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廖嘉嘉綜合報導】11月30日，耶魯大學在校學生、校友以及「瑞秋的伊萊斯」（Elis for Rachael）組織對校方提起訴訟，控訴校方得知學生有心理健康問題後，強迫對方自願休學，否則會將他以退學處分。 瑞秋的伊萊斯組織致力於幫助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並透過電子郵件接收學生的問題。　圖／截自瑞秋的伊萊斯官網2021年，耶魯大學學生瑞秋・肖・羅森鮑姆（Rachael Shaw-Rosenbaum）因擔心遭學校強迫休學而在校內自殺，引起有相關經歷的校友及學生關注。許多志願者與羅森鮑姆的親友一同創建瑞秋的伊萊斯組織，希望提供遭受相關迫害的學生援助。然而，組織成員保羅・曼格・約翰森（Paul Mange Johansen）表示，過去有許多人對休退學制度表達不滿，但校方並沒有做出實質改變。 瑞秋・肖・羅森鮑姆在校內自殺後，親友與學生舉辦蠟燭之夜悼念他。　圖／保羅・曼格・約翰森提供「耶魯的制度非常過時，並且是對學生有害的。」耶魯大學校友薇洛・西爾維斯特（Willow Sylvester）不滿地說道。他的朋友曾因心理健康問題向校內心理診所求助，診所卻不斷施壓，要求對方休學一段時間，否則就會直接被退學。約翰森因此憤慨地指出，這對學生而言根本就不存在選擇權。西爾維斯特也補充，校方規定休學學生必須間隔二至四個學期才能回到學校。在這個期間，學生必須設法證明自己的心理狀況良好才可以復學。「我已經努力在面對心理健康問題，現在我還需要面對學校的休學政策，這讓我更難照顧自己。」耶魯大學學生艾麗西亞・艾布拉姆森（Alicia Abramson）提到，他曾因為飲食失調與憂鬱症而被迫休學，當他飽受心理問題困擾時，從學校休學卻帶給他更多的煩惱。他除了被禁止進入學校，更無法使用學校的資源，已經繳交的學費與學生健保也無法退回。約翰森也提及，部分外國學生需要學生簽證合法居住在美國，當他們因為心理健康問題休退學時，意味著將必須短時間內離開美國。訴訟結果目前仍有待法院裁定，但已為耶魯大學的休退學制度帶來極高關注度。面對相關指控，耶魯健康中心心理健康與諮詢部主任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回應，表示相關報導將會誤導學生應繼續學習而非專注治療。「他們應該開始好好對待心理健康問題學生，他們也是人。」提到訴訟後對校方的期望，艾布拉姆森表示。他希望校方給予學生更多幫助與關心，而非將他們視為罪犯。 瑞秋的伊萊斯組織於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的球賽期間發起聯署，希望大眾一同聲援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　圖／保羅・曼格・約翰森提供

【記者蔡文馨綜合報導】國立中山大學去年首創「心理不適假」，搭配導師關懷與諮商介入等配套措施，協助學生調適身心狀態。中山學務長楊靜利表示，施行首年沒有學生以心理假為由請假，而本學期至今僅有六位學生使用心理假，制度實際成效仍有待觀察。 國立中山大學去年首創「心理不適假」，搭配導師關懷與諮商介入等配套措施，協助學生調適身心狀態。  圖／鮑姿穎提供2021年5月，校方正式將「心理不適假」新增至《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請假規定》。中山畢業生、109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林玟圻表示，心理假是由校方主動推行，因此在推行過程中十分順利，討論半年即正式設置。目前欲申請心理假的學生，僅需要至請假系統做登記，並說明請假原因即可，且每學期未有申請心理假之上限。楊靜利表示，若學生請心理假過多次，校方會通報導師，介入關心學生，但若狀況仍未改善，才會再向上通報諮商中心。對於心理不適假，多數中山學生皆表示肯定。中山外國語文學系學生鮑姿穎認為，現代人罹患心理疾病的數量漸增，心理假的設置讓學生有喘息的空間，也能適時紓解自己的情緒。「對於因心理因素不敢去上課的學生，心理假是很自在的選擇。」才剛請過心理假的中山外國語文學系學生L小姐（化名）表示，學生在心理不穩定的狀況下，根本無法專心，因此，他認為與其讓學生用不健康的心理去上課，不如讓他們的身心靈放假。 心理不適假得到多數中山師生的肯定，但對於宣傳成效與學生濫用問題，也引發師生間的討論與疑慮。 圖／鮑姿穎提供即便心理假制度立意良善，多數校內學生卻並不清楚校方有設置此假別，中山劇場藝術學系學生Ben（化名）表示，直到20日學校官網發布心理假相關貼文，他才得知此消息，且身邊也尚未有同學申請過此假別。事實上，針對心理假的宣傳，楊靜利表示，中山校方是以發布會議議程的形式至全校師生信箱，可能導致師生未及時得知心理假消息。此外，針對心理假使用人數低落，Ben分析，心理假的實施，恐會造成校方、老師及同學過度關心，而讓申請人未得到真正的休息，無法發揮心理假實際用意。心理假制度逐漸廣為人知，也引發部分師生擔憂心理假是否會遭學生濫用。對此，中山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杜佳倫正向看待，「大學生已是成人，能自己做好學習規劃與判斷，若有人刻意濫用，那就是不尊重設置制度的善意，也不尊重真正有需要的人。」杜佳倫也贊成心理不適假的設置，根據其授課經驗，他認為心理假能幫助有身心狀況的學生，讓他們可以適當休息。杜佳倫更表示，通常主動提出需求的學生，也較能在身心恢復後積極回到班上繼續學習。 中山大學心理不適假的使用人數施行至今雖看似不理想，但立意良善，不僅鼓勵學生正視身心狀況，更是多一種假別供學生選擇。 圖／蔡文馨攝目前教育部國教署正研議於高中以下學校實施心理不適假，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等校也正研擬相關規定，顯示學生心理健康議題備受關注。作為全台首間實施心理假制度的學校，楊靜利認為，心理不適假的設立，除了鼓勵學生正視身心狀況外，更是多一種假別供學生選擇。Ben也肯定校方設置心理假的政策，讓學生可以透過合乎校規的管道，且在不損害自身權益的情況下合理請假，適時調整身心靈狀況。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學生們一個接著一個，蹲在花圃邊把鬱金香球莖種入土中，他們的雙手和膝蓋上都沾滿了泥土，但眼神裡卻是滿滿的笑意。黃色鬱金香計畫（The Yellow Tulip Project, YTP）是美國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他們致力於消除精神疾病污名、建立關懷社群，並激發不同族群之間關於身心健康的對話。組織成員包含四位領導人、13位青年領袖以及上百名學生大使。 黃色鬱金香計畫是美國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廣心理健康議題。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秋季時，黃色鬱金香團隊會帶領學生和社區組織在「希望花園」裡種植象徵希望的黃色鬱金香，讓大家能在春季時迎接鬱金香的盛放，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溫暖的心靈對話空間，讓人們在鬱金香的陪伴下，互相撫慰彼此的情緒。黃色鬱金香團隊透過這個經典活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同時也讓參與者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身一人。 「希望花園」在美國各州遍地開花，持續引起大眾對於黃色鬱金香計畫的關注。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心理健康的議題影響著我們，不論是青少年或成年人，它值得被用力推動。」黃色鬱金香計畫公關總監康拉德．加布列（Conrad Gabriel）說道。加布列是一名充滿熱情的大二學生，參與鬱金香計畫已經長達四年，他回憶起剛加入團隊，以青年大使身份參加秋季種植鬱金香活動時，看見到場響應的民眾十分踴躍，讓他受到很大的鼓舞，「這讓我相信自己在推動消除精神疾病污名的路上並非獨自前行。」青年大使安德里亞．馬格斯（Andrea Maggs）也表示，一群人聚在一起分享境遇讓他更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故事，談論他長久以來對於推動心理健康議題的努力。 種植完鬱金香球莖後，參與者會在「希望花園」展開心靈對話，互相撫慰彼此。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新冠肺炎爆發後，對全球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影響，其中也包括我在內。」加布列擔憂地說道。除了種植鬱金香，黃色鬱金香團隊也以全國各地的學校為據點，建立人數高達上百人的黃色鬱金香青年大使團，以社團方式進駐校園，期望在校園的各個角落傳達黃色鬱金香計畫的理念，呼籲青年正視心理健康相關問題，並傾聽內心的聲音。加布列指出，青年大使的角色是團隊成功的基礎，在黃色鬱金香這樣以青年領導的組織當中，他們的聲音非常重要。 黃色鬱金香計畫為青年領導團隊，其中上百名的青年大使更是組織成功的基礎。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該計畫源自於創辦人茱莉亞．漢森（Julia Hansen）的親身經歷。漢森高中時曾罹患憂鬱症，過程中充滿強烈的孤獨感與無助感，加上當時社會普遍對於心理衛生相關疾病充斥著汙名與標籤，讓他在尋求幫助時困難重重，更因此失去了兩位好友。漢森因而更堅定地推動這個計畫，不僅期望能為需要的人提供相關諮詢及協助，更期盼能除去社會大眾對於心理衛生疾病的汙名與標籤。 青年大使在校內以社團方式活動，將黃色鬱金香計畫的理念帶進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此外，黃色鬱金香團隊也定期舉辦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活動與展覽，其中最著名的是「黑白攝影展」。此展覽以黑白肖像的方式展出，展覽中的作品呈現出創作者面臨心理健康的挑戰，以及個人受親友患病產生的影響。希望能透過展出的作品呼籲社會大眾正視心理健康的問題，加布列表示，「我們應該專注於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它可以帶來更好、更輕鬆的生活。」。 黃色鬱金香計畫團隊期盼持續散播「希望會發生」的正向能量，引起社會關注。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目前，黃色鬱金香團隊仍持續推動種植鬱金香的活動，在美國各州幾乎都能見到「希望花園」的身影，團隊成員也期望心理健康議題能像鬱金香一樣遍地開花。訪問的最後，加布列語帶自豪地說：「我知道這不容易，但我們跟許多支持我們的人一起，在路上並肩前行。」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我們不可能活得毫無情緒，既然如此就應該學習如何察覺它。」Stand By 憂團隊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展開了「國際鏈結」、「情緒影展」以及「情緒石頭湯」等計畫。他們以線上互動的方式，期望陪伴參與者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學習與之共處。團隊的核心成員林家安堅定地說：「我們希望關心到每個人的情緒。」Stand By 憂啟動自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民國110年度的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原先陌生的五個人因為精神疾病和覺察情緒等議題聚在一起，共同創辦了Stand By 憂。他們的創辦理念源自於「Stand By You」的陪伴意象，期待透過情緒陪伴情緒、生命陪伴生命的概念，​帶領大眾一同覺察情緒，陪伴彼此。 Stand By 憂團隊關心情緒察議題，希望透過線上活動凝聚關注。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核心成員林家安曾為憂鬱症患者的陪伴者，回憶起當時，他表示自己太晚意識到對方的情緒，屢次希望對方多談談自己的感受。當時對方突如其來的一句「我昨天突然就覺得活著好像沒什麼意義，想要自殺。」才讓他驚覺對方需要協助。林家安因而開始關注情緒覺察的議題，「如果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試著接住他的情緒，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陪伴他多走一段路？」他遺憾地說道。多數現代人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情緒，甚至不清楚自己身處於什麼樣的情緒當中，「我常常教我的個案思考情緒，不只思考憂鬱、緊張這些相應的結果，也要專注在自己遇到什麼事件導致這樣的情緒，或者中間經歷了什麼內在思考的歷程。」談到情緒覺察，臨床心理師蕭仁釗指出，其中的一大重點是自己能為情緒做些什麼，而非停留在當下的情緒泥淖中，包含求助朋友或是相關心理諮商機構等，讓自己恢復到生活的狀態。 情緒影展以線上形式呈現，民眾可以隨時隨地觀展並練習情緒覺察。　圖／Stand By 憂提供為了替情緒找到出口，Stand By 憂致力於開發人人皆可用的情緒工具，他們在線上網站Gather Town上推出「情緒影展」，邀請理想混蛋、綠繡眼等創作者和民眾一同參與展出，以繪畫、歌曲、短文等形式書寫情緒。參觀完一整圈展區，最後會走回原點，象徵情緒應該經過覺察後走過，而非忽視。情緒影展上線兩個月即獲得不少好評，團隊成員也分享有參與者回饋道：「我覺得我的感受被收進一個信封，輕輕地闔上，可以沒有負擔地帶走。」 情緒影展分為三大主題區，讓參與者在情感上以及專業知識層面都有收穫。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也邀請曾有「傾聽運動」經驗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學生廖庭儀加入團隊，負責籌劃「情緒石頭湯」活動。每個月不定期邀請各個主題的講者透過Google Meet分享自身經驗，並穿插創作活動與參與者互動，學習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廖庭儀表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情緒石頭湯的創作時間，其中一位參與者在留言板拋出了「大家還好嗎？」的問句，引起許多參與者的共鳴，若有其他人回覆自己過得不好，拋出問題的參與者便會以溫暖文字安慰他。參與者自發性地互相療癒也充分體現了Stand By 憂互相陪伴的理念，讓團隊成員受到相當大程度的鼓舞。 團隊邀請各界素人主講情緒石頭湯，讓參與者學習以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　圖／Stand By 憂提供上個月，曾在10月擔任「情緒石頭湯」講者的插畫家尹湘選擇離開世界。廖庭儀作為其好友難掩沉痛，他表示尹湘一直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患有思覺失調、重度憂鬱症、焦慮症以及強迫症。一直以來，他用自己擅長的繪畫鼓勵著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友們。「看著他的背影，我總是自卑，我追不上。」廖庭儀苦笑說道。該次活動，參與者受到尹湘的鼓舞，在創作時間以各種方式抒發自己的心情，彼此安慰。廖庭儀談到那次的「情緒石頭湯」，眼裡充滿了自豪，他說：「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石頭湯能夠成為求助者的浮木，只要有一個人在那兩個小時專心傾聽，那他至少在這段時間就是安全的，也許他會因而改變他的想法，做不一樣的選擇。」林家安也補充，情緒石頭湯創造了機會打開不同身份的交流，也呼應到了Stand By 憂的另一個核心命題：社區觀念。社區觀念是陪伴憂鬱症病友歷程中很重要的部分。Stand By 憂團隊期望除了陪伴者以外，能引導會與之接觸，並給予幫助的角色，例如，老師在教學場域遇到學生，即使只是短短一堂課，也能產生其影響力；又或許因為自殺事件介入的警察，也應該被引導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況。此外，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與國外身心健康組織互動，進行「國際鏈結」計畫，替外國組織翻譯文案與作品。除了希望推廣、套用國外的模式以外，也期望能從台灣出發影響國際，建構出專屬於華語世界的專業社群網絡，不只承接更多社會大眾原先忽視的憂鬱情緒或病症，也帶著大家認識自己的喜怒哀樂，學習辨認自己在不同狀態下呈現的不同樣貌。 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推廣心理健康議題相關專業知識，望帶領民眾認識該議題。　圖／Stand By 憂提供目前團隊仍持續舉辦情緒石頭湯的活動，期望累積更高的知名度，讓素人主講為導向的活動產生更多影響力，累積長期的受眾，而不是變成以邀請知名人物吸引參與者的狀況。廖庭儀擔憂地說：「我會很擔心講者會失望，以為自己的東西沒有人想聽，但不是的，只是大家的時間對不上，還沒接觸到想聽的人。」未來，團隊除了會持續推動各項活動的宣傳，也將在明年二月與青年署指導的專案團隊「時習教育」合作，協力推廣Let’s Talk活動，讓大眾一同討論校園心理健康議題的支持與穩固，除了讓教育工作者或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士參與討論，也希望能聽到還在學或已經離開校園的人分享自己的遺憾，或許是在學期間沒有能夠向輔導老師求助，或者從來不清楚輔導室在哪裡，因而感到無所適從的經驗。期盼透過與青年署和教育團隊合作的方式，將影響力擴及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林家安補充：「我們可能很少被看見，但我相信情緒覺察和心理疾病的議題非常重要。」

【記者張博涵綜合報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高同學（化名）於臉書（Facebook）社團「NTU台大學生交流板」發文表示，自己去年因確診精神疾病而休學一年，於本學期復學時遭校方要求簽署〈不自殺不自傷契約〉（以下簡稱為〈不自殺契約〉），且未於事前進行晤談。對此，立法委員王婉諭於12日邀請教育部及臺大相關單位開會討論，最終臺大承諾未來協助高關懷學生（註1）時，將會尊重當事人意願。註1：「高關懷學生」指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高同學（化名）指出，自己去年因確診精神疾病休學一年，於本學期復學時遭校方要求簽署〈不自殺不自傷契約〉，且未於事前進行晤談。圖為國立臺灣大學椰林大道。　圖／張博涵攝高同學於5日發文指出，自己的父親在開學前幾天接到系上助教來電與來信，請家長告知高同學簽署〈不自殺契約〉及〈諮商同意書〉等文件，以確保復學安全。收到文件後，他雖感到不適，卻因不確定拒絕簽署文件是否會影響復學權益，且了解校方應是出自善意，故仍完成簽署並繳回系辦。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高同學（化名）指出，自己去年因確診精神疾病休學一年，於本學期復學時遭校方要求簽署〈不自殺不自傷契約〉，且未於事前進行晤談。圖為該契約文件。　圖／高同學提供高同學坦言，自己在9月份決定復學後，曾寄信告知系上教師，並主動承諾不會自我了結生命，卻仍被要求簽署〈不自殺契約〉，使他認為自己的想法不受重視，「每個人阻止自己自殺的方式都不一樣，而校方卻經由家長要我簽署這些文件，我覺得這個要求是很溫和的暴力。」臺大學生代表、社會工作學系學生陳彥之也給予聲援，認為校方以半強迫的方式要求學生簽署相關文件，可能會對當事人造成傷害。諮商心理師林士傑說明，在專業心理師的認知中，〈不自殺契約〉為面對高風險個案時常見的晤談工具，可協助個案與晤談者演練危急情況。然而，臺大此次卻未事先與個案進行晤談，目前雖未釐清該文件來源單位，但可能並非出自臺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以下簡稱心輔中心）專業人士。林士傑補充，因「自殺」在個案的生活中是難以被討論的，〈不自殺契約〉反而可作為具體的媒介，協助個案梳理自己對死亡和脫離痛苦的想法，「這就像是一個建構逃生路線的過程，過程中心理師就是他的顧問。」據高同學說法，校方在過程中並未主動與他本人聯繫，而是請父親代為轉達，但在諮商實務中，其實也不傾向採取此做法。林士傑指出，過去與個案簽署類似文件時，許多人並不希望家人知情，因此諮商師通常會請個案自行決定緊急聯絡對象，並協助評估該對象是否合適，以平衡案主意願及緊急聯絡對象的有效性。根據教育部訂定之〈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校園輔導工作將依學生狀況分為：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初級預防即為發展性輔導，為針對全校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二級預防為介入性輔導，為依個案需求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三級預防為處遇性輔導，為配合個案之特殊需求，引進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司法介入、精神醫療等各項專業服務。近年來校園心理輔導供不應求，臺大校方雖已增聘心輔人員，但陳彥之卻點出心輔中心資源不足的現狀，「現在每天只容納八個初談名額，必須用搶的，資源不足的問題是阻礙學生進入心輔體系求助的最大原因。」高同學也表示，以往發現自己情緒不穩時，曾想藉由初談尋求幫助，點進預約系統卻發現全數額滿，「當時我覺得自己狀態並不算太嚴重，想說先讓給其他同學；而現在我能優先使用心輔資源，卻為時已晚。」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陳彥之表示，臺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人力吃緊，學生難以進入心輔體系求助。　圖／截自臺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初談預約系統校園諮商人力吃緊，但學生輔導並非全是心輔中心的責任。臺大工商管理學系學生、「Bô Iàu-kín 沒關係 關照心理小幫手」創辦人辛容君認為，心輔中心的資源較適合需要二、三級輔導的學生使用，初級輔導則可以透過系上導師、學輔中心（註2）等單位執行。註2：臺大學輔中心於110學年度啟用，由學輔專員擔任個案管理師，初步釐清學生狀況，提供學生學習諮詢服務，並評估學生所需的資源與協助。林士傑建議，為補足二、三級輔導，校方在短期內可考慮與校外心理師合作，長期而言仍須努力推廣心理健康教育，如情感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楊啟正亦呼籲，學生輔導應由校內各單位共同努力，以強化校園三級防護網，「我們可以藉由課程宣導，以及與導師、系所共同溝通討論如何輔導學生。這並不見得一定是需要專業能力才可以做的。」楊啟正進一步指出，根據《學生輔導法》，校園中從校長到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皆「負學生輔導之責任」，因此單位間的聯繫至關重要，各單位協調過程愈精準，就愈能避免權責劃分爭議。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心理學系教授楊啟正呼籲，學生輔導不單只是心理輔導中心的責任，應由校內各單位共同努力，補強校園三級防護網。圖為國立臺灣大學心理輔導中心。　圖／張博涵攝對此，立法委員王婉諭國會辦公室於12日邀請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以下簡稱特教司）與臺大相關單位開會討論，最終教育部與校方在會中皆同意，〈不自殺契約〉需奠基於諮商師與案主雙方的信任關係，校方未經充分討論便要求當事人簽訂契約確有不當。臺大也承諾，未來輔導高關懷學生時，除積極關心、保持聯繫外，也將尊重當事人意願，在充分溝通的情況下給予協助。 立法委員王婉諭於12日邀請教育部及臺大相關單位開會討論此事件，臺大最終承諾未來協助高關懷學生時，將會尊重當事人意願。　圖為臺大校門。圖／張博涵攝13日，立法委員周春米亦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要求教育部徹查此案，並制定患精神疾病學生之復學程序。教育部部長潘文忠則回應，〈不自殺契約〉為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討論時運用的自殺危機處理方式，校方不得將之誤用為免責工具，教育部亦會再請學特司適度提醒校方。

【專題記者陳品融、張華真、李加祈、廖澄妤綜合報導】 「噔！」重擊聲響清晰地迴盪在寂靜的教室中。國中英語教師郁琪（化名）走近學生座位，試圖拿走學生手中的聯絡簿，突然間，學生一腳踹過來，速度快得他無法招架。帶著滿腹委屈的郁琪，走回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他還來不及調適挫敗心情，又要接著處理家長的投訴電話。郁琪每天穿梭在教室與辦公室間，還要處理突發事件，沒有絲毫喘息的時間與空間。工作壓力使他長期深陷憂鬱之中，郁琪常責問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子？為什麼讓自己壓力很大？」校園隱密的角落是他唯一的容身之處，只有在那裏可以不必顧忌旁人眼光，盡情地宣洩積累已久的情緒。「不只是我，我聽過有老師偷偷在沒人的角落哭，一大堆啦。」郁琪並非是唯一面對情緒問題的教師，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強調：「教師也是人，是人都會有心理相關的問題。」教師在承擔工作壓力與情緒問題的同時，也背負著家長對為人師表的期待，「家長會覺得：『老師怎麼可以有負面情緒，這樣怎麼教小孩？』」郁琪無奈地談到多數家長對教師心理素質的嚴苛要求。「我自己都還是得仰賴外面的身心科診所幫忙，學校是不太可能啦。」郁琪提及校園缺乏教師的心理諮商資源，而不完善的教師心輔系統不只不利於老師的身心健康，更可能損及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品質。「情緒議題帶來的影響是很全面的，教師的授課品質會有影響。」陳品皓補充，若教師同時擔任班導師，還會影響到師生關係與親師關係等。根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近十年的統計分析報告，「高中以下教職員自殺、自傷」數在民國99年為四件，但近年已攀升至每年超過20件，逐漸提高的案件數凸顯出教師心輔支持系統的重要。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提到：「（教師自殺自傷事件）實際嚴重程度與數量比教育部登記的來得高。」背負龐大壓力的教師迫切需要心輔資源的介入與協助。《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b><b>為人師表的既定印象下 教師不敢尋求心輔協助當壓力席捲而來，被逼得喘不過氣的教師們，仍得在眾人面前戴好面具，佯裝一切如常。「多數老師遇到壓力或教學問題，都先質疑自己『會不會是我不夠好？』」高中教師欣穎（化名）時常為了設計多元課程，忙得焦頭爛額，「大家不敢去找人幫忙解決，找人幫忙就好像自己很無能。」欣穎回憶過往參與校內輔導室舉辦的紓壓研習課程，當他以畫筆描繪內心的負面情緒，並傾訴種種壓力後，卻反被同事們的驚訝表情震懾住，「大家好像都想營造自己是正向陽光的人，可是我們不是要來抒發負面情緒的嗎？」他說，「之後我就不敢參加，怕別的老師覺得我有病。」就連參與諮商研習都得小心翼翼，更遑論直接求助。患憂鬱症的郁琪長年於身心科診所看病，但即使出了校外，也難保不被異樣眼光纏身。「如果在診所遇到家長，又被到處傳的話，學校、家長就會自己腦補：『啊那個老師有憂鬱症！』、『那個老師會不會對我的小孩情緒失控？』」郁琪嘆道，即便在心理疾病普遍存在的現代，多數家長加諸在老師身上的道德標準，仍使他們難以脫身，些微的失序，都免不了被否定與指責。除了畏懼異樣眼光，教師們還常因工作彈性小，連尋求協助的時間都沒有。「我們不是想求助就能求助，如果我狀況很不好，學校有辦法找人幫我代課嗎？」任教於技術型高中的馮靖（化名）說。他說明，自108課綱上路後，多數教師都承擔更重的教學壓力，若擔任導師，又必須隨時處理學生與家長的狀況。教師時常要忙到晚間七、八點才能下班，身心俱疲下，他們很難撥空尋求心輔資源。而代理、代課老師礙於薪水與未來發展，更不可能請假調養。「正式老師還能請病假或留職停薪，代理老師有考教甄的壓力，代課更慘，請假薪水就沒啦。」身為代理老師的郁琪嘆道。在忙碌的日常中，教師的情緒沒有出口，當壓力累積至臨界點，他們通常會先向學校輔導室求助。過去在高中擔任實習教師的鴨子（化名）曾因壓力大而踏入輔導室，卻收到「輔導室主要只針對學生服務」的回應，那時，因為專業諮商費用過高，他只好選擇找朋友聊聊，「校外的輔導是算時薪，以實習老師來講，沒有支薪，比較不容易使用校外資源。」在目前校園心輔資源專屬於學生的情況下，郁琪也直言：「學校內給老師的支持系統一定要夠，支持系統崩壞的時候真的會逼死一個人。」 部分教師面對極大的工作及私人壓力，卻因心輔資源不足、或礙於異樣眼光而難以求助，只能獨自承受負面情緒。（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b>同事察覺異狀卻難開口　協助無病識感教師困難重重「有些老師在心理上、精神上就呈現出有問題，但是學校要輔導他去看醫生，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不想面對，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形不是一件兩件。」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主任劉朝芳談起校園內的心輔困境，娓娓說道。他提到，學校裡除了存在心輔資源不足的問題，部分教師因擔憂自己會成為不適任教師，而拒絕正視自身心理問題，因此，要協助這些未有病識感的教師更是困難重重。「有次我去上課，學生突然就跟我説他們數學老師怪怪的，他整節課就開著麥克風，然後一直拍（麥克風）。」高中退休教師舒慧（化名）想起多年前的往事，如此說道。經過多方確認後，舒慧發覺該位老師精神已失常，然而當時，身旁同事礙於彼此間不熟悉、或擔憂傷及對方尊嚴，往往難主動伸出援手。台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校長林瓊惠則補充，校方觀察到教師有心輔需求時，雖也會提供校外諮商訊息，卻無法進一步介入，「你只能提供資源，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去，都成年人了沒辦法強迫他就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林上能也提到，他過去在學校擔任輔導組長時，校方曾請他與一位老師聊聊，讓對方理解自己需要心理協助，「大家都覺得輔導老師比較會講話，但在學校我們都是同事，其實很難去提點老師說：『你要不要先想想你現在為什麼這麼焦慮？』這應該會吵翻吧？」此外，輔導室平日以輔導學生為主，若同時又擔任老師的諮詢者，難免出現角色重疊的問題，「那我要站在誰的立場跟他談呢？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由輔導室來做滿怪的。」在身旁同事幫助有限的情況下，這些無病識感的老師難以面對自身問題，更遑論透過諮商排解情緒。舒慧口中精神失常的數學老師，直到家人強制帶他就醫，才請長假休養，最終主動離職。在那之前，校方、學生也僅能默默旁觀。林上能也點出，心理諮商仰賴當事人主動求助，在校內建立起關懷機制雖是很好的觀念，老師卻未必領情，甚至會質疑個資遭外洩，「如果諮商支持系統在學校發生事情時主動去關心老師，校方、心理師絕對會被罵爆，反而應該先讓他們理解在面對困難與壓力時，本來就可以使用這樣的資源。」<b>當崩潰教師進入課堂：失當言行恐成學生長久陰影梳理不開的情緒並不會因無視、逃避、擱置而消失，感受到無力和疲憊的郁琪，仍舊拖著未消化完的情緒走進教室，「他們（學生）一定會感受到『我的老師不開心』。」現於實驗中學任教的Lemon（化名）在實習期間，曾目睹老師瀕臨崩潰時學生的反應，「在一個發瘋老師的課堂中，小孩子就會變成同樣脾氣暴躁、更暴走、更想反抗老師跟權威。」當教師情緒難以排解、壓力又不斷累積，排山倒海的負能量最終灌入課堂，波及教學品質和師生關係。「我有看過老師自己情緒來了，就叫學生跪在地板上，或是在上課的時間，把學生叫來罵20分鐘，不讓他去上他自己的課。」Lemon難以相信這個情景會在學校上演，他覺得教師對學生發洩情緒會讓孩子感到困惑與自責。林上能提起臨床上的觀察，當心思較敏感的孩子遇到教師失控時，易冒出「老師會這樣罵我，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很差勁？」的想法。林上能就曾碰過一名憂鬱症學生，因服用藥物而導致嗜睡，一開始導師十分理解並給予尊重，但在數月未見好轉後，各科老師與家長開始向導師抱怨：「你們班上有同學整天趴睡，影響孩子學習或老師教學。」導師的壓力漸大，收斂不住脾氣，直接叫學生到教室後面罰站。原本情緒就不穩定的孩子開始責怪自己，自責漸漸轉變成對導師的敵意，最後拒絕上學。師生衝突或化成傷疤、或埋沒心中跟著孩子長大，林上能指出：「很多成人的個案，回頭都會談到他們當年跟老師的衝突，他們不敢當下跟老師反應，到成年之後都還受到影響。」他提到曾經有一個無法抑制自己責罵、嘲諷下屬的小主管，在諮商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些行為起於他學生時期與老師的衝突，「這就是當年最受不了老師對待他的方式，現在卻用這種方式在對待自己的屬下、家人。」 教師心理狀態一旦未受支持，可能會將情緒發洩在學生身上，造成嚴重的師生衝突，甚至影響學生日後的人格發展。（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在長期缺乏心理支持下，有些老師因心理狀況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被扣上不適任教師的帽子，進入校內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註一）審查。 舒慧過去曾是教評會的一員，然而他談到，教評會常因不願得罪人，往往不忍心直接將有心理狀況的教師解聘，「誰都不想當壞人，因為你解僱一個老師，可能背後就是整個家庭、他的名聲、自尊，他的疾病甚至會更加嚴重。」舒慧認為，走到這一步之前，若有足夠的關懷機制及輔導資源協助老師抒發心情，或許便能預防情況越演越烈。也正如林上能所說：「我覺得這些老師不一定就是不適任，有時候只是他的情緒或是心理狀況需要被照顧，他安頓以後，一樣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老師。」註一：教評會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立，置委員5至19人，負責處理教師初聘、續聘、解聘、停聘等審議。 <b>建專屬支持系統、營造友善氛圍　盼讓教師安心求助為促進教師心理健康，108年立法院通過《教師法》修法，規定高中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依此，教育部109年成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支中心），協助老師處理工作、人際、情緒管理等方面的困擾。由於才剛上路，教支中心目前僅推出諮詢專線與團體工作坊，預計未來會再提供個人諮商。林上能肯定教支中心獨立於學校之外，可避免心理師同時輔導學生及老師，又與當事人為同事關係。不過，他也提出執行上的疑慮：「 我今天想去做教師諮詢，可以請假嗎？要請什麼假？如果我請假，是不是人事室、全校都知道我去諮詢？」林上能提醒，教支中心應提供完善的保密機制，讓使用者安心。與教支中心合作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則表示，請假的問題需要校方配合，如果能嚴格要求人事室不洩漏教師請假之因，可以增加他們求助的意願。教支中心隸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服務對象僅限國立學校的老師。至於縣市立與私立學校，部分地方政府也正籌備教師輔諮系統，台南市即率先於今年5月通過相關辦法。不過，林上能指出，在某些縣市的規劃中，教師支持系統歸學生輔諮中心管轄，仍有心理師同時輔導師生的疑慮。他建議參考桃園市政府的員工協助方案，政府與市內幾間專業諮商機構簽約，凡是市政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的員工，皆可在保密原則下申請特約機構的服務。每人每年有固定次數的諮商機會，費用全由政府負責。除了校外資源，校內的支持體系也不容忽視。有些學校會舉辦團體諮商，雖然較難讓教師傾訴極私人的心事，但可以共同討論教學上遇到的困難，並交流解決方式。Lemon即在團體諮商中受益良多，「我覺得這種共享自己作法的方式很有用，畢竟一個人單打獨鬥滿孤單的。」舒慧則認為，透過定期的團體諮商、課程，一方面老師能彼此學習，另一方面，輔導室也能達成固定關懷的效果。在諮商室外，教師平時若能互相幫助，共創良好的職場環境，同樣有助於心理健康，如同馮靖所說：「廣義的心輔體系，是你周遭的同事、工作partner。」郁琪也分享，某次課堂上他被學生欺負到哭，本來下一節還得狼狽地趕去上課，但教務處的長官見他狀況不佳，便好心安慰、讓他先在辦公室整理心情，由有空的同仁暫時幫忙顧班。憶起同事的友善，郁琪至今仍十分感激，「職場環境很重要，畢竟每天都要生活在那裡，生活8個小時啊！」建置了完善的支持系統後，終究還是要教師願意使用，這些資源與關懷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諮商是一種主動求助的服務形式，應該要讓老師們去認識、了解、接受心理諮商。」林上能表示，可以先加強落實既有的學生三級輔導體制（註二），從學生開始營造友善心輔的環境，進而讓老師們認同，尋求心輔資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註二：根據《學生輔導法》，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個層級的輔導服務。第一級為班上導師，第二級為校內輔導室，第三級為校外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會福利中心、醫療院所等。「問題通常不是資源，而是環境是否承認心理健康也是教師工作很重要的一環。」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同樣指出，營造重視心理健康的氛圍十分重要。如今教育部帶頭採取行動，成立了教支中心，正有助於塑造友善的環境，「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好事情，代表教師心理層面的需要被重視。」對許多老師而言，教育不僅是事業，更是長遠的志業。「我們到學校教書，有理想抱負想達成，但現實上一定會碰壁，或遇到需要妥協的地方。如果沒有專職的機構或誰能陪你聊聊，也許十年後就職業倦怠了。」馮靖說道。當教師因心理上的困難而影響到教學時，他們需要的並非懲戒與責怪，如同林上能所說：「教育體系知道如何善待老師，老師才會知道如何善待學生。」而這些暫時迷航的教師也期待著，總有一天能帶著滿滿的支持與能量，重返教室，在莘莘學子面前拾起熟悉的粉筆。 對於身負重擔的教師們而言，唯有獲得足夠的心理支持，才能更加堅定地走在教育眾多學子的道路上。（圖為示意照）　圖／陳品融攝

【記者廖澄妤綜合報導】「我們不願漏接任何有心理危機的青少年！」五位大學生秉持這項理念，展開「Lemonade Journal 檸檬日誌」計畫。他們在社群網站上以圖文溫暖人心、分享心理健康知識，更設立專屬聊天室，提供青少年一對一傾訴心事的管道。聊天室上線三個月即獲不少好評，更有使用者回饋道：「因為有邦尼布雷聊天室，才讓我活了下來。」檸檬日誌團隊成員皆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最初，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的劉羽宸得知教育部「109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註）」資訊後，找來熟識好友組隊參與，共同發想出檸檬日誌計畫。「所以我們的感情非常好！」談及此，劉羽宸與隊友相視而笑。檸檬日誌的理念源自成員經驗，他們國高中時，曾因害怕求助，未能妥善處理憂鬱情緒，至今仍受過去的經歷影響。這促使他們採取實際行動，經營社群媒體、架設心輔資源整合網站，並成立「邦尼布雷聊天室」，幫助為心事所煩的青少年。註：為促使青年自發性聯結國際資源、改善社會現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規劃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提供參與青年培訓與經費，鼓勵他們付諸行動，實踐提案內容。 檸檬日誌團隊成員皆畢業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彼此高中時即為好友。左起依序為黎可君、林子筠、劉羽宸、呂宣誼、羅心妤。　圖／劉羽宸提供檸檬日誌的名稱源自英文諺語：「當生命給你檸檬時，把它做成檸檬汁。（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團隊將酸苦檸檬喻為成長中的心理危機，期望陪伴青少年，將這些危機製成甜又可口的檸檬汁。確立計畫主旨後，團隊訪談許多輔導老師，發現國高中心輔資源不足，學生遇到較輕微的情緒困擾時，也不一定會求助輔導室。因此他們成立LINE官方帳號，使用者只要事先預約，即可在指定時間向志工傾吐學業、家庭、人際、感情或自我等煩惱。同時，因社群媒體易觸及年輕族群，團隊也建立臉書（Facebook）與Instagram專頁，分享心理健康知識及青少年生活話題，例如情緒紓緩方法、療癒歌單等。 聊天室使用者限14至19歲的青少年，服務時間為平日晚上與週六下午。　圖／劉羽宸提供聊天室由團隊成員營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學生擔任主要志工，提供一對一聊天服務。經營聊天室的過程中，團隊曾遇使用者具輕生、自傷傾向，也聽過青少年以成熟懂事的語氣，娓娓道出疾病、家庭失和等痛苦經歷，堅強模樣令成員們倍感心疼。劉羽宸分享印象深刻的個案，曾有憂鬱症患者傾訴爸媽不承認其病情，甚至認為他在騙人。「青少年其實只是想被認同、被喜歡，渴望獲得陪伴而已，但這個世界可能不如他們所預期。」劉羽宸嘆道。團隊隊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呂宣誼則對一位嗜睡症患者印象深刻，對方的人際關係、課業與心理狀態都深受病症影響。即便聊天時語氣平淡，呂宣誼隔著文字仍能感受到他的無奈。一再看到善良且堅強的青少年未能被世界溫柔相待，更加深團隊幫助他們的信念。「這一年我們可能花了1/3的時間在這計畫上。」劉羽宸表示，兼顧學業與檸檬日誌龐雜的工作十分累人。成員每週都得開會、輪流至工作室監督志工與青少年聊天，也必須定期撰寫社群文案及計畫案，經常被死線追著跑。而心力交瘁時，支撐團隊的其中一股力量，正來自他們曾接住的青少年。「（聊天室）讓我在難過的時候避避風頭，再次勇敢一點點、再努力活下去。」、「感謝你們，你們的存在可能就是救贖。」讀著使用者回饋，團隊成員、國北教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學生林子筠認為努力被賦予了意義。 聊天室9月上線，截至12月初，已服務100多位青少年，並獲得許多好評。使用者的回饋也成為團隊動力來源。　圖／劉羽宸提供團隊已於12月初完成109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成果發表，之後仍會持續經營檸檬日誌的社群。然而成員考量自己仍是學生，時間與能力有限，決定把聊天室交給資源更豐富的組織營運。劉羽宸形容，聊天室就像團隊辛苦養大的孩子，交接出去固然不捨，但期望能藉此將年輕人的理念帶入既有組織。更重要的是，聊天室能在充足的資源下持續成長茁壯，幫助更多青少年，劉羽宸說：「我希望檸檬日誌是在台灣點起的一個火苗，可以慢慢地照亮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