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宜婷、吳妤潔採訪報導】《學生輔導法》睽違十年首次大幅度修法，為因應日前校安事件頻傳以及校園輔導量能不足等問題，立法院於11月29日三讀通過部分修正條文，期望透過補足專業輔導人力缺口以及強化校內三級輔導制度，改善各級學校輔導系統的運作與服務品質。立法委員柯志恩說道：「不管是青少年或是大家的一個身心健康是非常的重要，我們也很希望在這樣子的一個人力增加之外呢能夠讓大家能夠接住每個小孩。」 目前高中以下學校採取三級輔導制度，第一級發展性輔導，由導師針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及生涯輔導。如若學生狀態不佳，導師將與輔導室專任輔導教師合作，實施第二級介入性輔導，提供個別化諮商資源。專任輔導教師也會進行個案管理，評估學生情況。若狀況更為嚴重，則會啟動第三級處遇性輔導，將學生轉介至輔導諮商中心，接受進一步的服務。而在專任輔導老師的配置上則以班級數作為標準，國小階段每24班設置一名專任輔導老師；國中每12班；高中則以每15班設置。如若校內總班級數超過55班需至少額外設置一名專業輔導人員。大專院校則以師生比1：1200的標準配置。然而，目前輔導系統運作上仍面臨多重挑戰，包含輔導人力嚴重不足、專輔師資區域化，以及主管專業性等問題，造成學生權益受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何俊彥說明：「以目前來看的話，專任輔導教師來講，我們會看到有一些城鄉差距分布不均的一個現象，那根據我們統計全國的國小裡面大概有2/3，那國中大概有四到五成的學校是全校只有一位（專任）輔導老師。」國立政治大學生小毛（化名）則說：「（有需求時）我沒有辦法及時地去找到幫助，就是我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等兩個禮拜後，它（校內心諮）的預約永遠都是滿的。」 《學輔法》此次著重修正以下五項內容：第一，將擴增校園專業輔導人力；第二促進三級輔導及跨專業合作；第三，健全輔諮中心統籌任務，單位主管人員應由專業背景者擔任；第四，為維護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只要經過學生本人同意，未成年學生可在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下進行輔導諮商；第五則為強化輔導人員多元在職進修和學校輔導主管的專業性。「校園裡面的青少年，他們在各方面來講，其實都很需要一些輔導跟關懷，所以人力的增加，對於校園現場一定是有幫助。」何俊彥說。 針對此次修正內容，民團表達擔憂，雖然修法後有助於增加校園二級輔導環節所需的專業輔導教師數額，但現階段專業人力資源恐難以充分補足配置需求，且二級輔導作為三級輔導制中最重要的一環，輔導教師若缺乏經驗，也無益於協助個案管理。此外，輔導人員的薪資待遇問題也仍待檢討與改善。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表示：「學生輔導法修法也是我們樂見的。我覺得建議當中這次修法要先看好就是過程的狀況，要按照個案還有學校的樣態去調整。」 儘管此次修法是為改善現今學生輔導資源的不足，但面對教育現場的狀況差異、專業輔導資源分配以及專業人員待遇等問題，未來校園輔導系統能否有效運作，有待社會各界共同檢視。

【記者葉蓁芸綜合報導】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1日在Facebook發布貼文，指出新生週活動未達預估時間而提前結束，導致擔任「新生週輔導員」的學生實得薪水與原定不同，且扣薪前並未得到說明，質疑校方讓學生承擔活動辦理的缺失。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於１日發文，指出校方與新生週輔導員之間的勞資爭議，要求校方檢討新生週輔導員基本勞動權益的落實，並確實給付薪水。　圖／葉蓁芸攝中正於8月31日舉辦新生始業典禮及名人講座等活動，原先校方與各系輔導員訂定的勞動報酬為「每位輔導員工讀助學金暫定為7小時，講習暫定3.5小時、新生始業典禮暫定3.5小時，依簽到退表及實際情形核報工讀助學金。」最後卻因活動提前結束，校方將工時擅自改為4.5小時，引起學生不滿。擔任輔導員的小庭（化名）說：「我們的工作不是帶領新生到活動現場後就解散，而是全程陪伴新生，應全額獲得7小時的工資。」另一位輔導員林同學（化名）則認為校方不應該以活動提早結束為由扣薪，「跟原定講好的時間不一樣，會覺得不太合理。」 校方原先訂定的時數為七小時，以「暫定」作為可彈性調整的空間，並未保障學生一定工時與工資。　圖／戴莘提供對於新生週輔導員的勞資爭議，中正副學務長盧龍泉表示，已於12日與輔導員及學生會召開協調並達成共識，協調結果為校方將支付4.5小時薪資。對此，學生會長戴莘表示，若有輔導員仍對協商結果有異議，學生會將再與校方溝通協調。未來也會從制度上著手，希望推動校方改善學生工讀的契約訂定。輔導員高同學（化名）則認為，校方未來在與輔導員簽訂契約時，應正視學生需求，明訂清楚的勞動條件與報酬。中正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吳育仁分析：「雙方在認知上有差距，某些學生認為他沒有得到應得的薪資，導致內心不滿。」他表示校方在契約中使用「暫定」一詞，雖然保有彈性空間，但對於學生而言已產生對薪資及時間的預期，如同勞動中的「待命時間」，仍需支付薪水。吳育仁說：「勞工的意識逐漸在校園升起，教育部也對學生工讀不斷修正、改進。」他建議校方未來在處理學生工讀時，不能有彈性模糊的底線，舉例來說，可以將契約修改為「保障4.5個小時，3個小時視情況而定」，訂定具體勞動契約，並與受僱方達成共識。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吳育仁，建議校方應與學生建立清楚、具體的勞動契約，並與受僱者達成共識。　圖／李承恩提供談及學生如何面對類似的勞資爭議，吳育仁認為校園與職場無異，都可先向雇主申訴，或尋求地方勞工局協助調解。校園內的勞動意識逐漸提升，校方與學生都應更加清楚理解勞動契約的簽訂，以及相關報酬訂定標準，打造健康合理的僱傭關係與環境。

【記者陳楷霖綜合報導】輔仁大學11月25日於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由教務處提出的「調降選課學分上限」及「取消學生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兩項改動，前者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即可實施，後者則因涉及學則修改，尚待校務會議認可後才能正式上路。除醫學系外，輔大目前每學期選課學分上限為32學分，經改動後，將調至國內大專院校普遍採用的25學分（註一）。輔大教務處課務組組長彭至輝表示，此改動的立意在於提升學生選課的精準度，「漫無目的地選課，反而分散了學生的學習力。」他也提到，經過課程精實後，校內大部分學系已將畢業學分降至128，因此也從選課面調整學分上限，以配合畢業規則的改動。註一：修讀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教育學程即應屆畢業生得超修至32學分輔大原本和眾多大專院校同樣採「雙二一制」，意指學生若連續兩學期不及格學分數為總學分數一半，將遭退學。然而，「雙二一制」以學業成績作為退學標準的方式，在近年來飽受質疑質疑。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何萬順曾在〈政大廢除學業退學！關於「二一」的迷思與真相〉一文中指出，此類制度不僅無法懲罰成績最差勁的學生，反而可能傷及優等生的受教權（註二）。輔大教務處註冊組組長紀鷹如也說明，輔大教務處不希望學生因成績一時失利就失去學習的權利，因此規劃以導師晤談、成績預警等輔導手段取代二一制度，「正是因為學生成績不好，所以才要把他們留在學校學習。」註二：自96年～106學年，國立政治大學共有247人遭到退學，其中80人GPA高於60，順利畢業的15310人中則有59人低於此成績，且遭退學者最高GPA為79.1，高於4416名畢業生。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何萬順表示，二一制反倒養成學生「策略性選課」僅以分數獲取難易度作為選課標準的習慣。　圖／陳楷霖攝而輔大學生多不反對此次改動，輔大法律學系學生許嘉升以自己就讀的科系為例，指出大部分學生能負擔的學分約為22上下，不管是目前的32學分或是未來的25學分，能達到學分上限的人其實不多，因此影響並不大。輔大學生會學權部部長、社會學系學生許怡綸則認同雙二一制度的廢除，他表示，大學生常因為經濟壓力無法兼顧課業，且在台灣以考試為主的教育環境，學生即便準時交報告和作業，仍可能因期中考、期末考失常而被二一，因此廢除學業淘汰制度有助學生重新振作，也同時保障受教權。不過，也有學生對新規提出疑慮。輔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的周妍分享，在繳相同學費的前提下，部份學生會想充分利用學校的學術資源、修習更多課程，且需要較多學分的轉學生並未被納入新規範疇，容易增加其延畢機率。匿名論壇Dcard輔仁大學版的同學則認為，廢除雙二一制度只會讓無心學業的學生有恃無恐、違背教務處的初衷。對此，彭至輝解釋，教務處希望有需求的人不受限制，因此包含轉學生在內，學生若為應屆畢業生，或是前一學期平均成績超過80分，經由導師、系主管同意後，便可超修至36學分。紀鷹如則回應，目前學校設有修業年限，因此學生最終仍需提升自己的成績，滿足學分要求才能順利畢業。

【專題記者陳品融、張華真、李加祈、廖澄妤綜合報導】 「噔！」重擊聲響清晰地迴盪在寂靜的教室中。國中英語教師郁琪（化名）走近學生座位，試圖拿走學生手中的聯絡簿，突然間，學生一腳踹過來，速度快得他無法招架。帶著滿腹委屈的郁琪，走回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他還來不及調適挫敗心情，又要接著處理家長的投訴電話。郁琪每天穿梭在教室與辦公室間，還要處理突發事件，沒有絲毫喘息的時間與空間。工作壓力使他長期深陷憂鬱之中，郁琪常責問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子？為什麼讓自己壓力很大？」校園隱密的角落是他唯一的容身之處，只有在那裏可以不必顧忌旁人眼光，盡情地宣洩積累已久的情緒。「不只是我，我聽過有老師偷偷在沒人的角落哭，一大堆啦。」郁琪並非是唯一面對情緒問題的教師，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強調：「教師也是人，是人都會有心理相關的問題。」教師在承擔工作壓力與情緒問題的同時，也背負著家長對為人師表的期待，「家長會覺得：『老師怎麼可以有負面情緒，這樣怎麼教小孩？』」郁琪無奈地談到多數家長對教師心理素質的嚴苛要求。「我自己都還是得仰賴外面的身心科診所幫忙，學校是不太可能啦。」郁琪提及校園缺乏教師的心理諮商資源，而不完善的教師心輔系統不只不利於老師的身心健康，更可能損及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品質。「情緒議題帶來的影響是很全面的，教師的授課品質會有影響。」陳品皓補充，若教師同時擔任班導師，還會影響到師生關係與親師關係等。根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近十年的統計分析報告，「高中以下教職員自殺、自傷」數在民國99年為四件，但近年已攀升至每年超過20件，逐漸提高的案件數凸顯出教師心輔支持系統的重要。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提到：「（教師自殺自傷事件）實際嚴重程度與數量比教育部登記的來得高。」背負龐大壓力的教師迫切需要心輔資源的介入與協助。《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b><b>為人師表的既定印象下 教師不敢尋求心輔協助當壓力席捲而來，被逼得喘不過氣的教師們，仍得在眾人面前戴好面具，佯裝一切如常。「多數老師遇到壓力或教學問題，都先質疑自己『會不會是我不夠好？』」高中教師欣穎（化名）時常為了設計多元課程，忙得焦頭爛額，「大家不敢去找人幫忙解決，找人幫忙就好像自己很無能。」欣穎回憶過往參與校內輔導室舉辦的紓壓研習課程，當他以畫筆描繪內心的負面情緒，並傾訴種種壓力後，卻反被同事們的驚訝表情震懾住，「大家好像都想營造自己是正向陽光的人，可是我們不是要來抒發負面情緒的嗎？」他說，「之後我就不敢參加，怕別的老師覺得我有病。」就連參與諮商研習都得小心翼翼，更遑論直接求助。患憂鬱症的郁琪長年於身心科診所看病，但即使出了校外，也難保不被異樣眼光纏身。「如果在診所遇到家長，又被到處傳的話，學校、家長就會自己腦補：『啊那個老師有憂鬱症！』、『那個老師會不會對我的小孩情緒失控？』」郁琪嘆道，即便在心理疾病普遍存在的現代，多數家長加諸在老師身上的道德標準，仍使他們難以脫身，些微的失序，都免不了被否定與指責。除了畏懼異樣眼光，教師們還常因工作彈性小，連尋求協助的時間都沒有。「我們不是想求助就能求助，如果我狀況很不好，學校有辦法找人幫我代課嗎？」任教於技術型高中的馮靖（化名）說。他說明，自108課綱上路後，多數教師都承擔更重的教學壓力，若擔任導師，又必須隨時處理學生與家長的狀況。教師時常要忙到晚間七、八點才能下班，身心俱疲下，他們很難撥空尋求心輔資源。而代理、代課老師礙於薪水與未來發展，更不可能請假調養。「正式老師還能請病假或留職停薪，代理老師有考教甄的壓力，代課更慘，請假薪水就沒啦。」身為代理老師的郁琪嘆道。在忙碌的日常中，教師的情緒沒有出口，當壓力累積至臨界點，他們通常會先向學校輔導室求助。過去在高中擔任實習教師的鴨子（化名）曾因壓力大而踏入輔導室，卻收到「輔導室主要只針對學生服務」的回應，那時，因為專業諮商費用過高，他只好選擇找朋友聊聊，「校外的輔導是算時薪，以實習老師來講，沒有支薪，比較不容易使用校外資源。」在目前校園心輔資源專屬於學生的情況下，郁琪也直言：「學校內給老師的支持系統一定要夠，支持系統崩壞的時候真的會逼死一個人。」 部分教師面對極大的工作及私人壓力，卻因心輔資源不足、或礙於異樣眼光而難以求助，只能獨自承受負面情緒。（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b>同事察覺異狀卻難開口　協助無病識感教師困難重重「有些老師在心理上、精神上就呈現出有問題，但是學校要輔導他去看醫生，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不想面對，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形不是一件兩件。」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主任劉朝芳談起校園內的心輔困境，娓娓說道。他提到，學校裡除了存在心輔資源不足的問題，部分教師因擔憂自己會成為不適任教師，而拒絕正視自身心理問題，因此，要協助這些未有病識感的教師更是困難重重。「有次我去上課，學生突然就跟我説他們數學老師怪怪的，他整節課就開著麥克風，然後一直拍（麥克風）。」高中退休教師舒慧（化名）想起多年前的往事，如此說道。經過多方確認後，舒慧發覺該位老師精神已失常，然而當時，身旁同事礙於彼此間不熟悉、或擔憂傷及對方尊嚴，往往難主動伸出援手。台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校長林瓊惠則補充，校方觀察到教師有心輔需求時，雖也會提供校外諮商訊息，卻無法進一步介入，「你只能提供資源，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去，都成年人了沒辦法強迫他就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林上能也提到，他過去在學校擔任輔導組長時，校方曾請他與一位老師聊聊，讓對方理解自己需要心理協助，「大家都覺得輔導老師比較會講話，但在學校我們都是同事，其實很難去提點老師說：『你要不要先想想你現在為什麼這麼焦慮？』這應該會吵翻吧？」此外，輔導室平日以輔導學生為主，若同時又擔任老師的諮詢者，難免出現角色重疊的問題，「那我要站在誰的立場跟他談呢？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由輔導室來做滿怪的。」在身旁同事幫助有限的情況下，這些無病識感的老師難以面對自身問題，更遑論透過諮商排解情緒。舒慧口中精神失常的數學老師，直到家人強制帶他就醫，才請長假休養，最終主動離職。在那之前，校方、學生也僅能默默旁觀。林上能也點出，心理諮商仰賴當事人主動求助，在校內建立起關懷機制雖是很好的觀念，老師卻未必領情，甚至會質疑個資遭外洩，「如果諮商支持系統在學校發生事情時主動去關心老師，校方、心理師絕對會被罵爆，反而應該先讓他們理解在面對困難與壓力時，本來就可以使用這樣的資源。」<b>當崩潰教師進入課堂：失當言行恐成學生長久陰影梳理不開的情緒並不會因無視、逃避、擱置而消失，感受到無力和疲憊的郁琪，仍舊拖著未消化完的情緒走進教室，「他們（學生）一定會感受到『我的老師不開心』。」現於實驗中學任教的Lemon（化名）在實習期間，曾目睹老師瀕臨崩潰時學生的反應，「在一個發瘋老師的課堂中，小孩子就會變成同樣脾氣暴躁、更暴走、更想反抗老師跟權威。」當教師情緒難以排解、壓力又不斷累積，排山倒海的負能量最終灌入課堂，波及教學品質和師生關係。「我有看過老師自己情緒來了，就叫學生跪在地板上，或是在上課的時間，把學生叫來罵20分鐘，不讓他去上他自己的課。」Lemon難以相信這個情景會在學校上演，他覺得教師對學生發洩情緒會讓孩子感到困惑與自責。林上能提起臨床上的觀察，當心思較敏感的孩子遇到教師失控時，易冒出「老師會這樣罵我，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很差勁？」的想法。林上能就曾碰過一名憂鬱症學生，因服用藥物而導致嗜睡，一開始導師十分理解並給予尊重，但在數月未見好轉後，各科老師與家長開始向導師抱怨：「你們班上有同學整天趴睡，影響孩子學習或老師教學。」導師的壓力漸大，收斂不住脾氣，直接叫學生到教室後面罰站。原本情緒就不穩定的孩子開始責怪自己，自責漸漸轉變成對導師的敵意，最後拒絕上學。師生衝突或化成傷疤、或埋沒心中跟著孩子長大，林上能指出：「很多成人的個案，回頭都會談到他們當年跟老師的衝突，他們不敢當下跟老師反應，到成年之後都還受到影響。」他提到曾經有一個無法抑制自己責罵、嘲諷下屬的小主管，在諮商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些行為起於他學生時期與老師的衝突，「這就是當年最受不了老師對待他的方式，現在卻用這種方式在對待自己的屬下、家人。」 教師心理狀態一旦未受支持，可能會將情緒發洩在學生身上，造成嚴重的師生衝突，甚至影響學生日後的人格發展。（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在長期缺乏心理支持下，有些老師因心理狀況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被扣上不適任教師的帽子，進入校內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註一）審查。 舒慧過去曾是教評會的一員，然而他談到，教評會常因不願得罪人，往往不忍心直接將有心理狀況的教師解聘，「誰都不想當壞人，因為你解僱一個老師，可能背後就是整個家庭、他的名聲、自尊，他的疾病甚至會更加嚴重。」舒慧認為，走到這一步之前，若有足夠的關懷機制及輔導資源協助老師抒發心情，或許便能預防情況越演越烈。也正如林上能所說：「我覺得這些老師不一定就是不適任，有時候只是他的情緒或是心理狀況需要被照顧，他安頓以後，一樣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老師。」註一：教評會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立，置委員5至19人，負責處理教師初聘、續聘、解聘、停聘等審議。 <b>建專屬支持系統、營造友善氛圍　盼讓教師安心求助為促進教師心理健康，108年立法院通過《教師法》修法，規定高中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依此，教育部109年成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支中心），協助老師處理工作、人際、情緒管理等方面的困擾。由於才剛上路，教支中心目前僅推出諮詢專線與團體工作坊，預計未來會再提供個人諮商。林上能肯定教支中心獨立於學校之外，可避免心理師同時輔導學生及老師，又與當事人為同事關係。不過，他也提出執行上的疑慮：「 我今天想去做教師諮詢，可以請假嗎？要請什麼假？如果我請假，是不是人事室、全校都知道我去諮詢？」林上能提醒，教支中心應提供完善的保密機制，讓使用者安心。與教支中心合作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則表示，請假的問題需要校方配合，如果能嚴格要求人事室不洩漏教師請假之因，可以增加他們求助的意願。教支中心隸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服務對象僅限國立學校的老師。至於縣市立與私立學校，部分地方政府也正籌備教師輔諮系統，台南市即率先於今年5月通過相關辦法。不過，林上能指出，在某些縣市的規劃中，教師支持系統歸學生輔諮中心管轄，仍有心理師同時輔導師生的疑慮。他建議參考桃園市政府的員工協助方案，政府與市內幾間專業諮商機構簽約，凡是市政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的員工，皆可在保密原則下申請特約機構的服務。每人每年有固定次數的諮商機會，費用全由政府負責。除了校外資源，校內的支持體系也不容忽視。有些學校會舉辦團體諮商，雖然較難讓教師傾訴極私人的心事，但可以共同討論教學上遇到的困難，並交流解決方式。Lemon即在團體諮商中受益良多，「我覺得這種共享自己作法的方式很有用，畢竟一個人單打獨鬥滿孤單的。」舒慧則認為，透過定期的團體諮商、課程，一方面老師能彼此學習，另一方面，輔導室也能達成固定關懷的效果。在諮商室外，教師平時若能互相幫助，共創良好的職場環境，同樣有助於心理健康，如同馮靖所說：「廣義的心輔體系，是你周遭的同事、工作partner。」郁琪也分享，某次課堂上他被學生欺負到哭，本來下一節還得狼狽地趕去上課，但教務處的長官見他狀況不佳，便好心安慰、讓他先在辦公室整理心情，由有空的同仁暫時幫忙顧班。憶起同事的友善，郁琪至今仍十分感激，「職場環境很重要，畢竟每天都要生活在那裡，生活8個小時啊！」建置了完善的支持系統後，終究還是要教師願意使用，這些資源與關懷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諮商是一種主動求助的服務形式，應該要讓老師們去認識、了解、接受心理諮商。」林上能表示，可以先加強落實既有的學生三級輔導體制（註二），從學生開始營造友善心輔的環境，進而讓老師們認同，尋求心輔資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註二：根據《學生輔導法》，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個層級的輔導服務。第一級為班上導師，第二級為校內輔導室，第三級為校外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會福利中心、醫療院所等。「問題通常不是資源，而是環境是否承認心理健康也是教師工作很重要的一環。」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同樣指出，營造重視心理健康的氛圍十分重要。如今教育部帶頭採取行動，成立了教支中心，正有助於塑造友善的環境，「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好事情，代表教師心理層面的需要被重視。」對許多老師而言，教育不僅是事業，更是長遠的志業。「我們到學校教書，有理想抱負想達成，但現實上一定會碰壁，或遇到需要妥協的地方。如果沒有專職的機構或誰能陪你聊聊，也許十年後就職業倦怠了。」馮靖說道。當教師因心理上的困難而影響到教學時，他們需要的並非懲戒與責怪，如同林上能所說：「教育體系知道如何善待老師，老師才會知道如何善待學生。」而這些暫時迷航的教師也期待著，總有一天能帶著滿滿的支持與能量，重返教室，在莘莘學子面前拾起熟悉的粉筆。 對於身負重擔的教師們而言，唯有獲得足夠的心理支持，才能更加堅定地走在教育眾多學子的道路上。（圖為示意照）　圖／陳品融攝

【專題記者陳宥菘、甘媄心、黑立安、詹湘淇綜合報導】「資源班老師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幫助孩子成長，產生獨立性。」曾任教於台北市某國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小芯（化名），不假思索地說出特教教師對於特教學生的意義。然而，任教於基隆市某國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鍾正信直言：「這十幾年當中，有多少孩子在師資員額不夠的狀況下接受特殊教育？」他一語道破當前特教學生所處的特教環境資源貧瘠，也吐露身為特教教師的無奈。近年來，教育部推動「融合教育」，將身心障礙學生安排於普通班級接受教育，以增進特教學生與普通生的社交互動。而若特教學生有特殊教育需求，則會在特定時段離班至分散式資源班接受個別化、彈性化課程。但是，在民國98年大修《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後，並無特教相關法規規定分散式資源班人數上限，也無明定師生比，導致特教教師面臨肩負過多學生的窘境。針對失衡的特教師生比，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議，盼教育部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分散式資源班訂定班級人數上限，以保障特教學生受教品質。該案已於11日通過5000人附議門檻，主管機關教育部則須在兩個月內回應。<b>特教生狀況殊異 個別化教學耗費教師心力近年來，即便出現少子化趨勢，特教學生人數仍逐漸增長。「因為大家對特教認知提升了，家長也比較能接受。」鍾正信指出，隨著特教學生人數、需求類型趨於多元，特教教師提供的服務變得更細緻，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工作負擔。「教學和備課還蠻吃重的。」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祐祐（化名）服務的學生橫跨一至三年級，因此要在一週內準備三個年段的課程，其中除了國語、數學等學科課程外，也包含教授社交技巧、動作技能的特殊需求課程。相較於普通班學生，特教學生的樣態較為複雜，即便是同一障別的學生，障礙程度與服務需求可能也相差甚遠。因此，特教教師在教學現場須針對不同學生調整教學方式，包含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具製作、教學評量、行為與生活輔導等。以課堂作業、學習單為例，同一科別的普通班教師經常可以相互協作，但特教教師負責的學生年級、能力不一，須為不同學生設計個別化題型。「出考卷也是很爆炸的狀態。」祐祐指出，每逢期中、期末考，除了得出三至四份不同程度的考卷，在考試中也得提供相應服務，如報讀、幫忙謄寫考卷、將學生隔離至單獨考場，業務壓力較普通班教師高出許多。而在教學之前，按《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規定，特教教師在每學期初應與學生、學生家長、普通班導師共同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 以下簡稱為IEP），以評估不同學生的能力、家庭狀況、所需服務、評量方式及轉銜輔導服務（註一）等向度，且相關內容與會議皆須在開學前完成。註一：《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明定，轉銜輔導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由於IEP涵納的評估內容眾多，許多特教教師為此耗費大量心力。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軒仔（化名）表示，自己目前負責的學生共有15位，光是召開會議就要花15節課的時間。他進一步指出，在早期，課程內容不必在開學第一週就教授，但在普通班教師強力要求下，現在各縣市學校幾乎在第一週就開始正式上課。因此，特教教師不但得提前備課，準備IEP、額外開會的時間也因此被大幅壓縮，導致許多工作都得提前至寒暑假進行。 特教教師在教學現場常須分外留心孩子的身心狀況，對於個案差異大的特教學生，還須擬定個別化的課程計畫。　圖／新北市某國小特教教師祐祐（化名）提供<b>工作項目繁雜 特教教師如蠟燭多頭燒瑣碎的行政工作也在無形中成為特教教師肩上的重擔。「像是我們要寫各式各樣的表單申請啊、助理員申請、專業服務團隊申請，或比如說這個孩子有情緒障礙，那你就要寫行為介入方案，才可以幫他申請到資源。」祐祐無奈說明這些文書工作皆需繁複的手續，耗時也花費心力。撇除行政業務，教師們的研習工作也佔據一部分時間。「除了要達到法規規定特教教師每學年的相關研習時數18小時，普通班老師的研習我們也一次都不能缺席。」軒仔點出，特教研習的內容大部分仍屬精實，確實可對教學產生幫助，而真正研習負擔過重的問題，是來自特教教師還需花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參與普通班的研習。祐祐補充，因為研習工作具有強制性與時效性，有時甚至可能壓縮到教學品質，「（新北市教育局）局端那邊會根據學生的障別發不同類別的研習，但其實這個可以不需要用時數來規範，老師也可以自發性地去做。」他也強調，特教類別的研習工作也許能視狀況彈性調整，降低研習影響教學本身的疑慮。新北市特教教師的業務還囊括每學期40小時以上的「間接服務」，意即學生家長有任何問題需要洽談，教師須和家長討論並完成服務紀錄，此外，特教教師還必須額外花費時間和學生的普通班教師洽談。軒仔表示：「有些學校會要求每個月都要交服務時數。我們已經有行政工作了，還要接受普通班老師還有家長們的諮詢。」「每項工作都像不多的稻草，但累積下來就變得很重了。」任教於新北市某國小分散式資源班的特教教師阿政（化名）將自身比喻為背負稻草的駱駝，他提到，心理評量工作耗費心力，以及行政工作、備課、教學間的時間分配吃緊，皆是特教教師深切感受到負擔過重的因素。雖然特教教師不像普通班教師須一次面對整班30位以上的學生，但個案狀況差異大，再加上教師的疲憊大多來自於潛在、不為人知的教學與行政工作，更遑論當學生人數早已超出教師所能負荷之量。<b>各地資源班師生比規範不一  且落實程度仍低追根究底，其實資源班師生比失衡，源自於法規疏漏。在特教相關法令中，僅規定國立高中普通班加總的身障生人數達21人，校方須開設資源班（註二），但並未規範國民中小學資源班的開設條件，且相對於集中式特教班由中央明定、有全國一致的師生人數規範，分散式資源班的規定權責下放地方政府（註三），各縣市規定不一的現況，遭部分特教教師譏諷是「一國多制」。註二：根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一款，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21人以上的班級，應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分散式資源班。註三：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三條第二款，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的班級人數依各級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規定。回顧98年《特教法》修法時，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討論過特教師生比問題，並將分散式資源班師生比1：8納入附帶決議中。但附帶決議僅對行政機關有建議性質，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因此十多年過去，仍未有地方政府落實。同時身兼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教總）特殊教育委員會副主委的鍾正信批評：「附帶決議通過時的特教學生（現在）都變大人了，問題還擺在那。」一位特教教師負責八位特教學生，是教師與部分參與修法立委認定的服務量合理上限。但未能寫進中央法規，地方政府也未能執行立法的建議，最大的原因就在於「經費」。鍾正信指出，倘若中央法規明定資源班師生比、限制班級人數上限，依現況老師大多「超載」的情形，各校勢必需要增班、也就需增聘教師。但隨之增加的師資員額、費用，地方政府會希望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承諾給予補助，「但是國教署每次都很難給出肯定的回覆。」鍾正信說。但對特教教師來說，還有更糟的情況——即便地方政府已訂定師生比，卻仍形同虛設，教師肩負的學生數超標狀況仍層出不窮。阿政直呼：「我們的師生比都超標了啊！」祐祐也無奈表示：「地方法規都訂師生比以幾比幾『為原則』，但實際上都會超過原則。」<b>特教需求計算因身分別而異 導致師生比失真事實上，特教師生比中的學生身份不僅限於正式生（註四），某些縣市會採計「疑似生」為「0.5名特教生」來計算。所謂疑似生，是指可能有學習障礙或過動症狀等隱性障礙的學生，他們並不會第一次就被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輔會）鑑定為有特教需求的學生，而是在一年後會再重新提報鑑定。然而，疑似生仍有接受特教服務的需求，且特教教師需額外規劃心評鑑定工作，相較於正式生，疑似生在人數計算中少了半名，卻讓教師多了其他的業務量。註四：指經過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專業評估及鑑定後，發現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給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學生。除了定位易使人混淆的疑似生外，新北市還有一種獨有的學生身份別「校篩生」。「我們其他縣市的老師會稱為『黑牌』，普通班老師覺得這個孩子有困擾、可是他沒有身份，會請特教教師來看他有沒有特教需求。」祐祐解釋，校篩生和正式生、疑似生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校篩生並沒有接受過相關鑑定，所以必須入班觀察學生上課狀況，以便日後搜集資料、檢送鑑定流程。但祐祐也嘆道：「這的確會耗費一些資源與心力。」當未經評鑑的校篩生有特教需求，特教教師仍會盡快給予支持。未被妥當採計人數的疑似生，以及未被列入計算的校篩生或黑牌學生，已導致師生比失真，外界無法全然洞見特教教師的困境。<b>短期目標為落實1：8師生比 盼保障特教生受教權對於各縣市特教師生比長期無法達到《特教法》附帶決議中的要求，鍾正信希望教育部落實1：8師生比，以減輕特教教師的負擔。而為了達成此目標，全教總已向國教署初步提出建議，國教署也回覆，未來將和地方政府取得共識後，再進一步召開相關會議，並朝修法方向邁進。除了透過修訂《特教法》降低師生比，部分特教教師認為透過數字上的規範，減低教師需面對的學生數量，效果相當有限。若要減輕特教教師的壓力，應在調配師生比時，納入學生障別、程度、需求等多重因素。舉例而言，若一名特教學生障礙程度較重，教師相對需花更多心力照顧。然而，此名學生卻與其他學生在計算師生比時，同樣算為「一人」，明顯無法真實反應特教教師的工作量。對此，鍾正信認為將學生的需求納入考量，調配師生比，長期而言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若要實現，需考慮其他許多複雜的因素，且所需的師資人力也將隨之提升。他解釋：「短期內有一定難處，因為明確標準還需要細部思考。」因此全教總目前仍以要求教育部落實1：8師生比為目標。然而，若要減輕特教教師工作負擔，還須回頭從教師的工作量檢視。隨著近年來大眾對於特教學生的受教權意識抬頭，特教教師的工作也逐漸細緻化，無形中增加教師許多負擔。雖然降低師生比必定能減輕教師壓力，軒仔仍希望政府與校方能重新檢視部分行政工作的必要性，「我們還是要去檢討，有些事情到底我們有沒有必要做。」祐祐也無奈表示，「很多事情一來，第一線犧牲掉的就是學生。」而面對增加師資員額可能產生的額外費用，鍾正信也呼籲：「教育本來就不是要拿成本效益來看，教育的效益不該用錢來衡量。」他盼國教署與地方政府別再以「經費不足」，作為師資員額無法擴增的藉口。在大眾關注特教學生權益之際，特教教師的工作困境同樣需被重視，否則特教學生的受教權，也將難以提升。&nbsp;【6/4更新（國教署回應）】國教署說明，未由中央統一規定分散式資源班人數的原因，是為考量各縣市學生數、學校分佈、經費狀況不同，以及學生障礙類別、程度與需求差異，且各地方政府也建議保留彈性空間，故由地方政府各自訂定上限。而集中式特教班人數之所以能由中央規定，是因其安置的學生障礙程度較重，且多以智能障礙類為主，運作模式相對明確，故有統一規範。國教署也透露，在4月的縣市諮詢會議中，中央已與22縣市政府代表達成資源班「每名教師服務學生人數將以不超過10名為原則」的共識。而針對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國教署表示已請各地方政府盤點所屬學校資源班師生比現況，未來將會同各地方政府研商提案可行性。

【專題記者林昕璿、吳冠伶、陳嘉怡、徐嘉璟綜合報導】4月2日，清明連假首日，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全台陷入驚詫與悲傷當中。開往花蓮的408次太魯閣號列車，在進入清水隧道前撞上滑落邊坡的工程車，列車隨即出軌並擦撞隧道壁。這起台灣鐵路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事故，共造成49死218傷，無數家庭破碎，許多人更留下一輩子的陰影。不論是生還者或參與其中的救難人員，他們彷如揮別戰場後的士兵，見證災難的殘酷，心理的傷口遠比身上的疤難以痊癒。 救災工作出生入死，任務成功與否更影響人的生命。當消防員遭遇重大災難、同袍殉職等情況，可能產生嚴重的心理衝擊。　圖／吳冠伶攝「一開始想說比較多人會在車廂裡面，所以也沒想到，我一爬下雙節梯，一個小朋友的下半身就掛在旁邊，看不到上半身……當下才想說，怎麼會那麼嚴重？」回憶起救難場景，花蓮縣消防局特種搜救隊大隊長簡弘丞仍心有餘悸。事發當天，休假的簡弘丞接獲通知趕赴支援，抵達現場之初，他還不清楚傷亡程度，只見兩節車廂停在隧道口，列車外觀無明顯變形，乘客陸續撤出。直到爬上車頂，進入隧道內其餘車廂搜救，31歲的簡弘丞和不少同仁才驚覺，這可能是他們參與過的任務中，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由於列車撞擊力道過於猛烈，許多大體早已殘破分離，被車門等重物擠壓，或被拋飛、散落各處。漆黑的隧道裡，空氣悶熱且不流通，充斥著柴油廢氣與血腥味。深入車廂搜救的過程中，一幕幕震撼場景映入眼簾，消防員為了即時搶救可能生還的民眾，一路目睹殘破不堪的大體。「也沒辦法做什麼，只能再繼續往前。」簡弘丞說。救災不分晝夜，支撐這群消防員的，是腎上腺素及使命感。當任務結束，先前壓抑的情感瞬間釋放，災難現場的衝擊性畫面卻不自覺在腦海迴盪。這起事故發生後，有消防員見到與自己子女同齡的兒童罹難，深覺人生無常，回家後不禁緊擁、親吻自己的小孩；亦有人因此產生心理陰影，需以藥物或酒精麻痺自我，才有辦法入睡。 408次太魯閣號列車於清水隧道北口發生脫軌意外，花蓮縣消防局特種搜救隊大隊長簡弘丞（前排中）第一時間帶領團隊，進入隧道搶救生還者。　圖／簡弘丞提供災難衝擊畫面恐致PTSD　救災人員身心照顧成首要之務當重大死傷意外發生，救災人員往往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目擊毫無遮掩的慘劇。因職責所在，救援當下他們會暫拋自身安危與害怕，全力搶救。然而，從第一線退下後，腦中不斷浮現怵目驚心的災難畫面，可能導致他們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曾多次協助災後輔導的心理師黃龍杰指出，人在歷經重大創傷後易出現「驚」驗重現、逃避忌諱、悲觀感想、神經過敏四大症狀，稱為「創傷後壓力反應」（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 PTSR），一般為暫時現象。倘若事發一個月後症狀仍持續出現，就可能演變為PTSD。此外，亦有少數人屬於遲發性PTSD，約半年後才開始產生症狀。相對生還者和罹難者親屬經歷的第一手創傷，參與救災的警消、醫護、大體修復師等人，都可能因深度同理協助對象的遭遇，進而產生替代性創傷（註）。民國107年普悠瑪號翻覆意外，一名在第一線檢傷的消防員，隔年疑似就因為PTSD，在分隊內自殺。註：替代性創傷指非直接經歷創傷的人，透過直接與受害者互動，或長期暴露在創傷的資訊下，出現類似創傷後的壓力反應。《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PTSD對消防員而言是一種職業傷害，可能嚴重影響他們的職業與社交功能。為維護消防員心理健康，本次太魯閣號救援任務結束後，各縣市消防局即提供救災人員初期輔導資源，如宜蘭縣發放簡式健康量表，了解消防員身心狀況；台北市則辦理心理輔導課程，幫助參與救災的消防員了解適當紓壓方式。團體課程徒具形式　消防員批成效不佳、增負擔事實上，不僅這次0402太魯閣號事故案，近年來包含高雄氣爆、復興空難、大型地震等天災人禍發生後，政府常啟動消防員心輔專案。初期多以團體課程等方式，教導心理衛生相關知識。例如103年高雄氣爆事故，5名警消、2名義消殉職，高雄市政府運用各界捐款，開辦71場救災人員減壓團體課程。但對實際參與課程的消防員而言，市府的美意卻幫助不大，反而是一種「疲勞轟炸」。消防員阿明（化名）如此描述當時的上課過程：「他（心理師）會來我們分隊，上班的要去，放假的就一起。有時候你上班其實滿多事情的，想休息一下，哇，又要去上課，上完又有業務要做，就覺得一直在塞東西給你。」阿明的同事阿得（化名）則認為，團體課程成效有限，輔導方式未必適合每個人。此外，真正有需求的隊員更不敢在眾目睽睽下坦露心事。他直言：「公部門的東西你也知道，就是走個流程。」不僅高雄市消防員反饋不佳，心理師黃龍杰也坦言，常遇到縣市政府安排課程時，未考慮隊員值勤時間，導致參加的是內勤行政人員，而非實際救災人員。原本該為消防員帶來幫助的輔導課程，最後卻徒具形式，難以發揮實質效用。 消防員的職場文化強調集體大於個體，若有消防員產生PTSD傾向，可能因害怕拖累分隊勤務而不敢向同儕傾訴。　圖／吳冠伶攝災後心理重建路漫漫　心理師盼長期、穩定制度若消防員患有PTSD卻未被察覺，在執勤時可能因再次接觸創傷源頭，使病症顯現，陷入危險之中。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災難與創傷心理委員會委員、目前服務於中央警察大學的心理師劉瑞楨說，曾有消防員歷經同袍遭受重大傷亡，平時看似正常的他，一衝入火場，卻因過往創傷經驗產生強烈恐懼，逃離現場，使領頭打火的隊員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那這時候要怎麼評估，或怎麼掌握這些人？」劉瑞楨進一步點出問題。團體輔導課程只是災後心理重建的第一步，對於疑似有PTSD症狀的消防員，下一步就是轉介心理師諮商。衛生福利部近日便研議，要在三年內投入2000萬元經費，協助0402太魯閣號事故案當事人進行心理重建，扶助範圍除了事故列車乘客、罹難者家屬，亦包含2000名救難人員。目前專案內容雖未完全確定，但初步規劃第一年免費提供一人12次諮商機會。針對我國災難緊急動員速度，劉瑞楨表示肯定。不過他指出，心理師平時散布在全國各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當事件發生才被拉到前線。這樣的災難心理輔導機制，就像古時候的「屯田」制度，雖然召集效率快，但沒有長期穩定的體系。對比消防單位設有特種搜救隊，能在第一時間集結隊員、執行救災任務，心理師每次都需花費許多時間建立團隊默契，先前也常發生每隔一陣子就換一批人力進駐的情形，難有效關懷、追蹤個案狀況。日常勤務藏風險　EAP難因「傷」制宜相較現階段多重視重大災難後對消防員身心狀況的影響，如何協助排解日常勤務所積累的心理衝擊也不容忽視。使消防員暴露於PTSD風險下的潛在因子，除重大災難外，平時救災遭遇的事件，如患者當場死亡、同僚傷亡等，皆可能引發創傷反應。目前我國針對消防員的心理健康協助機制，主要為各縣市政府常設的「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所謂EAP，是由勞動部推動「生活平衡方案」、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設置目的為照顧員工、提升生產力。但其並未區分日常壓力與救災創傷，多數也只是設置員工專線、有時數限制的諮商或課程，因此成效普遍不佳。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點出，EAP雖有特約心理師給予諮商服務，然心理師未必了解消防員的工作特性，不一定能對症下藥。再者，EAP為被動機制，需經由當事人或主管主動聯繫EAP的專責單位才會啟動，諮商往往無法於創傷治療的第一時間介入。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信義中隊永吉分隊消防員、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會員代表楊適瑋認為，政府雖提供消防員心輔資源，但一直以來多以口頭與郵件方式告知，未廣泛宣導。加上大眾普遍對精神疾病污名化，使尋求幫助的消防員卻步，造成EAP使用比例不高。 相較使用常規輔導機制調適壓力，消防員在任務結束後最常見的紓壓方式，便是與同仁交流救災、救護情況。此外，亦有許多人借助宗教信仰，尋求心靈慰藉，「有時候嚇到，收驚完他就覺得好了。」阿明如此談到。圖為示意畫面。　圖／吳冠伶攝沒有人教我們，一個英雄如何療傷？消防員目擊過的災難現場比一般人多，常理上心理素質已比普通人強，然而他們也是人，對災難的忍耐程度也有限。此外，大眾常將陽剛、英雄化的標籤貼在消防員上，導致他們多半選擇壓抑內心真實的感受，獨自承受救災工作帶來的龐大心理負擔。朱智宇表示，消防員通常不會向朋友、家人吐露在職場上承受的壓力，缺乏訴苦的對象與心理後盾，「他們主要是怕家人擔心，可是這樣其實是阻斷一個支持系統。」消防員連親近的朋友和家人都不會輕易開口，遑論主動找尋心理師諮商。「消防員的確普遍是堅強的，但即便是超級英雄，他也應該要有脆弱的那一面。」楊適瑋說。除了接觸心輔管道的意願不高，在消防員培訓與在職訓練中，也缺乏心理健康相關課程，以致他們面臨心理創傷時，不易察覺與調適。參與此次太魯閣號救災的簡弘丞表示，他在學校受訓的過程中，從未接觸過PTSD相關課程。高雄市一名救護教官也坦言，近幾年雖已有心理衛生觀念宣導，但課程時數依舊很少。朱智宇建議，可讓心理師介入常規訓練，進一步作為消防員職災預防的一環。劉瑞楨也說，若於課程中納入心理健康的災後重建能力，除自身可以降低遇到事故、災難對心理的衝擊，更能於救災現場安撫慌亂的民眾，「自助也助人。」當打火英雄成為待救者　心理支持網絡待完備現行的創傷輔導多以訪談方式進行，相當仰賴消防員與心理師的信任程度。朱智宇表示，心理師若能持續與第一線消防員建立溝通管道使彼此熟悉，定期了解其工作型態，便能降低建立信任關係所需的時間，有效協助處理消防員創傷後壓力。劉瑞楨進一步建議，在分隊設立消防員熟悉的輔導人員，以便持續追蹤、瞭解他們的心理狀況。此外，也需常設專責重大災害後的心輔機構，藉固定編制的人員給予持續與穩定的關懷，並且在災害發生初期分級評估創傷，及時預防後續可能衍生的心理病症。培育一名消防員所需訓練與師資的投入，往往花費國家近100萬元的支出，加上現有消防人才短缺，更禁不起人力一再耗損。而建立心輔機制的目的，就是希望消防員能持續在崗位上服務。如何建構完善的心理輔導體系，讓守護大眾安全的消防員得到更多支持，是亟待解決的課題。 消防員24小時待命，總是趕在第一時間至現場救援。在犧牲奉獻的背後，若能有完善的心理輔導機制作為後盾，就能使他們更安心地為大眾服務。　圖／吳冠伶攝4月6日，太魯閣號救援任務暫時告一段落。歷經七小時的工作，簡弘丞交班後回到花蓮市區，已是凌晨4點多。疲憊的他並未直奔家中，而是騎車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坐坐，望向路口，繁雜的思緒也隨著一來一往的人車逐一沉澱。待內心平靜後，他緩緩返回住處，並在踏入家門前卸下沾滿血漬的衣物。幾小時前才面臨的生離死別，已恍如隔世。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23歲的芋頭（化名），從小對英文感興趣，國小就報名美語補習班，相較班上同儕，芋頭的英文成績優異，甚至在月考拿過滿分。然而，升上國中，芋頭因曠課和記過太多，僅拿到肄業證書。此外，他更涉及毒品買賣，還差點背上妨害自由的罪名。不喜歡上學的他，高中就讀私立高職夜間部，不僅曠課連連，還接觸非法博弈業。芋頭平日白天睡覺，傍晚上課，下課後擔任博弈場控到隔天清晨，維持這樣的生活近一年，他無法從校園生活找到樂趣，「那時候覺得讀書賺不到什麼錢，而且好累，曠課又一大堆。」 芋頭高中時期無心向學，曾是校園的問題人物，抽煙、喝酒、翹課、飆車樣樣都來。　 圖／王崴漢攝於是，不顧班級導師和媽媽苦口婆心規勸，芋頭的休學心意已決，草草跑了幾間處室辦手續，成為法律定義的中離生。在他休學之前，芋頭班上30多位學生中，已經有四、五位學生退學或休學。「中離生」泛指高中職中途離開學校的學生，高中職生只要連續曠課達三日以上即成為中離生。與國中小失學的「中輟生」不同，中離生不受台灣義務教育規範，校方無法強迫學生復學。根據教育部公開資料顯示，107學年度的中離生逾1萬6000名，而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以下簡稱台少盟）指出，其中約有6成的中離生未就學也未就業。他們中離後的道路是好是壞，難以預測。<b>離校背後看不見的中離百態　「每個中離生的故事都不同，離開學校的原因及人生經歷也都不盡相同。」台北市教會聯合會乘風少年學園資深專員林哲寧說道。中離生小議（化名）從國中開始就在後段班，對基本學科毫無興趣。選擇就讀高職的他喜歡焊接、零件組裝等實作課程，也成功考取證照。但就算就讀高職，小議仍難以擺脫得不到成就感的國英數基本學科，他抱怨道：「我國中都讀不好了，高中幹嘛要再學一遍。」小議的學習熱情在一次又一次罰抄下消磨殆盡，他厭倦老師以懲處代替關懷，每天依舊早起出門，但目的地從學校變成網咖，或是偷偷溜回家。高二他開始在便利商店兼職打工，一週只去學校一兩天。班級導師曾打來關心，但小議多以「不愛去學校」搪塞，漸漸地學校也收起對小議的關懷。而家人則認為不想念書就去工作，於是小議在高二休學。同樣不喜歡學科的芋頭，高中就讀觀光科。在實際接觸後，發現觀光並不如他所想像般有趣。然而，談到學校的實作課程，原先少話的他主動分享課程內容，比如調酒技能等。但學校一週卻只安排一堂實習課，芋頭說道：「如果學校增加實作互動課程的話，我應該會每天去吧。」芋頭接著分享，其實班上同學大多偏好實務訓練，常曠課的學生遇到實習課幾乎也不曾缺席。事實上，他們曾向班級導師反應，希望調高實習課占比，但這些聲音似乎未被校方採納。詢問他希望在離開學校時從校方獲得什麼幫助，他只無奈地回應：「沒什麼幫助吧，（我）不太需要他們。」學習態度叛逆、外表也具個人特色的可樂（化名），理著平頭、雙手與後頸刺滿刺青。剛服滿三年刑期的他，從國中就開始翹課，應著家人的期許唸高職資訊科，但他不愛去學校，不到半年便選擇休學。可樂沒想過未來要做什麼，也沒有可作為職業發展的興趣，休學後就去工地打工，「通常輟學一開始都先選工地，因為不知道要做什麼。」「對學習沒興趣」一直是高中生中離的主要原因，學生無法從正規課堂中得到成就感，更遑論確立生涯目標。無心向學的同時，有人面對經濟壓力，有人面對賺錢的誘惑，最後往往讓這些學生導向相同的結果：離開學校成為中離生。然而，現行的中離生輔導條例中，仍以「復學」為重。對欲中離的學生來說，與其以復學將他們挽留於校內，就業輔導能否為他們另闢新徑？ 可樂現年24歲，從事非法行業多年，不了解自己的志趣，難以找到人生目標。　圖／王崴漢攝<b>政策表現停滯不前　就業資源乏人問津 十二年國民教育廣開高中職教育大門，卻使學生中離的後門難以闔上。近年中離生統計人數因少子化有所下降，但中離生佔整體比例仍維持2％，顯示中離問題未見改善。近年來教育部提高中離意識，於民國109年修定《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要求校方落實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事項，同時提供就業輔導資源。攤開台少盟製作的「中途離校學生資源地圖」，可看見中離生若有就業需求，能藉由兩種管道，分別為勞動部搭建的台灣就業通網站，以及各縣市的公立就業服務站。然而，教育部仍以學生復學為目標，未將足夠就業資源深入校園環境。台少盟副秘書長劉志洋透漏，這些政府資源實質上被使用的比例過低，例如使用就業服務站的中離生僅佔整體2％。他直指，學生難以碰觸資源，而資源實質上也不適用於青少年。劉志洋說明，政府資源的申請程序過於繁瑣，中離生在兩到三個月的職訓期間無法賺錢，與其參與職訓，直接就業反而更符合他們需求，何況中離生早已對課堂失去興趣，「中離生為什麼要去？他們就不喜歡上課了。」劉志洋進一步質疑，各縣市公立就業服務站雖開辦青年專區提供輔導資源，但當前就業輔導人員也未受過青年培力課程，不具備完善的輔導意識，「政策本身就不是為青少年設計，都沒有人說要怎麼跟青少年溝通。」<b>民間援手難伸 資源入校困難重重 除了政府資源，民間也注入輔導能量。針對中離生問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期望民間團體發展多元彈性課程，以協助中離生復學或是輔助就業。例如乘風少年學園與勞動部合作辦理「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提供多元職業探索及工作體驗。而台少盟也接觸過各樣態的中離生，劉志洋指出台灣關注青少年就業的服務單位非常多，政府應該更加重視這群孩子並與民間攜手合作。他坦言民間團體有能量，但是資源曝光度不高，況且中離生不會主動向民間團體尋求協助。劉志洋解釋，許多民間團體發起的協助計畫，基於個資保護，民間無法直接取得中離生名單，需透過政府與教師轉介，將資源傳遞給中離生。然而，由於教師擔憂輔導就業計畫恐導致學生輕易決定離校，大多不會主動提供民間輔導管道，民間資源因此難以及時進入校園。 民間團體長期關懷中離學生，結合多元職業探索課程，幫助少年了解職種、認識自我，進而發展職業興趣。　圖／王崴漢攝民間團體缺乏接觸中離生的管道，也欠缺足夠資源協助輔導。林哲寧分析民間團體的定位，他提到社工體系的民間團體主要也依靠政府補助，才能擴大輔導不同樣態的中離生，而近年補助金額因少子化問題不斷縮水，徒增民間團體的無力感。劉志洋期許政府訂立個人化政策，同時擴編預算，提供民間更多發揮機會，「政府在開這些委託案、合作案時，要給民間團體更大的空間跟尊重，民間團體畢竟才是第一線跟這些青少年接觸的。」<b>中離破網如何補 政府重視成關鍵 中離問題究竟如何解？如果說民間團體扮演的角色，是在後端試圖接起被遺忘的中離生，那政府更應該在前端架設完善且暢通的軌道，讓青少年不會因為中離學校而與社會脫軌。行動源自訂立的計畫，政府應籌畫更完善的輔導機制以減少中離問題。立法院法制局副研究員趙俊祥提出，目前該實施要點缺乏明確授權依據，他建議提高法規層級，將要點改為「辦法」、「標準」或「準則」，讓校方更嚴謹地回報及追蹤中離生問題。林哲寧強調，政府應透過教師通報了解中離生的真實需要，身處第一線的班級導師只需辨識學生的中離狀況及背後原因，再搭配輔導專員或是民間資源，讓學生透過職業試探訂立未來方向，進一步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學校完成學業。 林哲寧呼籲政府應重視城鄉差距問題，除了資源不均外，都市和鄉下的中離原因也不盡相同。　 圖／王崴漢攝劉志洋也同意政府應更重視中離問題，他強調，中離生就業經驗不足、學歷及專業技術也不及他人，「出了台北，工作機會將更稀少，究竟這群中離生要去哪找工作？」<b>脫下校服後　中離生未來藍圖從何畫起 一年前，芋頭因為資金周轉不靈而離開博弈圈，目前正在工廠上班，他戒菸、戒酒，也不再飆車，談到過去的生活，芋頭平靜地說：「會後悔欸，不會搞這些的，我應該從國中就開始認真讀了吧！」他分享，如果有機會，他想回到高中完成學業，「還是要高中畢業的吧！不然我國中也沒畢業，這樣找工作很難看。」小議休學後嘗試多種工作，包括超商店員、餐飲業與工地。他目前從事水電相關工作，也終於從中找到工作的樂趣。在職涯規劃上，若有機會小議希望進修專業技能，考取水電執照，成為正港水電工。可樂後來在朋友牽線下，進入經營博弈的非法組織，賺起快錢卻也染上毒癮，現在身上背著槍砲與毒品的罪名。他剛服完三年的槍砲刑期，還在等待執行一年多的毒品刑期，「快的話今年年底入獄。」中離生的面貌百百種，如果在當初血氣方剛的年歲，有一雙手可以承接住他們的無所適從，也許可樂不會多次出入監獄，芋頭可以完成學業，而小議的水電之路可以走得更加順遂。中離之後，不再曲折。 小議中離後生活穩定，賺錢補貼家用，然而並非每位中離生都能與他有相同境遇。　圖／王崴漢攝

【記者廖澄妤綜合報導】「我們不願漏接任何有心理危機的青少年！」五位大學生秉持這項理念，展開「Lemonade Journal 檸檬日誌」計畫。他們在社群網站上以圖文溫暖人心、分享心理健康知識，更設立專屬聊天室，提供青少年一對一傾訴心事的管道。聊天室上線三個月即獲不少好評，更有使用者回饋道：「因為有邦尼布雷聊天室，才讓我活了下來。」檸檬日誌團隊成員皆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最初，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的劉羽宸得知教育部「109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註）」資訊後，找來熟識好友組隊參與，共同發想出檸檬日誌計畫。「所以我們的感情非常好！」談及此，劉羽宸與隊友相視而笑。檸檬日誌的理念源自成員經驗，他們國高中時，曾因害怕求助，未能妥善處理憂鬱情緒，至今仍受過去的經歷影響。這促使他們採取實際行動，經營社群媒體、架設心輔資源整合網站，並成立「邦尼布雷聊天室」，幫助為心事所煩的青少年。註：為促使青年自發性聯結國際資源、改善社會現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規劃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提供參與青年培訓與經費，鼓勵他們付諸行動，實踐提案內容。 檸檬日誌團隊成員皆畢業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彼此高中時即為好友。左起依序為黎可君、林子筠、劉羽宸、呂宣誼、羅心妤。　圖／劉羽宸提供檸檬日誌的名稱源自英文諺語：「當生命給你檸檬時，把它做成檸檬汁。（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團隊將酸苦檸檬喻為成長中的心理危機，期望陪伴青少年，將這些危機製成甜又可口的檸檬汁。確立計畫主旨後，團隊訪談許多輔導老師，發現國高中心輔資源不足，學生遇到較輕微的情緒困擾時，也不一定會求助輔導室。因此他們成立LINE官方帳號，使用者只要事先預約，即可在指定時間向志工傾吐學業、家庭、人際、感情或自我等煩惱。同時，因社群媒體易觸及年輕族群，團隊也建立臉書（Facebook）與Instagram專頁，分享心理健康知識及青少年生活話題，例如情緒紓緩方法、療癒歌單等。 聊天室使用者限14至19歲的青少年，服務時間為平日晚上與週六下午。　圖／劉羽宸提供聊天室由團隊成員營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學生擔任主要志工，提供一對一聊天服務。經營聊天室的過程中，團隊曾遇使用者具輕生、自傷傾向，也聽過青少年以成熟懂事的語氣，娓娓道出疾病、家庭失和等痛苦經歷，堅強模樣令成員們倍感心疼。劉羽宸分享印象深刻的個案，曾有憂鬱症患者傾訴爸媽不承認其病情，甚至認為他在騙人。「青少年其實只是想被認同、被喜歡，渴望獲得陪伴而已，但這個世界可能不如他們所預期。」劉羽宸嘆道。團隊隊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呂宣誼則對一位嗜睡症患者印象深刻，對方的人際關係、課業與心理狀態都深受病症影響。即便聊天時語氣平淡，呂宣誼隔著文字仍能感受到他的無奈。一再看到善良且堅強的青少年未能被世界溫柔相待，更加深團隊幫助他們的信念。「這一年我們可能花了1/3的時間在這計畫上。」劉羽宸表示，兼顧學業與檸檬日誌龐雜的工作十分累人。成員每週都得開會、輪流至工作室監督志工與青少年聊天，也必須定期撰寫社群文案及計畫案，經常被死線追著跑。而心力交瘁時，支撐團隊的其中一股力量，正來自他們曾接住的青少年。「（聊天室）讓我在難過的時候避避風頭，再次勇敢一點點、再努力活下去。」、「感謝你們，你們的存在可能就是救贖。」讀著使用者回饋，團隊成員、國北教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學生林子筠認為努力被賦予了意義。 聊天室9月上線，截至12月初，已服務100多位青少年，並獲得許多好評。使用者的回饋也成為團隊動力來源。　圖／劉羽宸提供團隊已於12月初完成109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成果發表，之後仍會持續經營檸檬日誌的社群。然而成員考量自己仍是學生，時間與能力有限，決定把聊天室交給資源更豐富的組織營運。劉羽宸形容，聊天室就像團隊辛苦養大的孩子，交接出去固然不捨，但期望能藉此將年輕人的理念帶入既有組織。更重要的是，聊天室能在充足的資源下持續成長茁壯，幫助更多青少年，劉羽宸說：「我希望檸檬日誌是在台灣點起的一個火苗，可以慢慢地照亮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

【專題記者陳子瑜、陳妍如、萬巧蓉、方小瑀綜合報導】「我們吸毒已經十幾年，家人的接納度不高、新的朋友不敢跟我們接觸，根本沒辦法復歸到社會裡面。」昔日的藥癮者蔡明蒼敘述出獄後的光景，他渴望重回正軌，「但要踏出每一步都好難。」不久後他再犯，二次入獄。蔡明蒼坦言道：「光是坐牢很難改變一個吸毒的人。」因此近年來，司法矯正體系積極推動藥癮者回歸社區進行醫療戒治，但若社區的協助資源仍未臻完善，藥癮者想重啟無毒人生如同泡影。<b>藥癮者再犯率高　建立戒毒動機是關鍵據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以下簡稱解癮戒毒協會）統計，藥癮者持續施用毒品的理由，首要是為了排解無聊、空虛的情緒。解癮戒毒協會心理師李欣怡解釋道：「如果吃東西（的快樂指數）是150，喝酒是200，吸毒能直接超過1000。」他指出，吸毒產生的強烈快樂感難以透過其他管道取得，因此藥癮者會一再尋求毒品慰藉。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達進一步表示，施用毒品者一旦成癮，將導致腦部神經被破壞、心理酬賞機制（註1）失靈，最後唯有毒品能引發快樂情緒，讓藥癮者戒毒更加困難。註1：即執行該行為後得到相對應的滿足感，因此對該行為產生正向增強作用，鼓勵當同樣情境再度出現時，再出現同樣的行為反應。而難以擺脫舊有的人際關係，則是藥癮者使用毒品的次要原因。尤其，若生活中缺乏重要他人的支持，容易導致再犯。蔡明蒼解釋，許多藥癮者出獄後只能回頭找吸毒圈的朋友，經常一、兩個月後便重陷毒海遭逮捕。林達更表示，入獄的藥癮者隔離時間長、與社會脫節，導致藥癮者反而會與獄中結識的毒犯獄友繼續吸毒。此外，林達指出，部分藥癮者沒有主動戒毒的意願，不清楚毒品的危害。例如許多安非他命使用者是為維持工作時的精神而用藥，「這件事情他不覺得錯，因為我（藥癮者）在賺錢、我必須用。」然而毒品短期內雖可維持藥癮者的體能，一旦上癮卻可能破壞腦部及身體、甚至導致用藥者失去工作能力。<b>戒癮人力不足 緩護療執行受阻除三、四級毒品施用者僅須負擔罰鍰外，過往使用一、二級毒品的藥癮者被逮捕後，經司法機關判決即送至勒戒所進行強制戒治。民國87年，《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修正藥癮者的定位為「病患型犯人」，從消極的懲處、監禁等司法途徑，轉為積極的治療取向。因此，檢察官可暫緩藥癮者的起訴處分，讓藥癮者維持原生活型態，回到社區進行戒癮治療（以下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緩護療）。在檢察官作緩起訴處分後的兩年緩護療期間，由地檢署的觀護人負責定期約談、訪視藥癮者，並監督其每月至地檢署驗尿。觀護人也與醫療機構合作，轉介藥癮者到醫療院所治療。除此之外，觀護人亦會在訪談藥癮者後分類再犯的風險等級，並交由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個案管理師（註2）（以下簡稱個管師）列入追蹤、輔導名單。註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95年在全台各縣市開設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盼整合社政、醫療、警政、司法保護等各單位資源，並設有個管師對所有個案進行追蹤、輔導。政府盼透過社區醫療管道協助藥癮者戒毒，但根據台灣高等檢察署109年發布的毒品情勢快速分析，藥癮者在四年內再次施用毒品的比例高達五成，其中還不包含未被逮捕的潛在犯。過半的毒品再犯率反映當前藥癮者回歸社區緩護療後，戒治毒癮的成效仍不彰。首先，地檢署觀護人身為毒癮戒治環節中的要角，卻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根據法務部統計，106年全台地檢署緩護療人數近7000位，卻僅由200多位的觀護人分擔。受限於法務部下檢察機關預算員額（註3）的限制，地檢署無法任意增加觀護人人力，因此由衛生福利部編制毒防中心個管師，盡量觸及所有個案、提供完善處遇措施。註3：指各機關每年度編入總預算案並經立法部門審議通過後，該年度實際可進用各類人數的上限。不過，個管師雖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追蹤、輔導，實務上卻不具備法令強制力，導致藥癮者不願配合、個管師亦難觸及個案。「被告（藥癮者）會怕地檢署，因為不乖乖聽話會被撤銷緩起訴。但你（個管師）的監管又不是法律上的監管，只是道德勸說，我（個案）會嫌你煩。」林達道出個管師追蹤輔導的困難點。<b>毒癮戒治仰賴民間資源挹注　戒癮課程助重建生活藥癮者在戒毒過程中面臨許多阻礙，毒防中心的個管師亦缺乏強制力，因此除毒防中心外，許多民間團體開辦課程、設立中途機構等，並與政府協作，提升藥癮者的戒毒意願。基督教晨曦會行政主任蔡明蒼直言，「（藥癮者）回到社區才是真正的考驗開始。」晨曦會在全台各地設立毒癮輔導村與中途之家等13個據點，目前約有130位藥癮者入住，作為藥癮者返回社區前的緩衝。此類治療性社區讓藥癮者與原有生活隔絕，並採無藥物的心理社會治療作為戒毒方式。迄今為止，回歸社區的藥癮者已超過2500位。然而出於硬體、人力資源不足的限制，隔離時間較長的治療性社區可能難以在台灣普及。林達認為，台灣未來可以參考美國的「康復中心（rehabilitation center）」，以短期隔離的作法來治療藥癮者。「比如在康復中心待7天到30天，可以向檢察官呈報，來減免處罰。」他表示，短期隔離的康復中心較治療性社區容易推行，除了能幫助藥癮者撐過戒斷症狀，也能暫時隔離原有生活圈，防止他們短時間內與藥頭再次接觸。而針對復歸社區的二、三級毒品施用者，政府與民間機構則嘗試助其重建生活。解癮戒毒協會自104年起舉辦正念班，透過與台北地檢署合作，轉介緩護療毒癮者進入課程，並以此抵免至地檢署報到的次數。104年至106年，超過50％的藥癮者因再犯、未定期驗尿等原因，被撤銷緩起訴處分；但參加正念班的藥癮者被撤銷緩起訴則小於30％。李欣怡點出藥癮者能成功戒毒的關鍵，「第一個是要有重要他人，家人或另一半願意相信、支持他，再加上找到他的生活重心。」正念班課程便以匿名團體輔導的形式，讓學員真實分享自己染毒的歷程，找出其吸毒的根本原因。此外，藥癮者也須完成「回家作業」，每天評估自己是否完成靜坐、腹式呼吸等項目，以及吸菸、喝酒的狀況，「自評的過程也看看自己怎麼過生活的。」 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讓藥癮者學習透過靜坐、禪定等方式靜心，並在互動中真實地分享自身經驗，達到團體輔導的效果。　圖／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提供處遇模式邁向多元 修法整合資源助藥癮者戒毒每位藥癮者的背後，都有其接觸毒品的原因。針對不同個案的身心、家庭及工作狀況，應提供多元的處遇方式，藥癮者才能在往後遭遇生活困境時，不再回頭依賴藥物帶來的幸福感。李欣怡舉例，治療性社區、中途之家等集中管理機構能使藥癮者與毒品完全隔絕，因此較適合成癮性強、戒斷症狀嚴重的第一級毒品施用者。相對而言，第二級毒品施用者則可參加解癮戒毒協會所提供的正念班課程。為了整合各局處資源以完善不同藥癮者需求，政府於95年在各縣市成立毒防中心，期能達成多元處遇的願景。然而受制於毒防中心任務編組（註4）的特性，導致內部人員須同時處理原單位職務與毒防中心的工作，恐影響毒防事務辦理效率。如嘉義縣毒防中心係由該縣衛生局長擔任中心執行長，而委員由教育處處長、社會局局長及警察局局長等職務兼任。林達表示，毒防中心並非一個專門局處，由來自不同局處的人員兼任毒品防制工作容易造成管理不易、職權難劃分等問題。註4：組織在原本的組織架構外，為了某種特別任務，另外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此專案小組與原組織配合，屬於一種彈性的組織結構。此外，毒防中心隸屬於各縣市，並無權要求醫護單位提供戒癮相關服務。解癮戒毒協會律師劉佳穎表示，由主管醫療的衛福部下命令至各醫護單位較可行，「因為醫療系統又不聽縣市毒防中心的，有點像是由一個外人（各縣市毒防中心）告訴它需要資源，會比較難推。」受限於毒防中心的編制，過去戒毒體系大多仰賴觀護人及個管師自行向各單位尋求就業培訓、醫療及心理諮商等轉介服務，缺乏一個跨領域且具法律強制力的資源整合平台。立法院於108年12月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期望毒品防制相關法規能朝多元處遇的方向邁進，並為藥癮者建置一個整合司法、醫療與社工資源的平台。待細則訂定後，司法機關將直接與衛福部協調、整合資源，不必再由觀護人獨自為藥癮者尋找各局處的資源。劉佳穎說明，未來檢察官若提出緩起訴，將由腦科學、心理輔導及個管師等各領域的專家，互相協商、共同決定出最適合的處遇模式。「以司法強制力為後盾、有檢察官當靠山，讓毒防中心的人進來形成一個團隊。」林達表示。如此一來，毒防中心個管師缺乏強制力、觀護人尋找資源不易的問題亦能被有效解決，他期望未來能讓地檢署、醫療機構與毒防中心個管師形成合作網絡，媒合多方角色，讓各領域人員一同幫助藥癮者。目前各局處仍處於磨合期，但劉佳穎肯定政府的修法方向，代表藥癮者的個人化需求已逐漸被看見。他強調，多元處遇才能讓藥癮者保有原本的生活。作為檢察官，林達多年來見證無數藥癮者在戒毒長路中的掙扎與痛苦，「回到他的人生中，找出他的方法來，沒有一種戒毒方法適用於所有人。」&nbsp;

【記者黃婕綜合報導】民國109年第15屆總統選舉將至，為搶攻青年票，總統候選人紛紛推出青年政見。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皆針對「青年創業」（以下簡稱青創）提出不同的補助及輔導機制，表達對青創的重視。根據108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機構（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GEDI）發表的「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dex, GEDI）（註）」，台灣在137個受評國家中，排名第18，在亞太區位居第3，僅次澳洲和香港。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祕書長楊士進表示，創業的風氣和意願正逐年提高。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副秘書長陳麗華也指出，108年的創業諮詢專線累積至今共有8000多通，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註：「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dex, GEDI）」的評比項目包含創業態度、創業能力及創業企圖心三大面向。面對持續蓬勃的創業環境，蔡英文提出若勝選將提供600億「青年貸款」供青年創業者申請、提供專案融資協助及簡化貸款程序，且未來100萬以下的小額青年貸款，將以表格申請取代計畫書。而韓國瑜則喊出300億「青年願景工程基金」，預計在當選後建立新創產業資訊平台，以爭取國外資金投資。宋楚瑜則延續過往政見，建立青創基地，並免費提供青創者使用，只收水電及管理費。人際銀行創辦人、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蒲其磊表示，蔡英文提出簡化貸款程序及專案融資，可使青創者覺得受重視，進而提升創業意願。蒲其磊說明，當初創業時，政府提供的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並非他的首選，除因申請手續複雜困難外，申請流程耗時長也是原因，「寫企畫書就要超過一週，交付審核後，還要到銀行報告，審查機制嚴格。」蒲其磊直言，若蔡英文的簡化貸款程序政見能實際執行，且履行前五年利息由政府補助的承諾，將會非常具吸引力。 現今約有三至五成的大學生具創業意圖，學生多半利用校內的培育資源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討論創業。圖為示意圖。　圖／黃婕攝現行政府推動的創業貸款有三項，分別為「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和「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三者的差別主要在於貸款對象，青年創業貸款主要針對20至45歲的國民，繳交的企畫書中除說明公司基本資料外，營收預估、損益預估、貸款金規劃都必須清楚詳列，從申請到真正拿到經費至少要60天。芙莉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學生林嵩堉表示，曾考慮是否申辦貸款，「但企畫書必須填營收預估，在公司剛創立、收入不穩定時，無法給確切的估計數字而放棄。」然國立成功大學青年創業者K（化名）持相反意見，他說：「申請程序複雜是必然的，若想創業成功，所有事物都必須準備妥當。」面對三位總統候選人提出的青創政見，林嵩堉表示，無論誰當選都希望政府持續扶持，除資金挹注外，也提供多樣資源，「並非每位創業家都具有良好創業條件，關鍵不在能力，而是資金不足。」而K則表示，能感受到韓國瑜對於青創的重視，針對政見中多次提及的爭取國外直接投資、讓台灣創新企業加入國際新創產業鏈等，K表贊同道：「台灣人開拓國外市場才有機會更加富裕。」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祕書長楊士進說：「目前大學生創業者的目標市場普遍偏向國內。」現今約有三至五成的大學生具創業意願，尤以國內服務業為主流。對此，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副秘書長陳麗華補充，若青創者將科技結合民生性服務業，如改善賣場的行銷或是配送方式，即便是小生意，只要有特色便有機會獲利。此外，陳麗華雖樂見創業政見增加福利與資源，但政府都只是提供啟動性的協助，陳麗華說：「創業的關鍵還是在於創業家本身的決心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