有的三位法醫來說是龐大的負荷，因此會有「兼任研究員」參與解剖。法務部法醫所亦利用審核制度（註）降低解剖數量，以減輕三位公職法醫師的工作量，「無法應付的案件則委託我們這些兼任研究員。」註：審核制度是由法務部決定是否進行解剖的標準，法務部提高標準使受理解剖件數減少。從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受理解剖及鑑定案件統計數據來看，2015年前，每年委託兼任研究員解剖及鑑定的件數約佔五到八成。但在2015年修法後由於需要兩張執照，2016年與2017年委外的案件數大幅下降至約三成。由此可見，2015年《法醫師法》的修訂使得沒有法醫執照的兼任研究員無法進行解剖。在總解剖案件量無顯著變動的情形下，公職法醫師的工作負擔明顯上升。 誘因不足、學制不完善  法醫入行意願低僅管可解剖法醫的工作負擔增加，法務部法醫所卻招不到符合資格的法醫補充人力。除了資格問題，薪資過低也是造成台灣「具解剖資格」法醫數量不足的主因之一。法醫所病理組組長許倬憲解釋，台灣的法醫體系由法務部管轄，且公務人員的薪水不能隨意調動。一般新進醫師的月薪約12萬元，薪水還會隨著晉升增長，但法醫的月薪卻一直都只有十萬元。當醫師的收入遠高過法醫，將導致同時具醫師與法醫資格的人不願投身法醫行列。由於成為法醫的誘因低，一直以來台灣法醫從業人員並不多。政府為鼓勵人才投身法醫領域，於2003年在台大成立法醫學研究所，並以學歷為門檻，分設甲、乙兩組。報考甲組的學生，需具有醫學、中醫或牙醫等學位；而乙組則開放其他醫學相關科系學生報考。兩組學生從法醫研究所畢業後，皆須考取法醫執照才具有法醫資格。甲乙組學生雖皆稱為「法醫」，但其中只有甲組學生能負責解剖工作，乙組畢業生僅能擔任有法醫頭銜的鑑識人員。 如前文所提及，由於2015年《法醫師法》的修訂，沒有醫師執照的法醫，也就是乙組畢業後考取法醫執照之學生，僅能進行屍體相驗與毒物鑑定、證物鑑定等業務。又因為各地檢署每年開出的缺額十分稀少，這些畢業後的學生雖有法醫執照卻始終等無職缺。當初為解決「法醫荒」設立研究所的初衷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衍生出新的問題，擁有法醫執照卻無法成為公職法醫師的「流浪法醫」成了另一個待解決的困境。許倬憲認為，以學校體制培育法醫並不符合職場需求，「你知道一個蘿蔔一個坑，你必須要有一個在職的退休，才有辦法人進來，這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從法醫研究所一年所招收的人數來看，近五年兩組招收學生合計不超過五人，但地檢署開出的職缺每年卻幾乎只有一人。乙組學生李俐融就表示，《法醫師法》立法初期釋出非常多名額給乙組學生，因此頭一兩年順利成為法醫的人並不少。然而，後幾年政府漸漸用多種說法來降低名額數量，如缺額已滿或無人退休等等。李俐融進一步說到，「但是我們所每年還是會不斷地招收新生，假設每年都畢業兩個但是兩年只開一個缺，就會累積越來越多有執照的法醫。」前刑事局法醫室主任、戴德法醫事務所負責人石台平表示，台灣目前主導立法的人皆不具備法醫身份，現任法醫研究所的所長也不是法醫，非法醫專業的學者卻是立法者，才會間接導致制度不適用現況，他形容：「政府的作法是『問道於盲』。」 法醫到底該不該是醫生？ 醫界法界意見分歧面對法醫「不足」與「過多」並存的問題，李俐融認為若能鬆綁解剖需有醫師執照之限制，就能夠讓人力重回平衡。他解釋，法醫研究所的學生除了法醫領域的學習也須具備醫學知識，「我們（和甲組學生）也就差那一年（臨床實習），如果要我多上一年我也願意啊。」在此情況下，為何要質疑無醫師背景的法醫在解剖業務上的能力？他也提出疑問，既然大部分醫師並不想擔任公職法醫師，為什麼政府又限制無醫師執照學生的解剖資格？李俐融坦言，身旁同學畢業後的規劃大多為回歸大學科系的專業領域，對成為法醫也已不抱太大期望。李俐融無奈地說：「反正就是又要質疑你，又要你修課。」對於乙組學生來說，即使知道成為公職法醫的道路越趨不明朗，卻也只能硬著頭皮完成學業。不同於李俐融，法醫高大成則認為法醫必須具有醫師資格。他不諱言地說：「人命關天的情況下，不能說醫師不做就讓你們（無醫師資格的法醫）來做。」高大成認為檢驗報告送交法庭後若結果有誤，無法醫專業的法官可能無法察覺。 法醫高大成認為法醫仍須具備醫師執照，因此並不認同設立乙組研究所的做法。　圖／林奕辰攝 許倬憲則認為乙組學生擁有足夠能力執行解剖業務，他反而指出，無醫師執照的法醫面臨的問題不只是資格。大部分死者家屬會認為無醫師執照的法醫專業度不足，法醫在面對法官時也會遇到困難，許倬憲舉例：「法庭上會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解剖幾件，你現在學經歷怎麼樣？」同時也須考慮其他先進國家標準，除了台灣和中國，歐美國家都明訂法醫須具備醫師資格。許倬憲進一步說明，其實公部門中具解剖資格的專任法醫師人員不足，並不是資格過度嚴苛的問題，符合資格的大有人在，只是法醫工作的誘因太低。「（台大法醫研究所）甲組每年都有人錄取、畢業，但還是沒有人要來（當公職法醫師）。」他透露，醫師考入法醫研究所有時是為了豐富自身學歷，並不一定會投入法醫工作。為改善解剖人力不足的問題，高大成指出放寬資格並不是解方，應要縮短醫師和法醫的待遇差距。同時，他也提出另一個方法，「請醫學系畢業但沒通過醫師執照的人去上課，給他重新訓練過再去考法醫。」高大成認為，若從落榜醫師們中挑選法醫人才，他們也許願意接受法醫較低的待遇。 修法紓緩人力僅是第一步 改善法醫待遇是重點2019年5月10日，立法委員尤美女等人提出《刑事訴訟法》二一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盼將《刑事訴訟法》內容與《法醫師法》統一，讓法醫不必擁有醫師資格仍可行解剖業務。若修法通過，可解剖的人力理應可得到紓緩，乙組畢業生也能順利找到工作。然而修法只是第一步，乙組學生要如何讓法庭認可其能力才是關鍵。「法庭對一個法醫的要求其實是非常嚴苛的，檢驗報告封面的資格要一堆，越多的資格人家越喜歡。」許倬憲認為判定死因是重責大任，如果由多個法醫一起以「法醫機構」的名義合出檢驗報告書，便可以減少外界質疑。儘管放寬資格能否改善台灣法醫面臨的人力困境，各界眾說紛紜，但改變現狀已刻不容緩。修法只是個中繼站，為了讓法醫資格的篩選標準符合工作時真正所需的能力，並使人力達到平衡，台灣法醫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許多年輕人都被修法後門檻卡住，但法醫界需要的是傳承。」正如許倬憲所說，若法醫界無法改善甄補機制，導致不能逐步補入新進法醫，法醫人才將會出現斷層。 

【記者張玟榕綜合報導】立法院5日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由行政院下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負責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司法不法等任務。共生音樂節總召、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徐祥弼表示，促轉通過對轉型正義進程是很重要的一步，代表政府願意從官方的角度正視過往歷史的不正義。促轉條例提及的清除威權象徵，引發社會討論是否更改「中正、介壽」等校、路名。首當其衝的國立中正大學民國75年在台復校，便是為了紀念蔣中正百歲誕辰。中正學生會8日遂於臉書（Facebook）發起直播投票，以選擇題的形式調查師生改校名的意願。隔日學生會發聲明強調，轉型正義並非簡單「改或不改」的二元選擇，投票是為了示範轉型正義如何被塑造成粗糙、隨意的對立，希望藉此激起討論，讓尚未了解議題的人可以再次思考「中正」二字背後的意涵。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則澄清，目前政府並無全面改名的打算。「讓分裂的社會可以和解，是轉型中的整體社會成員需要共同面對的。」中正學生會會長陳品妤表示，促轉條例通過是個開端，藉由政治檔案適度開放、司法案件平反，能讓更多人看見威權統治下的不公義，進而透過實質討論凝聚共識，思考如何追究加害者與反省加害體制，給予政治受難者正義。中正政治學系學生李孟璋認為，平時討論轉型正義的機會並不多，因為牽涉到更改校名，更多的議論讓學生接收到相關的歷史資訊，再從自身所學進一步反思。他也強調，轉型正義工程不能只看表面的效益，重點在於正視過往傷痛，並珍惜民主自由的價值。徐祥弼也強調，開放政治檔案可以讓過往真相公諸於世，大眾才得以理解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作為，以及背後的加害者究竟有誰。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認為，政治檔案的開放與應用是為了追求真相、釐清責任，落實轉型正義。他表示，一定要有別於一般情形下的個資保護標準，不遮蔽住址、社會關係等重要資訊，否則檔案開放只會消滅歷史，徒生困擾。立法委員尤美女提到，目前希望能讓《政治檔案法》草案儘速通過，在比現行《檔案法》開放限制更為寬鬆的情況下，成為轉型正義的民主基石。至於如何取得社會公益與個人隱私權的平衡，他強調，草案會以儘可能開放威權體制加害者資料為原則，對受難者的個資則會採較嚴謹的保護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