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丞傑、陳筱雯、方凱琪、林婷妤報導】「阿祖被人抓走，阿公差點被人槍斃！」臺大學生會轉型正義小組負責人陳永謙的阿公，有時會半開玩笑的提起這段往事。小時候的他總認為阿公只是在說笑，直至長大後接觸到白色恐怖（以下簡稱白恐）的相關歷史，才驚覺自己的家人也是那段歷史中的受難者。
那些長輩刻意淡化的細節，以及深埋心中、不願多談的恐懼，為了解家族過去在白恐時期曾受的迫害，陳永謙從國家檔案中調閱當年的自白書與審判紀錄。在翻閱的過程中他才逐漸明白，那句輕描淡寫的「被人抓走」背後，承載的是一整個世代難以言說的創傷。
阿祖的故事讓陳永謙覺得自己距離白恐沒那麼遙遠，也成為他關心轉型正義的契機。 示意圖／方凱琪繪
1992年《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修訂後（註一），白恐時期也隨之結束，自此臺灣開始踏入民主社會，而在這前後出生的世代則被稱為民主富二代或是民主原住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學生陳彥蓉談及這個稱呼，坦言道：「民主於我而言好像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他認為與他一樣年齡介於18到29歲的青年，普遍很難想像沒有民主會是什麼樣子。法律白話文運動成員珞亦以自身經驗比喻，小時候因為家長不曾讓他受餓，所以不認為吃飯有什麼重要性，甚至對此產生反感。他認為青年與民主的關係也是如此，青年享有民主的成果，卻不一定理解民主是從威權中爭取而來的，「當大家沒有被建立『什麼是威權』的認知，就不知道什麼是民主。」
「民主體制的價值常常是被低估的；反之，威權的價值常常被莫名其妙的高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長玲表示，時常有人稱讚威權國家的建設如高樓大廈、交通設施等，建造得快速又華麗，看起來比臺灣進步許多，然而這樣的論述卻忽略威權體制對尊嚴自由及生命財產的威脅與侵害。「納粹德國的統治者不在乎人民的自由，但是他在乎人民接不接受他，所以就餵給人民名為社會福利的毒藥。」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說明，威權統治者往往會用社會福利或經濟利益來餵食人民，當人民只在乎利益與好處，無視正當程序的重要性，就很容易落入威權體制的陷阱。
白恐之所以仍與青年相關，不只因為它是臺灣史重要的一部份，更因為威權留下的影響仍可能延續到當代社會，「從小到大父母都告訴我，絕對不要碰政治、不要關心公共事務，關心自己就好。」林佳和回憶起父母對政治的畏懼，是威權滲入日常生活後留下的陰影。黃長玲以錢幣為例，威權統治者的肖像現今仍出現在新臺幣兩百元紙鈔和十元硬幣，民眾卻不一定會意識到威權的遺留。林佳和認為青年理解這段歷史的意義，不在於記憶苦難故事，而是為了能辨認出至今仍可能存在的威權痕跡。
現今流通於市面的兩百元鈔票、五元硬幣與民國99年前鑄造的十元硬幣皆有蔣中正肖像。 圖／鄭丞傑攝
根據本報記者所做〈青年對白恐時期之認知問卷調查〉（以下簡稱〈青年問卷調查〉），不關心白恐議題的青年為多數，雖然教科書中有相關內容，但彷彿這些歷史只是停留在考試卷上的題目，無法深入青年的心裡。黃長玲提醒，比起只告訴青年他們應該關心，不如先理解他們為什麼會覺得與自己無關，除了未曾經歷過威權時代、低估民主體制的價值、以及政治冷漠等，教育體制的敘事扁平化與缺乏在地連結也是需要關注的原因。林佳和認為相較X世代（註二）前出生的人，現代青年其實有更好的民主觀念，要如何讓青年感受到沉重歷史與自身的連結，成為最大挑戰。
註一：刑法第100條現行條文：「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修訂內容為新增「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不再僅憑思想、言論定罪。
註二：X世代泛指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出生的人 。
「我記得國小社會課本就有提到白色恐怖，但就是用簡單一句帶過。」聚焦南投在地白恐歷史、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學生組成的探霧者工作隊成員黃新惠說。 直至高中他對白恐的理解仍停留在「戒嚴、解嚴」等片段印象。〈青年問卷調查〉也呈現類似結果，不願主動接觸白恐或轉型正義相關內容者，多數認為這段歷史過於遙遠，甚至與自身無關。而對許多青年而言，學校教育往往是認識白恐議題的第一個入口。當距離感存在，國民義務教育又是主要資訊來源時，白恐是如何在課堂中被講述與呈現？
部分青年認為白恐時期僅為歷史事件，與自身關聯性不大，故對相關議題較為無感。 圖／陳筱雯製 資料來源／ 〈青年問卷調查〉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公民科教師兼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楊素芳說明，白恐與轉型正義在高中課綱並非只出現在單一科目。普通高中分散在歷史、公民和國文等科目，技職學校卻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相關的課程。對此，林佳和認為教育絕對是推動社會理解白恐議題的重要途徑，但要透過教育真正建立對歷史的認識與反思，現實上仍受到制度與教學環境因素影響。
楊素芳也指出，白恐相關議題的教學往往比一般課程需要投入更多準備時間。除了必須處理歷史背景、人權概念與不同觀點外，教師也需面對課程時數有限、議題具爭議性等現實條件，「（白恐課程）大部分都不是很重要的考試範圍，又有一點沉重。」他表示，當學生缺乏足夠學習動機，而社會對相關議題的討論和溝通又不足時，教師在教學現場必須更加謹慎。
這樣的教學限制，常導致白恐被簡略為某個年份或事件名稱，缺乏背後的人物經歷與脈絡，使青年對歷史產生距離感。例如在課本中會出現的「雷震事件」，學生通常只記得發生的年份或《自由中國》等關鍵字，卻很少有機會了解其中的人物經歷。「高中時看到課本就想說怎麼只有一頁！」〈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參與者蘇悅觀察到白恐雖然常被提及，但多數人對它的理解與說明僅停留在表面。楊素芳進一步說：「整個大環境其實沒有給予教學面很好的支持或友善的空間。」現今社會對白恐議題仍存在不同意見，他認為教育者必須先願意正視威權時期所造成的傷害與爭議，不可將其草草帶過，才能妥善傳達歷史記憶。
「臺灣社會還在整體的進行思考，但思考的前提是你必須要關心，你有一種想知道的慾望。」黃長玲認為，對未曾經歷威權統治的青年而言，這種想知道的慾望並非憑空產生，它通常源於和自身經驗的連結。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學生陳彥蓉出生高雄，他分享首次參訪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時，斑駁的牆面、空蕩的回音與幾乎看不見陽光的監禁空間，讓他彷彿身處於當年受難者的環境中，「整趟其實都有種窒息感。」令他發覺原來自己的家鄉真的有人曾被威權壓迫，繼而加深他對白恐的探究欲望。探霧者工作隊的成立也呼應這樣的經驗，成員楊矞菁在與老師閒聊中偶然得知，原來南投在地就有很多受難者，但卻很少人進行研究，因此促成了團隊後續的活動。
另一方面，陳彥蓉分享高中參與白恐相關微課程時，得知學校曾有一位美術老師遭槍斃，留下他的妻子與從未謀面的遺腹子，「讓我覺得這件事情（白恐）是真的曾經發生在我的校園裡面。」當受難者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名字，而是曾經出現在自己熟悉校園中的人物時，令他產生應該要了解白恐的使命感。近年來，過去在校園中未被提及的歷史現場，也逐步轉化為具有公共教育意義的空間，2021年於臺大正式啟用的「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便是一例。
廣場除紀念碑外，也設立說明牌，讓路人得以直接認識事件背景。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張龍僑分享，自己雖是臺大校友，但在求學時卻完全不知道陳文成事件。他認為讓這段歷史在校園中被看見是重要的，唯有使學生知道其存在，才有機會進一步理解事件本身，甚至看見更多在白恐時期遭遇不公的受難者故事。「所以我們希望（廣場）是一扇帶領大家進入歷史的門，而不是只代表陳文成而已。」張龍僑說。
張龍橋分享在爭取設立紀念廣場時，雖遭到許多質疑與反對，但他仍希望這能成為推動校園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圖／鄭丞傑攝
楊素芳認為，歷史若能將人物與地方重新帶回敘事之中，便更有機會拉近學生與歷史的距離。無論是家鄉的遺址空間，或校園中的受難者故事，當青年能從自身熟悉的環境出發理解時，也較容易產生再探究的意願，楊矞菁也認同說道：「如果你覺得歷史很遠，那就先從你周圍的土地開始了解。」
青年願意瞭解白恐的管道主要為影視作品的重新詮釋，其次為社群文章、新聞專題與書籍等圖文內容。 圖／鄭丞傑製 資料來源／ 〈青年問卷調查〉
為了降低年輕世代認識白恐歷史的門檻，不少音樂和影視作品嘗試透過檔案資料的「轉譯」，期待激發青年對相關議題的興趣。例如獨立樂團裝咖人的專輯《夜官巡場》，以及美秀集團的歌曲〈昨暝阿爸無轉來〉等，分別以受難者故事與政治犯家庭的普遍經歷為藍本，將歷史元素融入歌詞中。陳彥蓉認為，音樂是現今年輕人的共同語言，更是讓他們了解這段歷史的一大途徑，「你很難找到有人沒有喜歡的樂團或音樂。」近年影視作品如《返校》、《大濛》、《流麻溝十五號》及《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等，則多以不同的敘事角度，呈現出威權時期人民所面臨的不公及壓迫。對此黃長玲指出，雖然部分作品的論述仍相對粗淺，但其核心功能在於激發大眾對國家暴力的警惕，可作為年輕人接觸議題的第一步。
除影視作品外，官方機構也開始透過舉辦展覽來推動歷史教育。自去年11月24日起，中正紀念堂推出「自由花蕊」常設展，使這個長期講述個人事蹟的空間，進而呈現出臺灣民主發展的歷史。展區除擺設歷史資料，還結合聲光效果與科技互動裝置，打造沉浸式的觀展體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展覽企劃組長簡惠文表示，展覽以「人」為出發點，引領觀眾回到那段時空，進一步思考若受難者為自己的家人，會如何面對當時的處境。「希望是讓所有觀眾去思考我們的民主怎麼來，那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強韌？還是很容易被摧毀。」簡惠文說。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長張惠君說明，其中一個展區除呈現受難者在監獄中寫給家人的家書，還設有寫信互動區，讓觀眾模擬受難者寫家書的情境，留下自己對這段歷史的感受與思考。這項設計引發廣大迴響，目前已累績超過1200封來自國內外的回饋。他也觀察到，在這些青年的留言中，高中生展現的情感尤其豐富，「不管是因為家書、不管是感受民主前輩的奮鬥 ，他們那種情感上的共鳴，現場都可以感受到。」更讓他聯想到當年民主化過程中，許多人為理想奮鬥的模樣。看著學生寫下的文字，也令張惠君深感這些學子雖然年輕，卻展現了超出年齡的思考深度。
在展覽中的家書展區，有許多觀眾書寫自己的感想，當中不乏有各國旅客留下的字句。 圖／鄭丞傑攝
近年來，許多不義遺址也陸續轉型為人權教育場所。以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為例，園區透過視覺化圖表、實境解謎與XR歷史情境體驗等多元化轉譯手法，將史料轉化為更易理解的內容，引導青年從不同角度接觸白恐歷史。國家人權博物館副館長陳淑滿分享，館方將於未來推出「仁愛樓獄中故事展」，選擇二十位具代表性的受難者，並將住過的押房規劃為展覽空間，透過故事呈現他們的人生歷程。他形容，這樣的形式讓參觀者彷彿走進了「故事屋」，當人們親身走入時，便能自然跨越時空距離，同理受難者的遭遇，「我們最希望的就是，你們（青年）開始會去反省國家暴力的本質，以及怎麼去防範 。」這也是不義遺址難以取代的教育價值。
仁愛樓的鐵門為進入押房區的唯一途徑，犯人多從門下方的小門進出，以方便管理。 圖／鄭丞傑攝
儘管政府和民間做了許多努力，但白恐及轉型正義議題依舊難以打破同溫層，陳永謙分享籌辦活動時的經驗，「基本上七、八成的參與者對這個議題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是想要加深認識或精進認知。」雖持續有講座、電影會等活動帶動討論，但觸及對象往往僅限於既有關注者。張惠君也有類似觀察，因此他積極嘗試突破同溫層，如在邀請講者時，不一定只限制在研究白色恐怖的學者，也會邀請作家、詩人、Podcaster等多元領域的創作者參與，「有些粉絲從來不會到中正紀念堂裡，但因為有他們的演講，粉絲就會願意進來。」珞亦則認為較有效率的方式，是透過人際關係的傳播，「讓比較懂的青年，帶領不懂但不排斥的青年接觸。」他鼓勵關心議題的青年們主動發起討論，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青年學子也試圖透過自身力量，讓更多人認識威權時期的臺灣。如臺大學生會轉型正義小組舉辦轉型正義相關講座、電影會等，並製作事件懶人包，希望提供大眾正確的資訊管道；探霧者工作隊則選擇利用版畫、讀劇與速寫走讀等多元活動，將生硬的學術知識轉化為公眾易理解的形式。探霧者成員楊矞菁解釋，比起學術路線，團隊的主要目的是與公眾對話，「像你今天可能不會看一個學術論文，但你可能會去看讀劇（註三）。」他們以熱愛的藝術為媒介，希望讓認為白恐知識難以入口的民眾願意接觸。
註三：讀劇（Play Reading）是一種以劇本文字為核心的舞台演出形式。
探霧者將政治檔案與前輩故事重新改編，以不同的視角詮釋，並透過石膏面具強化視覺效果與情感連結。 圖／探霧者工作隊提供
每年暑假的「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由學子青年主導活動規劃與課程設計，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從旁協助，帶領學員遠赴曾為政治犯監獄的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張龍僑解釋，為了避免活動淪為沉重的歷史教育，同時也要吸引青年參與，最好的方式就是從青年的角度出發，「年輕人喜歡什麼，年輕人自己知道。」例如其中一個活動是在監獄牢房中撰寫家書，讓學員身處在沒有冷氣且體感高達40度的環境，透過生理上的不適來同理受難者 。此外，也有在園區現場與遊客講解的社會溝通課程，蘇悅則對此印象深刻，「遊客多數不是不在乎就是認知程度為零，我覺得如果沒有去跟大家溝通的話，大家只會疑惑為何不要蓋成觀光區。」他也認為監獄不只是冷冰冰的歷史建築，而是一個家庭或是一個人的生命故事，受難者的創傷應該要被傾聽，讓記憶可以傳承下去。
在獄中撰寫家書的體驗，讓學員們從行動同理受難者前輩的經歷。 圖／張龍僑提供
人權營邀請受難者前輩親自與學員們交流，讓歷史故事不只是存在於書籍紙張上。 圖／張龍僑提供
「你身在臺灣卻不知道臺灣的歷史，這件事實在是太荒謬了。」楊矞菁直言，在他看來，了解白恐或轉型正義議題並非僅是拓展歷史知識，而是促進大眾對所處社會發展脈絡的認識。林佳和則把理解白恐的過程，比喻為在對身體進行「清創」。若遲遲不處理，膿瘡會逐漸蔓延至整個社會，削弱青年對於威權的認知。當人們理解白恐不是單一的人權侵害事件，開始將自己擺放進這段臺灣的歷史進程，才能讓青年回答「我們是誰？我們怎麼走過來的？」提升青年對於臺灣這片土地的認同感，並讓青年體會民主的得來不易。
點擊連結可查看融媒體報導：【融媒體】民主世代的歷史課 青年如何認識白色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